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容量扩张的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劳动力转移论文,剩余论文,缺陷论文,含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Michael P.Todaro)于1970年发表了他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和就业概率劳动力流动行为模型，对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予以了否定。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按照这个模型的政策含义，实行了纠正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入、重视乡村道路水电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教育和卫生事业、扶助乡村脱贫脱困、推进乡村工业化等措施。但是，就从1986至2000年，甚至更早时期中国发展的情况来看，这种托达罗模型含义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日益显化的负作用。本文拟就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政策后果进行剖析，并导出相反含义的二元结构转换政策。
一、中国的实践：对否定刘易斯模型的托达罗模型的再否定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将一国经济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认为其不同的劳动边际收益率引致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从农村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而城市工业部门从高劳动生产率和流入劳动力的低工资支付中获得巨额的超额利润，不断地扩大工业部门以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直到吸收完毕，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也告完成。刘易斯的这种二元结构理论，分析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描述了工业化的必然过程，给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一种势在必达的希望。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理想工业化理论的实践，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发生了过度损害农业而发展工业的情况，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市中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同时在农村的人口收入增长缓慢。一些经济学家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修改。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托达罗的分析给刘易斯的这一理想模型浇了一瓢冷水。托氏基本模型包含的思想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风险的权衡。他还认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而这又导致了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就此，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托达罗又建立了描述城市失业问题愈来愈严重的动态均衡模型。
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为：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由于拓展城市少量的就业机会，可能引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导致更多的人失业，因此开创城市就业机会无助于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农村居民的教育学历越高，其向城市转移的预期收入就越高，因而不加区别地发展教育事业会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的迁移和失业；政府干预城市工资水平的确定，特别是制定最低工资线，并且对城市失业人口给予最低生活补贴，会导致要素供给的价格扭曲，引致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使城市的失业率更高；应当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提供教育和卫生设施，发展电力、供水和交通，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等等，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托达罗，1991）。
中国城镇职工1960年为5803万人，比1955年的2064万人增加了3739万，其中50%来自于农村，相应地人口城市化水平在这5年中每年提升1%多，是城市化速度最快的5年。但是，由于1958和1959年两年大炼钢铁及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抽调劳动力过多，影响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收获），1958年夏粮征购过多，农村办公共食堂浪费太大等因素，导致1959年至1961年农村饥荒和城镇粮油供应紧张。计划经济、转移农业收益而进行工业积累、劳动力快速向城镇转移等等，并没有带来良性的工业化，相反还陷入了困境。于是不得不从城镇动员职工回乡务农，城镇职工1964年比1960年减少1306万人，加上城镇内部自然增长的人口需要安排就业，对进城农民的排挤，致使返回农村的至少2500万人。
自此之后，虽然中国的城市化决策和过程可能并不是依据于托达罗的理论模型，但中国的户籍管理、计划经济和行政管制等制度和人口流动实践与托达罗模式极为吻合：用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控制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发展；文革10年在农村中发展合作医疗事业，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兴办“五小”工业，在农村中建立科技推广站、农机站、林业站、文化站等；动员近2000万知识青年和“五七战士”去农村就业；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实行户籍和城市控制政策，采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乡村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政策；给贫困乡村和贫困户通电、通水、通路并建设半亩温饱田；建立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在农牧区普及9年义务教育等等。
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使中国城市化几十年中没有进展，甚至倒退。1960年城市化水平为19.7%，20年后的1980年为19.4%。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城市化进程比前30年有所加快，但是到2000年城市化水平不到31%，每年也只提升0.5个百分点。目前中国工业化比率比城市化比率高出50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比相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城市化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几十年后的现在看来，也许是巧合，但我们事实上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依照了托达罗模型，导致了城市化严重滞后，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农村中人口越来越多，相对耕地资源减少；农业的活劳动成本日益上升，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1999年占全国总劳动力50%的农业劳动力仅创造17%的GDP，贡献比率趋于减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在下降；农田的整合程度很低，农业生产规模太小而不经济；乡村工业化带来分散和大面积的“三废”污染，并且不能集中有效地治理；乡村的乡镇企业由于基础设施、市场、交通等制约因素，外部不经济，而且达不到规模经济；日益增长和分散居住的人口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和破坏。
二、托达罗模型缺陷的剖析和修正
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用模式表示为：
M=f(d) f′>0 (1)
模型中M表示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量，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农业部门预期收入等于未来某年的实际收入，现代工业部门的预期收入则等于未来某年的预期实际收入与城镇就业概率的乘积。这样城市预期收入差异可以表示如下：
d=wπ-r
(2)
上式中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π表示就业概率，r表示农村平均收入。托达罗认为，刘易斯模型暗含的一个假定是城市中失业率为零，因此农村转移的劳动力都能在城市中就业；实际上城市中存在着失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不一定都能在城市中就业，其过程充满风险，风险程度决定于概率的大小；如果将城镇就业概率考虑在内，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缩小，农村流入城市后不能就业的风险加大。由此而导出前述的抑制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含义。
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在什么地方呢？从经济学分析的方法看，首先应当将收入差异分析微观个人化，并引入时间长度。一个农村劳动力在外出的一年中，其能找到工作的时间可能为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甚至全年。这样分析的意义在于，单个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虽然在城市中不可能找到全年能出满勤的工作岗位，但是他有可能或断或续找到能工作几个月时间的岗位，这样π的概率不再由托达罗所描述的因素所确定（注：托达罗认为，π=[rN/(S-N)]，其中r为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N为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S为城市地区总劳动力规模。（详见谭崇台，1989年第331页）。），而是决定于流入城市找到不同时间长度工作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总的劳动力。这样模型就改变为：
d°=(wπ°-r)>d=(wπ-r)
(3)
d°为修正后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预期收益。也就是说，农村流入城市劳动力的预期收入与他在农村的预期收益之间的差距，要比托达罗所分析的大。例如，在中国北京，有许多从农村流入城镇在饮食业务工的服务员，餐馆管其吃住外，每月支付500元以上的工资；而农村一亩地产粮食两季2000斤，销售收入为800元，扣除成本后，净利润最多只有300元，再加上乡村的统筹和提留，农民所剩无几。就是说农民到城市只要找到工作，可能一个月的收入都要大于农村劳动力一年的净收获。
其次，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劳动力，其就业有一个与之对应的行业结构。
上式是说，城市中每一不同行业中，π°值是不一样的，有的行业可能几乎等于0，有的行业由于城市劳动力不愿意从事而几乎为1。π°值越高，在这个行业中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影响就越小，农村向城市流入的劳动力就越多。因此，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工作，并不会影响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反过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并不取决于托达罗所说的城镇就业概率变量。
再次，农村中的收入r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变量，它可以从农民年实际工作时间比率t与农业劳动力年满负荷（比如除去正常假日的年工作天数）工作时间的收入水平I关系考虑，也可从农民家庭年农村范围经营收入R（除去从城市中获得的收入）与农民家庭劳动力成员数量(L+L′)的关系考虑。即：
r=tI=R/(L+L′)(5)
(L+L′)为农村在家劳动力与外出劳动力之和，经济学含义为两者之间可以替补。实际的微观情况是，由于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电力、收割机等等现代生产手段在农业上应用，农民劳动力在农村实际工作时间比率t是很低的，中国农村一般低于30%，有的人多地少的地区甚至低于10%；而等式右边的情况说明，农民劳动力收入水平是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农村范围内总收入的分摊。因而，(5)式的含义是，农村农业劳动力的可用时间比率很低，一个家庭中的一个劳动力出外打工，可由家庭其他成员替补他的工作时间。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会带来农业生产的损失，也就是说其机会成本C很低或者为零。有的地区种粮亏损，摊派、提留和统筹很重，则机会成本甚至为负。因此，模型中应当用外出务工的放弃收入，即机会成本变量代替农民的平均收入变量。这样，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预期收益模型就为：
d°=(wπ°-C)
(6)
机会成本为负，说明外出务工而不种田，损失会更小。这样到城市的预期收益d°则更高。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农业劳动力进城后实际获得的收入w，要比城市劳动力报酬率低，其差额形成城市产业的超额利润，用以不断积累资本和扩大产业而源源不断地吸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修正后的人口流动模型为：
M=f(wπ°-C)f′>0
(7)
(7)式的含义是：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劳动力能就业的概率π°值要比托达罗分析的π值高，并且其放弃收入C要比r低得多。因而到城市的预期收益d°也要比托达罗分析的d高。劳动力资源从收益率低的部门向收益率高的部门转移，是一种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它带来两个结果：收入差距虽然引起劳动力流动，但是劳动力流动会平衡收入差距；由于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劳动生产率提高，成为推动增长的资源再配置因素。因此，修正后的模型符合市场经济要素价格调节下，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客观运行状况。
三、托达罗模型政策实施结果的经济学反思
托达罗模型抑制城市、发展农村、阻缓剩余劳动力人口向城市流动政策的实践，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带来一系列他本人始料未及的问题。
（一）低成本软约束下的人口过速增长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增长自动得到控制的社会经济过程。控制的内在机制在于乡村和城市养育子女的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差距和约束力。为什么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甚至负，主要原因是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成本和机会成本太高。家庭人口生育经济决策模型为：
N=(R-S-C-C′)/(E+R′) (8)
其中N为生育孩子数量，R为家庭收入，S为储蓄，C为成人所需要的消费费用，C′为生育和抚养未成年子女所放弃的收入，即生育和抚养的机会成本，E为未成年人的消费费用和成年大学生在工作之前的费用，R′为未成年人劳务和成年大学生上学期间勤工所获收入。这个模型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在于：城市中收入虽然较高，但是成人消费费用、生育抚养子女的成本、供子女上学的费用等等比农村要高得多；为生育和抚养子女放弃收入的机会成本也要比农村高得多；农村中由于消费水平较低，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成本也很低，特别是劳动力闲置，妇女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极低，有的地方甚至为零；农村孩子6-7岁后就可以帮助家庭干活（如放牧、割草、砍柴、挑水，甚至种田等），可获得相应的收益，而城市子女在就业之前几乎不给家庭带来经济收益。
这种农村低生育抚养成本及机会成本的软约束，而且还有未成年子女可带来收益的刺激，导致农村多生育的动机很强，虽然有计划生育行政措施控制，但是超生、多生现象严重，并且一些乡镇政府计划生育罚款的收益动机及罚款式默认也助长了农村农民的超生。而城市中则由于子女的高消费成本和生育的高机会成本硬约束，使人口增长得到了内在的控制。
在农村有一种强劲的人口生育动力。而且越穷的乡村，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和机会成本越低，未成年子女的收益越高。这就是一些地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穷和生恶性循环的经济机理。我估计，由于中国长期实行阻止农民进城的政策，城市化滞后，农村过多人口的低消费成本和低机会成本软约束及未成年人口收益刺激，加上农村温饱问题日趋解决，生育卫生条件日益改善，婴儿死亡率降低，35年来多生育的人口至少达2亿人。
（二）人口分散分布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
经常在一些文献中看到这样的观点，即城市给生态和环境造成了破坏，而乡村发展保护和创造了生态优美和环境清洁的家园。这实际是一种没有经过经济学深入分析的假想，也不符合中国乡村生态环境恶化的历史与现状。从经济学分析看，正是地理上分散的人口、企业、居住点等形式对生态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严重的破坏。
农牧区人口快速增长对耕地和草地压力越来越大。前面已述，由于分散乡村居住形式的人口增长受生育抚养成本和机会成本的约束不强，人口增长超过了土地、草原的可承载能力，只能由开垦有植被的坡地和过度放牧来平衡人口增长对农牧产品的需求。而在深山老林、草原深处通路通电，更加加剧了人类对森林和草原的开发和破坏。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等地森林的过度采伐和林地坡地的开垦，内蒙、青海、新疆、甘肃等地草原的日益退化和荒漠化，无一不是人口增长快从而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的后果。最后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之中。
人们居住在离城市较远的农村，其生活和生产需要自然能源，对生态的压力和破坏也越来越大。越是贫穷的农村，其能源获得方式越为自然的树草，这对草木植被具有较大的破坏性。因为人们在能源获得方式方面，要在自然能源和商品能源方面进行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比较。在农村中，获得柴草的成本很低，并且去砍伐和收集它们的机会成本也很低；因为运输成本和交易规模不经济，农村使用煤、电、燃气的直接成本和手段成本很高（比城市要高）。农民一般情况下，除照明、看电视、抽水等自然能源不能替代的以外，只要能使用自然能源的部分，不会使用成本较高的商品能源。而在城市中，到郊外获得自然能源的路途成本、采集自然能源的机会成本都较高，一般会采用商品能源。因此，分析的一个结论是：人口在地理上集中到城市，从自然能源和商品能源的供给与需求看，由于成本和机会成本的约束和调节，人工的商品能源会逐步替代传统的自然能源，从而使自然植被得到有效的保护；而分散的居住形式，加上低成本软约束下的人口快速增长，其成本比较刺激下不断增长的自然能源需求，对生态将造成巨大的破坏。
（三）空间聚集与分散的效率与成本差异
经济增长的动力除了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外，还来自于空间聚集、企业外部经济、规模化生产和经营、分工和协作等等。按照托达罗的政策建议，实际要走的是一条空间分散型经济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效率低下而成本昂贵。空间分散的人口、企业、基础设施、市场地理位置给经济发展造成以下问题：因距离较远，运输、交易和要素获得等成本大大上升；在乡村投资所建的企业因人口规模所限，没有市场容量保证，并因分工协作企业距离太远和基础设施条件太差而外部不经济；技术和信息的交流较慢，由于劳动力市场狭小很难获得高素质的经理和劳动力人才；同样水平的产出，由于居住、市场、企业极为分散，需要的土地资源成倍上升，土地资源利用率很低……
地理上集中型发展模式，使经济增长获得以下推动因素：因聚集使运输、交易和要素及信息获得费用下降；因各企业都可规模化经营并群集，给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创造了条件；人口集中使工业企业规模化经营有消费人口及市场容量的保证；基础设施集中和便利，使企业生产经营获得外部经济；人口集中使服务性产业的效率提高，第三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和城市集中度形成正相关关系；农村便宜的劳动力在城市集中使用，使城市获得超额利润，将闲置劳动力劣势集中转化为比较竞争优势；人口转移集中，通婚范围扩大，生育质量提高；信息交流集中加快，知识传播费用下降，劳动力获得知识和技术的渠道拓宽，知识和人力资本得到较快积累；居住、市场和企业在土地上密集布置，使土地的产出率上升，土地利用率提高，相同的产出水平下，城市化使土地得到节约使用……城市化的这些效应，实际上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前面提到，中国一些地区在其扶贫过程中，对一些贫困和边远乡村采取了通电、修路、供水，并给贫困户建设半亩温饱田等措施。但是，扶贫的成本极高，电力设施、道路、供水管网的利用率很低，电损率和水损率很高，维护费用也较大。结果是扶贫村和扶贫户有粮食而无现金，有温饱而无富裕，与城市的发展差距无法缩小并越拉越大。实际上正确的方式应是(1)提高农户在地理上的集中度，特别是向公路附近搬迁集中，发展小集镇和小城镇，降低扶贫的长期成本。(2)鼓励人口流动，减轻人口对土地和生态的粮食和自然能源需求压力，使生态得到缓解和保护；剩余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成为这些地区工业便宜的劳动力，形成其对外竞争比较优势，同时外出务工劳动力又邮回收入给家乡，并在发达地区积累有一定的资金和技能后，有的回家乡的城镇办企业或者务工，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
（四）劳动和土地要素的比较优劣势及其配置
一个国家不同要素的丰裕和贫乏，在与其他国家交易时，形成其天赋比较优劣势选择分散型经济，如果这个国家土地资源极为丰富，人均土地资源水平很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人均土地资源很少，而又要选择空间分散型的发展道路，将会使本来很稀缺的土地资源作用效率更低。
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还有一个怎样配置的问题。聚集经济要将较多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分配给城市和企业，而分散经济要将较多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分配给农业和乡村。国内外一些学者以中国的粮食安全为由，认为要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土地法》对农业土地转移配置成城市和企业用地限制非常严格，从而妨碍了稀缺的土地资源在高收益和高利用率的城市和企业用地上的配置。中国的正确发展模式应为：加快城市化进程，大力发展企业，特别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并将一部分耕地配置给城市和企业，在与世界经济交流中用便宜劳动力创造的产品和服务换取自己因土地资源稀缺而不能充分供给的产品。从加入WTO的谈判来看，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加拿大、欧盟都看好了中国这个农产品大市场，已经形成竞争格局。一个国家如果想制约中国而不卖粮食给中国，另一些国家将会趁机扩大其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这些国家由于人口少而土地多，土地资源丰富，农产品中还有政府补贴，其农场主对政府施加压力要将农产品出口，为缓解国内矛盾其也会将粮食产品积极卖给需要粮食的国家。因此，所谓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被夸大和会误导决策的论题。
为什么中国各种粮食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25%-80%，甚至更高呢？原因就在于我们用稀缺的土地资源和51%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3.68亿之多）生产30%城镇人口消费的粮食。农业生产没有规模经济，农田中的富余劳动力太多，导致农产品的活劳动成本居高不下。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剩余、人均土地资源稀缺，如果选择分散型经济发展模式，就要将更多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分配给农业，这就将中国劳动力剩余和人均土地资源稀缺劣势更加转化和放大成了国际经济交流中的比较劣势。威胁中国社会经济安全的不是粮食供应问题，城市和企业发展不起来，经济增长没有空间聚集带来的效应，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而越积越多，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才是未来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
四、城市就业容量（就业概率π）的扩张思路
托达罗模型的关键在于其城市就业概率π值的大小：π值大，就业概率高，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较顺利；π值不理想，就业概率不高，城市中将存在严重的失业，农村劳动力就不应当再向城市转移，而应当走分散型经济发展道路，在农村中增加农民的就业。以上分析表明，分散型扩张劳动力就业容量的发展模式代价太大，会阻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因而，扩增π值，即增加城市就业容量是发展中国家实施二元结构转换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机会的扩张有正向的内在关系，这已经由许多文献所论证。因此，过低的增长速度，保证不了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劳动力就业的需要。第三产业发展也可以在克服资本约束的情况下，扩张劳动力就业的容量。然而被许多文献忽视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规模也有着正相关关系：城市化水平越高，第三产业发展比重越大；城市规模越大，第三产业发展的条件越充分。
经济学研究扩张城市就业机会，发生曲解的是劳动生产率与就业水平的关系，被忽视的是城市中的企业规模结构。传统的发展经济理论曾提出，劳动效率提高以后会多余出来可观的劳动力，在我国目前劳动力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只能适当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兼顾就业。这种理论表面上看是正确的，但仔细分析是错误的。笔者曾经分析过劳动生产率变动与就业机会扩张的关系（周天勇，1994）。发现增加就业的根本途径在于较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以牺牲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暂时的就业稳定。从长期看是得不偿失的，而且会造成更严重的劳动力就业紧张问题。
国际上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良性循环的典型例子就是20世纪50到80年代中的日本。日本从国土面积和人口密度来说，可以说是世界上劳动力人口较多和现代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如果从劳动生产率增长过快会影响就业的理论看，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多年的日本无疑在这一时期会形成大量的失业人口。但是，实际上正是劳动生产率多年的快速增长，使日本不仅解决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20世纪60-80年代期间还从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国家。
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市场容量较大，是中国经济竞争的优势。需要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中小企业，其产品凭借劳动力成本较低和人力技能密集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将闲置的劳动力资源劣势转化为真正的比较优势。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看，如果中小企业发展缓慢，将会出现一方面生产能力和劳动力资源闲置，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市场需求能力有限和生产过剩的情况。解决此问题最好的办法是鼓励居民投资办中小企业，让更多的劳动者在中小企业就业，形成储蓄、投资、就业、收入和消费的良性循环。而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只有就业率提高，收入水平逐年上升，才会形成市场容量，产业才能有规模化发展和升级的足够条件。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由于资本利润率长期下降规律和工资长期上升趋势，资本家必须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使一部分工人失业，以克服利润率下降和工资上升造成的困境，保证剩余价值的获得。但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会形成无产阶级失业大军；而生产能力扩大，失业人口增多，工人消费能力萎缩和生产能力过剩之间形成矛盾，即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最后导致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一定会终结，并将为期不远。但是，从市场经济各国的实践看，这些从大工业中失业的工人大多到中小企业就业。英、德、日三国目前在各自的200人、500人和3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分别达到其总劳动力的65%、71%和81%。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新增的2200万劳动力，90%在50人以下的小企业中就业。日本1.25亿人口有650万个企业，其中99%是中小企业，平均10个劳动力拥有一个中小企业。这就缓和了生产相对扩大与消费相对萎缩、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就业空间缩小等致命性的社会经济矛盾。
无论实行何种社会经济制度，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在一国经济发展中要有功能分工。大型工业企业。不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其主要功能是：形成一国工业体系、体现综合技术水平、反映国家竞争能力、保证产业安全等，而不能用来大量地解决就业。国有工业企业被用来大量地解决就业，企业资本利润率长期下降和职工工资长期上升，是中国国有企业全面陷入困境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国家用最昂贵代价换来的一个教训。中小型企业的功能则主要是：大量安排劳动力就业，谋求社会的稳定，由于就业人口多而向社会提供较丰富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形成经济的竞争活力，相当部分科技创新来自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类型为：为大工业企业配套的小企业，独立的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企业，饮食娱乐商业，各类咨询中介机构，高科技中小企业，文化出版业等等。因此，要调整企业规模结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从而较大幅度地扩张城镇就业容量。
五、政策含义
根据以上分析，经济发展应当选择的二元结构转换思路是：(1)放弃空间分散型发展模式，选择聚集型发展道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进程，将土地资源适应剩余劳动力转移和集中经济的需要，向城市和企业配置，将劳动力过剩劣势转化为劳动力便宜比较优势，通过国际贸易平衡土地资源稀缺劣势。(2)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引起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从长期看，这种流动反过来又会最终消除城乡收入差距，达到社会的长远稳定。如果用户籍和城乡隔离的政策将农民堵在农村，而不是用城市化的方式加以疏导，农村低收入人群规模会越来越大，城乡收入差距由于没有人口流动加以平衡也会越来越大，差距太大的压力会造成未来更严重的社会动荡。
本文的政策含义为：尽快取消户籍制度，放宽人口流动的各种限制；城市化是政府管理下的一个市场化过程，劳动力流动迁移的方向由收入和工作机会自动调节；积极发展城镇和大中小城市，注重城镇和城市的体系格局和经济规模；放弃分散和成本很高的发展农村和扶贫的模式，将其大部分资金用来支持剩余劳动力转移和使乡村在地理上逐步集中；利用城市化过程中家庭成本和机会成本核算经济机制以控制人口增长，并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修改《土地法》，放松一些限制性条款，使土地资源能适应城市化和企业发展的需要，在城市和企业用地中顺利得到配置；加快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速度，重视和放宽政策发展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使其能够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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