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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和理论创新问题。围绕这一中心,发表了一系列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的代表性观点,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入发展,显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图景和时代风貌。其主要特点在于:其一,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当代建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发展、研究理路、方法范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奠定基础。其二,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也探讨纯学术的理论问题,但更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基础理论研究,以求哲学理论的创新。现代性研究、价值哲学、实践论问题都是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理论探索,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又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其三,具有强烈的前沿“问题意识”,特别关注时代和当代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并着眼于新的时代发展和新的实践,着眼于对前沿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些问题,都是基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而提出的需要迫切予以理论解答的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战略和前进方向息息相关。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探索,表现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现实的人文关切。
一、关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新形态的重要意义、方法范式和理论构想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息息相关。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应该承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的案头上的工作,不是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国发展的历史起点,理性地反思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从事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分析和研究实践中所形成的哲学观念。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既是实现哲学与现实结合的主要载体,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举措。
在具体的研究理路上,我们认为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向是:以某些重点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依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同学术群体中,已经呈现出学派的雏形,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在共同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和理论创新这个主题之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理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注重马克思的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的思想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理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对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在于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很明显,这些取向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
我们认为,哲学形态的建构是哲学的内容与形式、理论与体系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其实质是要在历史与逻辑、内容与形式、理论与体系的统一中对哲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作一种总体性和动态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的宗旨在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当代意义,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这一理论建构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2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而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又提出许多新问题、新概念、新观点、新方法,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对其进行哲学的概括和阐释。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就是要对哲学与时代的关系进行动态的相关性探索,以哲学的视野来透视时代,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实践成果,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化与本土化。
二、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与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的总结和发展,也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理性升华。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一方面要保持与当代人文精神富有成效的对话,通过与西方当代学术(文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乃至后现代思潮)的融通,激活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精神和价值维度;另一方面,也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问题,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对具体的发展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和方法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的思想同时具有开放性和现实性,使之成为时代发展的活的灵魂。
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几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与科学,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环境危机等。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要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考察马克思的科学观,技术观和发展观,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主要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考察基督教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比较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在对人的目的、人的未来以及社会伦理等方面的一致性与差别;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谈论的问题是马克思的批判锋芒对于当代的意义,它关注唯物主义学说的总体性方法,希望通过马克思与后现代的相互激荡而发展出一套关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经济学,主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运动的理论,其中关于马克思的财富理论,物权理论、货币理论的研究填补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空白;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市民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最近的研究关注的热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正义观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全新的维度;马克思主义与环境危机的研究,则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考察和梳理,希望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这些研究具体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面向当代社会生活,又是如何思考现实社会生活的,也表明中国学者正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分析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入富有生命力的内容。
具体地说,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现代性毫无疑问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焦点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我国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并不充分。事实上,现代性问题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现代工业制度的考察,以及关于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命运的理解都是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思考。因此,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其二,实践问题的研究。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实践”可以说是一个出现频率最高、也最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关键词。然而,正像我们观察事物一样,转换观察视角往往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样态。实践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考察问题的视角稍一变换,就会在古旧的说词中生发出新的意义。比如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问题,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再如关于个体实践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个体实践”的概念持排斥态度,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此,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其三,价值论问题。价值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价值哲学。而从价值论自身来看,它既是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支,又是一门“实践性学科”。从理论方面看,价值论研究除了基本理论问题的推进之外,越来越强调反思自身,关注自身的学科归属,越来越聚焦于适合价值论性质、特点的研究方式和方法的探讨。从实践方面看,价值思维是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实践思维,它要求置身于主体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实践关系中进行思考,从而将生活实践的结构、方式、形态和规则,提炼升华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方式。现实价值问题是价值哲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相结合的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一些发展中必然要面对的深层次问题也渐渐凸显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而诸如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我们所要遵循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是否就代表着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才能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文化又当如何发展?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我们从学理上作出论证和说明。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充分研究中国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当代化。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当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积极思考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总结新经验、发展新规律,根据时代的要求和实践工作的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时代的解读之中。具体地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对“科学发展观”进行学理上的论证与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现象严重、社会内部矛盾增加等等,“科学发展观”正是针对上述问题而提出的。而学者的任务即在于在学理上对“科学发展观”进行理论论证、其主要工作首先是把“发展”与“增长”区分开来,指出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其次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科学发展观”予以说明。最后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对“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进行理论探讨。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学者普遍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
第三,“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无论在提法上还是在含义上均有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从哲学上讲,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在对社会发展作出评价的时候,既要坚持历史的尺度、物的尺度,又要建立和运用主体的尺度、人的尺度。
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具有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它既能够诠释现实,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学术性的辩护,而在于如何发扬马克思在理论和道德上的勇气,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哲学,这决定它必然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和独特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单纯的道德说教和政治论证工具,这决定它必然具有学理上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如何在二者的张力中完成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性作用,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要关注的问题之关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在于把我们用理论指导实践中获得的新的认识升华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