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曹亚蒙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葛兰西在监狱中提出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文化领导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列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促成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产生，葛兰西认为要获得文化领导权胜利关键是获得人民群众的同意，这样统治阶级政权才得以稳固。在获得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不仅可以将本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逐渐渗透到人民群众的思想中，还可以使敌对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归属于本阶级。阵地战作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方式，熟练掌握它的特点并加以运用，可以加快文化领导权获得的步伐。市民社会是国家的一部分，葛兰西视角下的市民社会，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方向。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至今对当代文化建设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当代文化建设的指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文化领导权；同意；有机知识分子；阵地战；市民社会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来源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在列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这一理论来源的作用下才得以形成。列宁作为俄国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列宁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从事革命活动时要做个领路人，积极参与各种变革社会的活动，并加强政党所倡导的思想的宣传，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另外，列宁也强调在夺取政治领导权的同时也要夺取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除了对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方面的指导，还可以加强党内团结。“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的这句话暗含着优秀的、先进的理论对于政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政党行动的指南。政治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双方是相互影响、相互发生作用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的存在。葛兰西正是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进行肯定的基础上，才对文化领导权思想提出自己的见解。“正是列宁本人在反对各种‘经济主义’倾向时，重新估价了文化斗争阵线的作用，正是列宁本人提出了领导权的理论作为对国家武力理论的补充文化领导权，作为马克思理论的当代形式。这一切，意义是明确的：(统治)强制是一种行使政权的方法，是一定历史时期所必要的，而领导权则是保障以广泛赞同为基础的政权的稳定性方法。”通过在《葛兰西传》中对列宁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列宁是从当时俄国具体环境出发，得出用暴力的方法不能实现预期的效果，只有加强文化斗争并将其作为重点，本阶级的统治才能不断得到巩固的结论。葛兰西以列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作为思想依据，并添加了新的内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虽然列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最直接的来源，但夺取政权的顺序不同。葛兰西认为，先夺取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导权的胜利然后才能夺取政权的胜利，列宁与此相反，注重先夺取政权再夺取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导权的胜利，使政权为文化领导权的获取奠定基础。葛兰西声称无产阶级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要渐进的把该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对人民群众宣传、普及，最终得到人民群众的同意，注重从思想文化上把资产阶级推翻，也就是把斗争的关注点转移到文化领导权方面，而不是其他方面。但列宁关注的焦点却是政治领导权，主张政治领导权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基础，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政治领导权得到巩固。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组成要素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实行者，对20世纪人类发展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狱中完成的，在写《狱中札记》的过程中尽管饱受病痛的折磨，却仍然坚持写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此书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阐述，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思想和文化领导权的基础——实践哲学构想。本文以《狱中札记》为主线，主要讨论他以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思想为核心的西方革命观。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获取前提是同意，实施对象是有机知识分子，夺取方式是阵地战，存在的基础是市民社会。
(一)文化领导权的获取前提：同意
葛兰西曾预测建立文化领导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不是把统治阶级的意愿强加给被统治阶级，而是需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力量加大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力度，使人民群众于无形之中自愿服从统治阶级的领导，最终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葛兰西认为，国家是以同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同样获得人民群众的同意文化领导权才能建立起来。“任何一个历史集团或任何一种秩序的建立，不仅仅依靠统治阶级的暴力和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关键在于被统治者接受了统治者固有的世界观。”也就是说，文化领导权的获得需要人民群众认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同意是一种发自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从思想上已经接受了，是对社会政治制度或规范等的承认。学术界通常把同意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愿同意，另一类是选举造成的政治同意。前者是基于对一种意识的认可，自愿形成的；而后者是在政治选举活动中对选举结果看似合理而形成同意。人民群众的同意无论属于哪一种，其最终的结果都是同意。
闽台方言合唱音乐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开始从歌仔蜕化，逐步向歌谣延伸，艺术工作者开始根据闽台地区的特色，开始创作丰富的闽南语民谣，闽南语民谣为现代闽台方言合唱音乐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闽南语民谣《龙眼干歌》，采用厦门方言童谣编写的闽南语摇篮曲《安眠曲》，都曾在闽台地区风靡一时[2]。“台湾合唱之父”吕泉生改编及创作的声乐作品二百余首.其最重要的作品如《摇婴仔歌》《阮若打开心内的门窗》等都是闽南语合唱作品，这些作品，对于促进闽台方言合唱音乐作品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之所以要获得群众的同意，是因为同意可以防御各方面对本阶级造成破坏，可以让人民群众同对立阶级作顽强的斗争，不轻易向对立阶级妥协、退让。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过程中能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自由和切身利益，严肃对待对人民群众有意义的文化，制定的法律规范与道德标准使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损，一定程度上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即同意。由此，统治阶级的地位就会稳定，统治阶级宣传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逐渐就会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渗透到人民群众的意识中。因此，葛兰西强调人民群众对文化价值观念的同意是政权稳定的前提。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麦克莱伦说：“葛兰西认真分析了资产阶级如何能通过认同而不是通过强制把它的统治永久地维持下去。他作为第一个进行这样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有丰功伟绩的”。总之，统治阶级想建立文化领导权，首先需要征得人民群众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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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对象：有机知识分子
在葛兰西之前，市民社会就存在，黑格尔与马克思在具体著作中都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具体论述。二人对市民社会都是从经济角度进行解说，只不过市民社会的价值走向不同。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由私人生活领域和外部强有力保障组成，这是黑格尔的观点；在对黑格尔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由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组成，强调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相比较而言，葛兰西视角下的市民社会与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不同，他认为上层建筑由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两部分组成，政治社会由政府、国家等政治活动领域组成，市民社会则是由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活动领域组成。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权思想存在的前提，从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可以看出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分支，有着自己的完整的体系，使社会结构更加丰富。
(4) 产生一个服从均匀分布的随机数μ∈(0,1),将其与鸟蛋被发现的概率Ra对比,保留Kt中被发现概率较小的鸟巢位置,对被发现概率较大的鸟巢位置进行随机改变,并与上一步Kt中的位置进行对比,保留测试值更好的位置,从而得到一组更佳的鸟巢位置:,,,…,
(三)文化领导权的取得方式：阵地战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使用不统一，之所以在这里能够得出具体的概念与市民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化过程密不可分，鉴于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不同，市民社会在社会中所处地位也就不同。在以落后为特点的东方国家，市民社会难以存在，国家统治一切，这就是传统上层建筑的构成，落后国家没有民主完全依靠强权专制来实现自己的独裁统治，主张用暴力革命解决问题。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文明或文化和经济的双重作用下，市民社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从而政治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被统治阶级掌握，有一定的契约性质，从而本阶级统治得到长久发展。社会结构的形成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结构的不同，改变其革命斗争的方式固然也就不同。在国家统治一切的东方国家，只有奋起反抗，联合一切能联合的力量，采取暴力手段，将旧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都打破才能实现社会结构的彻底变革，这样革命才能取得完全胜利。但是在西方国家却不可以用暴力方式，无产阶级必须先取得国家政权，再实现对被统治阶级思想文化方面的领导。也就是说，在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想取得胜利应采取与东方国家不同的方式。
有有机知识分子就有传统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在市民社会中最活跃的人是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的判断标准并不是知识丰富程度，而是这一群体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可见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区分与马克思传统观点不同，马克思传统的观点区分知识分子的依据是看其从事的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就是我们所认为的知识分子，这种说法过于绝对，还可能存在后天形成的知识分子，应该对其进行详细再划分。以社会生产方式为依据，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成两种：一种是传统知识分子；一种是有机知识分子。第一种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和超然性，自认为能够在社会各阶级中占据主导地位。另一种则强调把知识分子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去界定，把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放在一起，考察一个人或者一个整体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对于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胜利至关重要。这种划分方法，将两类知识分子对立起来，但是可以通过教育的方法促使二者的转化，对落后、旧的传统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文化改造，使其服务于本阶级统治，为本阶级创造利益。并通过教育的方式，有步骤、有计划的使传统知识分子完成向有机知识分子的转化。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他们都必须为维护其生存的统治阶级服务，但是历史实践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有机知识分子的主导作用得到很好的发挥，不断地宣传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观念，社会全体成员凝心聚力形成一种合理的价值倾向，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才能更快捷、更高效的获取。
(四)文化领导权的存在前提：市民社会
英文“organic intelligent”是在葛兰西《狱中札记》中所出现的一组词，从字面意思上看，人们很容易跟文化领导权思想结合起来，并且学术界对该词的理解也不同。俞吾金将其理解成“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他之所以这么理解可能跟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有很大关联。葛兰西指出：西方无产阶级政党把广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让他们聚集在一起，齐心合力共同努力最终取得文化领导权的胜利。在《狱中札记》一书中，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特点也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即组织性、有机性等。这就是学术界把“organic intelligent”理解为“有机知识分子”的原因。
考虑到东西方市民社会结构的不同，加之吸取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西欧革命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葛兰西创造性的提出文化领导权要依靠阵地战而不是运动战取得。阵地战作为战争的方式之一，不仅在军队作战过程中可以使用，同样也能用于国家治理方面。阵地战是指在文化意识形态上逐渐渗透给阶级成员，有步骤、有计划的把市民社会的结构击破，对对立国家的意识形态进行攻击，一步一步的瓦解资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市民社会机构，最终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市民社会中所说的阵地是由学校、家庭、出版社等组成的一个团体，作为文化领导权的主体—有机知识分子，教会广大无产阶级运用阵地战的形式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在斗争中逐渐的夺取新阵地，将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传播资产阶级，对他们思想上进行感化，使资产阶级认同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进而取得国家领导权的胜利。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葛兰西决定用阵地战方法，主要原因还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文化领导权内部的防御系统太坚固不容易击破，仅仅用暴力革命的运动战方式本质问题得不到解决，无产阶级很难对资产阶级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文化领导权造成破坏。“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进军和出击的时刻，才发觉自己面临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因此，无产阶级要获得文化领导权不是一个短暂的暴力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理性化过程，这期间要把文化、思想意识慢慢的渗透，让人民群众广泛接受，做充足的准备去抵抗敌人。夺得文化领导权的胜利要考虑到多重因素的参与，如政党、教育和有机知识分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数次企业税制改革，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期，市场趋于饱和，经济发展势头放缓，竞争越来越激烈。因此，企业必须及时转型，最大程度的提高财务管理效益，完善内控体系，从而提高经营管理效益，确保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首先，企业的财务管理效益直接影响经济效益，只有对企业资产进行合理的规划，才能切实提高企业资金的利用效率，扩大利润，实现可持续稳定发展。其次，企业综合管理的效益已体现在财务管理的效益上。目前，在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激烈冲击下，我们必须树立竞争意识，牢牢把握有限的市场空间，采取各种营销策略，努力扭转颓势，找到发展之路。
三、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一)坚守文化领导权，防止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渗透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不同国家之间的思想文化难免会相互冲突，国与国之间的价值观念也不同，正是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大国总是试图将本国本土思想文化、价值观渗透到社会主义国家中，试图实现对人民群众思想文化上的统治。最典型的是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思想，试图实现文化在全球的扩张，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试图取得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这会对我国文化领导权造成不利影响，也会严重影响到每个国家自身文化的发展，这警醒我们必须坚守文化领导权，才能站稳脚跟。我国虽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文化领导权的坚守仍然面临巨大威胁。在现阶段，要坚守文化领导权就要抵制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向中国渗透，坚持文化独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带动文化潮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二)重视知识分子文化教育，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知识分子决定着社会未来发展状况以及国家、民族的未来，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传播者是知识分子，他们是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说服力的力量。在当今社会，知识分子的受教育程度，会直接影响到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思想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对社会、国家以及人类社会创造的价值也会更多。知识分子的思想直接决定着国家方针策略的制定，因此国家需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意识形态文化教育，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主流思想进行广泛传播，而且也要重视对知识分子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社会中才能更好的起作用。由意识形态文化衍生出来的力量是文化软实力，各国都是以此为依据制定文化战略的，它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对知识分子的文化教育，可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而提高我国在国际地位上的话语权，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三)利用新兴网络媒体，加强文化自信建设
世界各国应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传媒，利用新兴网络传播速度快这一特点进行阵地战，不断传播、发展中国特色主义文化，进而提升人民对我国文化建设的自信。资本主义国家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美国，利用网络传媒传播文化价值观念，加速了资本主义文化在全球的扩张。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启示：必须重视网络媒体这一阵地，来增强我国文化领导权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在庆祝建党九十五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联系我国实际，文化自信建设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对文化价值的深层挖掘方面，而不只是浅显的探究。这种文化建设思路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有相似之处。阵地战是一种可以在文化领域使用的策略，阵地战中的网络媒体对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传播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是一种极好的文化传播手段。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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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379-(2019)09-0272-03
作者简介 ：曹亚蒙(1990-)，女，汉族，河北邢台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2017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