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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发展(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又被称为政府发展(开发)援助。世界银行出版的《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中称：“官方发展援助包括OECD所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的官方机构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福利之目的按优惠条件提供的贷款和赠款的拨付净额。”[1]它是国际援助、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类别，也是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类别。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此类似的定义，有些教材、专著把“官方发展援助”当作“政府发展援助”理解，认为是指由一国政府进行的一种国际援助。日本就把ODA译为“政府开发援助”。但是，在OECD、世界银行有关统计中，却包含多边国际组织的官方发展援助金额[1]。世界银行附属机构国际开发协会(IDA)在该组织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低收入国家仍然“依靠工业国的官方发展援助(ODA)，而国际开发协会的援助是这种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2]低收入国家“只能更加依赖来自双边和多边的官方发展援助(ODA)”。[2]这说明，尽管多边国际组织的官方发展援助主要来自各个国家，但在实施这种援助时，国际组织一般都按照本组织的宗旨和政策进行援助，不完全受制于某个对国际组织捐献或出资的个别国家。因此，笔者认为，官方发展援助主体不仅包括国家，也包括国际组织。
任何国际主体的援助行为都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官方发展援助主要是一种外交政策和行为，其中援助中的经济手段是外交目的的辅助。在官方发展援助中，外交的政策目标是统帅和灵魂，其中经济成分是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物质载体。
官方发展援助的政策目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因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差异和每一援助事件的不同而各有不同。它在发达国家和大国的对外政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各国实现本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的重要手段。一国对某国或某地区实行对外援助，其政策行为往往受本国外交政策、对外经济政策、本国政治经济利益、与受援国的关系、受援国政治经济状况、其在地区与国际上的地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官方发展援助的政策目标非常复杂，经常是几种目的兼而有之。但多数情况下会有一个主要政策目标或目的。有些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国家，表面上说的目的是一个样，而实际上其真正的援助目的则另有所图。公开的政策目标冠冕堂皇，打着为对方国家、为世界利益的旗号；其实，在公开的政策目标背后，还有不便明说、甚至要加以否认的目的。这些目的大多与援助国的私利有关。这种私利有时还是官方发展援助行为的主要政策目标和动力。
概括起来，官方发展援助的政策目标主要有经济、政治、军事和安全及道义目标4种。
一、经济目标
经济目标是官方发展援助最基本的政策目标。任何一项官方发展援助都包含它。官方发展援助具体的经济目标多种多样，大体可分为以下4种类型：
1.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官方发展援助的宗旨，也是官方发展援助必须具备、甚至可列为首要的政策目标。一般至少具备其中的一项目标，或促进受援对象的经济发展、或促进其社会发展、或有助于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联合国其他发展援助机构将在2001—2006年向坦桑尼亚提供总计15.245亿美元的发展援助，以帮助其加快发展。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政策咨询、技术援助、技能与知识传播、人道主义援助、标准化建设、商品供应规范、社区项目等方面。这些项目都与坦桑尼亚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息息相关。90年代开始，一些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保护环境项目的援助，把它作为ODA的重点。对环境保护的援助也属于这个类别，因为它和受援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一些发达国家对环境保护援助做出承诺，日本宣布5年内提供环保援助9000亿—10000亿日元(时价约80亿美元)，欧共体承诺的金额为40亿美元，美国承诺的金额为10亿美元。[3]
2.重建援助。指帮助遭受自然灾害、人为动乱与战争祸害的国家或地区实现重新建设、发展的援助。这种援助一般在自然灾害、人为动乱或战争祸害以后，它不表现为救济、或人道主义关怀，而旨在帮助受援对象彻底摆脱灾难的不良后果，促使其开辟新生之路与重新发展的援助。
如，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瓦解以后，2002年1月21—22日，在日本东京召开来自60个国家和22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援助阿富汗重建的国际会议。作为大会主席之一的日本政府援阿代表绪方贞子在开幕式上再次强调国际社会业已达成的援阿重建两项原则：(1)必须在波恩协议的基础上，加强以临时政府成立为开端的政治进程。力争在正式政权成立前的两年半的时间内，在阿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2)应该从现在进行的人道主义援助过渡到重建援助。由此可知，重建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不同。重建援助的目的是使阿富汗能够彻底摆脱战乱、贫困、根除恐怖主义的温床，使经济与社会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重建援助比人道主义援助的政策目标更加高远。在援助时间上，具有长期援助的特性。在这次国际援阿会议上，伊朗承诺提供1.2亿美元赠款和贷款援助，欧盟宣布2002年将向阿富汗提供5亿美元援助，沙特宣布提供2.2亿美元援助，日本承诺3年将向阿富汗提供5亿美元援助，美国则表示，2002年将提供2.96亿美元援助。中国表示提供3000万人民币物资和100万美元的现金援助，以后还将继续提供更大的援助。此次会议，阿富汗总共获得45亿美元的重建援助承诺。随后，1月24日，江泽民主席接见到访中国的阿富汗临时政府主席哈米德·卡尔扎伊时宣布，为了表示中国对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感情，表达中国对阿富汗临时政府与和平进程的支持，中国政府决定，再向阿富汗提供1.5亿美元的资金援助，中国愿积极参与阿富汗的重建。这些援助对阿富汗的复兴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3.为稳定世界、地区经济，帮助受援国渡过经济危机等。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爆发金融危机国家的援助。1994年底，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墨西哥提供178亿美元的援助贷款，美国政府提供了200亿美元。 这些援助，缓解了墨西哥的危机，遏制了其蔓延的危险势头，使墨西哥重新走上正常的 经济发展轨道。东南亚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国家贷款援助，截止19 98年7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动用特别提款权对韩国、泰国、印尼3国的援助即达18 0亿特别提款权。[4]日本针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提出了给危机国家提供300亿美元贷款 援助的“宫泽计划”；中国提供的援助额约50亿美元。1998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经济衰 退，截止2000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阿根廷提供援助贷款累计达400亿美元。[5]这 对阿根廷恶化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这些援助无论效果如何，在援助的政策目 的上，都有帮助危机国家顺利渡过危机、稳定地区和世界经济局势的目的。
4.借官方开发援助，加强经济渗透或影响。
如借经济援助之便开拓对方市场，获得经济资源。战后长期以来，一些大国官方发展援助的对外贷款项目都有附加条件，如规定以本币贷款，必须以本币偿还，所用贷款必须用于购买本国商品等。美国和日本政府的援助贷款有这种规定的项目屡见不鲜。这反映出两国都在借援助之机，尽可能扩大本国货币在世界和对方国家的影响，尽可能借援助他国之便，为本国企业的商品扩大销路，甚至包含占领对方国家市场，攫取经济利益的企图。这种手段和目的也并非美日两国所独有，在一些大国的对外援助中较为普遍。
二、政治目标
政治目标是官方发展援助中应用面最广泛的政策目标。因具体援助的不同可能被赋予各种不同的政治目标，甚至很难对其做出准确归类的程度。本文将其分为5种情况。
1.扶植与本国经济政治制度相同的国家和地区，以巩固与本国密切相关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实现国际政治和经济目的 如马歇尔计划，尽管这项援助计划对战后西欧经济恢复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马歇尔计划的政治目标是很露骨的。1947年6月5日下午，马歇尔在哈佛大学阐明美国的“援欧”政策。他说：“我们的政策的目的在于恢复世界范围内的正常经济秩序，从而提供一个自由制度得以存在的政治社会环境……我敢肯定，任何愿意加入这一复兴事业的国家，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全力合作。任何企图阻碍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会得到我们的帮助。”[6]由此可知，美国据此制定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明确含有扶植与美国相同的所谓“自由制度”国家经济复兴，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政治和经济目的。美国国会1948年4月通过的《对外援助法》第115条还规定，接受援助的西欧国家在政治上要排挤或压制各国的共产党势力。这充分反映出马歇尔援助计划中的政治目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则把美国的这种援助目的说得十分清楚、露骨。他在1956年1月5日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由于不发达地区的贫穷和不安定情况而使它们的人民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别目标，就有必要来援助他们达到必要的经济增长和稳定，以便保持他们的独立，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和诱惑。”[7]1968年，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经费开支中，一半给美国认为处于反共产主义前沿的9个国家和地区，如南越、韩国、巴基斯坦、土耳其、台湾、希腊、伊朗、泰国和菲律宾。这种经济援助显然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美国60年代对外援助的政治目的之一，就是要加强一些国家的经济实力，防
止所谓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2002年3月14日联合国发展与筹资会议前夕，美国总统布什明确宣布，美国提供援助的对象将是那些“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国家”。[8]美国提供援助，对受援国提出的这种条件，无疑十分明显地把受援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否通过“改革”向美国认可的方向发展联系在一起。简言之，就是以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否向美国认可的模式靠拢作为援助依据。
2.建立、巩固与扩大本国在某一国家、地区的综合影响 如美国援助拉美国家，苏联援助越南，日本援助东盟等。
美国一直比较重视对拉美国家的援助，以便巩固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根据1954年制定的农业贸易发展与援助法案(即480法案)，在对外粮食捐赠上，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粮食捐赠占有较为稳定的比例。1978年为12.8%，1979年为19.6%，1980年为14.6%。[9]这对巩固美国在拉美地区的综合影响起一定作用。1975年5月，越南全境解放以后，苏联为了加强对越南的影响，除了继续向越南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以外，还向越南提供26亿美元的重建援助基金，勾销越南在抗美战争期间欠苏联的全部债务。苏联的这些援助，对越南在外交上转向亲苏反华立场起到重要作用，加强了苏联在印度支那和太平洋地区以越南为依托的综合影响。
东南欧是关系到欧盟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毗邻地区，欧盟对该地区十分重视。欧盟国家和东南欧5国在2000年11月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举行首脑会议，通过了欧盟在2000年至2006年向克罗地亚、波黑、南联盟、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提供总额达46.5亿欧元经济援助的一揽子计划。这是欧盟通过援助手段力图尽快把东南欧纳入欧盟轨道，在东扩道路上迈出的重要步骤。
3.借官方发展援助，提高本国的国际政治地位 几乎所有比较慷慨的官方发展援助，对于提高援助国的国际政治地位都有好处。因为比较慷慨的援助很容易为实行援助的国家赢得受援国的好感。一些国家在援助中把提高本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作为刻意追求的重要政策目标。
日本从90年代初开始，即把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本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政治目标，努力加以贯彻和实现。为此，日本不断加大对联合国一般预算的出资比例，对特别预算也经常慷慨解囊，成为对联合国出资最积极、份额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出资大国。日本试图通过ODA这一经济杠杆对联合国施加影响。1991年日本对联合国一般预算的出资比率为11.38%，到1997年达15.6%。[10]这对财政困难的联合国是积极有力的支持，因此，无论是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还是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都曾经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日本经常在实行双边援助之时，明言或暗示对方国家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表明，日本努力运用援助手段达到提高本国国际政治地位的目的。因为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负有主要责任。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不仅有权调查，调停和斡旋，而且有权做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决议，并可强制执行。这是其他任何国际组织不具备的崇高权利和责任。所以，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世界政治大国和具有较高国际政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日本在对外援助中一直把它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孜孜以求。
4.借官方发展援助，实现某一直接的政治目的和利益 2001年初，关于是否把南联盟前总统米洛舍维奇交由海牙国际法庭审讯的问题，在国际和南斯拉夫国内引起很大争议。美国为了促请南斯拉夫政府逮捕米氏，中止事先给南政府5000万美元援助的承诺。美国国会甚至还通过一项法律，规定美国政府必须确定南联盟新政府是否达到包括与国际法庭合作、切实履行《代顿协议》、改善法制等方面的要求，否则，将于2001年3月31日以后停止美国对南联盟除人道主义援助外的所有援助。4月1日，在南政府逮捕了米洛舍维奇之后，美国一参议员表示：“一直到米洛舍维奇被送交给海牙国际法庭的那天，我们才会开始给南联盟政府以经济援助。”[11]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于4月2日宣布，国务卿鲍威尔已核准今年继续实施向南斯拉夫提供5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计划，并保证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南提供2.6亿美元贷款的计划。但他同时指出，如果南斯拉夫不能继续与前南战犯国际法庭保持“全面合作”，美国将阻止5月底召开的帮助南恢复国内经济的国际援助会议。[12]南政府对这次会议抱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借此筹得10亿美元的援助基金，来推动战后重建，缓解122亿美元的债务压力。要实现这些经济目标，没有美国的支持不行。美国官方正好抓住了南政府经济困难，不得不依赖美国支持的有利时机，把援助作为要挟的手段和利欲的诱饵，逼迫、诱导南政府逮捕米氏，移交国际法庭。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联合压力下，海牙国际法庭终于实现了对米氏的引渡。因此，西方报纸大肆报道南政府“引渡米洛舍维奇是为了获得9亿美元援助”。[13]美国政府如期实现了本国的政策目标。
5.用援助挽救、扶植某国政权或改变某政权、国家的性质 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中，直接目的主要是为了稳固和支持某一政权的做法十分普遍。如某个在美国看来是独裁体制的国家，一旦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实行民主政治或民选政权，那么，美国往往很快做出支持反应，并进一步通过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来巩固和加强其新政权，进而促进普及和加强美国认可的民主政体、社会制度等在世界范围的普及。2000年南斯拉夫联盟新总统科什图尼察上台后，美国由原来对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政治压迫和孤立，寻找借口，配合军事打击的政策，很快变为政治上给予支持，经济上提供援助的政策。连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决定给予南2.6亿美元[14]的贷款援助。
利用援助改变某政权、国家性质的例子也很多。二战结束后初期，法国、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很大，甚至有通过民主渠道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国际反共势力对此十分担忧，千方百计削弱其影响。1947年，在美国的控制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把共产党代表排挤出法国政府为条件，向拉马迪埃政府提供2.5亿美元贷款，支持其反共政策。[15]在1976年西方大国领导人波多黎各会议上，美国与其他国家还商定，“如果共产党人进入政府，就不给意大利贷款。”[15]美国国务院还发表声明，表示“不希望在西欧各国政府中看到共产党人”。[15]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执政后期，把摆脱经济困难、深化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上，要求它们对苏联给予大规模援助。但是，西方国家借机提出分裂苏联、改变苏联国家和政权性质的苛刻援助条件。1991年6月6日，在丹麦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奎尔把西方援助的条件具体化为5个方面：(1)建立市场经济，健全货币和自由价格，放开私人资本；(2)实行自由选举的民主制度；(3)放弃对专制政权的支持；(4)给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所要求的自治权；(5)大量削减防务开支，加快军工企业的军转民速度。[16]奎尔声称：“在他们没有实行根本改革之前，我们是不会提供任何数量的援助的。”[16]美国的这些条件实际上是要使苏联改变国家和政权的性质，甚至，“给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所要求的自治权”一项含有分裂苏联国家的企图。布什政府曾许诺给苏联40亿美元[16]的援助，布什总统为了诱导苏联的改革方向，呼吁国际社会给苏联大规模援助。戈尔巴乔夫为了这口惠而实不至的援助，按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要求进行“改革”，最终搞垮了苏联国家和政权。
三、军事和安全目标
军事和安全目标一般是军事援助的目的，而不是官方发展援助的目的。但是，把非军事援助性质的官方发展援助用于利益交换，确实能够换得军事和安全上的利益。因此，一些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包含军事和安全上的目的。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1.通过援助追求直接的军事目的和利益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很快把打击恐怖主义的目标锁定在阿富汗。为了摧毁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赢得对其有一定影响的巴基斯坦的支持十分必要。美国在军事上争取巴基斯坦支持的具体目标主要有3点：(1)要求巴基斯坦开放领空，以便于美国作战飞机飞行；(2)要求利用巴基斯坦的机场等军事基地；(3)要求巴严密封锁边境，防止恐怖分子逃离阿富汗。为达此目的，美国总统布什于9月28日批准向巴提供5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不久，进一步加大援助的金额和力度，宣布向巴基斯坦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17]美国官方尽管否认这种援助有直接目的，但承认它有助于使巴基斯坦与美国保持一致。布什总统则直言不讳地说：“这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18]，国务卿鲍威尔也表示：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援助的配合下，美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要求巴策应的3项军事目标。
2.战略援助 一国的对外援助有很多具有战略性，所谓战略援助就是和本国的国际政治、军事、安全等战略步骤相互配合或与之密切相关的援助。一些较为长期、有固定政策取向的援助也可称为战略援助。所以，它和上述的一些援助有重合的部分，不同在于强调这种援助与本国的国际政治战略、军事战略等紧密联系的一面，亦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美国每年对以色列和埃及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可以说，这既是为了支持以色列和埃及，也是为了扩大美国在两国的影响，并以两国为依托，扩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但是，这种援助和在某一国家、地区扩大影响等的援助还有一定的差别，它是和美国在中东地区大的战略步骤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宏观战略步骤的一种配合。美国对以色列每年进行大量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和美国的价值观念、政治、经济利益等比较一致。再加上犹太富商、犹太选民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等因素，美国政府几乎把以色列看作其在中东利益的代表，因此，美国对以色列进行包括官方经济援助在内的鼎力支持。从1952—1983年，美国向以色列每年提供的经济援助从0.86亿美元增至7.85亿美元，共为78.89亿美元，其中贷款为21.26亿美元，赠款为57.63亿美元。[19]1984—1986年，美对以的经援每年都保持在7.85亿美元的水平。[19]同时，由于阿拉伯国家是中东地区的绝大多数，美国仅靠以色列无法实现它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因此，70年代以后，美国逐渐通过援助等手段，拉拢有意靠近美国、在中东有影响的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把它们作为支持美国中东政策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以便赢得阿拉伯世界的支持，打击反美国家，稳住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和阵脚。在1999年10月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00财政年度对外援助法案中，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拨款是9.6亿美元，对埃及的经济援助拨款是7.35亿美元。[20]这些援助反映了美国以色列和埃及的战略地位的重视。
四、道义目标
道义目标是官方发展援助政策目标中最公益、利他的目标。它以人类的道德观念为基础，以道义原则为出发点，为实现道义价值而进行的援助。它可分为：
1.人道主义援助 一般是在受援国家和地区遭遇自然灾害、人为动乱或战争破坏，为了减缓当地人民所受到的灾难，使他们能够维持生存而给予的紧急援助，主要体现一种人道主义精神。
例如，“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阿富汗的难民问题日益严重。由于该国连年干旱、战乱，加之将要来临的寒冷冬季，为躲避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将要实施的军事打击，数以万计的阿富汗人背井离乡，逃往阿巴边境等偏远地区。他们缺吃少穿，没有医药，生存难以维系。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社会不断加大对阿富汗难民的援救工作，以维持他们生存的起码条件。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沙特阿拉伯、新西兰等国政府纷纷为阿富汗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的有关机构负责具体实施。
1999年9月20日，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与安哥拉政府达成协议，向这个久经战乱的国家追加4000万美元的紧急粮食援助，以缓解安哥拉的粮食短缺和饥荒。1999年12月15日，联合国第80次全体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向受何塞和莱尼飓风灾害的中美洲国家和地区，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促请国际社会所有国家作为紧急事项，慷慨捐助，以支持受灾国境内的救济、复兴和重建工作，并提供资金资助受灾国在国家和区域进行的救济、复兴和重建工作”。[21]
人道主义援助的特点通常是：(1)为了维系受援对象国和地区人民的起码生存条件。(2)受援需求紧迫，援助任务紧急。倘若援助不能及时到位，很可能使受援对象蒙受更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生活与精神上的苦难。(3)具有短期、临时援助的性质。(4)一般的经济援助都是大国对小国，富国对穷国，人道主义援助虽然也是这种情况居多，但是，在大国、富国受灾之时，小国和穷国也可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对他们适当援助。只要大国、富国愿意接受，这种援助也是有的。(5)人道主义援助一般均为无偿捐赠，而不是贷款，属于无偿援助。
2.礼尚往来的回报型援助 这种经济援助多见于有过相互援助历史的两国之间，大多是一国曾经受过对方国家的援助，当对方国家遇到自然灾害、人为灾害时，为了帮助对方国家救灾，同时，也是为了报答对方国家在本国受灾时曾经给予的援助，向对方国家提供一定的人道主义援助等。
1995年1月，日本发生了以神户等地区为中心的阪神大地震，受灾地区日本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李鹏总理致电日本村山富市首相，对受灾地区的日本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中国政府紧急调拨价值300万元人民币的医药等救灾物资，支援日本人民的抗震救灾工作。第二年，即1996年2月初，中国云南丽江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政府向灾区提供30万美元的救灾资金和3500万日元的救灾物资援助。1998年8月，中国长江、嫩江、松花江等地区发生特大水灾，日本政府又拿出200多万美元现金和一些救灾物资支援中国的救灾工作。中日两国之间的援助，既有人道主义救助的一面，也有礼尚往来的一面。当然，具有回报因素的援助并不仅指在援助金额和援助物资数量上的回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不可能在数量和金额上同一些发达经济大国的援助同日而语。它仅仅是礼尚往来，象征性、礼节性、道义性的回报。
本文通过以上援助事例，分别阐述了官方发展援助的主要政策目标。为了便于展开论述，在一个援助事例中，虽然只提及它的一个政策目标，但多数情况下，一个官方发展援助项目的政策目标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同时并存。它的立项与落实往往由多重政策目标相互叠加的合力促成。如：一国的官方发展援助除了有支援对方国家的考虑外，必然还有增进两国关系的考虑。对于官方发展援助政策目标，我们在充分阐述其正面、积极、公益和为对方做贡献的主观动机同时，也揭露了一些带有本国私利和消极面的援助动机。对于带有本国私利和消极面的援助，尤其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评价，不应轻易否定。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都必然基于其本国家的立场和利益。在援助中带有本国的利益是正常的，无可厚非，即使这种利益达到“私利”的程度，只要不损害受援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或者，其贡献大于“私利”，对这种援助就应该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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