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图书馆事业有关的出洋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历史上论文,图书馆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5年7月16日， 清朝政府派遣以载泽和戴鸿慈为首的“五大臣”赴西方国家和日本考察政治情况，“以期择善而从”。这是满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的第一步重要举措，从而拉开了“预备立宪”的序幕。就考察面而言，名为政治考察，实则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公共设施、社会福利，方方面面，无所不及。特别是两路考察团访问了许多图书馆，考察团回国后不久即奏请开办图书馆，从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上，留下了值得记录的一页。
一
“图书馆”一词并非中国固有之名词。中国古代藏书地方概是用亭台楼阁种种名词来代表，没有用馆字的[1]。图书馆一词来自日本。 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于19世纪60年代先后三次游历了西方国家，并写出对日本向西方国家学习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西洋事情》一书。书中首次向日本读者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图书馆。1872年，明治政府将原旧幕府的昌平学文库和红叶山文库所藏书籍移至浅草公园设书籍馆，1874年浅草文库并入。1880年，浅草文库改名为东京图书馆。此为图书馆一名的由来。1885年，图书馆移到上野公园，又称上野图书馆。1896日本帝国议会通过建立帝国图书馆的议案，翌年东京图书馆改组为帝国图书馆。[2][3][4]在1880年图书馆正式定名之前， 王韬曾参观过书籍馆及浅草文库。内中“广蓄史书，日本、中华、泰西三国之书毕具，许内外士子入而纵观。惟开馆日浅，所蓄中土书籍仅九万三百四十五册，西洋书籍一万四千六百七十册。此外尚有‘浅草文库’，颇多珍本。”王韬还为此赋诗一首：“夙昔同文本一家，泮宫制度似中华；极知洙泗宗风远，不独蓬莱胜地夸；百首逸书逃世外，千年秘籍出瀛涯；琅缳何幸身亲到，眼福于今十倍加。”将书籍馆比作天帝藏书之所，说明书籍馆给王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5]。黄遵宪出使日本期间（1877～1881 ）著《日本国志》，其中，介绍当时日本有官私书籍馆十六所，藏和汉书凡二十六万九千六百余卷，洋书十八万二百余卷。馆中各有章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意外交，派遣大使巡览欧美诸大国，“目睹其事物之美，学术之精益，以崇尚西学为意”。明治四年设文部省。各府县小学教科书概以译书充用。明治五年仿西法设出版条例，著书者给以版权，许之专卖。“复有书籍馆，汇聚古今图书以纵人观览，博物馆陈列欧亚器物以供人考证，新闻纸论列内外事情以启人智慧[6][7]。”北洋机器局的总办傅云龙游历日本时，几次游上野浅草。1888年1月3日，为撰日本图经，“书肆搜集，复过上野。”但此时他并未指明是否到了图书馆。两个月之后，即3月25日，他已明确记述到了“图书馆”。 虽然未见他对日本上野图书馆作进一步的介绍，但他毕竟是较早使用“图书馆”这一名称的中国人。[8]
在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前，已有不少中国人参观、访问过西方图书馆。大体是三方面的人：
第一类是政府访问团。如1866年，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回国度假，他的中文老师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人随同他一起前往欧洲国家访问。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派使臣访问西方国家。在这次访问中，他们在西方国都参观了不少反映西方古代近代文明的文化事业，包括图书馆。“至集书库，内悉载天下书籍，共八十余万卷，亦有满、汉、回、番各书。当中玻璃照棚，下有桌椅，国人皆可入内观看，亦可抄录”；“藏书之室，熔铁为架，依壁为城。择人专司，许观不许借。略同宁波天一阁之制”；“楼房数进，罗书万卷，检阅有《中华风土记》两册，图画精细，注解详明……又有孔圣道学书与翻译《康熙字典》、《汉英合壁字汇》。”[9]
第二类是驻外使团的成员。如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臣郭嵩焘，在他驻外两年多时间的日记里，有几篇记录了他参观西方国家图书馆的情况。此外出使英、法、俄等国的曾纪泽，出使英、德的刘锡鸿，出使德国的李凤苞等均对西方图书馆事业有不少记载[10][1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1890年出使），他于西洋各事观察较细，常作一些统计，对图书馆有如下记录：“泰西诸国都城皆有大书库。如法、意等国，以印板精致、装潢华美胜。德、俄、丹、瑞、挪等国，以品类繁多、目录谨严、排列整齐胜。大约各有短长。惟英京之大书库，尤为尽善尽美。”根据他对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图书馆的统计，法国当时有图书馆500座，藏书459.8万册，英国200座，藏书287.2万册，俄国145座，藏书95.3万册，奥国577座，藏书547.6万册，意大利493座，藏书435万册，普鲁士398座，藏书224万册。 他的统计准确与否姑且不论，他毕竟是较早对西方图书馆事业作统计调查的中国人[12]。但他只注意了藏书，却未注意对公众开放，殊为遗憾。
第三类是留学生。在中国的出洋留学生中，最早赴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容闳在第一次留美期间，曾管理过图书室。这恐怕是第一位中国人在国外参与图书馆的工作[13]。
二
1906年2月25日，考察团尚未到达欧洲， 德国著名汉学鼻祖福郎克就在《科隆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格外醒目：“中国访问团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文中介绍了光绪派大臣出洋考察的上谕和四位考察大臣，称他们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特别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结合中国的情况移植到中国去。”[14]可见此次考察影响之大。根据德国国家档案的记载，中国政府制定的计划，考察团首要的任务是考察国家的法律和宪法，但考察团对其他方面也怀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德方并不是将德国的国家管理直接介绍给考察团，而是安排他们访问了许多各类单位，其中包括皇家图书馆[15]。由此说明，西方一些国家也将图书馆事业作为向考察团介绍的方面之一。
1906年1月31日， 戴鸿慈和端方以及当时的驻美大臣梁诚率领代表团参观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书堂精石，罗列万国文字，尤为大观。书籍庋藏者，凡一万五千种。每日至此阅书者，率二千人。观书之时，先取观书目，有所欲取，即按号数录投铁筐中，主者即以书仍由筐递至，来往间计时不过一分三十秒钟而已。馆在议院之后，故附属于议院，而设以供议员之查阅者也。有时议事不决，须验之书者，亦四分三十秒可送至，便何如也。闻馆中购书之费凡十万元，每年经费约四十万元，而建筑费七百万元。然书不皆自购得，其来因有三：一则与各国互换而得者；二则私家送馆庋藏着；三则每年陆续赠购者是也。”[16]
3月16日，戴鸿慈等人访问了柏林皇家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 “此书楼地方颇多，而规模古朴。其藏书，传递之法，亦皆旧式。如书架用木制而不用铁杆，送书用车致而不以汽机，似视纽约、巴黎之新法稍逊矣。藏书凡一百二十万部，阅书室可容百二十人。室中四壁作凭楼式，列书三层，其常用之书举置此，罕用者则别室庋之。司理检查传递者，五十许人。阅者均取票一，自注姓名及著述人姓名、所生地、著述年月于其上，乃投筒中，即可按书检出。定例，取出之书可至三星期，逾时仍不还，则令巡警索还之。其书籍之面，皆由本楼重新钉装，故皆有门类、号数，细目注明，一目了然，检查甚便。别室藏中国书画亦甚多。至名人手札，则以铁匣分藏之，凡数十函，扃镢甚固。因出毕士麦手迹相视焉。[17]”在中国考察团参观皇家图书馆的前两天，德国大学部就通知图书馆将有一个中国考察团参观该馆，希望准备一个讲话并配备中文翻译。[18]德国的陪同人员在后来关于中国考察团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考察团顾不上疲劳，对所有的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皇家图书馆和科学馆（原文为柏林一条街的名字，科学馆座落在这条街上——笔者注），考察团的领导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德国皇家图书馆从19世纪起，就已被作为普鲁士人的国家图书馆。随着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图书馆事业的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被赋予了政治意义，改革首先就集中在皇家图书馆。[19]中国考察团访问德国皇家图书馆时，正看到该图书馆的扩建工程，这也给考察团留下深刻的印象：“闻今别立一楼，约可容阅者三百余人，拟迁藏书于彼。”[17]
载泽团到达英国之前，英国政府担心考察团走马看花，无实用，每以如何考察询问中国驻英使馆。驻使大臣汪大燮为此聘请英国专家分专题为考察团讲解。在讲学部规制时，英方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科学与艺术教育三方面讲解。其中强调中央政府于科学及艺术教育甚为注意，赞助方法之一就是建设各博物馆及伦敦科学大会堂、皇家艺术学校。“至英之大学堂，伦敦有帝国科学学校，程度最高，又科学博物馆，亦中央政府所立。”科学博物馆是指大英博物馆，分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两个部分。载泽团是否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笔者尚未找到相关资料，但戴端团则参观了大英博物馆。[20][21]
在他们参观的图书馆中，不少藏有中文图书，如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藏中国书不可胜数。荷兰的莱顿大学，藏中国书六千余卷。据笔者粗略统计，两路考察团大大小小共参观了20多所图书馆／阅览室（见表1）。
当然，对这20多所图书馆、室的参观考察，免不了有粗有细，有轻有重，有详有略。从数量上看，他们参观的图书馆大部分是学校图书馆。考察教育是出洋考察的主要任务之一，将参观学校图书馆作为考察学校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自然之事。但从质量上看，似乎对国家图书馆颇为留意。
表1
国家 图书馆
日本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美国
水师学堂阅报所
国会图书馆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波士顿图书馆
康乃尔大学总藏书楼
委耳司雷女校藏书楼
耶鲁大学总藏书楼
安亚巴大学图书楼
英国
大英博物馆藏书楼
剑桥大学藏书楼
牛津大学藏书楼
法国
上议院藏书楼
沙勃旁士大学藏书楼
德国
柏林医学院图书室
柏林皇家藏书楼
柏林军器博物馆藏书室、阅报室、地图室
柏林小学藏书楼(专为贫家作工之人夜间
来读者立)
柏林中学藏书楼
科隆工艺学堂藏书室
莱比锡书籍陈列所
奥地利 维也纳贵胄学堂藏书室
荷兰
莱顿大学藏书楼
意大利 上议院藏书楼
下议院藏书楼
注：资料来源：戴、载日记。表中称谓按照日记中的称谓记述。
如此有目的考察西方图书馆事业，而且一次竟然参观访问了如此多的国家的图书馆，也几乎涉及了各类图书馆，不仅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史无前例，就是放在今天，也是不多见的。笔者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考察团出国前，国内已出现了中国传统藏书机构向现代公共图书馆转变的趋势。安徽、浙江在省城内筹建大藏书楼，绍兴士绅徐树兰以一己之力办“古越藏书楼”，湖南、湖北图书馆的筹建得到历任巡抚的支持。表明传统藏书向省级现代公共文化事业过渡的趋势业已产生，并且得到官府的支持，呈现以公益为主，官绅合办的特征。
第二，应教育改革，特别是普及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 1905 年9月2日，光绪发布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22]。在学务大臣奏陈教育宗旨时明确指出：“考之东西各国之学制，其大别有二，曰专门，曰普通，而普通尤为各国注重。普通云者，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23]。同年底，政务处奏准设立学部，“上师三代建学之深意，近仿日本文部之成规，遴选通才，分研教育行政之法，总持一切。”[24]开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是预备立宪的首要任务之一。“预备立宪，非从多数识字及增进普通教育入手，难收实效”。[25]国民素质低下，预备立宪便成了一纸空文。从长期失败的教训中，朝野人士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任何改革必须与提高国民素质联系在一起。考察大臣在国外考察政治，“知本原所在，教育为先。”因此考察大臣“于学务一端颇为殚心研究。”游历欧美，“见其国势隆盛者，无不由于普及教育之功”[26]。日本伊藤博文到德国考察宪法，向德皇维廉一世求教，德皇所论大旨为两点：立宪之要在自治，自治之要在民兵。德皇自谓使全国之民皆得为兵。考察德国大臣戴鸿慈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就中国现象思之，尚武精神固所缺乏，而通国皆兵之制尚不能急图。何也？诚虑其为兵之后，一不能谋生，必至于为匪，是教练之法，反以为悖乱之阶也。”他认为对中国来说，“其事必先在教育”[27]。而建设图书馆正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三，在考察团成员中也不乏热心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人。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任湖北、江苏、湖南巡抚期间，于教育、文化事业方面颇多建树。1904年春，他在奏陈“湖北学堂筹建完备摺”中称：“又创立图书馆一所，专庋古今中外有用书籍、图画之属，以备学者浏览[28]。”这是目前所见第一座以图书馆命名的文化机构。在他任湖南巡抚期间又参与筹建湖南图书馆，并派人赴东瀛调查图书馆办法”[29]。考察大臣戴鸿慈在欧洲一登岸，便接到朝廷的电文，补授礼部尚书，德方称他为文化部长或文化部主席[15]。作为文化部长关心图书馆事业自然责无旁贷。考察大臣李盛铎为著名藏书世家，后来北京大学专门整理出版了馆藏李氏书目三册。考察随员夏曾佑于民国后曾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三
1906年10月13日，出使归来的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等连上三道奏折，一奏军政，二奏教育，第三奏如下：
“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30]
后来考察大臣端方在“创建图书馆摺”中对此特别作了诠释：“窃维强国利民莫先于教育，而图书实为教育之母。近百年来欧美大邦兴学称盛，凡名都巨埠皆有官建图书馆，闳博辉丽，观书者日千百人。所以开益神智，增进文明，意至善也。臣奉使所至，览其藏书之盛，叹为巨观。回华后敬陈各国导民善法四端，奏恳次第举办，而以建筑图书馆为首。”[31]
考察大臣回国前，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还只是零星小雨，除个别省份建了公共藏书楼（图书馆）外，绝大部分省并未将建设图书馆摆上议事日程。但考察大臣奏请之后，情况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考察政治大臣奏准各省遍设图书博物馆”。[32]筹建省级图书馆被列为“预备立宪”的一项具体措施。学部在“分年筹备事宜宣单”中，要求1910年各省应一律开办图书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建设专业图书馆的议论。如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请筹设陆海军图书馆以供军人研究[33]。除省立图书馆外，京师图书馆的建设也与考察大臣的奏请与推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京师建书楼的议论由来已久，但始终未见动静。直到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考察大臣奏请，这才开始着手筹建起来。1909年5月， 学部在“分年筹备事宜宣单”中，将颁布图书馆章程、在京师开办图书馆附古物保存会以及将博物馆作为专门教育列为1909年应办之事[34]。学部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摺中有一段对端方的评价，称：“近年各省疆臣，间有创建图书馆，购求遗帙，以供众览者。江宁省城经调任督臣端方首创盛举，不惜巨款，购置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存储其中。”“并购得湖州姚氏、扬州徐氏藏书数千卷，运寄京师，以供学部储藏。”
在考察大臣的奏请和推动下，省立图书馆短短几年在中国十几个省建立起来，京师图书馆也加紧筹建。建设这两级公共图书馆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藏书形式，改变了传统藏书机构向图书馆演变过程中仅在地方和民间零星出现的迟缓状况，更主要的是，以这两级图书馆的出现为标志，图书馆作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局面已经形成，并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