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前夕中西部天山地区的政治和部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山论文,部族论文,政治论文,地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西部天山地区指今中国新疆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是古代中国西域的一部分。自隋唐开始，该地区逐步成为以讲实厥语居民为主的地区。公元10世纪中期，一位名叫萨图克布格拉汗的突厥语部族的首领率领他的部众在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一带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开始了中西部天山地区突厥语民众重要的文化转型。当地的突厥语部族不仅逐步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而且在从生活习俗到祖先崇拜等诸多文化方面都逐步与草原传统划出了界限。然而由于相关史料的缺乏，特别是由于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撤出了中亚，汉文史料中有关天山地区的记载非常稀少，所以公元10世纪前期，即天山地区突厥语民众开始文化转型前夕，当地的政治、经济形势，至今并不清楚。前俄国（苏联）著名中亚学家巴托乐德认为弄清这一段历史是非常困难的工作。美国罗德格斯大学的中亚学、伊斯兰学教授彼德·戈登则宣称：利用破碎的并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史料，重现当时中亚河中地区伊斯兰世界以外草原上的部族状况，仍然是值得进行深入学术研究的课题（注：见戈登(Peter Golden):"The Karakhanids and early Islam"(D.Sinor ed.,The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页348。）。
1951年美国著名中亚学者普里查克在他的著名论文《从葛逻禄到喀喇汗王朝》（注：普里查克(Omeljan Pritsak):"Von den Karluk zu den Karachaniden",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Band 101(1951)，页270～300。）中认为，公元10世纪早期中西部天山地区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葛逻禄汗国，正是这个强大的汗国后来发展成为穆斯林喀喇汗王朝，也就是说，中西部天山地区的文化转型发生于强大的葛逻禄汗国之中。这种观点在西方有不少赞同者（注：彼德·戈登对此持保留态度，参阅戈登前引文，页356～357和他的An Introcudtion to the History of Turkic Peoples(Otto Harrassowitz,1992)，页214。）。
葛逻禄曾经是突厥汗国中的一个游牧部落联盟，由谋落、炽俟和踏实力组成。《新唐书·回鹘传·葛逻禄》说“三族当东西突厥间，常视其兴衰，附叛不常也”。大约在公元760年，在回鹘的压力下，葛逻禄被迫向西迁徙，到770年，他们已经控制了中西部天山地区。在漠北回鹘与吐蕃的争斗中，葛逻禄与吐蕃结成联盟。在争夺阿拉伯阿巴斯哈里法王朝王位时，马蒙（阿巴斯哈里法，813至832年在位）曾把葛逻禄人看成是中亚草原上的主要威胁之一。马蒙即位以后不久，即派兵打击葛逻禄，葛逻禄被迫从天山地区向北撤离。不过在9世纪30年代后期，他们又回到了中西部天山地区，并且在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前后，始终控制着那里（注：关于葛逻禄早期历史见内田吟风《初期葛逻禄(Karluk)族史の研究》（载内田吟风《北ァシァ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京都，1975）和Hdiko Ecsedy,A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Karluks in the Tang Period,AOH,Tomus XXXIV(1-3),(1980),页23～27。关于漠北回鹘时期的葛逻禄，见Christopher I.Bechwith,The Tibl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页143～172(The Late Empire)。关于回鹘西迁时期的葛逻禄，见华涛《回鹘西迁前后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载《民族研究》1991年5期。）。葛逻禄的首领称“叶护”。但根据穆斯林史料的记载，公元892年或此之前，葛逻禄的首领已经开始使用“可汗”称号了（注：《塔巴里编年史》，卷3,页2138;《不花刺史》，页86～87；《黄金草原》，3284节。）。
伊本·法齐赫和马苏第的记载
伊本·法齐赫是九、十世纪伊斯兰东部地区的著名学者，他于903年写成了阿拉伯文著作《诸国志》。普里查克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伊本·法齐赫著作中的一段话。普里查克说（注：普里查克前引文，页281。请注意：（）内是普里查克的说明，[]内是我为便于理解而加的字，不影响原义。），伊本·法齐赫在书中引用了当时一位名叫马尔瓦兹的有关突厥语部落的权威人士的报道，那位马尔瓦兹“在列举突厥语各部族时说：‘我们不断地在下列地区获悉，即在呼罗珊边境地区，在河外之地（即阿姆河外）及在其他面临不信真主的突厥人领土的那些地方，（即）[面临]古思（突厥蛮人）、托古兹古思（回鹘）和葛逻禄——在（葛逻禄）他们那里有一个王国，他们在他们的同胞（即其他突厥语部族人）中享有很大的尊敬，而他们对敌人表现出强烈的傲慢——的地方，我们听说……’”。
这段引言简而言之就是“我们不断地听说……”。原作者听说了什么，普里查克认为并不重要，因而省略了，他认为这段文字中重要的是原作者“听说”到那些消息的地方，即“在呼罗珊边境地区、在河外之地及在靠近突厥语部众的其他地方；而那里的突厥语部众包括古思人、托古兹古思人和葛逻禄”。讲到这里，原作者（指马尔瓦兹）插入了一句话说“在他们那里有一个王国”。普里查克注明“他们”指这句话前面紧接着的“葛逻禄”。普里查克的结论是：“那么，这向我们确切地证实：“国家”，即统治突厥人的汗国，是在葛逻禄人手中；在萨曼王朝伊斯玛因·本·艾哈迈德时代，突厥国家应理解为葛逻禄国家”（注：普里查克前引文，281页。）。
这里提到的伊斯马因是892年登上中亚联曼王朝王位的，907年去世。显然，普里查克认为至少在那段时间内，在中西部天山地区存在一个控辖各突厥语政权和部族的大葛逻禄汗国。
伊本·法齐赫的著作《诸国志》流传下的是1022年前后节略的一个简本。在《阿位伯地理丛书》(BGA）第五卷中，德·胡耶根据3份手稿刊布的就是这个简本。1923年，在伊朗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阿里·利兹麻札清真寺图书室发现了1份杂卷，其中包括伊本·法齐赫《诸国志》全本的第二部分，即有关伊拉克以东包括伊朗、呼罗珊、中亚和突厥语部族地区的部分。30年代苏联出版的《土库曼和土库曼人史料》收录并翻译了这个版本的许多内容（注：S.L.Volin et al.(ed.),Materialy po istorii Turkmen i Turkmenii(2 vols.,Moskva-Leningrad,1938-9)，卷1，页153～154。另外，在13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雅古特的《地名词典》中也可以读到这段记载（详见下文）。）。普里查克上述引文来自马什哈德抄本171B-172A页（注：普里查克前引文，页281，注2。），而不见于《阿拉伯地理丛书》第五卷。普里查克在50年代首先注意到了这条记载的重要性，然而他对这段史料的翻译和解释却值得进一步推敲。以下是我的翻译（注：雅古特《地名词典》，卷2，页24～25。普里查克使用的是莱比锡版雅古特《地名词典》(Jacut's Geographisches Worterbuch aus den Handschriften,herausgegeben von Eerdinand Wustenfeld,Leipzig,1886,s.840-841)，两个版本此处只有细微差别。）：
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哈马丹尼记叙阿布·阿巴斯·伊萨·伊本·穆罕默德·马尔瓦兹说：我们不断地在一些地区听说，即在（呼罗珊边境地区）河外之地和其他境邻着异教的突厥部族的地区，即境邻着古思的、托古兹古思的和葛逻禄的——而他们中有一个王国（mamlakat），在他们自己人中他们享有很高的地位，而他们对敌人的打击则很厉害——地区听说，在突厥人中有人在旅行和其他时候求雨，于是雨和他们希望的雹子、雪等等便降下。我们当时将信将疑，直到我见着了达乌德·本·曼苏尔·本·阿布·阿里·巴达黑斯。他是一个可靠的人，曾统治呼罗珊，他在那里的治理受到称赞。他曾与古思突厥君主之子(ibn al-malik）私下会面，那人名叫巴勒孩·本·叶护(Balqaiq b.Djabbuya）。他对王子说：“关于突厥人，我听说他们能随心所欲地招来雨雪。你看是这样吗？”王子说：“突厥人在真主面前最卑下，最驯良，所以能够干出这样的事。你获悉的是真事。但关于它有一个故事，我讲给你听：我的一位祖先生他父亲即当时的君主的气，便离开他”（下文叙述古思突厥的祖先得到求雨石的经过，略）。
只要用雅忽特的这段话对比一下普里查克的引文，就很有理由不同意普里查克对史料的翻译和解释了。这段史料提到古思突厥部族君主“马立克”(malik），那么这个“马立克”也应有自己的王国“mamlakat”。在阿拉伯语中，“malik”和“mamlakat”是同一来源的词。实际上阿巴斯王朝的使者伊本·法德兰在921年前后前往不里阿耳（今俄罗斯喀山一带）时经过了古思的领土，并遇见了一些古思政权的首领。在他的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及任何凌驾于这个古思政权或其他突厥语部族政权之上的政权和大可汗（注：伊本·法德兰的一般情况见《伊斯兰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Islam,2nd ed.,Leiden 1960-)中"Tbn al-Fadlan"条的介绍。卡瓦列夫斯基(A.P.Kovalcvskij)的详细介绍、翻译和注释见 Kniga Akhmedaibn Fadlana o ego putesestvii na volgu v 921-922gg.,Khar'kov 1956)。该书后附了马什哈德杂卷中的《伊本·法德兰游记》原文影印件，使用很方便。）。所以，即使把普里查克重视的那名插入语理解为仅仅是修饰葛逻禄政权，我们也不会像他那样认为，当时的葛逻禄首领是突厥语各部族的大可汗，不会认为当时存在一个大葛逻禄汗国，当然我们更不可能像安部健夫那样，根据“未弄清楚”的理解，就认为托古兹古思即高昌（西州）回鹘的疆界向西抵达了阿姆河（安部健夫前引文，页395～396；汉译，页286～287（注意汉译文有误）。）。
此外，《塔巴里史》、《布哈拉史》和其他阿拉伯史料还记载了892年伊斯玛因·本·艾哈迈德即位后不久萨曼军队对葛逻禄的一次打击，在那次打击中，萨曼军队占领了塔刺思（今江布尔），俘虏了葛逻禄首领的夫人“哈敦”、首领的父亲和葛逻禄部众（注：《塔巴里编年史》，卷3，页2138；《不花刺史》页86～87。《塔巴里编年史》手稿中此处不清，但伊本·阿西尔《全史》的转载（第7卷，464页）说，被俘的是首领的父亲，不是首领本人。）。所以，不论此前葛逻禄多么强大，893年以后根本不存在各突厥语部族都效忠的葛逻禄大可汗。
普里查克在上述文章中还引用了马苏地《黄金草原》中的一段记叙，他说③（注：普里查克前引文，页281。）：马苏地在伊斯兰历332年（公历943年／944年）做了如下报道：葛逻禄“住在费尔甘纳、柘析及其邻近地区”；葛逻禄担任了“穆尔克”（即对草原的最高统治）；最高可汗（原文为“可汗之可汗”）出身于他们之中，他把突厥所有部落联合到“穆尔克”之下，所有他们（突厥）的统治者都臣服于他；他们把阿甫刺西牙卜（Afrasiyab）和Shana(=A-shi-na阿史那）视为他的前辈。普里查克引用这段记载来证明10世纪早期葛逻禄仍保持着他假设的“突厥大可汗”地位，并存在一个大葛逻禄汗国。马苏地的记载全文如下（注：《黄金草原》第313节，参阅法文译本第1卷，页120）：
突厥人中有基马克人、巴儿思寒人、巴迪人(？al-B.diyya）和马扎儿人(？al-Madjghariyya），他们中最勇猛的是古思人，而体形最好、身材最高、面容最标志的是葛逻禄人，他们在费尔甘纳、拓折及邻近地区，（以前）王权曾在他们手中，诸汗之汗出自他们之中，其王国曾囊括了所有的突厥王国，（使）众人听命于其君主。征服波斯王国的阿甫刺西牙卜·突厥（Farasiyab al-Turki）曾是这些可汗之一，他们中还有shabah。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突厥人没有他们诸位君王都听命的可汗了，那是位于撒麻耳甘沙漠中的称为 Amat（？）的城市毁废以前的事。我们在《al-Awsat》一书（注：马苏地一著作名。该书集中叙述突厥语各部族的情况，后其本都收入了《黄金草原》。参阅《伊斯兰百科全书》(ed.1)"Mas udi"条和德·胡耶在BGA第8卷“前言”中引列的马苏地著作一览表（页6～8）。）中已谈过王国迁离该城及其原因了。
马苏地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著名学者，因博学多产而被称为“阿拉伯人的希罗多德”。他的名著《黄金草原》成书于943年，后于947和956年做过修改。然而不论马苏地多么伟大，他的上述叙述却都带有时代性的错误。
首先，这段话里谈的阿甫刺西牙卜(Afrasiyab,Pahlavi 语：Farasiyab）是阿维斯塔时代以来伊朗传说中的土兰人即草原人英雄，穆斯林阿拉伯人后把土兰人及这位英雄同突厥语部族人视为一体（注：参阅《伊斯兰百科全书》(ed.2)"Afrassiyab"条。并参阅《黄金草原》第21章《最早的波斯诸王及有关他们的传闻概况》，其中540节提到Farasiysb在突厥地区的出生，544节谈到他与波斯人的战斗。）。另一位人物Shaban（注：在《黄金草原》的其他版本中，这个词有不同的形式（参阅《黄金草原》卷1，页312～313）。）被普里查克勘同于传说中的突厥人始祖“阿史那”，普里查克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葛逻禄因这一血统关系而自认是突厥汗国的传人。但Shabah还出现在马苏地的《黄金草原》的另一段记载中。该书第24章632和633节说，Shabah是突厥人的一位伟大的君主，在萨珊王朝君主Hormizd统治时（约为578至590年间）（注：在《黄金草原》法文译本中（237页），这位Hormizd被法文翻译勘同为 Hormizd Ⅳ。），他入侵Herat、Badghis和Bushandj，后被SHormizd的著名将领Bahram Chubin击杀。且不论传说中的阿甫刺西牙卜，就是Shabah与葛逻禄的关系，马苏地恐怕也是猜测。在其他穆斯林史料和任何中文史料中，对此没有一点暗示。
其次，马苏地这段记载的后半部是他对西突厥汗国以来中亚历史的错误总结。有人认为部分葛逻禄部众有可能早在8世纪30年代即已在葱岭西活动（注：参阅巴托尔德(W.Barthold),Diealttiirkischen Inschriften und die arabischen Quellen(with reference to W.Radloff,Die alttii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second series,St.Petersburg,1899)，27页注1和《伊斯兰百科全书》(ed.1 and 2)"Karluk"条。彼德·戈登也提到吐火罗一带的葛逻禄部众（前引文，页355）。）。即使如此，葛逻禄控制中西部天山地区至少要到30年以后的60年代才有可能。8世纪中期以前，西突厥和突骑施曾先后控制这一地区。葛逻禄与他们没有任何直接的族属关系。所以马苏地这段话的后半部应是对西突厥以来历史的错误概括。
第三，根据前面的研究，8世纪60年代西迁后，葛逻禄活动的范围主要包括柘折和费尔甘纳等地区。在9世纪初被击败之前，他们被看成是穆斯林东面的主要敌对势力之一。后来他们被法道勒·本·萨赫勒击败，至少在萨曼家族治理枯折和费尔甘纳以后，葛逻禄已经不能在这两个地区活动了（注：见华涛《回鹘西迁前后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载《民族研究》1991年5期。）。所以马苏地关于葛逻禄活动范围的记载必定是基于反映8世纪末和9世纪早期历史的材料，或许就是他推崇的塔巴里编年史。而普里查克利用这段自身混乱的记载来证明10世纪葛逻禄的大汗地位和大葛逻禄汗国的存在，不能避免曲解原文之嫌。
总之，上述史料都不能证明九、十世纪之交存在一个强大的作为突厥语各部族共主的大葛逻禄可汗，不能证明当时存在一个强大的葛逻禄汗国。
葛逻禄政权的瓦解
普里查克还引用了穆斯林巴里黑学派的记载和地图来支持他的大葛逻禄汗国的观点，他说（注：普里查克前引文，页285。）：“概述和地图中关于这些国家边界的记载使我们打消了任何怀疑，即在9至10世纪，西从费尔干纳，东到阿尔泰山，北从楚河至巴尔喀什湖一线，南到回鹘汗国（库车、别失八里）的领土上，也就是在从前突骑施的领土上，只可能是葛逻禄的大汗国。”
巴里黑学派是一群具有实地考察背景的穆斯林地理、历史作家，他们或曾经访问过中亚河中地区或其附近，或曾在那里生活过。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里希、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等。与其他穆斯林学者相比，他们对天山等中亚地区的了解要清晰得多。例如当描写“托古兹古思”时，他们能较明确地区分840年以前的漠北回鹘和840年以后东部天山地区的回鹘（高昌回鹘），而其他的穆斯林学者，包括马苏地，都做不到这一点。
伊斯塔赫里的《诸国之路》成书于10世纪二三十年代（注：该书的作者是巴里希还是伊斯塔赫里，有不同的说法。幸运的是他们的学术活动都是在10世纪前半叶，所以该书的实际作者是谁并不重要。德·胡耶曾详细探讨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参阅《巴托尔德前言》（《世界境域志注》页15～23），并可参阅《伊斯兰百科全书》(ed.1 and 2)中的"al-Balkhi"和"al-Istakhri"等条目。），其中对河外之地的四境描述如下（注：BGA，卷1，页296。注意文中叙述方位有顺时针偏差。）：
河外之地的东西是位于一条直线上的波迷罗(Famir）、惹瑟知（Rasht）和境邻骨咄(al-khuttal）的印度之地，其西边是位于从塔刺思伸向法拉布、Biskand、粟特、撒麻耳干和不花剌方向并伸向花剌子模直至花剌子模海一弧线上的古思国家和葛逻禄；其北面是从费尔甘纳地区的边缘至塔剌思一直线上的葛逻禄突厥人，其南边是从巴达赫伤那里至花剌子模一直线上的质浑河（即阿姆河）。
按照这个描述，葛逻禄位于西部天山北麓，包括塔剌思以西的一些地方，与9世纪中期以后的情况大致相同。如果根据伊斯塔赫里书的记载绘制1张10世纪早期突厥语各部族位置图，葛逻禄的位置符合这里的描述。在巴里黑学派的圆形世界示意图上，葛逻禄的位置也正符合上述描写（注：伊本·豪卡勒书中的地图，见BGA，第2卷页8～9之间，地图说明见页8～9。值得注意的是在河中之地的东南角（吐蕃的西北、葛逻禄西南）有一小块“中国地区”，与中国本土不相连。它或许应校订为“于阗”。普里查克前引文页286复制的地图中没有这一小地区。）
但是，当对葛逻禄的分布地区没有多少疑问时，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伊斯塔赫里在叙述各大突厥语部族政治势力范围时却没有单列出葛逻禄的政治势力范围？伊斯塔赫里的记载全文如下（注：BGA，第1卷，页9～10。）：
诸突厥国家则互不一样。古思人：他们的境邻是可萨、基马克、葛逻禄之地、不里阿耳以及从朱儿章(Djurdjan）至法拉布、白水城的伊斯兰边境。
基马克国土：在葛逻禄的北边，在古思、黠戛斯和al-Saqalib山之间。
果戈（雅朱只／Yadjudj）：他们在北边。如果你穿过al-Saqalib（斯拉夫人）和基马克人之间，那真主知道他们的位置和他们的其他国土。
黠戛斯：他们在托古兹古思、基马克、大洋和葛逻禄之地之间。
托古兹古思：他们在吐蕃、葛逻禄之地、黠戛斯和中国之间。
中国：在大洋、托古兹古思和吐蕃之间。
……
可萨：是这一群人的名称，那片国土被称为亦地勒(Itil），亦地勒河从那里流向可萨海。在那里葡萄园不多。这是可萨海、al-Sarir、斡罗思和古思之间的一个地区。
吐蕃：它境邻中国之地、印度、葛逻禄之地、托古兹古思和波斯海。它的某些部分在印度王国内，部分在中国内。他们有一位住在本地的君王。据说其先世源自al-Tubba，只有真主知道。
从表面上看，要用这段记载来解释我们的疑问并不容易，因为就在为一段描述之前，伊斯塔赫里在提及突厥语各部族时列举了托古兹古思、黠戛斯、基马克、古思和葛逻禄等部族。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书中其他地方多次提及葛逻禄分布地区的作者，因偶然的疏忽，在这里列举各大突厥语部族政治势力范围时漏掉了对葛逻禄的势力范围的叙述。但是这种解释很难令人满意。因为如果伊斯塔赫里确有偶然的疏忽，那么伊本·豪卡勒在当面得到伊斯塔赫里的同意，补充和修改《诸国之路》，并写成了自己的著作《各地形胜》时，也应增补上，而实际上他并没有增加这方面的内容（注：BGA，第2卷，页13～14（第12节）；法译本，第1卷，页14～15。）。伊斯塔赫里的《诸国之路》还有一部11世纪或12世纪的波斯文译本,译者佚名（注：Istakhri:Masalik va Mamalik,de.by Iraj Afshar(Tehran,1961)。编辑在出版前言中说：“根据这个译本的翻译风格和词汇运用判断，我们认为这个本子写于第五或第六世纪（公历十一或十二世纪），但也有人认为它的译者是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Nasiruddin Tusi（十三世纪）或Ibn Savaji（十四世纪）”。）。尽管波斯文译本的阿拉伯文底本与BGA的底本不同，但其中也没有提到葛逻禄的政治势力范围（注：波斯文译本，页9～12。）。所以不能用“偶然的疏忽”来解释。同时波斯文译本和伊本·豪卡勒的著作还排除了另一种可能，即现存《诸国之路》的手稿抄写时正好这一段有脱漏。这样，唯一的可能解释是，那时，葛逻禄已经不再具有像托古兹古思、古思、黠戛斯、基马克等突厥语部族那样的重要性了。
重新仔细研究《诸国之路》中有关葛逻禄的全部记载，包括波斯文译本，可以发现，伊斯塔赫里在列举各大突厥语部族政治势力范围时有意识地使用了短语“葛逻禄之地”(ard karluk）。
伊斯塔赫里在书中使用了一些不同的阿拉伯地理名词，如ard（土地）、balad/bilad/buldan（城镇、国家、地区）、dar/diyar（家园、住地、国家、地区）、mamlakat/mamalik（王国）等。从他的叙述中看，mamlakat/mamalik（王国）只用于四大政治势力，即伊斯兰、罗马、印度和中国。而其他的名词则在他的叙述中常常交替使用，有时带有政治含义，有时不带。但是对于葛逻禄，伊斯塔赫里只使用了完全不带任何政治含义的名词ard“土地”。特别能支持我们的是在前面提到的波斯文译本中，尽管翻译者没有区分这些阿拉伯语地理名词（ard、diyar、bilad），但他却注意到用波斯文zamin“土地”来翻译阿拉伯语的ard。很明显，伊斯塔赫里这样做的原因是那时葛逻禄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政治势力。虽然西部天山仍然由葛逻禄人占据，但他们已经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了，所以那里只能称之为“葛逻禄之地”，即葛逻禄人驻牧之地。
在伊本·豪卡勒的《各地形胜》和《世界境域志》中有几段关于塔剌思以西白水城和法拉布的非常类似的文字，虽不见于《诸国之路》的BGA节略本（卷1），但应属于伊斯塔赫里的原著（注：伊本·豪卡勒《各地形胜》成书于367/977年，《世界境域志》始作于372/982年。因为呼罗珊和中亚各地没有《各地形胜》流传的记载，所以很难想像《世界境域志》的作者利用了该书。针对《世界境域志》中一些类似《各地形胜》但不见于伊斯塔赫里书（BGA版）的情况，米诺尔斯基要人们注意“伊本·豪卡勒将伊斯塔赫里书全部囊括入自己的书中（《世界境域志注》，355页）。就下面引出的《各地形胜》的记载而言，《世界境域志》中的一些差异也值得注意。《世界境域志》NO.25-89：“在白水城与（锡尔）河之间，是整个白水城的牧地以及柘折、法拉布和Kunjdih部分地区的牧场。在牧场上，可以看到已皈依伊斯兰教的一千帐休战了的突厥人。”另外，《世界境域志》NO.25-93中对塔剌思的描写也不同于《各地形胜》。所以，两书中关于休战突厥人的材料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史源。考虑到伊本·豪卡勒在书中称赞伊斯塔赫里对河外之地的记载很完美，但批评他关于伊斯兰西部地区的记载有缺陷，可以认为上两书有关休战突厥人的材料都是取自伊本塔赫里，当然是其原本，而不是现在的（BGA版）简写本。）。《各地形胜》的文字如下：
Sutkand有讲经台，它是突厥人的聚集处。各地区的突厥人已有一些皈依了伊斯兰教，古思人和葛逻禄人中已有一些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是突厥人中强有力的人。在法拉布、Kandjid、柘折之间是肥沃的牧场，那里大约有一千户突厥人已皈依了伊斯兰，他们在那里按自己的方式住在帐篷里，他们没有建筑物。塔剌思是穆斯林与突厥人的贸易场所。他们（？ 穆斯林）有一些属于塔剌思的堡塞。伊斯兰（国家）没有人越过塔剌思，因为越过那里就进入了葛逻禄的营帐。
这些记载不仅告诉我们893年穆斯林占据塔剌思以后，这个城市成为穆斯林与葛逻禄人的贸易中心，而且向我们指出，塔剌思以西地区的葛逻禄人与东部葛逻禄已不是一个整体，东面有些葛逻禄部众甚至皈依了伊斯兰教。这种局面与我们前面考察的“葛逻禄之地”的说法正相吻合。10世纪早期，西部天山的葛逻禄政权分裂了，原先的称之为“葛逻禄”的部族联盟瓦解了。
《世界境域志》告诉了我们一些葛逻禄政权瓦解后的详细情况。该书15、16、17章的材料晚于伊斯塔赫里书中材料的年代，但并不是该书成书时代的事（注：《巴托尔德前言》，《世界境域志注》，页27。）。根据第十五章《葛逻禄地区及其城镇》的记载，葛逻禄原辖地的范围相当大，西抵古思之地，东界托古兹古思，甚至天山北麓托古兹古思的五城之一Jamghar也属于葛逻禄。而在天山南麓，葛逻禄的辖区原先还包括温宿（B.njul），甚至很可能还包括喀什噶尔（注：《世界境域志》，No.15-12,No.15-13,No.13-1。）。但是现在葛逻禄驻牧地区西边已不超过距塔剌思100公里左右的俱兰，那里被说成与穆斯林世界相接。显然伊斯兰势力从塔剌思又往东推进了。而葛逻禄的东境已从Jamghar后移，甚至伊塞克湖东端的巴儿思寒，其居民也背离了葛逻禄统治者。东、西边缘地区都已丢失，那里残存的葛逻禄余众都各自为政（注：《西天路境》所记龟兹西的“割鹿国”、僧行勤等经过的“割禄国”和《世界境域志》中乌什一带的葛逻禄应即葛逻禄残余。）。就是仍然在葛逻禄主体部落辖下的地区，也是一片残破景象。《世界境域志》说：（No.15-3）顿建城(Nun.Kat＜Tunka）（注：米诺尔斯基在《世界境域志注》（页289）中认为伽尔迪齐书手稿中第J1页第7行残缺的地名应读作Tumkat（顿建城），同时认为巴托尔德1897年在《中亚科学考察报告》中将此词读作Navikat（新城）并不妥。从词形上看，米诺尔斯基的意见较优。但我们注意到库达麦书（BGA，第6卷，页206）中说：“Navakat(=Naviat)是个大城市，那里有一条通往巴儿思寒的路。”这又促使我们把伽尔迪齐书中的地名读作Navikato这里暂从米尔斯基的意见。）是一个交通道口，但现已废弃，其地只有少数葛逻禄人的毡房，已成为盗贼出没的地方。（No.15-11）巴儿思寒位于伊塞克湖东端，虽然其首领（Dihgan／迪杭）还是个葛逻禄人，但当地居民都心向高昌回鹘（托古兹古思）。
15章以及16章和17章中看到的伊塞克湖周围几个部落混杂相居又互不统属的情况，说明曾经存在的葛逻禄部落联盟确实瓦解了。
葛逻禄部落联盟的瓦解还得到敦煌文书S6551讲经文的支持。正如前面所说，这篇讲经文的成书年代已被学者们考订为930年前后（注：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讲经文描写了西州（高昌）回鹘的强大之后说：
遂得葛禄、约摩（样磨／Yaghma）、异貌（？ Yemak）、达但（Tatar），竟来归伏，争献珠金；独西(Tukhshi）乃纳驼马，土蕃送金；拔悉密则元是家生，黠戛私则本来奴婢。诸蕃部落，如雀怕鹰，责（侧）近州城，如羊见虎，实称本国，不是虚言。
这样来描写西州回鹘的强大，有明显的文学创作的色彩。但其中葛逻、药摩、独西的归伏和贡纳，正说明了西部天山原葛逻禄政权的瓦解。当然在这里我们还不能认为西州回鹘的辖区已囊括天山西部，那里的突厥语部族只不过遣使表示“归伏”并送上礼品。
总之，上述所有材料让我们认识到，1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西部天山处于突厥语各部族各自为政的局面，原先一度统辖各个部族的葛逻禄部落联盟已瓦解，而新的权威尚未产生。这种局面被以往的学者所忽视，甚至被错误地解释。
10世纪前期天山地区政治分裂的历史影响
天山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自古以来受到多种文明的影响。然而在公元10世纪的上半叶，不论是东亚的儒家文化或南亚的佛教文化，还是西亚的袄教或伊斯兰教文化，都没有在中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部众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伊斯兰教，尽管它的军队早在7世纪晚期就已经跨过了阿姆河，发展到了中亚，但伊斯兰教并没有对中西部天山地区的实厥语部众发生较大的影响。因为那时中亚的突厥语部众始终处于某个或几个相对较强大的游牧政权的控制之下，如西突厥、突骑施、漠北回鹘等。在这些政权的统治之下，皈依其他的宗教本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没有什么激励广大百姓改宗的动力，一般的统治者绝不允许大规模地皈依伊斯兰教。在雅古特的《地名词典》中有条记载，说倭玛亚王朝哈里发希沙木·本·阿卜杜·马力克（724年至743年在位）曾派遣使者去说服一位突厥可汗皈依伊斯兰，但没有成功（注：雅古特：《地名词典》，页24。）。11世纪的《喀什噶尔史》谈到萨图克布格拉汗秘密皈依伊斯兰时，他的行动受到其叔父、喀什噶尔的统治者的死亡威胁（注：参阅华涛：《萨图克布格拉汗与天山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载《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页13～14。）。
然而公元10世纪中叶，强大政权已经分裂。分裂的直接结果是一些小政权的出现。《世界境域志》记载了葛逻禄政权瓦解后的详细情况。该书第16章描述的是Chiqil，它显然就是汉文文献中记载的葛逻禄内部落之一：炽俟（注：参阅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章注89。）。葛逻禄内的这一大姓现已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地区(Nahiyat)的主人。该书第17章描述的是Tukhshi。马尔瓦兹书说葛逻禄从金山（阿尔泰山）迁居并统治突骑施之地后，他们的部落联盟中有Tukhshi部（注：马尔瓦兹书，页31。），所以Tukhshi很可能如米诺尔斯基考虑的那样，是突骑施的余部之一（注：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注》，页300～301。）。但是，葛逻禄迁居西部天山后臣役于葛逻禄的Tukhshi现在也独立了出来。S6551讲经文中向西州回鹘贡纳驼马的“独西”，很可能就是这个脱离了葛逻禄统治的Tukhshi（注：张广达、荣新江前引文，页32。另外，唐代天山地区的“达奚”(dat-riei)或即Tukhsi／独西的前身。）。在《世界境域志》中可以看到，伊塞克湖周围散布着几个混杂相居又互不统属部落。例如碎叶一带的(No.15-7) Kukyal、Atlaligh、Lul.gh（其首领是叶护的兄弟）、(No.15-8)Uzkath、M.ljkath（属于叶护国王（注：波斯原文为Padsha'i-Jabghuy，米诺尔斯基译为“叶护王国”，不甚确切。））、(No.15-9)Kiminkath（这里的葛逻禄称L.ban）（注：在穆喀迪西的《诸国知识的最好分类》（BGA，第3卷，页264、49）有L.ban地名，紧邻巴拉沙衮。）和伊塞克湖南冻城一带的(No.15-10)Tun.1、Talkh.za（注：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注》，页292。）等，既是葛逻禄的居住地，也有独西／Tukhshi的村镇(No.17-2 Suyab)，而炽俟人既据有阿拉套山脉以北库帕河(R.Kopa)流域上游一带地区，又占据了伊塞克湖北岸的伊塞克城(No.16-1)和可能位于伊塞克湖西南的Yar城（注：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注》，页298～300。）。
这种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局势，扫去了伊斯兰教发展道路上巨的政治障碍，为某些部族接受新的宗教信仰并进而发生根本性的文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种分裂的形势之中，中西部天山的某些突厥语部族的部众才有可能冲破传统的信仰，率先走上伊斯兰化的道路。
标签：新疆天山论文; 中亚民族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天山论文; 突厥论文; 波斯论文; 游牧民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