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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经济关系是否应加以规范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应如何调整一向是产、官、学界争议所在，而这些争议则源自于双方对中国经济发展远景评估不同。本文将就中国经济发展远景进行评估。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检讨：1978—1998
二十年来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从计划性经济向市场型经济的转变，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这段期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自1978年以来，每人平均所得增加了4 倍多。中国快速成长固然解决目前许多问题，便也带来新的挑战。例如：不完整、不彻底的经济改革所引起的总体经济体质的不健全；部分劳动者的就业因国营的改革而失去保障；以及越来越大的环境生态的压力；社会不公平程度的增加；加上难以消减的贫困问题。
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原动力既非经济危机，也不是北京当局意识型态的觉悟，而是维持中国政权不坠必要的作法。在此之前的二十年中，中国经历了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事件造成经济大幅度波动甚至停滞不前，中国人民的生计受到极大的影响。而务实与渐进主义亦促使北京当局不断修正其发展方向与政策目标。在改革的前几年中，经济发展的目标也许定得不高；随着改革的成功，我们发现北京当局发展的目标变得愈来愈雄心勃勃。例如，北京在1979年提出发展“以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到1993年，这发展目标进一步提升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言之，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改革充分表现在以下四个面向：农业改革、乡村工业的发展、贸易自由化和国营企业改革。
1.农业改革
农业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家庭承包责任制，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分配到家庭这个层级，且有效期间长达15年。中央政府开始是反对这种将利润和生产决策由公社移转到家庭的作法，由于实施效果不错，北京当局到了1981年开始认同此项改革。家庭承包责任制成了中国农业改革的基础，也是整个中国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据估计，在1978年至1984年间，单单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就让中国农业产量增加将近一半。
2.乡村工业的发展
农业改革为乡村工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首先，农产品价格提高以及产量增加，大幅提升农村所得，使得中国有较高的储蓄可用于乡村工业的投资，从而创造出比农业更高的投资报酬。其次，由于农村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将以往隐藏在公社制度下的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为乡村工业提供了稳定而低廉的劳动力供给。乡村所得的提高更为乡村工业创造更大的市场。即便如此，北京政府直至1984年才正式支持乡村工业的发展。
3.出口导向的策略
透过对外开放让中国有机会发挥其比较利益，利用国际市场提升其国民所得。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途径有三：
·贸易自由化：短短数年之内，有数千家公司为中国政府允许从事国际贸易，其中许多是由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所批准。进口许可权取代国家计划，随着外汇管制的放宽，进口许可证也逐渐取消，而进口税率亦按计划逐渐降低。
·逐步解除外汇管制：为鼓励出口，外汇管制严格的干预逐渐放宽。允许出口商保留部分外汇所得，而个人持有外汇的额度也逐渐放宽。
逐步放宽外人直接投资的限制：中国设立不少经济特区，并订定租税减免以及融资的奖励措施。到1993年，中国已设立了9000多个经济特区，经济和技术开发区、高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金融地区及自由港等等。
4.国营企业
自1980年起，许多国营企业开始取得愈来愈多的经营自主权，包括：企业可用于发放薪资、奖金以及投资的盈余占总盈余的比重限制逐年放宽，生产决策和工资决定的自主权也再增加，开始采用“经营管理责任制”。
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挑战
最近，世界银行出版的《2020年的中国》一书，评估中国是否有能力回应现有的挑战以维持快速的成长。世银报告认为：中国解决上述问题的优势在于：民间部门的高储蓄率，务实的财经改革，训练有素的劳动人口，以及不断提升的企业管理能力。这些优势固在过去二十年中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这些优势是否将能在下世纪的前20年间发挥同样的效果，世界银行认为须视中国是否有能力回应以下四个挑战。
1.挑战之一：健全政府财政
健全的市场机能首先需要有效率的政府。唯有效率的政府才能成为市场正常运作提供必要服务。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也会透过预算资源配置影响民间部门活动。而非由市场为政府服务。此时，稳健的政府财政除了可确保良好的总体经济体质，亦为市场经济而提供必要而且有助于竞争环境建立与维持的服务。
中国预算收入不足已妨碍中国政府可用于促进经济成长和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基础建设上的支出。此外，政府财政因难，以货币融通方式支应财政支出也造成物价膨胀的压力，并给金融体系带来额外的负担。若任其继续下去，薄弱的政府财政终将削弱整个经济发展的力量。
依据世银评估，目前中国财政至少有以下四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确定预算使用优先次序以使政府资源配置更具效率。
·改进税制，增加财政财源。
·建立有效的财政收支划分办法。
·建立一个更透明和更能反映社会需求的预算编制过程。
在1978年至1995年间，政府预算收入由占其GDP的35 %急剧下降至11%。其中，约15%可归因于国营企业企业税收的减少，而原因在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国营企业利润的下降。北京当局为控制预算赤字，只有削弱政府预算支出的成长率，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政府投资支出，由1978年占GDP的16%降到1995年不到3%。
此外，用于医疗卫生、教育、济贫、养老金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出与需求亦出现落差，迫使学校和医院自行募集预算外资金以支付必要支出，而上述高度优先的预算支出短缺额约占GPD的4.6%。上述数字没有考虑到未来的服务成本可能会上升，亦未包括为支持未来经济改革所必须支出的费用，诸如：失业津贴、裁员资遣费用、房屋津贴或银行改革所需的支出。
政府对国营企业投资过度控制以及对上述高度优先的政府支出严重不足现象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当务之急则是如何改进预算资源配置一个可行的方向是：挪出额外的预算用于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提供充足的财源支援关键的经济改革，以及减少政府控制投资的规模。缩小政府资本支出则可迫使政府更专注于能够对经济发展贡献较大的政府活动。政府资本性支出应根据投资决策法则，由企业内部自有资金、金融体系或资本市场来筹措。这也有助于国营企业和银行加速民营化，提升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年前，中国的赋税改革，让税收占GDP的比例自1996 年开始不再下降。目前，北京当局面临的另一个更为艰难的任务：如何扭转先前财政收入下降趋转为上升趋势。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加强稽征效率，扩大税基，执行新的税制。从短期看，加强依法纳税有助于税收增加，而逐渐停止对国内外公司过多的租税减免或租税奖励也会有所助益。从长期看，政府可以考虑进一步调整租税制度，以支持环境维护和社会福利的改革，并强化对非国营企业的稽征工作。世银报告认为依法纳税可依下列三个途径加强：由于营业增值税收几乎占中国政府税收一半，中国应将依法纳税比率从目前的70%左右提高到2000年时的85 %， 以至于2010年的90%或95%。到了2000年，中国必须在现行所得税制下，让个人所得税收入增加一倍。以及国内外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的一致化。
中国政府还应进一步结合经济改革以及税收目标。污染税不仅可抑制煤和石油的消费，鼓励开发减少污染的技术，更可增加税收。此外，中国政府应考虑以某种形式的社会安全捐做为（城市）工人基础年金的财源。国际经验显示，为诸如国民年金等普遍接受的目标而征收的薪资税往往不会遭到纳税人的抵制。从长期看，加强对非国营企业稽征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它们毕竟是经济体系中成长最快的部门。目前，这些企业会计制度并不健全，需要采取一些有创意的措施对它们公平征税。
中国的贫穷省份和富裕省份间始终存在财政收入的差距。若缺乏一个财政收支调整的制度，则各省在医疗卫生、教育和环境保护支出的差距将会加剧区域所得的不平均程度。目前中国的财政制度几乎不允许将富裕的省份财政收入移转到贫穷的省份。并要求其预算支出根据量入为出原则编制。政府间转移性支付将减少贫穷省份向富裕省份移民的压力，并将改善贫穷省份的基础建设，而这又将有助于开放内地的市场并将其纳入经济活动的主流之中。
依据国际经验，表明的预算程序有助于总体经济的稳定。当前中国， 由于有很大比例的政府支出是由预算外资金供给或凭由银行融通。 1986至1994年间，政府实际赤字由占GDP的4.9%升至5.7%， 约为官方预算赤字的两倍多。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开始查核所有预算外支出，并且将从电力和铁路运输中收取的所得纳入了1997年度的预算。此外，国营银行已减少对政府指定的投资计划提供资金。
为揭露必要讯息，中国政府将其所有的支出（包括预算外项目）以及关于各预算项目必要资讯纳入预算筹编的过程。为订出的预算支出的优先顺序，正确计算投资计划的报酬率有其必要。将政府计划交由民众以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则有助于在国家重点计划和人民的优先选择之间保持平衡。
2.挑战之二：强化市场机能
目前，中国政府仍然积极介入生产性活动。例如：国营企业生产总值占中国工业产出的三分之一、城市就业的三分之二和固定资本形成一半以上。在金融体系中，尽管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机构，但四大国营商业银行仍占整个金融体系资产的三分之二。
减少政府介入生产性活动时，中国可能遇到的挑战是既要进行改革，又要维持经济成长与稳定。部分国营企业经营绩效良好，亦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但国营企业相对于非国营企业经营绩效仍然不佳。中国政府既缺乏管理能力，也无充分的讯息可以对国营企业的扩充计划进行有效评估与监督。这些国营企业由于缺乏“企业所得者”的有效监督，许多国营企业几乎为经营者所控制，导致许多资产为人所侵占、并吞，而投资决策不当或由于过度提高员工工薪资给付和其他个人福利造成公司资本报酬率降低。其结果是国营企业资产会逐渐流入私人口袋，留给政府的只是债务。1994年，北京当局曾对124000家国营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资产侵占和浮滥开支占掉企业资产总值的11.6%。据估计，国有资产的年折损值约为300至1000亿人民币， 为国营企业每年资本形成的2%至9%。这种情形使中国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管理阶层需要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以提高经营效率；另一方面，政府缺乏足够讯息也没有监督能力来查核国营企业经营绩效。尽管近来一些国营企业实际已经破产，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仍不愿意正式宣布并解散这些企业。同时，由于企业破产处理程序耗时，中国政府也不愿意此时让城市失业恶化。依世银评估，中国国营企业改革的过程将非常艰难。
目前，中国国营企业仍对其员工及家属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仍依政府的计划目标从事政策性放款。如何将国营企业改造成生机勃勃并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体，进而激发新兴的民间经济活动，将是北京当局面临最大的挑战。改造国营企业和国营商业银行并非意味着国家不再承担健全并发展市场的责任，而是政府功能应转变成为市场充分运作提供必要的服务、建立健全的法律架构和制订可信的政府以维持市场正常的运作。
目前，最迫切、最需要的改革是如何将国营企业和国营银行从政府中分离出去。北京当局决定重新发展1000家大型国营企业，放松对其他314000家企业的控制（即“抓大放小”的政策）。由于所有的企业都应面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应逐渐向家庭或非国有所有制的多元化发展。
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报告中，则指出改革方向应为：确立所有者（政府）、经理和债权人之间的财产权和责任归属；以及确定组织结构以便在所有者、债权人和经理的利益间保持合理的平衡。此外，各级政府应该停止干预国营银行的放款。银行对国营企业放款时，也应和对待其他借款人那样进行周密的征信调查，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银行必须开始建立讯息管理、风险评估、信用等级分析以及坏帐准备等制度。中国还需要一个资本市场以有效分配资金、分散风险、提高投资报酬率。政府可透过资本市场释出国营企业的股权，让它成为长期投资的重要中介；并继续加强对初级和次级资本市场的管理与监督以建立市场纪律。最后，中国应为筹集基础建设资金的债券发行建立必要的法律架构。
对国营企业和国营银行进行改革首要步骤是政府逐渐减少对商品以及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但这绝非放弃政府对市场运作纪律化的责任，因为政府有新的责任，即提供机制和法律架构，以协助市场更顺畅运用：
·制定维持市场机制合理运作和保护财产权的法律架构。
·逐渐增强确保总体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能力，即使某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可能会影响经济的稳定。
·促进产品市场的竞争，以鼓励革新、有效的资源配置和财务纪律。
·以与市场协调而非对抗的方式引进新技术。
在企业部门，中国政府必须将市场机制引到粮食的收购和流通之中。举例说，中国政府的目标可以是将对农产品的收购比例从目前的75%降低到公元2000年的25%，为零售业和批发业的发展留下空间，使得非国营企业亦有机会建立它们的收购和销售的网络。政府亦可利用市场机制达到环保的目标。例如：订定时间表课征炭税使煤炭的价格更能反映其社会成本，从而达到鼓励能源节约以及减少污染的技术发展的目标。
事实上，这些改革之中，最关键部分还是如何将原由国营企业所担负的养老金、医疗保健和教育等社会福利工作移转给到政府部门。唯有如此，受雇员工可以自由地离职而不担心失去养老金、住宅的保障以及医疗服务和教育机会。如果没有劳动市场的配套改革，国营企业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无论如何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经济改革最后目标应使法律规范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中国，建立稳固的法律架构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目前，中国的财经法律架构虽已粗具，但实际运作情况仍然很差。原因在于中国执法不力，执法部门是中国法律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腐败问题在中国也是愈来愈严重。依跨国实证现象显示，腐败对经济成长负面的效果并不亚于社会政治不安定的负面效果。仅在1996年，全中国就在65424 人涉嫌贫污和贿赂而被起诉，其中还包括许多政府和党高级官员。此外，中国还必须根除和减少产生腐败行为的诱导因素，如：
·强化市场竞争以减少政府官员任意决定的权力。
·提高政府财政的透明度。
·建立一支有能力的、廉洁奉公的文官体制。
除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措施外，适当的产业政策还能够有助于开发和利用新技术。从长远来看，将来中国是否能持续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决定因在于中国是否有能力取得、改进并掌握新技术的能力。如果企业和个人不从自己的创新活动中得到足够的报酬，他们就不会在技术进步上做出足够的努力；因此，保护智慧财产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目前，中国虽已制定和修订了有关专利、商标和版权的法律，但实际成效仍有观象。
许多情况下，中国自国外获得新的商业技术最为经济。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与设备资金和管理组合在一起，如外国直接投资。还有，在其他情况下，新技术可以通过技术技助或技术许可证授予情形下取得。在很多别的国家，设备的投资和技术的引进通常是与高经济成长联结在一起的。更加透明和合理的外国投资程序将会鼓励外国投资者，而关于技术许可协议的更宽松的规则，将鼓励国外技术供应商与国内生产商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3.挑战之三：确保总体经济的稳定
经济持续成长的前题是稳定的总体经济环境。自1978年以来，当中国经济有过热危险时，政府通常直接以行政措施降温，而金融体系的稳定亦是透过人民银行直接干预达成。未来北京当局面临一项更艰巨的工作，即如何利用间接的、有利于市场运作的政策以维持总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改进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管理能力是稳定总体经济的核心。中国立法禁止人民银行对政府放款和透支。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应尝试开始自金融机构收回放款，降低存款准备率以满足银行对资金的需求，并开放重贴现窗口。中国人民银行自1996年4 月起已开始有限度的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操作和整合同业拆放市场已让短期利率更为灵活。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总需求，应借利率变动促成银行资产和负债结构的改变，进而影响总合需求。存放款利率差距目前仍受到人民银行的控制，导致银行的资产报酬率持续下降，并在1996年出现负数。银行只有被迫借各种名目的附加费用和服务费用来提高银行收益。由于坏帐准备金提取不足，许多银行只有将应收未收的利息列为已收收入。当中国银行体系体质恶化时，其吸引资金的能力将下降，对资金供给将有所影响。
信贷计划做为有效的货币控制工具的效果已经减弱，其最终目标应是缩小到只用于政策性放款。如此，中国人民银行才会开始思考如何以其他方式控制货币供给。最后，为使更多的证券化资产可在市场销售，中国人民银行似可考虑将其对政府大量放款予以证券化。目前国有银行仍不能完全自由地根据一般商业放款标准对国营企业放款，约有三分之一信用分配系依据国家计划委员会预先选定的投资项目，其他的放款多多少少仍受到政府部门非正式的影响。中国的资本市场受到与其他金融体系相同的管理和控制。信贷计划控制着每家公司每年可以发行的股票和公司债券。政府担心资本市场若不加限制地发展，则会逐渐排挤掉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源。因此，未来几年内，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成败将取决于政府是否有决定建议一个健全而有竞争力的银行体系。
一旦政府对国营银行改革的进展感到满意，它就可以考虑在放款利率（而非存款利率）上给予银行较多的弹性。人民银行亦可开始允许商业银行自由地决定部分资产的放款利率，随时间而逐渐扩大，或者逐渐扩大放款利率上下波动的幅度。金融体系一直是中国改革的薄弱部分。它最容易受到冲击。政府需要像在其他部门一样，持续不懈地对这一部门进行改革。
目前中国的证券法以及相关法令法规虽以符合国际惯例，但资本市场的一些重要方面仍需加强规则的制定。但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责任往往按照职能、机构和地区被任意切割；结果，一些法令的执行没有受到任何机构的监督，例如：有关公司债的交易、证券商和法人投资的条例等。中国资本市场中最不发达的是债券市场。发展债券市场对于中国利用其巨额国内储蓄，并满足从事庞大基础建设所需资金是不可或缺的，公司可以由声誉好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世银报告指出：一个健全资本市场可以在中国金融以及经济发展中发挥以下重要作用：
·通过资本市场，投资者可以监督使用其资金的公司。健全资本市场亦有助于分散政府股权，并把部分风险由银行转给股权所有者。
·一个繁荣的资本市场将成为长期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资金取得的重要管道。
·繁荣的资本市场将为储蓄者提供新的储蓄工具，帮助他们分散风险和提高投资收益。
·一个运作良好的资本市场可改进金融性资产的定价，从而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
良好的金融管理能确保金融系统安全。培训各级金检人员将对此作出重要的贡献。需要更经常性地对省、市级，甚至对县一级进行现场检查。所有银行都必须严格执行会计和审计标准。
4.挑战之四：维护生态环境
过去二十年里，都市化、工业化和车辆大量增加已严重破坏了空气和水的品质。农业集约化亦对生态环境产生新的威胁，由农田中排出的水更加重水污染程度；而过量的灌溉使水资源更加短缺，造成大片土地恶化。过度开垦造成土壤侵蚀并导致沙漠化，严重威胁到脆弱的草地资源。未来的经济成长是否必然还要以更严重的污染为代价，将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成败。依世银报告，只要北京当局发挥市场功能、鼓励替代能源以及改进能源、环保的管理体制，就有可能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上兼顾。
今天，中国的空气和水的污染状况，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已属世界最严重之列。依世银估计，中国目前的空气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估计每天大约是GDP的3—8%。 造成中国环境恶化的因素有二：对煤过份依赖以及都市急速的发展。
尽管自80年代以来，燃煤所产生颗粒浮动大体维持不变，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则直线上升。中国空气中的颗粒悬浮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属世界最高。酸雨是中国空气污染的另一项副产品。排放出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与大气中的水和氧发生反应，成硫酸或硝酸又借着降雨回到地面，有时甚至被带到离污染源数千英里以外的地区。酸雨损害庄稼，毁坏森林，破坏建筑物的结果，危害人的健康。
工业和都市污水加上化学肥料和有机肥的流失，是中国的主要水污染源；其中，都市污水在总排放量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实际的污水排放总量较官方公布数字要大得很多，原因在于政府对民间部门污染源的监测只是偶尔进行。在城镇，水污染亦是造成缺水的主要原因，除非对污水有效处理，否则增加水的供给和消费往往只会加重水污染程度。
中国已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若以过去的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则中国环境前景将很暗淡。如果中国采取适当政策鼓励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及节约能源，使用煤的替代用品，广泛采用防治空气和水污染的技术，以及发展大众交通运输工具而非放任小汽车成长，那么环境前景将会变得比较光明。世银认为，今后25年中国改善环境生态方向应该是：
·利用市场力量。
·鼓励投资于更洁净的替代能源。
·有效的管理。
现以煤作为例子。过去十年来，沿海省份的煤价已涨到接近国际价格，但由于管制价格的迄今未充分反映其国产煤含硫上的巨大差异。如果预先宣布并确定时间表开征碳税，就会鼓励人们投资于洗煤工厂和使用效率提高的锅炉。尽管以价格机能为基础的污染防治措施会有相当的效果，但是这个措施并未顾及到各企业之间在使用能源效率和减轻污染的成本上的差异。
三、中国持续经济成长是否可能达成？
中国跨入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远景如何值得思考。若未妥适处理未来的风险和挑战，则可能威胁到中国发展前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就有不少例子，经历一段高速成长阶段后，接下后就是一连串的挫折和停滞。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并不必然意谓中国将来还会如此快速成长。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过去的成长经验不能完全说明未来成长的情况。即使是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快速成长的亚洲四小龙亦是如此。若要中国经济发展可以持续，世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必须惠及穷人，必须为后代保护环境生态，必须确立妇女在社会中享有平等地位。若不能让经济成长让大多数人共享，则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将会吞噬中国经济发展成果。
一旦中国经济发展步调趋缓甚至停滞不前，我们认为将给中国带来以下两个严重后果：1.为维持愈来愈多不具经营生产效率的国营企业所需的成本将严重侵蚀政府预算稳健性和银行体系资金配置的效率。2.城乡所得差距以为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将会更为显著。这些将把中国引向“中国僵化症”。缓慢的经济成长和区域间发展差异变大、所得分配恶化将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中国解决贫穷问题的能力。随着城乡及省际收入差距的加大，在落后省份消除贫困将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随着愈来愈多的穷人与逐渐增加的社会名流生活在同一城市，一旦这些名流又能左右法律和制度使之为自己服务，城市将会变成一个火药库。由于中国的贸易、法律、投资体系的不透明以及逐渐增长的社会政治不稳定，外国投资将会减少。
当然中国在2020年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前景。此时的中国将是一个有竞争力的、充满关怀的、自信的、能为后代子孙创造美好健康未来的国家。它将作为一个平等的、负责任的伙伴，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和资金往来，建立了现代化的政府和健全的法律架构。在每人平均所得水准上，将达到今天的韩国、葡萄牙和阿根廷等中等所得国家的水准，并在市场和私有企业基础上快速持续的发展。
中国究竟会走向何处？系于中国能否维持其经济改革的步调。过去二十年，中国领导人选择了改革，而非等待大环境的改变。若他们继续坚持改革这一条路，由于未来问题会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坚定改革决心最好的方式就是北京当局必须不断意识到停止改革的可怕后果。在目前的政经体制下，中国是否能够如此则有疑问。未来中国不仅只着重于经济成长的速度，而且还着重于整体发展方向。这与以前的经建计划不同，必须更着重策略、政策与方案的配套。
以下三个因素将决定中国在未来22年内是否持续经济成长率8 %的标准：
·由于人口成长率减缓及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到2020年中国的劳动力是否不再成长。
·2020年资本存量的边际报酬率是否显著递减，造成投资速度减缓。
·随着经济日益成熟，资源的配置会更有效，于是产业结构改变做为成长的动力的作用将日益减弱。
中国正处于经济制度转型的阶段，健全的民主制度尚在建立，经济发展易受政治事件的影响。事实上，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波动幅度不仅较欧美日先进国家为激烈，亦较亚洲四小龙以及其他后进开发中国家为大。尽管中国改革后经济波动程度较之于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表现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剧烈波动要小得多，但其波动幅度仍足以引起决策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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