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前期文学的浪漫主义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新时期论文,特质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前期文学渗透和充溢着浪漫主义情绪，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在历史走向上，它与时代发展的规定性和现实的选择必然性是一致的，因而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然而，这种浪漫主义情绪亦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的升华，因此它与所有的浪漫主义文学在精神结构上又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浪漫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学思潮，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人类积极向上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源泉。从人性的角度而言，它是人的主体意识超越现实，向未来突进的创造精神的反映，它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自觉的主体意识，是人类走向自我完善和解放的精神动力。仅此而言，如果缺少了浪漫主义的主体意识和超越升华现实的创造力量，失去了对理想和英雄人格的现实肯定与追求，历史和人类就会黯然无光，陷入一种畸形的庸俗的片面性，使得人的内在心灵世界残缺不全，成为外在物质世界的附庸。所以，每当历史处于变革从而使物质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浪漫主义总是以一种历史的创新形态出现，成为推动历史、改造现实的精神和情感力量。浪漫主义开放的、动态的、富有开拓精神的文化心态，与历史的自觉和变革要求在精神结构上是完全一致的。在中外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出现总是与历史发展的转折和过渡时期相对应的。历史的自觉和自由的文化精神必然会引起人主体意识的自觉。在历史发展的过渡和转折时期，相对来说是一个自由的散文式的主体和个性得以确认和发展的时代，别林斯基就认为，浪漫主义这一类的抒情性艺术，一方面是时代出现了自由的散文式的趋势所产生的；另一方面是人的主观性得以发扬，而成为浪漫主义的催产婆。从泛文化背景来看，新时期前期文学的浪漫主义与此精神形态是一致的。 浪漫主义的产生并不是一个或几个作家心血来潮的偶然选择和主观情感的任意宣泄。新时期前期文学的浪漫主义的出现和崛起，完全是基于祖国和民族在经历了巨大灾难以后对现代化、对幸福与进步的渴求这种历史的自觉的现实土壤，体现了觉醒了的中国人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的选择与渴求。 自我意识的觉醒和重新确认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个性发展和人格独立，是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赖以产生的重要精神契机。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前进的，人的自我意识也是在隐蔽与发现、压抑与升华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张扬和更新的。没有“人”的地位的十年浩劫无疑使自我意识受到长期压抑，然而正是由于压抑得太长，它在人们心里积聚的心理能量也就越大，因而复苏和觉醒也就来得猛烈和持久。人的价值的肯定，人的尊严的恢复，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构成了人自我意识的基本内涵。以人的主体性去克服人的受动性，以个体性否定虚幻的“集体主义”，以情感冲击畸形的理性，以理想照亮沉睡的现实，以人性、人道要求去批判专制与兽性，建构了一种新的文化精神，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在作品中集中体现为一种反叛和不满足于现状的情绪。所谓反叛是对传统的反叛，所谓不满也是对传统及其造成的现状的不满。改革和对外开放也正是在这个必然而非自由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种反叛和不满的浪漫主义情绪一直是贯穿在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其后的多元化文学之中。刘心武正是在人的自我意识要求之下率先发出了解放个性和救救被“四人帮”毒害了心灵的孩子的呐喊。《公开的情书》中的真真要“冲破一切枷锁”，庄严地宣告“我是个人，我应该有人的尊严，我应该有和别人一样的权力”。《蝴蝶》和《月食》则要求在传统和现实的异化中回归到人自身。《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然立足于自我意识而“用我的眼睛看世界”，蔑视一切不合理的陈腐传统和虚伪的世俗观念。李陀《愿你听到这支歌》中的杨柳，张抗抗《夏》中的岑朗，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中的雪花，汪浙成、温小钰《春夜，凝视的眼睛》中的左丽，郑万隆《红灯·黄灯·绿灯》中的李晖，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姗姗，也都是在觉醒了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上，反叛传统和世俗的各种束缚，寻求一种更有意义的人生和更合理的生活方式。这些人物，都不是作家严格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塑造出来的，而是凝聚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渗透和充溢着浪漫主义的情绪。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在同一地平线》和《黑骏马》、《北方的河》的主人公各自对内心世界的坦荡暴露，以及对内在生命力的渴望和寻求，散发着的则完全是作家理想人格之光，是主体的精神世界的升华。黑格尔认为，浪漫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精神返回到它本身”，即所谓内在主体性原则。因为浪漫主义的精神表现不是从外在的感性事物去找它的对象，“它只有在离开外界而返回到它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超越不能充分表现自己的外在现实这一“实际存在”，达到“认识到自己的真实”，构成“自在自为的内心世界作为本身无限的精神的主体性的美。”①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及其特征也是依赖于人主体自我意识的确认和精神的内在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它从作家内在的精神世界升华出了生命和美的光辉。 由自我意识的深化而探寻与生命存在本身融为一体的感性动力和青春激情，构成了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心理动力。1978年后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随后的对外开放，使每一个人在精神上都重新获得了一次生命，感性动力和青春激情得到了一次新的沸腾。活跃在新时期文坛上的作家，就是以中青年作家为主的。在迟到的春天里，人们长期受到压抑而积聚起来的感性动力和青春激情在萌动、骚乱，都须要把长期压抑在心头的热情、力量、痛苦和欢乐，爱与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一个时期，“人们兴奋热烈，绷紧了全身力量，为了离开他们的处境，为了冲到实际世界那一边去，藉以消耗在他们脑袋里沸腾着的、过于活动的热情”②，一种因获得新生和自我意识而要求表现内心世界的心理欲望，构成了一种主导的社会心理趋向，使他们“总是向往于浪漫主义”，“它让灵魂净化，让它变得高尚起来，它把兽性和粗野的愿望从心里排除出去；心灵在这光明而圣洁的幻梦的大海里，在这扶摇直上天国的仙境中，受到洗礼，展开翅膀，让自己身上偶然的、暂时的、日常的因素得到纠正”③。新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正是从自己的精神世界升华出一种改造现实的力量，纠正日常生活中的世俗观念和传统文化积淀的不合理因素。我们在《公开的情书》、《驼峰上的爱》、《沉默的荒原》、《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黑骏马》、《北方的河》、《大林莽》以及《蝴蝶》和《布礼》中，不难看到这种倾向。 历史要求“走向世界”和文学与“世界文学”合流的趋势，也是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重要文化背景。追求与世界的飞速发展同步，如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应有而独特的贡献，渴望沟通不同民族之间的精神与文明联系，是时代发展的基本走向。这不仅需要一种民族自身坚强不息的英雄精神和感性动力，同时更需要一种包容性的文化心态。《公开的情书》中老久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富有进取意识、创造意识的文化心态，“我们仍然要拼命睁大眼睛，去观察、寻找和发现世界上我们同时代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各个领域里所取得的有历史意义的进展”，因此，我们“应该是个探索者……要以自己毕生的努力和创造性的工作，去开拓新世界”。以探寻民族文化的“根”和原始生命力为己任的“寻根”文学思潮，也是基于在对世界进行纵向扫描以后而渴求真正能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心理愿望。开放的文化心态造成的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浪漫主义文学准备了充足的精神食粮，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文学自身的解放也促使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在观念和形式上都获得了空前解放，然而这种解放并未按照文学自身的规律向纵深发展，自律为它律所完全规定，以致文学被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丧失了自身应有的独立性。单一、静止、封闭的文学格局成为多年来文坛的主宰。文学自身的空间狭窄了，时间的流动性仅仅成为现实空间表现的附加物，而空间的延伸则为封闭的现实时间所制约，立体成为平面，多元化为单一，动态成为静止，开放成为封闭，从观念、方法到形式都是“我花开后百花杀”。随着历史的自觉和人的自觉，文学本身也走向自觉，自律则成为文学繁荣和发展的一种支配力量。观念、方法和形式多元化的格局，开拓了文学的思维空间和审美空间。因此从社会到自然，从外在感性到内在心灵，从理性到感性，从现实到历史，都成为可把握的审美空间，而神秘的蛮荒原野，古朴原始的民风习俗，甚至死亡与恐怖，也都成为审美对象。这种审美空间及审美趣味的拓展，也就为浪漫主义情绪表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这种浪漫主义的情绪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学自身的发展。 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与落后的现实和沉重的历史有着深刻的联系，并与我们祖国、民族的未来有着血与肉的精神纽带。从总体上看，它不是作家个人气质所作出的偶然选择，而是历史、现实和未来与作家个人主观因素相交织、相统一所产生的巨大合力的结果。改变现实的要求，对中国进步、人民幸福的渴求作为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心理内驱力，使得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历史感，而较少有廉价的理想表现。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光辉灿烂的未来理想图景，脱离现实的廉价乐观情绪，在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中都不占有主导地位。相反，由于对落后现状和惰性文化传统的忧虑，使得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充满着忧患意识与悲剧精神、哲学和文化反思意识，并在人的主题的深化和强化、揭示人的复杂的深层心态世界中，透露出对理想人格和英雄精神的追求与向往，与此相适应，辽阔、悲壮、神秘、恐怖的自然形象和大量怪异的民歌、传说、神话交织在一起，又赋予了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以力度和崇高感。 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悲剧精神是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典型的情绪特征，这种忧患意识与悲剧精神本身与浪漫主义有着天然的精神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浪漫主义开辟了一个严肃而忧郁的文学描写时代。严肃忧郁的浪漫主义文学应当归结于历史和社会本身的忧郁。就我们的现实处境而言，沉重古老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封建意识与人的解放的矛盾，劣根性的滞重与理想人格的尖锐对立以及在自我意识的深化中所意识到的现实与理想、主观与客观、个性与共性、短暂与永恒、有限的个体生命和无限的人类历史的矛盾和冲突，都在人的内心世界里，以极其丰富的形式相互冲击、碰撞。个人的命运，祖国前途和民族发展的命运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一切，必然会在敏感和易于激动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一代作家的心灵里引起骚动、不安、痛苦和彷徨。“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走向何方”的心灵疑问引起的内心焦灼和不安，就成为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忧患意识的最先表现。李陀《愿你听到这支歌》中的“我”对“我”的脑袋应该长着什么样的脑袋，是“我”的还是受别人支配的心灵反省和“我属于谁”的焦灼设问，就显示了对自我和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忧虑和危机。《公开的情书》中的真真对自己是“主角”还是“配角”、“观众”的令人焦虑的痛苦思索，还有《在同一地平线》中的画家对自己奋斗的原动力的探源，那种奋斗、竞争如猛虎般的性格，是自身“原有的生命力呢”，还是“纯梦幻的理想在现实中变态的追求？或是掺杂了在竞赛场上越拼越眼红，身不由己的劲头”？这些都是一种自我忧虑，即在一种不明确、骚动不安的自我冲突中的忧患自我。 当代人不仅考虑着自我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进行自我选择和自我奋斗的方向和准则，同时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与理想的冲突，也是有一种深深的忧虑。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的主人公对上海里弄拥挤的烦躁和压抑而作出了回到另一广阔天地的痛苦抉择；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中的女主人公为平庸生活所囿而出现的内心焦灼以及一时找不到自己理想归宿的精神痛苦；孔捷生《南方的岸》，张承志《黑骏马》，冯苓植《沉默的荒原》对人的生命价值所进行的痛苦思考和选择，都呈现出浓烈的压抑和忧郁感，渗透着强烈的对人生、对社会的忧患意识。也许这一代人肩负的包袱和责任都过于沉重，他们的追求不能或暂时不为社会和人们所理解，他们的奋斗和选择往往会遭到各种非议和嘲笑，甚至根深蒂固、愚昧无知的世俗偏见会粉碎他们的追求和理想之梦。有些敏感的青年作家对这一点意识得过于清楚，也过于忧虑，所以故意与值得忧患的现实和人生拉开一段距离，以荒诞的游戏态度对待人生和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也就表现了这样一种审美倾向。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试图放弃一切社会责任，也放弃对自己的责任，既嘲笑社会和人生，也嘲笑自己和生命，在他们的眼中，一切神圣的、崇高的、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无所谓”。然而，在他们内心的深层世界里，仍然有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的忧患，仍然有一种精神的痛苦和灵魂的挣扎。他们之所以不愿选择为传统文化和大多数人认同的生活方式，在于他们的内心渴求着一种更真实也更有价值的人生。表现形式是荒诞的、闹剧式的，然而表现的情绪内涵却仍然有浪漫主义的忧患意识，不然就没有因爱情、事业、知识之间的冲突而引起的烦恼，也没有不同选择之间的痛苦和心灵搏斗。 无论是《本次列车终点》、《南方的岸》所隐藏着的感伤情绪，还是《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所外露着的玩世不恭，在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忧患意识中都不占有主导地位，而更多的是勇于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献身的精神。在新时期前期具有浪漫主义情绪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为寻求自己理想而牺牲自我的崇高的悲剧精神。《公开的情书》中的老久公开宣告“从不因为追求真理要付出巨大代价而逃避真理”，即使是牺牲自己也心甘情愿：“我们应该而且能够超越自己社会地位的限制，这使我们成为解放的人，新时代的人。我们个人的结局也许是不幸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为之奋斗的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会出现在我们下一代人面前。”《红灯·黄灯·绿灯》中李晖直面传统和为现实的大多数人认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而《黑骏马》中的“我”为了让“我们的后代得到更多的幸福，而不被丑恶的黑暗湮灭”的精神，也是一种自我实现、自我升华的理想人格精神。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北方的河》、《迷人的海》等作品中，在一代垦荒的知识青年身上、新一代大学生身上以及海碰子身上，都体现出了崇高的悲剧精神以及作家赋予其作品人物深刻的忧患意识。显然，这一代人的追求在忧患意识中有深刻的悲剧性，但这已是一种自觉的悲剧精神，是一代人思考现实，反思历史，探索未来，选择奋斗方向的一种崇高的自我牺牲。 这种自觉的悲剧精神是在现代意义上对具有忧患意识传统的中国文化的超越。思想史上，孔子对周礼尽丧的忧心忡忡，所产生的“克己复礼”并游说诸国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践行动，老庄出于对现实和人生的忧患，为时人开出的回到自然、顺其自然的“无为”药方，并以原始理想作为社会理想，都是基于对社会和人生深刻的忧患意识，并且成为中国文化忧患意识的原型而积淀下来，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但是，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庄的忧患意识都是有缺陷的。孔子出于对周礼丧尽的忧患，提出的“克己复礼”，以“礼”作为社会的规范来约束制约个人，扼杀了个体生命存在的地位和价值。老庄出于对现实人生的忧患而要求人绝对地“无为”，把不食人间烟火的“处子”、“真人”作为人生效法的榜样和理想，则把个体生命价值导向了“虚无”。这两种忧患意识都扼杀和否定了现实的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与之不同，新时期前期文学的浪漫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首先是对失去“自我”、失去个性和独立人格的忧患，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实并升华“自我”，使现实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张扬。这样一种新的文化精神显然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超越，它表现了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忧患意识不是导向过去和“虚无”，不是一种廉价的非历史的感伤主义情绪，而是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步的。它本身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击、碰撞的结晶，不难看出有西方文化的基因。 然而，民族文化原型毕竟铸造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式，所以无论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如何强调尊重个性，发扬个性和张扬个性，如何寻求人格独立和自我解放，但其骨子里仍然是一种天生的群体意识和社会意识。所以对自我奋斗、探索的忧患，实际上也只是通过自己的眼光对历史、现实、未来的探索与反思，最终必然要超越自我和个体的界线，而上升到哲学的整体和民族文化的宏观审视。由忧患意识延伸为哲学意识和文化反思意识，似乎是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必然发展。忧患意识本身就是有哲学意味的，对个体自我的忧患必然上升为对民族文化过去的反思及对其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忧患。正是这种哲学意识和文化反思意识，使得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作家不是近距离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观照生活，而是按照对生活的理解去表现生活，在形式上与现实生活拉开了一段距离。因此，急功近利地从这些作品中寻找真实客观的生活本身是徒劳无益的。“别在他的作品中寻求生活，而是去寻求思想。思想是他的灵感的目标……他也是根据幻想，为他的思想创造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前程是不可限量的，他面前展开着整个现实和设想的世界，整个想象的丰饶王国：过去与现在，历史与寓言传说，民族的迷信与信念，地面与天空与地狱!毫无疑问，这里有他的逻辑，他的诗的真实，他所矢志不渝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法则。”④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世界大舞台上并对人类应作出什么样贡献的哲学沉思，已成为新时期前期文学中忧患意识所升华的哲学意识。“寻根”文学思潮也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试图对中国文化进行审视、反省和重新估价的产物。这种寻民族文化之“根”在思想上与浪漫主义有着历史性的联系。勃兰兑斯在评述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时说道：“为了救亡图存，所有遭受威胁的民族，或是本能地或是有意识地，都在从本民族的生活源泉中汲取使自身重新振作起来的活力。……正是这种爱国精神，导致各个民族都热切地研究起它们自己的历史和风俗，它们自己的神话和民间传说。对于一切属于本民族的事物产生强烈兴趣，引起人们去研究并在文学上表现。”⑤这样，浪漫主义“把我们的想象引回我们生平最原始的情欲，直到在我们的想象周围唤起那童年的可怕的迷信，从而把想象的火炬带到我们历史的远古年代的黑暗中去……在祖国辽阔的废墟中间追忆祖国的伟大往事和伟大声誉；在检阅过纯朴而又伟大，但却被我们形容为野蛮的蒙昧时代的这些仪仗之后，收集无愧于缪斯的重大事变”⑥。这种“寻根”当然是探寻民族的活力。 “寻根”虽然是在1985年才形成一股文学思潮，然而它的前奏可以追溯到“反思”文学，如果我们把“寻根”文学看成是远距离的哲学和历史文化“反思”，那么“反思”文学就是近距离的政治历史性反思。这一阶段总体来看还是比较着眼于现实的。他们批判保守沉重的文化传统所带来的缺乏进取和创造的勇气，力图唤起民族的创造热情和拼搏精神。《春夜，凝视的眼睛》里的左丽哀叹那内向、压抑的民族性格，《愿你听到这支歌》里的“我”则痛感那缺乏主动和首创精神的国民劣根性。历史进程的节奏是如此之慢，以致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繁衍后代(《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的王木通就是一个典型代表)的生活方式，至今还是很多人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方式。我们看到，这种理想生活方式又是与愚昧、专制(如王木通那样)、野蛮(《流泪的红蜡烛》对新媳妇采取武力同房)联系在一起，不由得使作家感到愤怒而要执着于对这种落后现实的批判。然而，作家们更为关注的是改造这种落后的现实，因而必然又要赋予作品以一定的理想因索。《爬满青藤的木屋》的盘青青对王木通的反叛和对现代文明的渴慕，显示了作品对人的尊严的召唤和对突破封闭、走向开放的肯定。《流泪的红蜡烛》中雪花“我是人”的呼喊，也显示了新一代农民自我意识的发现和人的尊严的觉醒。正是这种现代文明的可能性与潜在性作为一种未来图景与落后、愚昧、保守、野蛮的现实的对比，使这些作品也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绪。 在经过一个近距离的反思、一个揭露和批判的激情时期以后，文学发展也就进入了远距离反思，即“寻根”阶段。这是一个更具浪漫意义的时期。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几千年来发展的步伐是那样缓慢而沉重，但毕竟没有从世界舞台上被排挤出去，当今又升腾了改革的活力，以新的面貌和姿态走向未来和面向世界。这样一个历史之谜困惑了新一代作家，迫使他们从民族历史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中去寻求民族文化之根：生命之根、个人发展之根，发掘出民族文化中生生不息的“力”。诚如阿城所说，年轻的一代开始从肯定的角度表现中国文化心理。不过，他们寻求民族文化活力的视野没有限于作为中国文化正宗的儒家文化，而更多注目的是与儒家文化有时处于互补地位，有时又处于对立地位的道、佛文化和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民间文化。这种选择本身也就是一种浪漫精神和情绪的表现。阿城笔下的人物，无论是《棋王》里的王一生，还是《树王》里的肖疙瘩，《孩子王》里的代课教师“我”，从表层上看，都是非英雄的小人物，大多平和知足，安时处顺，然而在他们那卑微乃至猥琐的外形里，却蕴含着一种顽强的内在力量，因而不时本能地“焕发出光彩来”，产生了某种“英雄行为”。这显然也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内在渴求，是作家从归于“虚无”的道家文化精神中升华出来的一种人生理想。阿城经验世界里对西南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深切体验，使他的作品也充满着对久已遗忘的民间文化的向往，并希望从中挖掘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生命活力。这种倾向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在李杭育葛川江系列小说中，他从最能体现民间文化精神的最底层的民众身上，探寻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内在活力。《葛川江人家》中的秦寨人，充满了粗犷原始的野性，但正是他们面对死亡和生存的选择，洋溢着生的意志和豪情。数代人在“玩命的营生”中面对着“葬身鱼腹”和“垒垒新坟”，以及不定哪天，还得死在这条既是他的摇篮又是他的祖坟的大江底下的冷酷现实，仍然“浑身是劲”。在这种悲剧性的性格命运中，渗透着一种生存、发展的生命活力。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也执着地在“蛮野自由的民俗民风”中，讴歌蕴含着民族蓬勃生机的活力，崇尚大汉之风。但在他的作品中，也注意到寻求古老文化凝结的生命活力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在小月桂兰等具有新质的人物身上，传统的坚韧和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渴求逐渐和谐起来，成为一种新的现代文明的表征。 大量民歌、传说、神话等文学因素直接进入作品，作为一种内在的文化潜流取代了对古老历史的直接描绘，从而在相当自由灵活的时间和空间上，把传奇与现实融为一体，以此来加强民族文化的积淀和历史感。刘舰平《船过青浪滩》伏波将军降妖伏波的传说以及他的三千人马葬身青浪滩化为红嘴黑身的五寸河鸦的故事，显示了人们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也象征着历史在今天的沉重压力。邓刚《龙兵过》那庄严肃穆充满宗教意味的出海仪式，郑义《老井》里关于宋太宗扳倒水井的传说以及设坛祭雨和绑龙祈水的悲壮仪式，就是以“现实、历史与一系列神话、传说，构成千年村史”，从而使人们一方面感受到历史沉重缓慢的步伐和人们的保守与愚昧，另一方面也使我们领悟到民族生存的理想和力量——一种在今天仍须要发扬光大的生命力的源泉。李杭育《沙灶遗风》中关于隋炀帝为娶父亲的两妃子而形成的火把节的传说，冯苓植《驼峰上的爱》关于驼发疯的传说，都具有意蕴丰富的文化含义。至于民歌，也常常反复出现在作品中，与传说、神话交相辉映，使这些作品的艺术世界更为光怪陆离，神秘莫测。《北方的河》所引用的冈林信康的歌，是作品强化人的主体意识的重要媒介和象征物；《黑骏马》里的民歌，不仅是主人公寻找故乡、友谊和自己过去的情感纽带，也是草原人民对理想的憧憬和对爱情的理解；《老井》中孙旺泉的山歌和赵巧英的民歌交替出现，前者代表了对过去的爱的刻骨铭心，后者则表现了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使《老井》的艺术世界充满浪漫色彩；李杭育“葛川江”的船工小调，冯苓植作品中的草原民歌都与作品本身融为一体，增加了作品的厚度，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传说、神话、民歌在一系列作品中用得相当自由灵活，与现实主义情趣大相径庭，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自由精神。 然而，尽管在道、佛文化和民间文化中蕴藏有内在的生命活力，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毕竟是官方认定的儒家文化，其基本特征是封闭性、单向性、求同性，对人性的自然欲望采取压抑和扼杀的态度，而且把人的社会欲望也纳入一种单向的为封建政治理想服务的轨道之中。十年浩劫更是无情地压抑和扼杀人的自然情感和欲望。因此，新时期前期文学的浪漫主义一开始就千方百计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宣泄和表现那因压抑得太久而有些变态的自然情感和欲望。《愿你听到这支歌》中的杨柳和“我”对祖国、民族、自我认识的评价，完全是在这样的激情冲动下的宣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在同一地平线》中主人公各自对自我内在深层心态的坦荡暴露，《北方的河》、《黑骏马》中主人公对内在生命力和爱的渴求和灵魂的自我升华，都是那被压抑的自然情感和欲望的一种曲折表现。因为历史和自我的解放还没达到能坦率大胆地暴露这自然情感和欲望的程度，所以这种表现往往以祖国民族事业的形式出现。 历史和自我的自觉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为进一步自由而大胆表现人的这种自然情感和欲望准备了条件，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中对“性”的探素和表现就更加直接和强烈地表现了出来。从道德的角度评价这种对性心理的表现是否健康是肤浅的，我们应该看到它更为内在的方面，即它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这种“性”文学思潮的出现，是对禁欲主义和畸形理性的反动，是人进一步走向解放的必然阶梯。它并不是为了表现性心理而表现性心理，而是企图通过这种表现，肯定人的感性，并发掘出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生不息的感性动力和创造热情、创造本质。从生命本身的角度看，“性”是创造和力的本源。如果我们不为道德所囿而能以自然而合乎人性的态度看待这种现象，它本身既不神秘，也不卑下，可怕的只是道学家掩藏在道貌岸然下的阴暗心理和人性变态。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整体上象征世界的构成和联系的纽带是基于“性”的生命本源。男女任何一方如果缺少或是失去了这种生命本源就会使自身失去平衡。男主人公对丧失性功能的痛苦与自卑，恢复性功能的热情和喜悦，乃是对创造力和生命力丧失的哀叹与创造力和生命力存在的欢欣，也是“性”的创造和生命本源转化为社会热情和创造力的一种哲学象征。因此，肯定人的感性存在和感性地位，肯定人作为自然生命力的本质，也是对人的创造力和创造热情的呼唤。郑义的《老井》正是把这两方面结合和统一起来加以表现的。孙旺泉与赵巧英刻骨铭心的爱情，只有达到了肉体接触时，他才“感到世界和他温热的肉体一样，存在而结实”；正是在与赵巧英“性爱”的生命冲撞中，生的意志和创造欲望压倒了他软弱、妥协和自卑的意识，而使生命之井流出了涓涓泉水。可见，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对“性力”的渴求和对“性”的压抑，也就意味着对生命热情和创造欲望的压抑。正是在这种层次上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表达了对“人”的理想，因此它已超越了伦理道德的含义，而有了一种人类生命本体的意义。 如果说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对爱情和性力的肯定是在感性层次上表达了对人的理想的追求，那么更高一级的追求，乃是对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蕴含有英雄精神和悲剧精神的理想人格的追求。与虚伪的浪漫主义不同，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不是与廉价的乐观主义情绪相联系的，而是与忧患意识和悲剧相联系，蕴含着痛苦、自我牺牲和毁灭气质。 《公开的情书》通篇贯穿着一个主题，追求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祖国与民族的未来，这一切都必须以英雄主义为心理动力，以理想主义作为指路明灯。老邪门呼吁人应当为“一把火”，“一把剑”，“我愿同风比一比力量，把最后的瞬息交给战斗，我不愿挣扎着登上沉寂的海岸悲哀地计算身上的伤口”，这种勇士豪情和英雄壮志，与“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拜伦式浪漫主义精神是吻合的，他们庄严地宣告为自己和祖国的理想而奋斗。老久说得好，“我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勇敢地为事业牺牲”，“我们要成为握着真理之剑的战士”，“我们必须改变世世代代压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这个把人变成庸人的贫困落后的环境”。豪情与理想，个人追求真理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了新一代人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北方的河》中的那位大学生，正是在“北方的河”的英雄主义品格的冲击下，心灵得到了升华：“在他的笔下渐渐地站起来一个人，一个在北方阿尔泰的草地上自由成长的少年，一个在沉重劳动中健壮起来、坚强起来的青年，一个在爱情和友谊、背叛与忠贞、锤炼与思索中站了起来的战士。……我感激你，他想，我永远感激你，北方的河，你滋润了我的生命。……他明白这宣泄而下的倾诉应当有一个深刻的结束，这结束应当表现出巨大的控制力和象征能力，它将使全部诗行突然间受到一种奇异的强光照射，魔幻般地显现它的深蕴的一层更厚重含蓄的内容，这个结尾应当像北方大河一样，粗悍清新，动人心魄。”主人公为这种人格理想的不懈追求与献身，显现了一代新人的内在灵魂，成为青年一代的楷模。 通往理想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其间充满着悲剧性和自我牺牲，从而使得这理想散发出异彩，而不管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理想。邓刚《迷人的海》中的老少两代海碰子，就是在这样一种追求中，体现了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老海碰子无疑象征着过去的英雄精神，而小海碰子则体现了新一代人的选择和追求。老海碰子为了实现世世代代从未实现的理想，面对数代人葬身浪涛的悲剧历史，无畏地选择了“富有男子汉气魄”的大海，作为他“搏击，拼杀，夺取和寻求”的战场，“就是死在这里也值得”。小海碰子在天性上比老海碰子更加自信，面对大海的艰难困苦根本不屑一顾，在“狂妄”得有些吓人的气魄里，体现了新一代人的无畏精神和英雄品格。李杭育《葛川江人家》，刘舰平《船过青浪滩》也都是在残酷、悲剧的人生和环境里，着力表现我们民族的坚韧精神和英雄品格。用《船过青浪滩》里胡小源的话说：“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这么严酷的生活!还有这么一群勇敢的人们。他们就像这汤汤的辰河脾气暴烈而又秉性宽容，有短时的浑浊，更多的是清澈，从古至今，奔劳不息，默默地养育着两岸的村镇和田野，生命从来未曾干涸过!它来自蓝天，来自山间，流入洞庭，涌入长江，汇入大海。”正是在这种勇敢、宽容的英雄精神的激发下，“我”——一个丧失了生活意志的人，灵魂在这里得到了洗礼和净化，决心摒弃窝囊的生活，生要坚强，死亦壮烈，从而勇敢地选择了一条面向真实人生和生活的道路。在梁晓声“北大荒”的系列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王志刚、曹铁强等一系列英雄群像，作为青年一代的缩影，为历史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王志刚为战友、为开垦北大荒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裴晓云肩负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以生命的最后热情，塑造了一座英雄冰雕；曹铁强为了继承父辈的遗志，甘愿献身于拓荒事业，在这种默默的献身中实现和升华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理想。不管历史会对他们的选择和事业作出什么样的评价，他们为自己的理想献身的悲剧性精神本身，却是不朽的，并不会因历史的发展和进步而泯灭其光辉和价值。 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对这种充满献身和牺牲精神的理想人格的追求，实际上也是对支撑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民族脊梁精神、性格的呼唤。就像北方的河一样，在“一大块一大块凝着的、古朴的流体里”，呈现出“老实巴交，但又自信而强悍”的性格，“它”就是我们的“父亲”，能给人以“粗糙的抚慰”和“诱人的勇敢”，在沉静、含蓄、宽容的胸襟中，蕴藏着深沉而坚韧、永不屈服的意志和冲决一切“砾石戈璧”的原动力。这也就是《北方的河》所理解的我们民族的性格之根，即鲁迅先生所肯定的民族脊梁精神。就像邓刚笔下的海碰子，顽强自信、不屈不挠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一次次面对死神的威胁，决不后退；就如《老井》中的村民一样，虽然面对的是“十年九旱水如油”的恶劣自然条件和“洗了脸，洗山药，洗了山药喂猪喝”的生活环境，却不屈服、不丧失生存的意志，正因为具有这样坚韧顽强的品格，在古老的“老井”底下，集聚着喷薄欲出的生命之泉。在孙旺泉身上，就蕴藏着这样一种旺盛的生命之泉。在这个人物身上，无疑体现了作者对我们民族精神和性格的一种理想。我们在李杭育、乌热尔图和贾平凹的作品里，也都不难看到这样一种理想表现。然而，他们也并未对这种民族脊梁精神作盲目的崇拜，而且也深挖出了落后、保守、愚昧乃至近乎迷信的一面，在浪漫主义的热情中也保有一种冷静的理性思考。《老井》也真实地写出了那愚昧保守、落后的环境和文化传统如何无情地扭曲了孙旺泉的心灵和灵魂，通过他“由人变一口井，一块嵌死于井壁的石”的悲剧人生，揭示了传统文化与人的冲突和对立。《老井》还通过赵巧英的行为实践告诉人们：“老井”也并非是枯寂的老井，并非无波，新的文明之风已经吹动了“老井”中的涟漪，一种自由的、合乎人道的具有现代文明和开放意识的文化心态正在新一代人身上滋生起来。在新时期前期的浪漫主义文学里，理想人格应当具有这种开放性的文化心态。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就不能打破“单循环的封闭的轨道”，英雄精神及其悲剧的崇高性就会变质、变态，而成为畸形、片面发展的怪胎。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应当有对他人的宽容，对各种文明和文化形态的宽容以及大胆汲取他人和其它文化的优点、长处的胸襟这一倾向，在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里已越来越明显和明确。 忧患意识、哲学文化反思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使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在审美境态和情趣上都迥然相异。辽阔的境界，悲怆的情绪和崇高、恐怖的自然美组成了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审美世界。大自然不仅作为人的对立物、而且也作为人们主体意识和力量的参照物进入浪漫主义的艺术世界，通过它来确证人是一种更强大、更崇高的存在，从而使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张扬，由此来展示人的内心世界的无限广阔。张承志笔下辽阔无垠的草原以及那永不停息、生命长存的大河形象，邓刚笔下那宽广的大海，梁晓声笔下深不可测的“鬼沼”，孔捷生笔下的“大林莽”，乌热尔图笔下的原始森林，郑义笔下的太行山，李杭育笔下的葛川江等自然形象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道具”(卢森堡语)，暗示着人的心灵和力量的无限性。在这里，草原森林具有空间的辽阔性，大河则具有时间的延伸性，人的心灵则包容两者，在这永恒的时空中，不断地激发人对精神无限性的追求与渴望。作为生命的人生是短暂的，体积也是十分渺小的，但是人类则是永恒的、崇高的，作为个体的人亦能在瞬间中获得永恒，以渺小求得巨大和崇高。因此，在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辽阔壮丽的自然形象是人的心灵的物质载体，是强化人的主体意识的参照物。正如斯达尔夫人所说“孤寂的森林，无垠的海洋，灿烂的星空，都能表达充满人们心灵的永恒感与无限感”⑦。 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常常赋予自然形象以恐怖色彩，一方面，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显示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它更显示了人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意志。亚历山大·封·洪堡曾经指出：“古人只是当自然在微笑、表示友好并对他们有用的时候，才真正发现自然的美。”但在浪漫主义作家那里，他们“发现自然在蛮荒状态中，或者当它在他们身上引起模糊的恐怖感的时候，才是最美的。黑夜和峡谷的幽暗，使心灵为之毛骨悚然、惊慌失措的孤寂，正是浪漫主义者的爱好所在。”(转引自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二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冯苓植对那神秘而令人恐怖的草原之夜的描写(《沉默的荒原》、《驼峰上的爱》)；梁晓声“北大荒”荒原中的“鬼沼之地”；孔捷生大林莽中的泥泞，疾病，荆棘与狂风；邓刚大海中的冰冷与严酷，漩流与暗礁；《老井》中残酷的自然条件和李杭育笔下的葛川江的急流险滩，以及乌热尔图原始森林的神秘与变幻莫测；王凤麟《野狼出没的山谷》中的“死亡之谷”，都有一种恐怖的气氛，尤其是他们大胆把笔触引向死亡主题，与荒原的黑夜，森林的幽浑，江河的险峻融为一体，更使人惊心动魄。正如斯达尔夫人所说，这种恐怖与死亡“会使庸夫俗子失魂落魄，却能使天才格外大胆无畏。大自然的美好与破坏力的恐怖相交织，引起一种无以名状的幸福与惧怕的梦呓，而没有这，就无法理解、描绘世间的景象”⑧。但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有助于从哲学的角度刻画一个伟大的性格，或者一个深刻的情操，而不仅仅是为了展示恐怖和死亡。如邓刚笔下大海的恐怖是为刻画老少两代海碰子为理想而献身的性格；梁晓声笔下“死亡之沼”的恐怖乃是映衬一代青年征服蛮野的英雄豪情；《老井》中恶劣的自然条件，乃是显示人在征服自然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生命意志和力量；冯苓植《驼峰上的爱》的恐怖景象，也是为了映照人世间最崇高的爱的理想。 然而，在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对立中，一方面固然可以看到人的坚强意志和力量，另一方面，自然的永恒与生命的短暂相对照，又使人产生一种自卑意识，从而面对大自然，发出生命渺小短促的感叹。张承志《北方的河》的主人公面对永恒、壮丽、崇高的大自然，不由感到人在自然中的渺小和生命的短促。因此，以有限的生命去与无限的大自然相抗衡，以拼搏的意志去实现在无限长河中的目标，必然要蕴含一种力不可及的悲怆意识。《大林莽》中的邱霆，深信人类定能征服自然，人类永远是大自然的主宰，然而却没想到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和报复。人类几千年来忽视了上苍的这一启示，所以使自身陷入了一种难堪和悲剧性的境地。当《大林莽》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就反映了一种自卑意识和悲怆意识。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人在其中却茫然若失，渺小孤单想到这几个如蚁生命的存亡，在永恒的大自然中不过是生命循环物质交换瞬间完成的程序，真叫人不寒而栗。林莽浩瀚，树梢纹丝不动，冷酷地与闯入者对峙。寂静中含蕴着无穷的奥秘，肃穆的神感”。但是意识到这一处境并不把人导向彻底的悲观和绝对的绝望，而只是唤起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使短暂、有限的生命获得某种永恒的意义，正如《大林莽》中所说：“人生从来是短暂的，在短暂中求永恒。唯有不懈地蜕变更新，这过程不是一个人能自我完成的。生命的火炬需要经很多很多人的传接。”正是个人生命的短暂与有限，人类才要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类”的存在，把一代一代有限的短暂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构成无限的生命历史，与大自然同享永恒和无限。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在象征意义上表达出了这一意识。《迷人的海》中老海碰子及其他的上辈，小海碰子及其他的下辈，正是构成了这样一个无限生命的链条，显示了人类追求自己理想的力量的无限性。“老井”人，葛川江人，“商州”人也正是依靠这样一种力量，“靠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本领生存不衰，繁衍下去”。人类生命与大自然一样，也是永恒和无限的；在人类生命的链条中，个体生命依靠自身的意志和力量，方能获得一种“永恒”。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在无意识中所表现的“类”意识，显示了对个体生命的超越，从而把个体的人格理想延伸为民族乃至人类的理想。这种理想，与忧患意识、文化反思意识融为一体，是我们在其它作品中所看不到的，它显示了新时期前期浪漫主义文学独特的审美意识、审美观照和审美开拓。 注释： ①[德]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5页。 ②[法]拉法格：《拉法格文论集》，罗大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3页。 ③[俄]赫尔岑：《科学中的一知半解》，引自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95页。 ④[俄]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见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文学理论学习资料》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82页。 ⑤[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四分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欧英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66页。 ⑦⑧[法]斯达尔夫人：《德国的文学与艺术》，丁世中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第44页。标签：浪漫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浪漫主义文学论文; 公开的情书论文; 艺术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我们这个年纪的梦论文; 北方的河论文; 黑骏马论文; 忧患意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