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河西走廊上的文化学术交流及其文学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西走廊论文,秦汉论文,学术交流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9)05-0106-06
河西走廊是中国汉唐时期连接西域的重要交通要道。战国时期，秦通过河西走廊与义渠保持着广泛的接触。义渠亡后，月氏兴起，与乌孙分别据有义渠故地。后乌孙击破大月氏，逼其西迁，遂据有月氏故地。部分不愿迁徙的月氏人，也臣属于乌孙。秦汉之际，匈奴在冒顿单于率领下，相继攻灭东胡，并屡侵乌孙，使其西走。一些臣服于匈奴的游牧民族相继在河西走廊以西的乌孙故地定居，楼兰（鄯善）、渠犁、车师等，因为当于汉代西出之道，而成为与汉王朝交往频繁的主要国家。近来出土的很多文献如悬泉汉简、居延汉简等可以证明，汉朝的文化与学术在这些国家都有传播与发展，并且都是经河西走廊完成的。
一、通往西域的门户——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北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南边是连绵起伏的祁连山，惟有河西走廊是一马平川，东起西汉核心地区，西接西域门户，同时又南接陇、蜀，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通道之一”[1]。秦汉王朝与西域诸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往。战国时期，秦西疆以外与之交往的最重要的国家是义渠。据《史记·匈奴传》，义渠在岐、梁山、泾与漆之北，大致在今平凉及宁夏一带与甘肃的大部，但不包括河西走廊与天水。与秦近疆的还有大荔、乌氏与朐衍等，但史书记载与秦交往最多的还是义渠。据《史记·六国年表》：“秦厉公六年，义渠来赂。”这是史书所见两国最早的交往记载。其后，秦一直与其保持着或战或和的密切接触[2](P55)。
西域诸国自汉武帝时期，就多臣属汉王朝，汉宣帝时改为都护。西汉哀平之际，西域诸国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时期，西域臣属匈奴，与新莽交往断绝。光武中兴，匈奴衰弱，西域诸国请求东汉政权恢复都护制度，竟遭拒绝。直至汉明帝时期，方重新与西域恢复交通，并设立都护与戊己校尉。秦汉与西域的交往虽然存在为时不短的中断期，但中国与西域通过河西走廊，也一度出现过“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宽于塞下”的盛况。甘英更是曾做出了“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的壮举。
秦汉之际，河西走廊附近的两个重要国家是乌孙与月氏。根据我们的判断，当时乌孙大概据有河西走廊的西部，东部应该属于月氏所有。汉王朝与这两个国家的交往最为密切。匈奴兴起后，汉王朝与之有着很长的战争交往期，但两者也并非完全时刻兵戎相见，它们之间文化学术方面的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史记》记载的比较重要的西域国家有匈奴与大宛，可见这两个国家与汉王朝的交往比较多。匈奴兴起，逼迫月氏与乌孙西迁之后，大宛逐渐取代月氏，成为汉王朝期望联合抗击匈奴的重要力量。其位置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大致居于月氏之东、乌孙之西。《史记》简单介绍的西域国家还有乌孙、康居、奄蔡、大小月氏、安息、大夏、黎轩、条枝、身毒等；《汉书》记载西域五十余国，《后汉书》记载二十余国。它们与秦汉王朝应该都有所交往。
西域诸国与秦汉王朝交往的过程中，经河西走廊派出的使者人数肯定不在少数。《史记·大宛列传》有“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的描述。悬泉汉简中则有“送精绝王诸者客凡四百七十人”的记载[3](P114)。当时活动在长安的西域使者人数之多可以想见。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有时候一个国家派出的使臣就可以超过千人，这简直是西域与汉王朝外交史上的奇迹①。当时处于河西走廊上的悬泉等驿置，应该承担了非常繁重的接待任务。悬泉，两汉时属于敦煌郡效穀县，根据今天出土的记载可以看出，悬泉当时是接待西域来使的重要一站。如悬泉汉简记载：“出粟一斗八升，六石八斗四升，五石九斗四升，以食守属周生广送自来大月氏使者。积六食，食三升。”从食用粟的数量看，大月氏这次派出的使者人数不少，而且这些使者在悬泉逗留的时间应该不短。更为重要的是，悬泉这些地方还要承担这些使者返回的日用饮食，如悬泉汉简曾记载“出粟四斗八升，以食守属唐霸所送乌孙大昆弥、大月氏所”，“所送”可以说明这些使者应该是返回西域的。另外，还有更明确的记载：“出粟二斗四升，以食乌孙大昆弥使者三人，人再食，食四升，西。”说明这些使者是西出河西走廊的。跟随西域使者一同前往内陆的，还有大量的商贩。《后汉书》所说的“商胡贩客，日宽于塞下”，就说明了当时繁盛的贸易情况。据《史记·大宛列传》，西域的马、骆驼、狮子、苜蓿、葡萄等大量由河西走廊涌入内地，内陆的丝、漆、铁器、纸张等也经河西走廊传入西域。当然，西域侵凌汉朝或汉朝派遣征西的军队，也要经过河西走廊。
汉王朝派往西域的使者，也应该是在河西走廊上得到接应的，如悬泉汉简曾有“以食使大宛车骑将军长史”的明确记载。同时，西汉长罗侯常惠送公主赴乌孙和亲的队伍，曾经过悬泉并受到了良好的接待。悬泉汉简中的《过长罗侯费用簿》，详细罗列了为招待他们而消费的各种食物。从这些明细表中，我们认识到，第一，招待规模的庞大，说明河西走廊上当时必然具备了十分完善的职能管理部门，并且有专门管理西域使者的官职，否则这样的接待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第二，河西走廊上当地的居民，一定对每次接待活动都有所贡献，同时也说明汉王朝对当地人民的管理十分周密；第三，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在当地也必然实施顺畅。
汉代河西走廊上最繁忙的，莫过于奔走于西域与内地、传递双方往来信件的“邮人”。《后汉书·西域传》有“列邮置于要害之路”的记载，并说当时的信使“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可见当时河西走廊上交往活动之繁盛。悬泉汉简中发现了很多信件，有东来的，也有西往的，收进的信件称为“入东书”、“入西书”，发出的称为“出西书”或“出东书”，数量由一二件到八九件不等。这些信件无疑主要以官府公文为主，但也有私人信函，如《建致中公夫人书》与《元致子方书》，就属此类。从这里我们认识到，当时河西走廊虽远在西疆，但生活在那里的人，可以非常容易、方便地与内地进行交往。内地的生活用品与文化习俗，也能立即在河西走廊得以推广。如悬泉出土的信件，多写在竹简和帛上，先纵向折两折，再横向折三折，折叠成小方块形。魏晋时期楼兰故地出土的信件，则写在纸上，也折叠成小方块。河西走廊上的物质文明在当时是十分发达的，内地的发明也能够很快通过这条走廊传播到西域。西域的文化，也必然通过这条走廊对当地产生足够的影响，直至传播到内地。
另外，还需说明一下河西走廊出西域的门户问题。经过河西走廊出西域有两条道路，一出玉门关，为北道，一出阳关，为南道。《汉书·西域传》称：“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愈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两汉与西域重要国家的交往，都是经河西走廊完成的。但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印度（当时称为身毒），由于与西南较为接近，其与西汉的交往是否也是经由河西走廊完成的呢？
据《史记·大宛列传》，大夏与身毒有贸易往来，大夏流传的汉朝的邛竹杖、蜀布，都是由身毒传入的。这说明汉朝与身毒的交往必然不是经大夏中转的。汉朝通往大夏的道路，主要经西南夷而实现。昆明一带的滇越国，西汉时期还没有实现与之直接的交往，而必须经大夏完成，故《大宛列传》云“汉以求大夏始通滇国”。西汉王朝要想实现由西南夷进入身毒的目的，必须经过昆明一带的西南夷。《大宛列传》张骞云：“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所以张骞本来设想：“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但张骞由犍为出发的四条道路都没有实现，仅仅止于西南夷而已。据《史记》记载：“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汉王朝虽多经努力，设置郡县，管理西南夷，然而“终莫能通至大夏”，且其后“昆明复为寇，竟莫能通”。可见，汉朝经西南夷尤其是昆明通大夏的通道，一直没有打通。最后还是经“北道酒泉抵大夏”。这说明，汉王朝正式经西南进入大夏甚至身毒的计划，根本没有实现。那么，汉朝是如何实现与身毒的交往的呢？《史记·大宛列传》有“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的记载，所以汉王朝与身毒的交往很可能还是经河西走廊来实现的。但是，河西走廊与身毒之间，一定还有其他国家作为中转。楚汉之际，匈奴兴起之后，逼迫大月氏西走经大宛击败大夏，当时身毒一并臣服于大月氏。两汉与大月氏、大夏、大宛都有很好的交往，所以汉王朝要想实现与身毒的交往，必须经大月氏的首肯方能实现。大月氏是身毒与汉王朝交往的关键通道。张骞通西域所至身毒，也确实是经大宛、大月氏、大夏实现的。问题是，身毒在大夏之东南，《史记》何以记载大夏得汉朝货物反而较身毒为迟呢？这说明，身毒与西南夷及巴蜀之间应该有着广泛的民间往来②。但确定无疑的是，对西南夷缺乏控制力的中央政府，与身毒之间的正式交往，主要是通过河西走廊实现的，而且由于西汉末年的战乱以及东汉西域与汉朝的通、绝不断③，不能不影响到汉王朝与身毒的接触。这对于下文说明佛教的传入路线，应该是大有启发的。
二、河西走廊上的文化学术交流
西域多姿多彩的学术文化是通过河西走廊传入汉朝的，而汉王朝丰富的文化与学术也通过这里传播进西域，可以说，河西走廊是双方文化学术交流的重要纽带与历史见证。西域传入汉王朝的文化内容比较丰富。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时期，河西走廊上就流传着神奇的弱水与西王母传说。《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也就是说，西汉河西走廊上流传的西王母故事，最初是由安息长老传来的，但安息长老所言，也是由安息西面数千里的条枝传说而来。这里虽然记载当时的人们“未尝见”，但《史记·赵世家》却记载周穆王曾见西王母：“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这种记载恐怕有其来历，也说明西域与周王朝的交往时间已久。《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只是一个豹尾、虎齿而善啸的怪物，但汲冢竹书中的西王母，则是一个雍容善歌的华贵夫人。汲为战国魏地，可见战国三晋地区可能已经流传着西王母的故事。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三晋近秦，秦近河西走廊，应该说早在战国时期，河西走廊上就已经有西王母神话的流传。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当时流传的弱水、西王母所在，有可能是随着汉使向西探索路线的延长而逐渐西进的。汉武帝时期，安息长老认为西王母在条枝，条枝在今伊拉克境内，但《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却说大秦“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处”，大秦大致相当于古罗马与小亚细亚一带，比西汉所说的伊拉克附近更远。我们猜想，当时由河西走廊出行的使者，大概是怀揣找寻西王母的心愿一路西行的。条枝寻找之梦的破灭，又促使他们向更远的地中海沿岸迈进。东汉时期，西王母与弱水，已经远在大秦之西了④。
河西走廊另外一个神奇的西域文化是眩术与觳抵。《史记》李斯本传记载“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优俳之观”，说明早在秦代已经有觳抵了。但汉武帝时期明确记载“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说明觳抵的广泛兴盛是在汉武帝时期。当时，跟随汉武帝一同欣赏觳抵的，还有大量的“外国客”，或者其中也有西域人的表演。汉宣帝在平乐观，就曾经亲眼看见外国使臣角抵的情形⑤。眩术与觳抵应皆由西域传播而来，如《大宛列传》称安息王曾“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九引《后魏书》：“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皆出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汉安帝时，天竺献伎，能自断手足，刳剔肠胃，自是历代有之。”由秦二世曾见觳抵分析，西域传入的这些文化，应该还早在秦前。但秦所处的地理位置，不能不使我们怀疑，眩术与觳抵最早还是经河西走廊首先传入秦国的。
河西走廊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播内容，就是身毒的佛教。上文说过，秦汉时期，中国的西南夷与身毒之间有着民间的贸易关系，佛教在西南夷早有流传也是可能的事情。东汉时期，西南夷曾经将与佛教有关的幻术献于汉王朝，似乎可以说明这个问题⑥。西汉时期，虽然与西南夷有所交往，但是西汉交往西南夷的目的，显然是想经此西去大夏、身毒。这个目的最终没有实现，西南夷也并未完全臣服于西汉王朝⑦。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派出的使者，曾经留驻昆明四年有余，如果当时身毒佛教确实已经传入西南夷，这些使者未必毫无知晓。另外，巴蜀与身毒有贸易往来，也有可能早就接受了身毒的佛教。西汉王朝与巴蜀的交往还是比较正常与广泛的。所以我们怀疑，很可能巴蜀地区当时已经有佛教信徒。佛教正式有史书记载的是《后汉书·西域传》：“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由此证明刘宋范晔之辈是相信佛教最初由月氏等国传入的。据《后汉书·西域传》，高附“其俗似天竺”，后归附于月氏。而天竺“俗与月氏同”，所以河西走廊传播而来的佛教，肯定不是直接由天竺传来，而是间接传自月氏等西域国家⑧。既然如此，佛教文化传入秦汉王朝的时间，可能比较早⑨。
秦始皇时期，曾经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铸金人十二。关于十二金人的来历，《汉书·五行志》有所记载：“《史记》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这里有三点信息值得注意，其一，秦始皇金人所仿对象皆为“大人”，且“皆夷狄服”，这与汉明帝梦见的“长大”金人十分相似；其二，秦始皇以其为“祥瑞之兆”，必然认为这十二人本身具有祥瑞之气，否则，秦始皇不至于将仅仅身长的泛泛夷狄之辈作为祥瑞而加以仿造。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大人见临洮”条也考证当时之人确实以其为祥瑞[4](P762)；其三，秦始皇时期所见的巨人“长五丈，足履六尺”，这与汉明帝梦见的“顶有光明”、“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的佛像极为相似。我们怀疑，当时出现在临洮的十二个巨人，很可能就是匈奴与西域诸国流传的佛像⑩。宋人对此也有考证，沈括认为，《楚辞·招魂》尾句的“些”字，就是梵语中的“萨嚩诃”三字之合音[5](P2)。是以俞樾有云：“释氏入中国，始于汉明一梦。然《列子》所载西域化人事，不得谓非释氏也。则谓汉以前已有之，不可尽斥为妄。”[6](P156)
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击破匈奴，虏获修屠王祭天金人。修屠王太子归汉之后，汉武帝即以其祭天金人之“金”赐姓。颜师古注：“作金人，以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遗法。”至少在唐人看来，汉武帝时期，匈奴及其他西域国家，已经有佛教文化的影响。《魏书》则直接记载，汉武帝时期即将所获之“金人”列于甘泉宫而加以礼拜，并认为此即佛道流传之渐(11)。其后，张骞出使西域，已经知道身毒有“浮图之教”。但是，吕思勉先生认为，《魏书》所言非是，颜师古以金人为佛像亦误。但他还是承认，佛教行于中国的时间较早。如《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世传汉明帝曾经“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这显然与天竺的神佛形象十分相似。如果这种“世传”之说无误的话，佛教必然在汉王朝与天竺正式发生交往之前，就已经在中国有所流传了。故吕思勉考证：“楚王罃，明帝之兄，《传》已言其为浮屠斋戒祭祀，则佛教之行于中国旧矣；何待明帝遣使求之？”[4](P950-951)程大昌亦判断，汉明帝之前，佛教在汉王朝早有流传，故云：“明帝先已知之，故遂因闻生想而形之于梦，此亦乐广之谓因者也。金像未得以前，无人尝作此梦，则又乐广谓未尝有人梦乘车入鼠穴者是也。苟云其教未传，而其神自见，则傅毅，中国人也，何由而知飞行挟日月者，其神尝名为佛也。”[9](P216)另据《魏书》记载，汉哀帝时期的博士弟子曾由大月氏使者处受口传佛经，汉明帝时期已得《四十二章经》及释迦立像，明帝因命画图佛像，置于清凉台等处。《魏书》记载较晚，说法不一定十分可靠，但可以证明佛教与西域关系密切，并且汉代的确存在着佛教思想流传的蛛丝马迹。东汉明帝之梦“金人”，应该不尽虚妄；东汉时期，未必没有佛教徒的存在(12)。虽然朱一新曾经怀疑，汉武帝所得金人应为袄教之神，但也承认“袄神，则婆罗门教也”[8](P48-50)；杜佑《通典·职官门》自注云：“袄者，西域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另外，秦汉时期河西走廊上还存在其他宗教思想，如道教已经在东汉时期传入河西走廊(13)，火袄教则在汉灵帝时期流传于河西走廊(14)。并且，东汉时期已经出现了佛教与道教相互融合的趋势(15)。河西走廊上诸多宗教的并行流传，充分证明了当时河西走廊文化交流的繁荣与融合的气象。
三、河西走廊文化学术交流的文学意义
河西走廊上留下的西域传入的异域文化资料少之又少，而中国史书与出土文献对传入西域的文化记载却比较明确。以乌孙为例，双方在文化、教育、学术方面的交流是十分广泛的。《穆天子传》中，西王母与周穆王互以四言诗唱和，句式工整，音韵谐和，且符合先秦用韵规律。另外，本书中记载的七首诗皆为四言，这说明起码在作者看来，战国时期西域诸族亦能以四言诗与中原进行文化交流。由于这些四言诗与《诗经》用韵相同，我们怀疑，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起始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早得多。有人考证，这种文化交流发生的时间，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发生了[9](P26-27)。如果这种说法不错的话，对河西走廊开辟时间及其文化交流的意义，我们就需要做出新的认识与评价。
根据《穆天子传》的四言诗推测，秦汉与西域的诗歌交流在当时应该是非常现实的事情。汉王朝流行的音乐与楚歌曾在乌孙有所传播，并经河西走廊传回内地。如和亲乌孙的公主刘细君曾在乌孙作歌一首：“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是典型的带有“兮”字的楚歌形式。后来汉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汉天子能听到细君公主的楚歌，当然是由双方使者经河西走廊传来的。东汉时期蔡琰的《悲愤诗》第二首，与刘细君的悲愁诗十分相似。张衡的七言《四愁诗》，风格也与此类似。楚歌在乌孙的出现，证明汉朝的音乐已传入西域，且乌孙公主曾派人赴汉学习鼓琴(16)。而龟兹王曾经来汉，被“赐以车骑旗鼓，鼓吹数十人”。龟兹由于喜欢汉王朝的制度，竟然主动汉化，完全模仿汉朝的礼仪制度(17)。两汉时期，西北文人集团逐渐涌起，西北文学繁盛一时，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与经学家(18)。河西走廊在西北地区文学的繁荣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历史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汉王朝与西域的交往，使双方掌握对方的语言成为必然的事情，而汉民族语言逐渐成为当时的通用语。《汉书·西域传》记载的很多国家都备有译长，汉宣帝也曾经选择百余人学习乌孙语言。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当时河西走廊上的语言极为繁杂，西域诸国并未形成统一的语言，即使匈奴各部落之间的语言也互有歧异[10](P64)。在这种情况下的西域文化交往，可以说具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随着双方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断深入，河西走廊逐渐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镇，敦煌即被称为当时“华戎所交一都会”，敦煌的地方语言也成为当时东西方交流的通用语言(19)。另外，西域先进的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土，对中原文化大有影响(20)。
西汉王朝当时奉行的王霸政策，对于西域诸国也应该有所影响。居延汉简出土的文献中，汉代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日常生活对西域各方面的影响，粲然具明，如烽燧、郵驿、屯田、名籍、符传、诏书等，内地汉王朝存在的各种文化、经济思想，都在河西走廊有完整的复现[11]。悬泉汉简出土的文件，大多数涉及律令与司法，其中很多爰书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另外，悬泉汉简出土有《论语》残文以及《易经》一类的文字(21)，还有记载有孔子之言的儒家其他作品。这说明，儒家与法家的学术文化，对河西走廊的影响与内陆是一致的。悬泉汉简还有很多日书与历法，说明河西走廊上还有内地流行的方术与阴阳思想。西域诸国对这些学术思想，应该有所吸收与学习。龟兹采纳汉朝礼仪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西域传入的文化对中国学术与文学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西王母、弱水的传说，对中国小说、戏曲影响不小，明清小说中的“瑶池金母”、“王母娘娘”，显然就是由“西王母”故事变化而来。西王母的传说，对后世史书与地理著作，有着深刻影响。而角抵、幻术更是对中国戏曲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角抵最早在秦代已经出现，与俳优一起成为帝王娱乐节目。《史记集解》引应劭语，以为角抵自战国就有流传，且“角抵”之名实秦改之(22)。裴骃也说《史记》中所说的觳抵即角抵。文颖则云：“秦名，此乐为角抵，两两相当，角力、角伎艺、射御，故曰角抵也。”汉武帝时期，角抵发生了某些内在的变化，具备了“戏”的因素。如《汉书·武帝纪》有载：“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角抵一变而为戏，说明了觳抵在中国文化中的演进与变化。今人多以为当时的角抵戏就是后来戏曲的萌芽。从《汉书》所说的“三百里内皆观”分析，这种表演成分应该还是与今天我们所说的摔跤更为接近。如果具有戏曲的表演成分，不致出现“三百里内皆观”的情况。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角抵戏对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中国古代戏曲的产生，应该具有一定的内在影响。另外，眩术在中国或者因为儒家学术的限制并未完全得到发展。《后汉书·陈禅传》所说的“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说明秦汉由西域传入的眩术，在西南夷诸国普遍流传，但在内地并不流行。这种技艺对于道教与佛教在民间的传播，或者不无辅助作用。
悬泉汉简还出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应用文件，有制、诏、令、律、告、牒、编书、爰书、簿、册等等，显示当时河西走廊上具有丰富多样的应用文体。如制乃皇帝的命令，故《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命为制，令为诏。”《史记集解》引蔡邕之言：“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悬泉汉简中还有解释诏书的材料：“诏书必明白大书，以两行著，故恩泽诏书。”这与蔡邕《独断》中“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的说法一致。编书，即扁书，即用大字写在墙壁上或木板上的告示。而爰书则是一种司法文书，《史记索引》引韦昭语曰：“爰，换也。”《汉书·张汤传》引颜师古注：“爰，换也，以文书换其口辞也。”其余文体可见于蔡邕的《独断》，刘跃进先生对此有详细考证，可以参看，兹不赘述[12]。当然，河西走廊将秦汉学术文化传入西域，对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也应该具有特定的历史作用。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对此一问题再加深入探索。
收稿日期：2009-03-15
注释：
①悬泉汉简有“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的记载。
②《史记·西南夷传》有“巴蜀民或窃出商贾”的记述，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
③《后汉书·西域传》载：“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
④《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居所在昆仑山，《赵世家》的会见地点亦应在此，这说明《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居址距中原尚近，反证本书成书时代应至少在战国早期。
⑤《汉书·西域传》有“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的记载。
⑥《后汉书·陈禅传》；“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
⑦《汉书·西南夷传》：“是天子乃令王然子、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当羌乃留为求道。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
⑧《后汉书·西域传》称汉明帝时期方“遣使天竺，问佛道法”，说明汉朝与天竺的正式交往应该始于汉明帝。
⑨郭沫若在《新郑古器之一二考释》与《新郑古器中“莲鹤壶”的平反》中考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就已经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如佛教创建于公元前五世纪，其后不久同属佛教文化的莲花图案就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了。如果这种说法不错的话，印度佛教传入中原的时间确实应该大大提前。
⑩程大昌《雍录》考证，秦始皇时期所铸铜人十二，皆坐式，似亦与佛像有关。
(11)《释老志》：“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12)重庆江津最近发现了两座极为罕见的人工凿成的石头坟墓穴，墓门楣上刻有“慈永禅心”，可能与佛教有关。墓门与东汉石室墓十分相似，这说明汉代巴蜀地区的确已有佛教信徒。
(13)释玄光《辨惑论》称：“汉时仪君行为此道觥魅乱俗，被斥敦煌。”
(14)《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记载支谦祖父支度“以汉灵帝率国人数百归化”。
(15)《后汉书·襄楷传》：“或曰：老子入夷狄而为浮屠。”即称“或曰”，说明这种观点由来已久。
(16)《汉书·西域传》：“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
(17)《汉书·西域传》：“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
(18)参曹道衡《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载《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
(19)参见《重修敦煌县志》卷三。
(20)《梦溪笔谈》卷十五称：“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
(21)悬泉汉简有“彖曰”一类的文字，出处不明，应该与《易经》有关。
(22)应劭：“战国之时，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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