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学论文,语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学语文教材中，共选录了七篇“说”。它们是：《师说》、《马说》（韩愈），《捕蛇者说》（柳宗元），《爱莲说》（周敦颐），《黄生借书说》（袁枚），《问说》（刘开），《少年中国说》（梁启超）。都是名家名篇，文质俱佳。内容涉及治国为政之道，育才用人之道，修身治学之道。是渗透思想教育，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力的好教材。
“说”是古代的一种文章体裁，属于论说文的范畴。它往往带有某些杂文、杂感的性质。可以说明或叙述事物，也可以议论和抒发感情。有的先叙后议，有的夹叙夹议，有的通篇议论。内容大多是一事一议，对某个问题（一般是社会性的问题）发表见解。比如《师说》，作者针对当时社会“士大夫之族”“耻于相师”的恶劣风气，阐明了教师的重要性，为师的职责和从师学习的道理。《问说》针对当时读书人，不能虚心问人的不良倾向，提出了学习一定好问的见解。《黄生借书说》则以借书为话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书非借不能读”的主张。《少年中国说》在辛辣地讽刺老朽没落的封建官僚的同时，极力地赞颂少年勇于革新的精神，激起人们奋发图强，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捕蛇者说》通过蒋氏祖孙三代宁冒毒蛇之害而免受苛赋之苦的事例，说明封建社会的赋敛之毒甚于毒蛇。《马说》通过千里马不遇伯乐，终于埋没的不幸遭遇，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爱莲说》借花喻人，通过赞美莲花，颂扬了坚贞的气节，鄙弃追名逐利的世态，表现作者的洁身自好。总之，七篇文章尽管内容、写法灵活多样，题目有大有小，行文比较自由，但它们都说明着一种事理，表达了一种主张。
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看到，这七篇“说”的风貌，确实有很大的差别。粗略地划分，可为三类。
第一类以《师说》为代表，可谓严正的议论文。《师说》论点鲜明，论据翔实，论证严密。文章开篇托古立论，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论点，并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从理论上阐述了师道的重要性。接着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展开论述。连用三层笔墨，一层深入一层地揭露和批判当时人们对待师道的错误态度，有理论，有事实，有分析。最后又从正面作结用孔子的言行作例证，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整篇文章先从虚到实，又从实到虚，正、反、合三段文字，有破有立，很有说服力，是古文中有名的说理文。
《问说》也属同类的说理名文。只不过论述的角度不同罢了。《师说》着重从“师”的角度，强调“师”的重要性，劝人虚心“学于师”。《问说》则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论述中，两文都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但也同中有异。《师说》将“古之圣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句读之不知”，能“耻”；师相不与“今之众人”、“士大夫之族”、“惑之不解”却“耻学于师”作了对比。内容单一，对象繁多。《问说》则相反，它是从“问”的各个方面，各种情况，以及各种“问非所学”等方面，将“古之人”与“今之人”的态度作了对比。对象单一，项目繁多。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问说》师法《师说》的马迹。
同类的还有《少年中国说》。它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政论，是体现梁启超爱国思想的一篇力作，它虽然只是《少年中国说》全文的摘节，只选了第一、二、十三个段落，但能浑然成篇，不失可资研读的佳作。文章开头反驳东西方列强的“老大帝国说”，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论点：有“少年中国在。”接着以人喻国，展开论证。用老年与少年不同性格的对比，点明国家也有强弱盛衰，说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必将胜于“今日之老大中国”。文章着力阐明了创建“少年中国”的责任全在少年。热情洋溢地从智、富、强、独立、自由、进步、胜于欧洲，雄于地球八个方面，来强调少年的重任。文章结尾用诗一般的妙语，抒发对“少年中国”和“中国少年”的炽热的赞颂之情，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少年积极进取的精神，“少年中国”的光辉灿烂的前景。
第二类可包括《马说》、《爱莲说》和《黄生借书说》。它们都带有杂感的性质。《马说》属寓言性杂文，借千里马为喻，对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罪恶作了有力地揭露。它通篇是比喻，以伯乐喻能识别、重用、爱护人才者，以千里马喻有才之士，以奴隶人喻那些不重视、爱护人才而手中握权的统治者。“策之”句、“食之”句、“鸣之”句，则从对人才的培养照顾，安排使用，意见主张的听取采纳等方面，进行了揭发，指出他们埋没人才的恶德恶行。文章开头提出鲜明的论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有力地揭露了当时的统治者大都不能赏识重用人才、因而人才被埋没的悲剧不断发生，文章又用“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作结。既有力地讽刺了统治者的无知，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的不平，又能引导读者思索，语尽而意不穷。
《爱莲说》可归入文艺小品。它借花喻人托物咏志。它名为写花，实则写人。作者用七个短语，从莲的处境、形态、香气，仪表等方面，细致地描绘了莲花的形象、气质和品格，用以比喻君子的不随世俗、不附权贵、刚正不阿、美德广布、独持操守不可侵犯的人格。把作者的理想和情操，巧妙地寓含在对莲花的描写和吟诵之中。在行文中，作者采用了层层衬托的写法，用菊、牡丹衬托莲花，用陶渊明、世人衬托作者，用“隐逸者”、“富贵者”衬托“君子者”，用“菊之爱”、“牡丹之爱”衬托“莲之爱”，把作者鄙弃逐名追利的世态，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黄生借书说》是即事议论的杂感。它以借书为话题，通过夹叙夹议自身的经历和感受，阐明了“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旨在告诫青年人应珍惜时光，发愤读书，以期有成。文章运用对比论证，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事理。作者先拿借书与书为己有对比，次以自己少时借书勤读与做官后疏懒辍读对比，再拿“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对比，最后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阐明了逆境可以激励人进取，把令人费解的“书非借不能读”的见解，说得明明白白令人信服。
第三类是《捕蛇者说》。它可谓别具一格的说理文。它先叙后议，篇末点题。文章的绝大部分篇幅是叙述而不是议论，貌似记叙文。其实全文的中心是“赋敛之毒甚于是蛇。”文章开始写永州为搏取免赋而冒死争捕毒蛇的状况，有力地表现了赋毒甚于蛇毒的事实，为末尾的结论作了伏笔。文章的主体部分是记言，通过蒋氏的两段话，把苛赋悍吏带给人民的灾难，写得触目惊心，苦不堪言，为文末的论断提供了坚实的事实基础。最后的议论以听后感出现，简短有力。先分析对“苛政猛于虎”一语由疑转信的原因，暗示苛政扰民自己古然，于今更烈。再用反诘语气抨击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作出“赋”敛之毒甚于是蛇”的结论。水到渠成，自然有力。
以上七篇“说”，都是中学语文的传统教材。它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可供我们学习，鉴赏。它具有很好的思想内容，可供我们吸取、借鉴。但作者的阶级偏见和时代局限，在文中也有所表现。如《师说》明显地表现出韩愈对劳动者的轻视，说什么“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把他们的智慧超过“君子”，看成怪事。这是他的阶级偏见。再如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把解除人民痛苦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幻想通过政治上的改良来缓和阶级矛盾，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这也是他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就连洋溢着梁启超爱国思想的《少年中国说》，也表现出他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梁启超把国民区分为老年和少年，对老年全视为保守，一切否定；对少年全视为先进，一切肯定。甚至把中国的老大仅仅归咎于官僚集团的老朽。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扬弃的糟粕。我们应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吸收民主性精华，剔除封建性糟粕，批判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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