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伦理：存在与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与论文,伦理论文,意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伦理”的存在前提，是“文化”与“伦理”的存在。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使“文化伦理”成为一个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文化伦理”不仅具有客观基础，而且具有学理的合法性。此处的“文化”是广义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种形态；“伦理”是广义伦理，与“道德”通义。所谓文化伦理，一是指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作为概念，“文化伦理”是对现象世界的把握方式，表达伦理存在；作为逻辑，“文化伦理”蕴涵着“文化”与“伦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显示伦理必然；作为价值，“文化伦理”则向往超越，表达伦理自由。文化伦理宣称，当伦理在文化母体中找到存在的根据后，文化就具有了人格和责任，它必须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负责，为人类承担无法解构、不可拒绝的道德义务。
一、20世纪西方文化的伦理转向
20世纪的西方社会，以50年代为分水岭，表现为“冰火两重天”的图景。前50年经历了将人类社会撕裂成碎片的两次世界大战，后50年则是西方世界经济发达与政治相对稳定的“黄金时代”。但是无论是前50年还是后50年，西方社会都因为各种社会伤病而招致激烈批评和抗拒。按照时间线索和理论谱系，“批评力量”大致呈现三个阶段：20世纪初期的“左派”思想、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他们构成西方文明主要的批判思潮和“现代性的自反”力量的主流。在这些批判理论中，始终有一个主题和视角，那就是西方文化的伦理批判，伦理价值成为衡量和评价当代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标准。
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充满危机和变数。现代化事业并不如人们普遍希望的那样，给他们带来物质的富裕和精神的满足，并没有实现它许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诺言，社会公正早已被严重的两极分化代替。这种情景，是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极端化的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西方社会因为极端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付出惨重代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演变成“人竞物择、富者生存”，这种社会发展理论的致命缺陷和各种矛盾的积累，终于酿成大祸，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世界大战，成为人类文明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痛。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不断被激化的社会矛盾，点燃了理论批评的烈火。20世纪初的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以“左派”面目出现，主要借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他们心系民生，关怀道德，指责那些控制社会财富的财阀们为粗鲁野蛮、道德败坏的强盗。与西方世界的丑恶混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苏联一片繁荣，很多西方知识分子以近乎朝圣的心情向往苏联的新世界，他们希望参照苏联的社会制度，将西方从危机四伏的泥潭中解救出来。虽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社会分析理论，但他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直面西方现代文明的道德灾难，关怀人的生存境遇。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西方社会的突破口。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焦点，在于现代西方社会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所造成的人道灾难。他们先集中火力批判法西斯主义，在法西斯倒台后，他们又将“批判的武器”对准了“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丰裕社会”的病态现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财富的急剧增加，为人类摆脱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的困扰提供了条件，一个新的空间随之出现，这是人们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它的本质是“文化空间”。但是当这个空间逐渐扩展为人类社会的主导结构的时候，它却迎来了资本主义的新型极权的统治，以至于出现“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奇特现象。（注：顾肃、张凤阳：《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68、492页。） 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大批判”，号召人们对这个变态社会“大拒绝”。他们的批判纲要是：第一，当代西方社会是病态的丰裕社会，虽然经济一片繁荣，物质富足，人们摆脱了生活资料匮乏的“基本压抑”，却陷入了“额外压抑”，即人们已经被物质商业社会的价值定向牢牢控制了，人的内心世界严重萎缩，陷入对物质需求的疯狂追求和依赖，“结果便是，生命的贬值和幸福的感觉并行不悖，物质财富的膨胀和内心世界的萎缩携手共进。谓之‘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注：顾肃、张凤阳：《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68、492页。） 第二，西方社会被一种新型极权统治着。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凭借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力量，通过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物质消费需要的途径，消弭了人民因为贫困而对社会的不满和离心力，转而高度认同资本主义文化，告别批判和反思，成为没有否定意识的“单向度的人”。第三，科学技术被作为意识形态，实现对社会公众进行思想统治的政治谋划。现代科学技术以表面的价值中立和工具化逻辑，将公众的社会意识和思维整合到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的体系中，使科学技术在实质上成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掩盖政治真相的意识形态。第四，“文化工业”主导的大众文化，操纵和奴役着公众心理。艺术是自由最后的避难所，是“人类对现实彼岸的‘另一个’社会的渴望的最后保存者，”（注：（美）杰伊（Jay,M.）著：《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5页。） 但是商业化的现代文化工业，通过大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化，扭曲并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意识。
无疑，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股主要批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巨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批判，走向对资本主义文明全面的文化批判。在这场大批判中，他们的焦点不是政治和经济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已经形成的对人的控制、扭曲和压抑，在物质繁荣的表面，实际存在的异化的非人的现实。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的核心，是人本主义的伦理或道德批判，他们关注的是人的存在方式和价值，试图祛除这个病态社会因为对人的摧残和毁灭产生的文化的道德罪感。它在西方文明的高楼顶端，牢牢地树起了一面人文关怀的伦理大旗，标识这个时代的文化方向。
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逐渐式微，以它为指导理论的“新左派”运动为这场大批判作了实践注脚后，就试图给它以遗忘。在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掀起了另一股批判西方社会的思潮，但是批判的“后现代方式”关注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当代文明，而是整个西方的现代化，即“现代性的反动”。在后现代理论家们看来，“现代性”是可疑的、不值得追求的，它会将人类引入歧途。他们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标志着西方现代文明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或“后现代时代”。社会生活在各个领域都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昭示人类历史新的发展阶段。真正体现“后现代精神”的，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话语，它对现代主义哲学传统，也就是从笛卡尔理性主义开始，经由启蒙运动、康德、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构成的哲学传统，进行了彻底批判，试图消解现代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历史观和价值论，反对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具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人道主义，反对普遍规范和共相对人的统治，注重个体性和自我关切。“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自我反省和关于人的命运的抗争，试图解构理性主义的绝对性、总体化和整体性对人的生命灵性的窒息，要在文化视野中实现伦理转向，为人类打开一扇后现代之门，走向人的道德天性自由生长的原野。
后现代文化试图在对现代主义文化的哲学基础的反拨中，实现文化的伦理转向，呼唤一个新型伦理时代的到来，但是，它能给人类许诺一个可以期许的道德前景吗？还是它仅仅作为一种现代性内部的反省力量而使现代性道德目标趋于完善？它能结束当代西方社会的道德之痛吗？无论答案如何，作为解构的利刃或是建构的砖石，“后现代精神”对于正在处于现代化高潮中的中国社会来说，皆具有多重警醒和参照意义。
二、我国文化伦理的命运：从手段到目的
自中国近代史开始至今，伦理或道德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地位和意义，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复杂转化过程。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从灾变开始的。当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日渐走入高潮的时候，我国却在为争取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即民族独立而抗争。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文化发展方式开始根本转向：由相对封闭的自足性的缓慢的文化积累与创新，转向外来文化冲击下的文化巨变。这场延续至今的“文化运动”，始终围绕着器物、制度以及精神三种基本的文化形态展开。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文化革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物质文化革新，即“中体西用”口号下的以“洋务运动”为主导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举措。以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的工业化，试图在不触及封建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改善物质条件，实现“器物革新”。但是，“洋务运动”的宏大谋划，并没有实现预想的目标，中国物质文化的进步，并没有能够挽救一个即将覆灭的王朝和时代。第二阶段是制度文化革新，是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形式出现的。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们，试图仿效英国的“君主立宪”和日本的“民治维新”，在避免封建社会的残体彻底崩溃的前提下，通过社会制度的总体性改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是历史似乎总是以鲜血祭旗，“戊戌六君子”以生命的结束为这场壮志凌云的改良暂时划上了句号。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表明了中国人对封建制度和统治阶层的彻底失望，也放弃了“制度改良”的企图，代之以暴力革命，以武力改朝换代，实现制度文化的革命。第三阶段是精神文化革新。辛亥革命并没有让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正常轨道，面对依然严峻的社会局面，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革新运动没有达到救中国的目的这个现实，促使中国文化精英们思考问题的根源，他们最终将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由外在物质和制度因素，转移到“主体因素”，只有实现“人的革命”，才能使社会革命获得合格的主体和根本力量。这场文化革命，中国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历史里程碑，它所提出的目标一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奋斗动力，它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依然是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历史任务。
道德或伦理批判，是五四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道德批判是新文化运动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批判与本质重建的主要途径。由于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一直是以儒家文化作为外衣和招牌的，因此，新文化运动的道德批判，集中体现为儒家伦理道德批判。但是，对于孔子和儒家，新文化运动并没走向否定一切的道德历史的虚无主义。李大钊指出：“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注：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杂志，1917年2月4日。） 李大钊的观点，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儒家文化时的理性思维；同时，这段话也揭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批判与重建行动中道德的地位和意义：道德只是社会批判与重建的手段，它与人的革命一样，从属于中国社会更为宏大的历史目标，道德与人的存在与发展，成为社会目的的条件还不具备。五四运动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时代，但是它没有来得及解决自己提出的主要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残酷现实，必然是文化变迁与社会革命的方式，由“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其后，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性，暂时让启蒙运动沉寂，但是，新文化运动留下的问题和造就的“启蒙心态”，影响深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新文化思维”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嫁接，形成延续数十年之久的“文化风暴”。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文化变革的层次与内容，是“总体性”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包括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都经历了巨大变化，形成一项宏大的处于未完成之中的社会工程。尽管文化变迁是“总体性”的，但是，各个文化层面和文化单元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意义是不同的，据此，我们可以将当代中国的文化变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轴心时期。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政治制度创新是文化革新的主要内容。新型政治制度不仅承担着建立和维护新型经济基础的责任，而且要改造精神文化，洗刷陈旧社会意识。因此，这30年的文化变迁，政治制度毫无疑问处于轴心位置，它通过反复的剧烈政治运动来作为运行和操作方式，为一个时代书写了历史性格和文化特征。第二阶段是经济轴心时期。从1979年开始，中国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方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向，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调整，成为这个时期文化变迁的动力源，文化思维由激进的政治理想主义，回落到务实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价值观。经济目标成为制度改革和观念转变的决定性因素。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各种社会问题开始暴露，尤其是人文精神的失落与祛魅，道德理想的淡化，人格的沉沦，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人是实现政治、经济等社会目标的手段，还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最终目的？这个问题最终关涉到人的存在方式与价值的追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政治制度安排以及精神文化创新和传播等一系列社会工程的谋划，可以说，一直到此时，道德与伦理问题，才开始向它的应有位置展开回归之路。道德，由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手段，成为社会发展的目的，成为人的发展的标志，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开始逆转，价值理性统摄工具理性，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摆脱了纯粹作为政治、经济生活附属品的工具意义，使自身显现为目的，呈现为一种内在于人的生命意义的价值追寻。我国文化发展由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时代，一个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时代，一个将人当做目的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实质，就是伦理或道德时代，伦理道德的价值，统摄存在的意义；道德还是不道德，成为文化发展必须关怀的原初的和最终的问题。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虽然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结出的文化成果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必然具有某种共性。西方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后发生的文化的伦理或道德转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种转向，是否意味着人类文化发展的某种必然性或者总的趋势？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在追求文化进步的时候，以伦理或道德思维，为人类文明的列车安装价值罗盘，都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具有现实可能的。如果要追问，文化伦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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