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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三十三年于野草堂刻本，竹纸4册
四库馆臣评价王士禛在清代诗坛上的地位，谓“国朝之有士禛，亦如宋有苏轼、元有虞集、明有高启”，自是持平之论。此时王渔洋已然作古，用现在通行的话说叫作尘埃落定。若论渔洋山人当年声势之盛，其炙手可热，则恐怕又是苏东坡辈要自愧弗如的了，纪晓岚等对此也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
当康熙中，其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下至委巷小说，如《聊斋志异》之类，士禛偶批数语于行间，亦大书“王阮亭先生鉴定”一行，弁于卷首，刊诸梨枣以为荣。
传世康熙间诗文，确有许多在刊刻时曾经王士禛评点品题，当时是否起到过如作者所期望的增重身份的作用，我看也很是值得怀疑，至少对于真正的内行来说，是根本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就像时下许多试图靠名人的序言题字等来装点门面蒙骗世人的劣等学术书籍，在报章电视上造造声势，哄哄不学无术的领导或不明就里的普通市民，固无不可，可在内行人看来，恐怕只能徒然惹人齿冷。以今律古，道理应该都是一样的。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时至今日，王士禛这些廉价的赞誉究竟还会对读者有多大影响，也就不言自明了。
名人往往有名人不得已的苦衷，并不是他们愚蠢地以为自己的片纸只字都足以传世，所以才四下里随意泼洒笔墨。至少王士禛本人就很清楚这一点。王士禛生前作诗是随写随刻，行世诗作数量比较可观，可他自己却并不认为这些作品都足以传留后世供人吟讽，《香祖笔记》卷一二载有渔洋山人自述云：
东坡诗云：“诗文岂在多，一颂了伯伦。”朱少章谓《艺文志》载刘伶集三卷，伯伦非它无文章。钟退谷谓刘脊虚生平诗才十四首，但此一颂十四诗，足以不朽其人，它文章可不必传，正如白头花钿满面，不如美人半妆耳。山谷《豫章集》最多，而晚年自删其诗，止存三百篇；徐昌谷自定《迪功集》，亦最少，二公正得此意。予生平为诗，不下三千首，门人盛侍御诚斋（符升）、曹祭酒峨眉（禾）为撰《精华录》，意存简贵，然所取尚近千首，愧山谷、昌谷多矣。
这里所说的《精华录》其行世书名为《渔洋山人精华录》，一般省称《渔洋精华录》（只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作《精华录》），每卷卷首署“门人候官林佶编”，卷末题“门人监察御史昆山盛符升、国子祭酒江阴曹禾同订”，并由林佶亲笔书写上版。林氏为清代知名书法家，为老师作书手，倾心尽力，尤显精妙；加之倩良工鲍闻野操刀，梓版至精至善，与渔洋山人的铭心佳句，相得益彰，堪称三绝，故风行海内，至今仍是藏书家争相罗致的妙品。
按照王士禛所说，《渔洋精华录》是由其门人盛符升和曹禾共同编选，可是人们对此却并不认同，而且还流传有另外一种说法，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是编（德勇案：指《渔洋精华录》）……相传士禛所手定。其子启汧跋语，称门人曹禾、盛符升仿任渊《山谷精华录》之例，抄为此录者，盖托词也。
《四库提要》纂修于乾隆年间，去王渔洋谢世的康熙五十年不过几十年时间，从中可以看出，似乎从来就没有人相信过王士禛自己的说法。不过历史问题并不能依据市井流言来下定论，要想坐实这一点还需要确实的证据。我这部《渔洋山人诗合集》恰好可以为此提供一个佐证。
买王渔洋的书，最热门的当然是《渔洋山人精华录》。这书名气最大，可同时也最大路，过去稍蓄几本旧书的读书人差不多都家有其书，对于藏书家来说更不为稀奇。虽然现在印工稍佳者即可卖上五六千元，可一成大路货，似乎就带有市井味了。这有点像街头女郎，靓丽固然靓丽，满大街搔首弄姿，终究体味不到深闺淑女的风韵。《渔洋山人诗合集》很少见，甚至以王渔洋的名气和这本书的性质而论可以说是极为罕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安庆市图书馆藏有一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容有缺漏，但是此书传本无多应属事实，在《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正续编以及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等书目中均未见到著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王士禛还有一些诗集流传也很少，但都是随写随刻其某一行役的纪行诗或某一短时段诗作的结集，如《入吴集》、《雍益集》、《阮亭甲辰诗》，等等，不像这部《渔洋山人诗合集》是与《渔洋精华录》性质相近的平生诗作的萃选集。不仅罕见，还堂堂皇皇，不怪不僻，这正是让谙熟藏书三味的人最为心动的神品。
我得到的这部《渔洋山人诗合集》，脱去内封面，也没有能够说明刻书时间的序跋，所以不被卖家注意，仅含混地标注为“清刻本”；加之版刻貌不惊人，不仅不像《渔洋精华录》那样飘逸洒脱，即使是在同时方体字刻本中也略显呆滞，只有仔细品味，才能体会到深具一股凝重淳厚的味道，因而尽管价格低廉，还是曾摆放很久无人问津。实际上若论其收藏价值，总应比《渔洋山人精华录》翻上一番方才算合理。
《渔洋山人诗合集》计十八卷，前七卷为古体诗，后十一卷为今体诗。按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知雕版于康熙三十三年，而此前王士禛已汇刻有《渔洋山人诗集》二十二卷和《渔洋山人续集》十六卷，从卷次上就可以看出《合集》应为渔洋山人诗作精品的汇选。康熙三十三年王士禛六十一岁，从编书到刻板一般要有一段时间，因而《渔洋山人诗合集》显然是对他六十岁以前诗作的一个萃编。人到花甲，无论对于古人还是今人，心理上都是一大界限，渔洋先生编纂这样一部集子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那么，它与六年之后亦即康熙三十九年编选刊刻、性质雷同的《渔洋精华录》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比较一下《渔洋山人诗合集》和《渔洋山人精华录》，可以看到后者正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删削增改成书的，有关情况可列表如下（诗题中无实质意义的文字改订不列，如改《慕容垂歌三曲》为《慕容垂歌三解》之类）：
《渔洋山人诗合集》作者署名为“新城王士禛贻上甫”，校梓者则为“男启涑、启汸、启汧”和“孙男兆
、兆郑、兆郢”，根本没有两姓旁人加盟；而《渔洋精华录》只是在此基础上略做增减，王渔洋自己三下两下便可以轻松完成的事，又有什么必要再假手于他人呢？再说如《香祖笔记》所云，王士禛是非常重重编选《精华录》这件事的，由后辈门生来做，他也不会放心。两相比较，我认为可以坐实《四库提要》的说法，《渔洋精华录》必为王士禛自己编选无疑。
综计前表中“删除”、“改订”两栏，《渔洋精华录》较《渔洋山人诗合集》共删除诗约360首左右，而“增补”栏内新增诗仅140首上下，二者相抵，整个篇幅共删简约220首，这正符合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自言的“意存简贵”的主旨，说明他在编集《渔洋山人诗合集》之后六年即又编纂《渔洋精华录》，其中一项主要原因是嫌《渔洋山人诗合集》还有些芜杂，不够精纯。从内容上看，删去的诗作，一般来说，确定质量要相对差一些，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泛泛应酬之作。在这一方面，《渔洋精华录》的编选是丝毫不留情面的，包括许多应酬皇帝老子的作品，也一概删除不存，像《蒙恩颁赐五台山新贡天花恭纪》、《蒙恩颁赐御书恭纪四首》、《赐贡茶三首》、《赐樱桃》、《赐樱桃浆》、《孝昭皇后挽词六首应制》、《御苑人参应制》、《恭和御制赐辅国将军俄启诗》等均是如此。然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其中所有的删简都是以艺术水平为唯一取舍标准的，像《合集》卷一的《养马行》一诗，恐怕就更有可能是因为怕刺痛权贵弃而未取的，诗云：
建旗臂隼号一万，为马大小尤倍之。碧眼骆驼足千里，此军云是舟山师。济南城西驻大帅，秸秷茭萏日三馈。三十二县何苦辛，昨朝兵去蝗旋至。
这派驻舟山的大帅，大概就是为去对付海上的反清力量，比不得讽刺讽刺基层官吏盘剥鱼肉乡民村夫，还是少提为佳。虽然雍正、乾隆时期那样严酷的文字狱还没有到来，但更早在康熙刚刚继位的时候便有了庄氏史案的警示，这样的诗，年轻时书生意气，写写倒也罢了，而编定《精华录》这一年王士禛已经67岁了，何不尽量避开无端的是非呢？类似的情况还有原编在《合集》卷三的《沙民叹》一诗：
沙洲连袤几千里，昨日高门今废址。稻黄如云不敢收，欲获恐遭君马竹。朝来官长亲驱逐，鸡狗无家苦迁徙。东邻西里半烧焚，微命何堪驱蝼蚁。连江大帅如云屯，红旗金印开辕门。江头战鼓一声动，中坚鱼烂前徒奔。但愿卢循徐覆一朝死，身同精卫填海水。
作诗讲究“语中无语”之神韵的王渔洋，本来就没有写过多少这样直面社会现实的诗篇，删掉了它，倒真的只剩下空舲峡中的“冷雁哀猿”（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语）之声了。
除了在《渔洋山人诗合集》的基础上删削掉一些水平偏低或个别可能触犯时忌的篇章之外，《渔洋精华录》较《渔洋山人诗合集》新增的诗，绝大部分是康熙三十五年王士禛奉命祭告西岳、西镇、江渎入蜀时所写的纪行诗。王士禛对此行所作诗篇是比较得意的，曾写信给门人盛符升说：“再使秦蜀，往返万里，得诗才百余篇，皆寥寥短章，无复当年蜀道、南海豪放之格，然览古兴怀，得江山之助，生色有加，拟诸眉山集中所分纪行、游览、古迹、寓兴诸篇，殆兼而有之。”（据惠栋注补《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下）自比苏轼，并将此次所作纪行诗结集为《雍益集》。由此可以看出，补充进去这批纪行诗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促使王士禛决定另起炉灶编选《渔洋精华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前面说过，《精华录》删去了许多《渔洋山人诗合集》中水平偏低的应酬之作，甚至是写给康熙皇帝的应制诗，但这并不等于《精华录》的编选百分之百地杜绝了人情这一因素，依我看《精华录》卷四末尾较《合集》新增的《甘泉宫长生瓦歌为林吉人作并寄同人》，恐怕就有酬谢林佶为《精华录》写版之辛劳的私意在里边。
从前表可以看到，与《合集》同诗相比较，《精华录》还对一些诗主要是诗题做了改动。这种改动基本上是为了使诗题更为简捷明了，总体上是合理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简省过度，不如原来更能体现诗的内容或作诗缘起，影响读者理解诗意。如《题乘风破浪图》，诗题本作《题汪舟次乘风破浪图》，删去“汪舟次”三字便掩去作诗的背景。又如《上方寺访东坡先生石刻诗次韵》诗原附有跋语，述作诗缘由，亦为《精华录》删去，结果害得惠栋作《渔洋精华录训纂》时不得不再从《渔洋山人诗集》中抄出以便读者。凡此，皆王渔洋求简过当之失，虽山人自视为传世定本，而后之吟王诗者仍不得不另外别寻原本以得确解。
我得到的这部《渔洋山人诗合集》书中还有一些地方带有墨钉，当时王士禛还在人世，不会是诗稿文字存有缺损无从填补所致，只能是最初印本，书版尚未完全剞劂竣事的痕迹，不知道安庆市图书馆那一部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印本。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书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正式大量印行过。但不管怎样，从康熙三十三年到康熙三十九年之间足足有六年时间，依王渔洋在当时的名气，只要他肯印，一定会迅速风行海内，传世印本也就不会这样寡少（汇集王氏著述的《王渔洋遗书》当中也没有收进这部《渔洋山人诗合集》。看来此书刊成后王士禛便有所不满，所以没有印行。推敲其原因，除了嫌选诗还不够精纯之外，恐怕也有对版刻形式的不满。康熙时讲究的书盛行写刻，特别是请名书法家手书上版，此前王士禛所刻《渔洋山人续集》即是由黄子鸿（名仪）手书，而《渔洋山人诗合集》却是当时最普通的方体字，这对于以“神韵”为审美旨趣的渔洋山人来说，显然太缺乏版刻艺术的韵味。虽然这很可能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但是若联系到《渔洋精华录》飘逸多姿的神采，恐怕你也很难找到更好的理由来解释《渔洋山人诗合集》未曾流布的原因。
2002年1月18日记于京西未亥书室
【补记】拙稿草成之后，始读到邓之诚早在《清诗纪事初编》中，已经据缪荃孙辑刊《烟画东堂小品》所收《王贻上与林吉人手札》，认定《渔洋精华录》确为王士禛自己选定。唯本文所述不惟可与邓氏的结论相印证，更进一步具体说明了《渔洋精华录》的直接来源，故仍有独立的意义。
2002年5月6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