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初创期小说中的诗歌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功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1-0099-07 以文字语言为唯一工具的小说，对人生与世界幻象的摹写在理论上有其广度与深度的无限性。这种无限性决定其艺术形式具有包含小说以外各种文体的可能性。此即所谓小说的“文备众体”。当然，这只是可能，而非必须。但这种可能很重要，使小说具有运用多种文体手段的自由性。生活中有什么文体，小说中就有可能出现、包含即使用那种文体。如果那种文体是非文学性的。如布告、书信、日记、讲话、通知、收据、策谋(《隆中对》)之类，经过作家的运用，成为小说的一部分，从而被同化为文学美文，具有描摹人生世界的艺术功能。如果它是诗词歌赋，除了显示被它描摹的吟诗作赋之类的生活，还有其诗词歌赋本身的艺术功能，即抒情、言志、铺陈、状物之类。我国先秦小说大多羼于子史之作，篇幅短小，鲜见含有诗歌等别种文体。而初创期产生的《穆天子传》(下称《穆传》)、今文《尚书》之《舜典》(逸书)、《皋陶谟》，都是独立成篇的拟史小说，篇幅较长，各自融入诗歌若干。这些诗歌和作诗场景大都成了作品的亮点和情节高潮。同时或稍后产生的《晏子春秋》，也有多篇让晏子唱歌或诵《诗》，不仅为塑造主人公的贤相形象增添了艺术光彩，也是创造性运用《诗》文，丰富文学语言修辞的早期实绩。 一、《穆天子传》中的白云谣与黄竹诗 《穆传》是汲冢出土的竹简古书。它产生于战国中期或前期而非西周；是仿拟《春秋》或各国史记之类的编年史书造作的穆王巡行的“排日的游记”(顾颉刚语)，实即模拟周穆王巡游史迹的小说作品，而非神话传说或史官记录①。全文六卷。前四卷即是该传主体的西征，写穆王驾八骏，率六师，经过多个域外邦族和献赐活动，来到西王母之邦，宾见献礼之后，宴请邦主“于瑶池之上”，并特写两人即席作歌或吟诗： 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予(原作“子”，从郭朴《山海经》注)。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丛书集成》初编本，洪颐煊校)《穆传》佚文迄今还有六千六百余字。可怪的是，这位穆天子见过多位邦族首领，从不说话。确切地说，是作者不写他的话语，只是大同小异地叙述其接受献礼和颁赐财物之事。这与其说是作品的特点，毋宁说是初创期小说文字粗糙的一种表现，也是模拟《春秋》等史记的一种烙印。即便见了穆王特别敬重的西王母，也不写两人的日常言语，而用歌谣与吟诗代之。谣与诗写得甚好，不同寻常，也就成了表现人物的重要关目。作者为西王母所作的“白云”谣四言六句，涵盖天地，被明代谢榛誉为“辞简意尽，高古莫及”②，是对穆王西征的热情礼赞。至于天子的答词，有胡应麟评：“穆王东夏之吟仅二十余字，敦大鸿远，居然万乘气象，自虞氏《卿云》之后未见若斯者也”③。两者真可谓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把万里巡行的盛大气势推到极处，也构成西征的情节高潮。前四卷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这相对歌谣与吟咏的场面和词文本身。西王母直言周天子“无死”如何，显出其作为“帝女”毫无顾忌的超凡地位。穆王提出“和治诸夏，万民平均”的政治理想，高屋建瓴，不同凡响。此乃作者的思想光芒和幻想愿景，也传达了处于封建社会的战国乱世广大民众的意愿和企望。然出天子之口，特别切合身份，此即所谓“万乘气象”。后人谓这两首歌诗“一仙人语，一天子语”④，甚具见地。 自“西王母又为天子吟”及以下诗句，《穆传》别本多有异文。洪颐煊校云：其文“多舛讹不可句读，或为后人传写之误”。洪据《山海经·西山经》郭璞注文校正，不仅时间早出，而且文理顺畅，当属可信。诗中自言为天帝之女，守此西土，与鸟兽同处；面对即将离去的穆王，口中吟唱，“中心翔翔”，谓其“世民之子，惟天之望。”颂扬东土天子之情溢于言表。 《穆传》中的周穆王不同于史书与传说中的征伐天子与游乐天子，而是关爱黎庶、协和万邦且能自我反思的仁明天子。传中的诗歌对塑造这一形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除了让他在第三卷陈明“和治诸夏，万民平均”的理想和态度，还让他在第五卷写出关爱“万民”的黄竹诗。穆王西征之后。又巡行国内，“游于黄室(“室”或作“台”)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遇大风雪，“有冻人”(《太平御览》卷十二、三十四引“冻”下有“死”字)，乃“作诗三章以哀民”。首章：“我徂黄竹，□负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勿忘。”虽有缺字，甚或讹误，仍可知其大意：穆王来到黄竹，亲历隆冬之严寒，念及帝禹所画九域道里，嗟吁治下的诸侯君主、冢宰公卿，务要用心理民，旦夕不可有忘也。第二章是首章的复沓，只将末字变“忘”为“穷”，其余全同。古或释“穷”为“困”。倘释“穷”为“尽”，则“勿穷”类乎“勿忘”，与三百篇多同意复沓之笔颇相契合。末章：“有皎者
，翩翩其飞。嗟我公侯，□勿则迁。居乐甚寡，不如迁土，礼乐其民。”这是以翩翩飞翔的白鹭为喻，鼓励公侯将苦寒百姓迁往安居的“礼乐”之地。《黄竹》三章，可视为《诗》之逸篇。主人公对百姓苦况深有所感，情发于衷，言出肺腑，形成第五卷的情节高潮。穆王于首卷之末曾经感叹：“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乐，后世亦追数吾过乎？”作诗《黄竹》之后又自言自语：“予一人则淫，不皇万民”，对巡游天下再次反思。如此前后照应，突出其自省品格，亦是美化穆王之笔。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穆王的传统形象，和平巡行、广交外邦的穆王与心念“万民”、两度赋诗的穆王虽也不无矛盾、龃龉，却在整体语境中相辅相成，和谐统一。 二、《尚书》中的卿云歌与君臣歌 今文《尚书》中的《尧典》(包括现存的《舜典》)、《舜典》(逸书)、《皋陶谟》(含《益稷》)等《虞书》与大多数《周书》为诰、命、誓词等“古之号令”全然不同，是描述尧、舜、禹、皋陶等远古时期的帝王禅让、策谋理政等叙事之文，且多君臣人物对话和夸诞笔墨。学界长期的考辨与研究充分证明，它们不是虞时的文献或史记(其时尚无文字)，而是由战国时期的儒士依据某些远古传说和周代现实加以想象和虚构创作的拟古之作。实际就是拟史小说。在先秦出现的百多篇《尚书》中⑤，它们叙写的时代最早，而产生的时代却最晚。其中《舜典》已逸，所幸在《孟子》《尚书大传》(佚文)和《史记》中还可见到较多佚文，其为小说的文体面貌亦可了然。如主要应据《舜典》写就的《五帝本纪·舜本纪》云：“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无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而所居成市，三年而所居成都。”⑥这是谁都做不到的，是后世小说习用的夸诞笔法，而其源头则出自《舜典》。可见《舜典》不仅是拟史小说，还是非现实的夸诞小说。对此，笔者已有另文讨论⑦，此不赘辨。这里要谈的是，《尚书大传》的下列佚文还保存了原作《舜典》中的几首歌词(有清陈寿祺、孙之
、王闿运三种辑本)： 维五祀，定钟石，论人声……浡然招乐兴于大麓之野。报(一作“执”)事还归二年，
(或作“
”)然乃作《大唐之歌》。乐曰：“舟张辟雍，鸧鸧相从。八风回回，凤皇喈喈。”(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卷一下《虞夏传》佚文，《四部丛刊》本) 维十有五祀……舜为宾客，而禹为主人。乐正进赞曰：“尚考太室之义，唐为虞宾，至今衍于四海，成禹之变，垂于万世之后。”于时，卿云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一作“唱”)曰：“卿云烂兮，纠(一作“礼”)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伯咸进稽首曰：“明明天上，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宏予(一作‘子’‘于’)一人。”帝乃栽歌，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一作‘施于’)论乐，配天之灵，迁(一作‘还’)于贤圣，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同上)《大传》乃秦汉之际的伏胜所著。伏胜，济南人，“故为秦博士”，治《尚书》，“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至汉，《尚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⑧。其所著《大传》四十一篇，或定于弟子张生、欧阳生(和伯)之手。所“传”乃其所见《尚书》之文。“五祀”“十五祀”均指虞年，即舜为帝年数。上述人物言语和歌词应是逸书《舜典》中的文字。《舜典》虽逸，不在二十九篇之内，但它是伏胜见过并研究过的，所以《大传》佚文既有《虞传》之逸书《九共》，又在《虞夏传》中记述了较多《尧典》以外的舜的事迹，其基本内容自应本于《舜典》。 前者——《大唐之歌》，郑玄注为“美尧之禅也”。歌只四句。经过查考，应是错抄古逸诗并变改《诗经》文句的产物。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诗家圭臬”的明冯惟讷《诗纪》(四库本作《古诗纪》)录有《周官》注引的古逸诗：“有昭辟雍，有贤泮宫。田里周行，济济锵锵。相从执质，有族以文。”⑨这首四言逸诗，歌颂周鲁学宫贤才济济。其时文无点读，致将“锵锵”与“相从”连读，误作一句，又因“锵”“鸧”谐音而衍化为“鸧鸧相从”；“有昭辟雍”的“有昭”因形近与声近被误作“舟张”。这大约就是《大唐之歌》前两句“舟张辟雍，鸧鸧相从”的由来，讹误所致，并无确切含意。辞书谓“舟张”为“周流往来貌”，乃属猜度，所举亦只此例。末句从戒王用贤的《诗经·大雅·卷阿》中“凤凰鸣矣”“雝雝喈喈”两句中各取两字变改而出。如此凑成的歌词，虽也具有颂扬的基调，却只关乎辟雍(太学)与贤才，用作“美尧之禅”，则似是而非。舜时尚无文字，何来辟雍？如此拼凑为诗，也是《舜典》为虚拟之作的一个明证。 后者——《卿云歌》等三首不同，是作者特为赞美经过尧、舜、禹递相禅让并精心治理形成的清平盛世而作。三世贤圣，递让而迁，“菁华已竭”，就“褰裳去之”，上合天心，下顺民意，击鼓酣舞，庆其升平。《卿云歌》只两句。首句即以帝舜所唱“卿云烂兮，纠曼曼兮”展出雄奇、高美的象征意象。一个“烂”字，充分道出卿云的绚丽多彩、晴光灿烂，极度凝练，无他字可以代替；“纠曼曼兮”又将卿云难于名状的重叠、翻卷之势着意摹绘，引人遐想。随即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比喻三圣“明明相代”(郑玄注语)，恰切而鲜明，与上句共同铸成首作辉煌的整体意象。后面二首——《八伯歌》和《帝载歌》是《卿云》的细化、具体化。明竟陵派评家谭元春于《八伯歌》后评曰：“‘日月光华’同一语也，前云‘旦复旦兮’，则语景高逸；此云‘宏于一人’，则体质浑古。各有其妙。”⑩《帝载歌》从天体到人际，称颂甚广，要之，为《大学》九章之谓“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我们无法还原《舜典》全文，但从佚文可以推断，配合禹承舜禅盛世的铺陈，此三首歌词及歌唱场面当是这篇拟史小说的重要亮点和情节高潮。《大传》紧接歌词写道：“于时八风循通，卿云藂藂。蟠龙贲信于其藏，蛟鱼踊跃于其渊，龟鳖咸出于其穴，迁虞而事夏也。”此亦《舜典》原文，其超现实的妄诞描写正是对作品高潮的大力渲染。作为象征符号的“卿云”(或“庆云”)，在推出作品高潮的同时，也获得永久的艺术魅力，千载流传，成为历代诗文歌赞盛世、善事之祥瑞的传统词语和意象载体，以至产生了唐代陈子昂的《庆云章》，一首四言短诗五用“庆云”(11)，足见《卿云歌》的艺术功能宏大深广。 今文《尚书》的《皋陶谟》原本包括现存《尚书》中的《益稷》，是虞书中另一篇拟史之作。全篇千余字几乎全是皋陶、禹、舜三人的对话。战国时期的作者如此细腻地摹写近两千年前那只有传说轮廓而无文字材料的时代人事，除借助想象和虚拟别无他途，写出的自然也是一篇拟史小说。君臣阐释的“嘉谟”多是周代儒家德治、民本的施政理念。最后以皋陶与舜相续而唱的三首歌诗结尾：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本篇前半皋陶的话，儒气甚重，议论颇多，缺少小说对话的活泼意味。随后禹言治水，又与帝舜相互砥砺与告诫，君臣直摅胸臆，相待以诚，言辞较为简捷有力。末以舜和皋陶相续而歌作结，使这场廷议天下大计的和谐气氛达于顶点。舜谓奉天命以临民，惟须顺时与慎微。其歌畅言：“肱股之臣喜乐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业乃得广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皋陶则谓舜：“帝念是言哉”，率臣兴政化之事要慎汝法度，“敬其职事”，又当屡自顾省，才得成功。遂续舜而歌：“元首之君能明哉，则肱股之臣乃善哉，众事皆得安宁哉。”又歌以戒舜：“元首之君丛脞细碎哉，则肱股之臣懈怠缓慢哉，众事悉皆堕废哉。”此言政绩得失乃由天子。舜欣然赞同，“拜而受之”，曰：“自今以往各敬其职事哉!”(12)君与臣情不自禁，无拘无束，亦言亦歌，既是彼此砥砺的继续，又是情绪激昂的写照。话语与歌词交错呈现，歌即是言，言亦如歌，自然而然，毫无造作。前后用了十三个感叹词“哉”，真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们还配合肢体语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13)。这就将舜与臣工的诚挚和热忱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形象生动而鲜明，同时也使这次廷议达到高潮。 作品的对话与歌词展示的虽是虚拟的远古时期帝舜与禹、皋陶的宫廷言语和君臣关系，张扬的却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如果说尧舜禅让是儒家标榜的圣君之间理想的易代形式，那么，舜与皋陶之间直摅胸臆又相敬如宾就是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故为历代儒贤百般称颂。宋儒蔡沈评说：“虞舜作歌而责难于臣，皋陶作歌而责难于君，君臣之相责难者如此，有虞之治所以为不可及也。”(14)明儒丘濬引述此语后又说：“一堂之间，君臣之际，臣敬君则拜稽以扬其言，君敬臣则致拜以俞其语。君臣一心，上下忘势，此虞廷之君臣所以为万世法，而其致效所以为不可及也。”(15)《皋陶谟》能如《尧典》，以拟史小说之虚拟描述成为封建社会之中国二千几百年的经典文献，此以君臣歌诗作结的艺术力量不可小觑。将君臣彼此的衷心告语化作简短、活泼、铿锵的诗句，为塑造圣君贤臣的高美形象大添异彩，是早期小说中富于开拓性的艺术创造。 三、《晏子春秋》中的歌与《诗》 先秦小说运用诗歌较多的是《晏子春秋》。二百余章，有纪实，有传说(或虚或实)，也有主观虚拟的小说(16)。全书引用《诗经》文句者有十五章之多，其中多半为小说。另有几章让晏子唱歌或用韵语说话，也都属于小说作品。 内篇《谏下》第五章写“景公冬起大台之役，晏子谏”，景公答应“罢之”，晏子又去鞭打役工，以便把罢役之恩留给景公。这是一篇读过《左传》的士人效法左襄十七年(前556)所记宋平公筑台、子罕先谏而后杖击筑役的仿拟小说。本章的创造在于晏子以歌为谏，“歌曰：‘庶民之言曰：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弊我若之何!’歌终，喟然叹而流涕。”从而感动了景公。如此为民请命的大事以唱歌进谏似乎有失庄重与严肃，而以夸大为平常的初创期小说亦属常态。歌唱与流涕彰显了主人公与百姓的亲密联系。役民之歌虽只两句，却十分中肯，字字痛心。晏子苦其所苦，歌其所歌，情发于衷，悲不自禁，歌之不足，继以喟叹，以至流涕。景公不能不为之动容而罢役。后面鞭打役工却过于做作，与晏子一贯的爱民形象大相径庭，应属败笔。再看下章： 景公为长床，将欲芙之。有风雨作，公与晏子入坐，饮酒，致堂上之乐。酒酣，晏子作歌。歌曰：“穗兮不得获，秋风至兮殚零落。风雨之拂杀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终，顾而流涕，张躬(肱)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为赐，而诚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避废酒，罢役，不果成长庲。这是上一章的仿作，自然也是士人自觉虚造的微型小说。将大台改为长床，歌词据秋收季节变改，仍是服役百姓的口气。晏子歌而后涕，且涕且舞，均同于前章。有趣的是还有这篇仿作的仿作，即外篇“重而异者”第十二章，也让晏子起舞而歌，其歌词曰：“岁已暮矣而禾不获，忽忽矣若之何？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惙惙矣如之何？”晏子“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惭焉，为之罢长庲之役。”两作写的同一题材、同一主题、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文字大同而小异。此乃小说童年的稚气表现。惟歌词各有意味，也各有千秋，可谓异曲而同工，一并突出了晏子的爱民形象。 内篇《谏上》第二十一章景公诧异“荧惑守虚而不去”，召晏子问：谁当此“天罚”？晏子曰：“齐当之。”随后陈其缘由：“天之下殃，固于富疆(张纯一注：“恃富强而为恶，天必殃之”)。为善不用，出政不行(张注：音杭，言政令颠倒无理)。贤人使远，谗人反昌。百姓疾怨，自为祈祥。錄錄(碌碌)彊食，进死何伤。是以列舍无次，变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贤不用，安得不亡。”这是效法其时流行的四言诗而作的韵语。晏子回答景公所问，不会临时编此韵语，其为文人的艺术造作显而易见。其实，晏子是齐国乃至其时中国之著名大贤，多年被景公用为齐相，何言“贤人使远，谗人反昌”，“有贤不用，安得不亡”？读此虚拟小说之文，不能拘泥于史实。它是作者对春秋战国时期诸多国君倒行逆施的艺术概括，是代表众多落寞贤士与疾怨百姓的不平之鸣。《晏子》中类似的夸张之笔还有多处，都是强调晏子反对昏君虐政，直言敢谏。本章以韵文张大其词，使这种笔法更上层楼，晏子敢言的直臣形象也益加鲜明。 《晏子》还有多篇让主人公借助《诗经》文句阐述观点、抒发情感的小说作品。内篇《谏上》第九章写景公因所爱嬖妾婴子甚悦翟王子羡驾车，欲从妾请“禄之以万钟”(17)。晏子反对，指出这不但是“妇人之制”，“且不乐治人，而乐治马；不厚禄贤人，而厚禄御夫”，乃“不顾民而忘国甚矣!”于此引《诗经·小雅·采菽》：“载骖载驷，君子所届。”原诗写诸侯朝周天子，此句谓君子(诸侯)车乘已至。“届”意为“至”或“到”，《晏子》作者以其与“诫”同音，用作“诫”意，告诫景公不可宠妾而乱政。这也是小说语言的活用技巧，属“飞白”的一种。有的版本改“届”为“诫”(18)，不唯多此一举，也坏了“飞白”辞格，并不可取。此章后半着意斥景公“听嬖妾以禄御夫，以蓄怨，与民为仇”。特引讽刺幽王宠褒姒误国之诗《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与下文“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倾城之务”若合符节，恰切而有力。前后两用《诗经》之文，手法迥异，功效大同，也是一种异曲同工。 内篇《杂上》第三章，写崔杼弑齐庄公后，与庆封劫齐将军、大夫而盟，“晏子不与”，直斥“崔子为无道”，誓曰：“不与公室而与崔、庆者受此不祥!”崔杼要他变此誓言，与共齐国；不变则“戟既在脰，剑既在心”，死在目前。晏子曰：“崔子，子独不为夫《诗》乎？《诗》云：‘莫莫葛蔂，施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婴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钩之，直兵推之，婴不革矣!”崔杼终不敢杀忠直有道的晏婴。然而，这并非史实，而是虚拟的小说人事。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劫盟时，晏子与崔杼并未对立相抗，其誓言为“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既未附和崔、庆，也未言及崔、庆，强调“忠于君、利社稷”，使二人无法挑剔。《晏子》为渲染晏婴与弑君者相抗宁死不屈，多所虚构，并让他在回答崔杼的威胁时引用《诗经·大雅·早麓》末章，意为正直的君子决不回头顺从邪佞，改变誓言而求福，从而强化了晏子语言抗争的分量和力度。需要指出的是，原诗颂扬文王之德，诸注释“回”为“邪”，无“回头”意。晏子回答崔子逼问，“不回”就不止于“不邪”，还兼有“不回头(变改誓言)”之意，词义双关，是运用《诗》文的新发展。又者，本章还用《诗经·郑风·羔裘》之句作结尾：“‘彼己(其)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谓也。”此种结尾，即是后出的《韩诗外传》各篇以《诗》句结尾形式的先河。 内篇《杂上》第十五章写晏子“饮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不从，引《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曰：“‘侧弁之俄’，言失德也。‘屡舞傞傞’，言失容也。‘既舞而出，并受其福。’宾主之礼也。‘醉而不出，是谓伐德。’宾主之罪也。”又曰：“婴已卜其日，未卜其夜。”景公曰“善。”《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672)载，陈敬仲“饮(齐)桓公酒，乐。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此篇晏子饮景公酒，谓“已卜其日，未卜其夜”，显然是仿拟《左传》的虚构之作。但其前征用《诗经》之文，夹以议论，却很出色。《宾之初筵》乃“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19)，写出帽子倾侧还屡舞不止的种种丑态，移戒景公好酒而失于节制，恰如其分。作者让晏子边引诗句，边予解说，文字更见活泼，也更有说服力，是借助与发挥《诗》意的又一种形式。 外篇“重而异者”第十章写“景公坐于路寝”，与晏子讨论将来谁有齐国，晏子回答是“田氏”。这是绝不会有之事，应是战国时期田氏篡齐之后文人发挥想象创作的小说。文中晏子陈述田氏将有齐国的理由是：对于百姓，“公厚敛，而田氏厚施焉”。下引《诗经·小雅·车牵》：“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原为“燕乐其新昏之诗”(20)，与本章之义邈不相干。作者只取其字面，与收买民心的田氏“虽无德而有施于民”致“民歌舞之”甚相契合，造成一种义不相涉而文字相同的奇特文学语言效果。对诗句或成语的此等用法，后世常见。此其滥觞乎？ 中国是诗的国度。大约在尚未产生文字的时代，古人就哼唱“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之类的古歌。至商，除产生时代有争议的《商颂》五篇，流传至今的尚有《周易》中征引商诗的某些爻辞(21)。至周，从庙堂到民间，作诗唱歌之风大兴，到春秋中后期就产生了诗歌总集，时称为《诗》。《诗》在士大夫中的应用日见广泛，孔子乃至将“不学《诗》，无以言”作为庭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2)功用如此之多之广，影响自然日盛一日，战国时产生的较有规模的上述小说类作品让人物唱歌、作诗或诵《诗》也就不足为奇。先秦小说中的诗歌成分不止于此，别作也偶而有见。特别引人瞩目的是《荀子·大略篇》的如下之作：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矣，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难，朋友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耕难，耕焉可息哉？”“然则赐无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圹，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一篇二百多字的游戏小说五引《诗》文，使其诗句成为小说人物孔子批驳子贡不欲作为而“倦于学”的经典依据。这些诗句，也就构成作品的脊骨，不可或缺。这篇戏作的出现似属偶然，其实又是一种必然。当其时，士大夫中言谈、作文称《诗》者日多，《诗》遂逐渐成为儒家的经典。《荀子》一书，共引《诗》文104次，《大略篇》的戏作正是在此种风气中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经过千年的发展、嬗变，小说成为成熟的文体，日新月异，融入诗歌更司空见惯。但以作诗或诗歌本身为突出亮点和情节高潮的作品却很少见。这与上述多数作品均以赋诗唱歌为最大亮点或情节高潮适成对照。究其原因，乃在初创期小说描述粗简，很少铺陈，出色的笔墨相对较少，而赋诗唱歌须将诗文歌词逐一写出，成为一种特定的铺排、展开文字，加之本身的诗歌语言之美，自然显得鹤立鸡群。如果诗歌与作品的人物、情境恰合，锦上添花，就很容易成为作品的亮点与高潮。成熟后的小说不然，人物、情节相对较多，描述文字繁细、浅白而更富于表现力，时见佳构与妙笔，一二诗歌的穿插，即便不俗或出色，也常是众多出色笔墨之一二，难有出类拔萃的艺术功效。小说毕竟是小说，就文笔而言，是以散体文叙事与描摹的精彩为其成熟的主要标志。融入诗词歌赋和其他文体，其首要功能也在摹写种种相应的虚拟人生幻象，是全书描摹功能的有机部分，与独立于小说之外的同类文体之功能，既相关联，又有区别，其在意象描摹的语言洪流中常如电光石火，一闪而过，欲成作品之最大亮点以至高潮则大不易。这是可以理解的。 收稿日期：2014-09-10 注释： ①参见拙文：《大气磅礴开山祖——〈穆天子传〉的小说品格及小说史地位》，《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②《四溟诗话》卷二，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63页。 ③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四《三坟补逸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页。 ④陈天定辑：《古今小品》，卷一《白云谣》所附谭元春评语，清道光九年(1829)芸香堂刊本。 ⑤屈万里《尚书集释·概说》指出：“百篇尚书，虽定于先泰”，只是鲁国儒家传本；《墨子》兼爱所引《禹誓》、非命所引《禹之总德》、非乐所引《汤之官刑》、尚贤下所引《竖年》、尚同所引《相年》，《史记》殿本纪所引《太戊》，以及见引于《文选》注等的《大战》，“似皆百篇外之书”。又，《孟子》万章章句上赵岐注云：“孟子时，《尚书》凡百二十篇。” ⑥《史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页。 ⑦参见拙文《〈尚书〉之拟史小说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5辑。 ⑧参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3124-3125页。 ⑨《诗纪》卷九，明万历(1573-1619)刊本。又，《说苑》卷三也载有这首逸诗，只在“相从”之前衍一“而”字，改交了诗的句式。 ⑩见陈天定辑《古今小品》卷一。 (11)《庆云章》：“昆仑元气，实生庆云。大人作矣，五色氤氲……旷矣千祀，庆云来止。玉叶金柯，祚我天子。非我天子，庆云谁昌。非我圣母，庆云谁光。庆云光矣，周道昌矣。九万八千，天授皇年。” (12)引文见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44-145页。 (13)《毛诗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4页。 (14)蔡沈：《书集传》卷二，明正统十二年(1447)刊本。 (15)丘濬：《大学衍义补》卷六，民国二十年(1931)琼州海南书店印本。 (16)参见拙著《〈晏子春秋〉虚拟成分与文类辨析》，《国学研究》第18卷。 (17)钟是古时容量单位，每钟十釜，每釜六斗四升。求禄“万钟”云云，是无边夸大的小说之语。下面让晏子谈其死后数十年的东野稷事，更是本章为小说的明证。 (18)见四部丛刊影明活字本《晏子春秋》。 (19)《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李贤等注引《韩诗》，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69页。 (20)朱熹：《诗经集传》卷五，民国十六年(1927)扫叶山房石印本。 (21)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45页。 (22)杨伯骏：《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86、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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