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还是“常规”——评持续增长七年的美国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经济论文,持续增长论文,常规论文,奇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些人看来，经历了七年持续增长的美国经济，既超越了几十年前的“德国奇迹”，又超越了“日本奇迹”：所有应该增长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资本投资、收入、股票市场、消费者和生产者信心、就业和出口等等，全都增长了；而所有应该下降的指标，失业、通货膨胀率、利息率和财政赤字等，则全都下降了。举例说，199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3.9%，通货膨胀率为1.7%，失业率为4.7%（目前为4.3%，其中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为1.5%）。1998年一季度，经济增长为5.2%，通货膨胀为1.2%（为35年以来最低），失业率为4.6%（四月降低到4.3 %）。1998年美国联邦预算在数十年后也首次出现了盈余。相比之下，欧洲经济步履蹒跚，且受到两位数字失业率的严重拖累；亚洲则在金融危机中艰苦挣扎；日本经济更是萎靡不振。由此而来的一个结论便是，美国经济在90年代所取得的成绩堪称“奇迹”。不仅如此，此“奇迹”还会持续许多年，并且美国还将凭借这一“奇迹”而主导21世纪。
面对较为普遍的乐观情绪，特别是在看到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位居七大国之首（全球排名仅次于新加坡、香港和荷兰）之后，美国《商报》在其发表的短评中则表现出谨慎的乐观，并指出尽管美国在经济增长、私有化、放松管制、灵活的劳动市场和对新技术进行大规模投资方面具有突出表现，但美国并没有理由自满。强有力的经济扩张往往会掩盖导致下一次衰退的经济弱点，正如人们所看到的8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情景。为了保持锋芒和使繁荣得以持续，美国必须加强其教育和工人再培训体系，帮助其公民适应全球化，改进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成堆的社会安全和医疗保障制度等。
考虑到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看待此次美国经济扩张及其未来走势便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美国这轮经济增长究竟是一种主要导因于高科技和制度创新的奇迹增长呢，还是一种主要滥觞于投入和需求增加的常规增长呢？本文试图对此问题做出某些尝试性解答。
经济增长的源泉
美国自1992年开始的此次经济扩张，概括说来，大致有以下一些相互作用的或互为因果的原因。
1.资本投资的增加、尤其是对信息设备投资的增加。占美国总投资大约92%的私人国内投资总额（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商业库存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又包括非住宅投资和住宅投资，非住宅投资又包括建筑投资和生产耐用设备投资）在经历了1991年的负增长后，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和1996年分别增长了7.2%、8.5%、14.2%、5 %和4.2%。在1992—1994年间连续三年投资增长率超过7%，这一纪录在美国战后是少见的。1992年美国的积累率（私人国内投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2.6%，1995年则达到了1959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5 %（1996年亦如此）。1991年美国设备支出的年增长率为-4%。到了1992年，设备支出的年增长率便超过了10%。这一增长率一直保持到现在，并在1997年达到13%，在1998年一季度更达到了16%。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公司对信息处理设备的投资增长速度极快。自1991年以来，美国公司对信息设备投资的增长率平均比整个设备投资增长率高出8 个百分点。1998年一季度的年增长率竟高达29%，为14年以来的季度增长最高纪录。和投资增长密切相关的房屋开工数和销售数（single —family homes），在过去的8年中亦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房屋开工数在1990年年底降到低谷（年均约为70万套）后，1993 年和1994 年都超过120万套。1998年一季度按年率计算，它亦大致保持在同一水平上。
2.就业的增加与生产能力的扩大。美国在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中，1991年就业出现了-0.9%的增长率。从1992年开始，就业人数逐年增加，1993年就业增长率为1.5%，1994年为2.3%，1996年为1.5 %。 1992年至1997年间，美国就业人数增长约1100万，增长了近10%。与就业增长相伴的是失业率的一路下降，后者从1992年的7.5%降到了1995 年的5.6%，1997年仅为4.7%，1998年一季度再降到4.6%。在美国， 经济增长、生产能力的扩大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较为稳定的关系，即某年的经济增长率（%）＝2.4%+[2×失业率降低的百分点（%）]。其中2.4%为失业率不变时美国生产能力的增长率。 而生产能力的额外变化则是通过失业率降低或提高来衡量的。1997年美国的失业率从一年前的5.3%下降到4.7%，据此公式计算的当年经济增长率为3.6 %（2.4%+2×0.6%），它与当年实际经济增长率3.9%相当接近。 顺便指出一点，上述旨在说明经济增长、生产能力扩大和失业率之间关系的等式， 就是经济学家们经常说的、来自经验统计的“奥肯定律”（Okun's Law）。这里的问题是，失业率不可能无限地下降。
3.中小企业的积极作用和有弹性的劳工市场。90年代以来至今，美国共有180万家企业（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开业， 这个数字超过了曾经创造历史最高纪录的80年代的150万。 这些新企业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它们反应灵活，能够迅速地适应环境变化，具有高度的创新精神。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大量涌现出的中小企业为美国创造了甚多的就业机会。《幸福》杂志500家大企业在整个80年代裁减了300万人，预计在90年代还将再辞退100万人。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的失业率非但没有升高反而大幅度下降，功劳主要应该记在中小企业的帐上。由于中小企业的就业政策或条件相当灵活，特别是由于它们在职工福利、医疗和养老方面往往承担着更少的责任，更为标准的说法是由于美国灵活而有弹性的劳工市场，因此，尽管劳动力市场很紧，但美国私人部门工资的增长却十分缓慢。按照1982年不变价格计算，1992年至1996年美国私人部门实际小时工资的增长几乎为零（2美分），这和60 年代经济景气的同时工资稳定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外，工会组织的逐渐弱化亦构成美国劳工市场有弹性的一个重要原因。1997年年终参加工会的工人数量仅占私人部门就业人数的10%，为战后最低水平。
4.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虽然不时调整，但就整体而言水平不高。联邦基金名义利率1994年大体保持在5.5%， 1995年升到了6%，1996年迅速下降到5.25%。在1996年一季度， 联邦基金实际利率竟降到了2.25%的低水平。自1997年3 月以来美联储一直将名义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5.5%的水平。不过， 由于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实际联邦基金利率1998年一季度升至3.25%。在短期利率大体保持低水平的同时，美国长期利率两年多来一直呈下降趋势。3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995年的近8%降到1996年年底的6.9%，再降到1998年4 月的5.9%。尽管货币供应量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自80年代末期以来， 已经不再密切，但它仍然作为诸因素之一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美国货币供应量M[,2]的年增长率在1994年跌至谷底（为0.4%，是1960年以来的最低增长率）以后，一直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在1995年和1996年分别为4.2%和4.6%。在1998年一季度，其年增长率高达7%，为10 年来的最高增长率。M[,3]的增长率在1993年以来一路攀升， 从负数提高到1996年的7%，再到1998年一季度的10%。
5.金融创新与有效的金融市场。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创新的基本点有三个：一是广大的中产阶级逐渐成为投资主体；二是美国通过立法为他们用储蓄进行的投资活动提供了保障，如ERISA养老金立法， 特别是401（K）退休计划的实施与普及（到1998年已达1万亿美元）； 三是为了迎合这种投资需求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非传统的金融机构或投资方式。在80年代以前，美国金融业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那些所谓的“精英银行”（elite banks）。 但随着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特别是投资方式的多样化，美国金融业的垄断逐步被打破了。那些精英银行无论是在贷款量方面、还是在金融资产管理数额方面，其业务均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共同基金、套期基金、投资管理基金、风险基金、机会基金（opportunity funds）和公开招标启动融资（IPOs， 指拥有新概念、高科技发明、高回报潜力但同时也是高风险的企业向各种基金或发展银行等投资者进行融资的过程）等，则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壮大起来。随着金融业内竞争的日趋激烈，金融市场亦变得更加有效了，并且特别表现在对那些具有长期性的、风险比较高的、有高科技含量的、具有高增长潜力的企业的投资支持。其中，风险基金和公开招标启动基金扮演了主要角色。在90年代， 它们进行的风险投资每年都在450亿美元～650亿美元之间。
6.适宜的货币政策与实施工具的转换。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领域内创新的增多，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发生了深刻的、同时也是适宜的变化。在80年代以前，宏观货币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货币与信贷总量。其后，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即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与各种货币总量之比率，开始偏离其历史（统计）轨道。结果，这种变化使得货币总量既丧失了其原有的反映经济活动之重要指标的地位，又丧失了其稳定物价之引导地位。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M[,2] 的流通速度开始大幅度偏离其历史轨道，并主要表现为在利率下降期间M[,2]的流通速度迅速加快。 针对这一变化，美国货币当局对其政策中间目标和工具及时进行了调整，即从主要关心货币和信用总量，过渡到了对多种金融条件的关注，其中特别关注利息率。相应地，美联储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的途径亦发生了变化，即从控制货币供应量转移到了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影响联邦基金利率，并以此来影响整个资金市场的利率，从而为经济健康增长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金融环境。
7.国外低价供给品的进口和强势美元。1997年美国非石油进口品价格下降了3.2%。在过去十多个月能源价格下跌约10%。1980年， 在美国全部进口中，石油及油制品占了32%（此为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比例）。 该比例在1991 年降到了10.5%，到1995年又降至7.5%。 如果以1995年的进口品价格指数为100， 则以美元计价的非石油进口品价格指数从1995年的100下降到1998年一季度的94.5。 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美国进口的资本品价格一直在下降（这有助于一些公司降低成本）。消费品价格（不包括汽车）自1996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95年的价格指数为100，1996年为100.5，1997年降到99.4，到了1998年3月，更降低到98左右。 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商品价格，从1997 年7 月的98猛降到了94.5。与此密切相关的是， 美元在1995—1997年三年内一直保持坚挺。摩根贸易加权美元指数（Morgan trade—weighted dollar index）1990年为100，1995年初为89，1998 年一季度达到111，共上涨了24%。 按英格兰银行计算的贸易加权汇率指数（1990＝100），1998年5月8日美元指数为109.2，而一年前为105.2，即美元在一年内增长了3.8%。美元对日元1998年5月16日突破1:146。有趣的是，在美元大幅度升值的同时，美国的出口在1996年和1997年却分别增长了9%和10%。显然，这和美国公司努力降低成本有关， 后者主要反映在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品价格下跌。如果以1995年的价格指数为100，则1998年一季度美国公司出口品价格下降到了97。
8.消费增长稳定且消费者信心指数高涨。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增长率按1992年不变价格计算，在1991年出现负增长（-0.7%）后， 直到1998年始终以稳定的速度增长，其中1992年为2.7%，1994年为3%， 1996年为2.2%，1997年为3.2%，1998年一季度竟高达5.7%。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跌至3.8 %，为58年来最低（战后最高点为1974年的9.5%）。不过在美国的总储蓄中， 个人储蓄仅占20%，大量的储蓄主要来自商业界（政府在其中也占有一小部分）。更有人指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生育高峰（战后至60年代）出生的人，在90年代开始陆续进入消费支出的高峰（47岁～49岁）。由于此次“婴儿潮”持续的时间跨度大，故此次消费浪潮会持续到2010年，从而意味着消费支出的强劲增长将成为一个长期趋势。考虑到个人消费支出占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8%，考虑到个人消费支出的扩张无异于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故其稳定增长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和消费支出的稳定增长相适应，1992年初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1985年为100）从1990年初的110跌至48。此后该指数一路攀升，在1994年末超过100，1996年底升至120，1998年二季度末达到创记录的近140。
9.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大量占用外部资源。90 年代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最突出的变化之一是进出口贸易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急剧增大，从1991年的15.7%提高到了1997年的大约30%。1991—1996年，美国的商品出口平均年增长7.8%， 这远远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而美国同期的商品进口增长速度年均为8.3%。 作为世界最大的外资引进国，按当年价格计算1990—1995年美国共引进外资约14330 亿美元（主要包括直接投资、政府和公司债券投资及股票投资），同期美国对外投资为8660亿美元。美国大量占用外部资源可以通过其长年巨额经常项目逆差中得到反映。如按当年美元现价计算，1992—1997年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累计约为7850亿美元。此数字大约为同期美国私人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4%。这意味着在过去6年间， 美国每年向全世界征收了平均占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大约1.82%的铸币税。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因为美国经济在这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算术平均增长率也不过是3 %。美国顺应全球化潮流还表现在大企业观念的转变上。在二十多年前，它们自认为是在世界各地有一些分公司的美国企业，而今天已经被当作是把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公司。美国对外部世界依赖的加深更多地体现在下面的事实上：1990年美国在非石油商品中，对进口品的国内需求占整个内需的18%，此后这一比例一直增长到1997年的31%。在此顺便提一句，美国的净债务常常引起误导。从统计表上看，截止到1996年年底美国的净债务已达1万多亿美元。这个数字似乎还可以接受。 可是我们要知道，美国对国外的债权大部分是用美元进行投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结果。而其它国家对美国的债权，则来自于将国际收支顺差所得的美元再投资于美国。如果美元不是世界货币，即如果美国的对外投资需要以其国际收支顺差来支持，那么美国的净债务远不止1 万亿美元。
10.重视研究与开发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无论是政府、学术界， 还是产业界和民众，在观念上均置科技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历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研究与开发始终被认为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竞争力和增长率的基本支柱之一，属国家利益。美国在金钱上对科技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并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者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1997年美国政府和企业界研究与开发支出为1960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为630亿美元，产业界为1330亿美元），约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5%，超过了日、德、法、英、意五国对研究与开发支出的总和。从动态上看，由于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产业界更加注意应用研究，特别是开发研究。随着冷战的结束，联邦政府也开始增加对非基础研究的投入，以期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与此同时，美国对科技进步实施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美国的基本作法主要包括用专利制度、反垄断和扩大贸易等措施来鼓励和保障科技创新。鉴于垄断是创新的主要障碍，美国政府在反垄断方面更是表现得不遗余力。目前美国司法部和20个州的司法部长联合控告微软公司垄断一案，便是典型的例子。由于制度法规健全，美国专利申请量急剧增加，70年代年均为10万件，80年代为12万，1995年以来为年均20.4 万。为了积累人力资本，美国90 年代每年花在员工培训与再培训上的钱为1000亿美元，其它国家无一能望其项背。
经济稳定增长的掣肘
在揭示支撑美国经济增长之源泉的同时，我们不应忽视存在于美国经济中的一些隐忧，以及对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负面影响的因素或条件。它们包括10个方面。
1.美国广义物价指数（broad price index ）要大大高出其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即消费者物价指数）1997年3 月至1998年3月为1.4%。美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亦十分低下。 然而它们衡量的仅是商品与服务价格的变动，没有包含资产（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实际上，在美国这样一个股票市值和房地产价值均超过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在计算通货膨胀时既应该考虑商品与服务的通货膨胀，也应该考虑资产通货膨胀。如果让商品与服务通货膨胀占80%，房地产占15%，股票占5 %，那么由此计算出来的所谓广义通货膨胀率就不再是1.4%，而是6%。此通货膨胀率不仅是80年代末以来最高的，而且从哪个角度看都显示出经济过热。在1995年以前，美国的广义物价指数与消费者物价指数大致吻合（1995年时均为2.5%左右）。 但自1995年开始它们分道扬镳了。美国被扭曲的通货膨胀率具有相当大的潜在危险性，一方面它可能因为提供了不真实的价格信号而导致不良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它可能误导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此外，资产价格巨涨往往会引发财富效应，使财产所有者（美国的股民有数千万之众）扩大消费（如1998年一季度美国消费者支出按年率计算增长了5.7%）， 其结果可能会导致短暂的繁荣。这里有必要补充说明一点，即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的计算方法在过去3年内发生了许多变化。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原有的消费物价指数高估了通货膨胀。为此，美国劳工统计局对消费物价指数计算程式进行了7项修正，而其中有6项使该指标下降。如果没有这些修正，则1997年的通货膨胀率就不是1.7%而是2%。
2.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70年代末期以来，尽管美国公司对信息技术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美国官方统计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在大幅度下降。平均劳动生产率或每位工人的小时产出，从战后年平均增长3.4 %下降到了1979—1994年间的1.2%。 多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从给定的一组投入中获得的产出，其计算方法为用“出量”除以“入量”，目的在于避免劳动生产率可能带来的欺骗性，因为企业可以仅仅通过给工人装备更多的资本便可提高其小时产出），同期年增长率仅为0.3 %（在此之前的25年内为2.2%）。 更快的计算机和通讯与更慢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存现象，便是所谓的“计算机生产率悖论”。虽说1996年和1997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达到了1.9%和1.7%（这比整个80年代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1.1%要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 因为它并未改变整个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有人经过仔细分析后发现，美国企业界津津乐道的全面质量管理（T.Q.M.，即强调满足顾客的一切愿望）和公司工程再造（corporate reengineering， 即打破专业化工作界限以鼓励工人参与整个生产过程），效果远非说得那么好。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之所以起伏不定，主要还是因为周期性因素，即不包括高科技的商业设备投资，不包括计算机在内的个人消费，以及住房与库存。所有这些占了1997年经济增长的40%。故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整个90年代仍将为1.1%，为战后甚至从1870年（至1970年平均为2.3%）以来的最低水平。1998年一季度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了1.1%这一事实， 无疑支持了上述判断。
3.经济中出现泡沫。 经济泡沫的基本含义是指实质（物）经济与虚拟（货币）经济两者在价值上严重背离。美国经济出现泡沫的具体表现如下。第一，股价上涨迅猛。道—琼斯指数在17个月内就从6000点涨到了9000点。在过去的5年中，其平均回报率高达140%（此纪录仅次于1924—1928年大危机爆发前的214%）。第二，市盈率过高。 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市盈率目前为26:1，斯坦普尔500 种股票的市盈率更接近27:1，为历史最高点。一般认为美国股市的市盈率超过15:1即为过热。第三，股票市值庞大。到1997年年底，美国股市市值为12万多亿美元（其中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市值为9.5万亿美元，NASDAQ 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为2万多亿美元），约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0%（目前此比率更高），这远远高于日本的55%和德国的39%，但低于英国。第四，房地产价格上扬。旧金山、波士顿和达拉斯的商业租金仅1997年就上涨了20%。纽约某些地段的租金更骤升了100%。第五， 巨额的衍生金融品。仅美国商业银行所拥有的表外衍生金融品在1997年末便达到了25.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所有商业银行资产的5倍以上，是其资本金的60 多倍，是其贷款损失储备（LLR）的463倍， 是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多。通常的说法是，衍生金融品的功能在于管理风险。但一旦银行需要数倍于、乃至20多倍（大通曼哈顿和摩根银行的表外衍生金融品均超过其资产的20倍）于其资产的风险管理手段，那么衍生金融品本身就成为巨大的风险源泉了。对摩根银行来说，如果它对衍生金融品的投资损失0.18%，那么它就将倒闭。有专家计算过美国的财富效应，并得出下述结论：当人们的财富（如股票）增加1美元时，其支出增加4美分；当财富减少1美元时，其支出就减少7美分。如此看来，一旦股市出现20%的“修正”，则美国的消费支出便会骤减1750亿美元。如再考虑到乘数的作用，美国经济可能受到巨大的打击，是不难想见的。
4.公司盈利开始进入下降阶段。1998年一季度斯坦普尔500 家企业盈利仅仅增长了3.5%，远远低于1997年的30%。道—琼斯30 家企业中的27家，其公司利润1998年一季度仅增长了4.1%。 这一增长速度是1991年四季度以来的最低数字。不过有人把宝押在第三、第四季度，认为届时的斯坦普尔500家公司盈利会反弹至12.2%和19.5%， 从而使全年的增长率超过10%。在此顺带指出一点，在美国虽然有不少专门从事公司盈利预测的机构，但其预测的准确率往往值得怀疑，特别是期限超过一个季度的预测。预测公司盈利的权威机构之一First Call Corp， 在1998年1月预测说美国公司盈利增长率一季度将达到10.4%。 但随着亚洲危机波及美国，它又将其预测调低了0.5%。而实际增长率为3.5%。美国公司盈利增长在1998年将超过10%的预测，在不少专家看来过于乐观了。他们争辩说，亚洲危机的确殃及了美国出口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盈利。美国从出口和对外投资中获得的盈利占了整个公司盈利的大约30%，其中来自亚洲的盈利为7%（占欧洲的一半）。 然而对公司盈利产生负面影响的关键因素还不是亚洲，而是下面将详细讨论的劳工成本问题。
5.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在美国，职工工资和福利占了所有企业成本的大约三分之二。在此次经济扩张期的前4年内，如前所述， 美国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极为缓慢。但随着美国失业率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这意味着劳工市场趋紧），随着医疗成本的快速上升，单位劳工成本自1997年开始快速增长，当年就增长了3.3%。 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在1997年四季度和1998年一季度，美国职工工资和福利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1个多百分点， 为此次经济扩张期的最大幅度。1998年一季度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1.1%， 而同期的单位劳工成本的年增长率竟达到了3.8%。就当前来看， 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物价稳定的最大危险，主要来自于工资的加速增长，尤其是在雇佣人数众多、同时又不受国际竞争影响的服务业（美国私人部门就业人数中有75%在服务业）。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能抵消工资增长，则价格必然上涨，公司利润势必下降。公司不得不提高价格以增加利润的行为，将会促使美联储提高利率以防范通货膨胀。这样一来，股市亦会受到冲击。
6.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余地日益狭小。战后以来，美国的家庭资产结构业已发生巨大变化。1945年美国家庭资产结构为：股票占16%、耐用品占7%、现金占16%、债券占11%、小商业投资占30%、 房地产占20%。1968年它们分别为：26%、9%、15%、6%、19%、25%。1990年其各项比重为：股票12%、耐用品9%、现金17%、债券11%、 小商业投资18%、房地产33%。1997年（9 月底的数字）上述各项比重则分别为：28%、8%、12%、11%、14%、27%， 其中股票所占比重为过去50年来的最高。股票在家庭资产中比重的上升，三分之一是因为对股票投资的增加，三分之二则来自股票价格的上涨。由于把大量的金钱投入股市， 特别是7700 万“婴儿潮”出生的人中有相当部分把退休后的生活来源寄托于股票市场，故市场暴跌将会对美国人的金融财富造成严重的侵蚀，并且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货币当局实在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投资者、房屋所有者、银行家和政客都喜欢经济泡沫）去适宜地运用货币政策（如提高利率）。严酷地受制于社会政治现实的美国经济政策，可能会推迟泡沫破灭的日期，但也极可能错过防止泡沫破裂、或减轻其杀伤力的时机。有人指出，目前的情况很像1968年，那时候也是低通货膨胀，稳定且不断下降的利息率，可观的公司利润，低失业率，经济状况良好。然而，8 个月后市场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价值。到1970年年底，股票占家庭资产的比重又跌到了20%。
7.国际收支逆差庞大。1994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连创历史最高纪录，当年为1661亿美元，1997年为1989亿美元。尽管美国在服务贸易上拥有巨额顺差（如1995年为685亿美元）， 但其贸易（即商品与服务）逆差依然巨大，1994年为1044亿美元，1997年为1137亿美元。从二战至1993年止，美国经常项目差额中对外投资的净收入一直保持正数， 1983年为最高峰，达330亿美元。然而从1994年起，该数值开始成为负数并在1997年超过100亿美元。部分地导因于这种变化，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同期亦大幅度增长，从1993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1484亿美元，并在随后的三年中保持在1500亿美元～1650亿美元之间的高水平。1998年一季度美国出口下降了3.4%（这是4年来首次的季度性下降），同时进口增长了11.6%，从而使商品贸易逆差创了50年来的最高纪录。考虑到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国出口品的不利影响，有人估计美国1998年的商品贸易逆差可能高达2400亿美元。有人否认、至少是看轻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会产生重大影响，其论据包括：美国的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1.5%；随着7700 万“婴儿潮”出生者开始为退休进行储蓄和政府预算赤字的消失从而提高美国的储蓄率（贸易逆差是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进口品价格的下降会低消一部分贸易逆差。考虑到亚洲的危机、日本的衰退、欧洲的徘徊以及美国的强劲，在短期内美元的信誉还不足以受到贸易逆差的损害。但从中长期看，美国依赖美元的特殊地位来弥补其巨额贸易逆差的能力，势必因为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而减弱。
8.欧元对美元可能产生的冲击。随着1999年1月1日欧元的正式启动，对欧元的各种怀疑与猜测都已消退。有人指出，在未来的5年至10 年内将有5000万亿美元～10000 万亿美元的国际货币持有量从美元转换为欧元，且未来国际货币的格局是美元与欧元的“双寡头”。这意味着美国将丧失如此数量的铸币收入，其年损失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5%至2.5%。也有人认为，欧元的到来在美国激起了非理性的恐惧。 实际上欧元对美国的威胁微不足道，即从现在起的5年内， 美国经济每年的损失仅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1%。还有人认为， 欧元取代美元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它至多是在日趋多样化的世界中对美元起补充作用，因为美元具有的方便性、 普遍接受程度及与之俱来的“网络外部性” （network externality ）无法被替代，因为欧元在未来的几年内只是一种记帐单位而不能用来投资，特别是因为人们持有一种货币的目的不在于货币本身，而在于持有以该种货币标值的资产，而欧洲的债券市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流动性方面目前根本无法和美国相比。尽管在程度和时间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欧元将对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产生冲击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其负面影响至少表现在美国向世界征收铸币税的能力下降或将遇到竞争者，表现在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惟我独尊的局面将一去不返，表现在美国的货币与贸易政策将受到来自欧洲越来越强大的掣肘。退一步讲，即便是美国通过美元得到的铸币税增长速度放慢本身，亦会对美国产生不利影响。
9.预算盈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在过去的几个月内，联邦政府在多种场合下宣布，1998财政年度美国总和联邦预算自1969年以来首次出现了盈余。其中的一个估计数为390亿美元（更早被提及的数字为600亿美元）。联邦预算由赤字变成黑字，一时间被欢呼为美国经济日趋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并立即引起了一场全国性辩论：究竟是还财于民呢？或是拯救危难之中的社会安全体系？还是扩大政府支出？然而，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预算盈余大致说来不过是一种虚幻，因为它忽略了在未来年份联邦预算必须承担的义务。其中，最大的扭曲来自社会安全规划的跨代融资（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ng of social security）。1983年国会通过了法律将社会安全的收支列入预算外系列，并同时提高了社会安全税，认为这样做可以缩减预算赤字。1998财年社会安全规划的收支出现了1020亿美元的盈余。本来这笔钱应该被积累下来以便支付将来大批婴儿潮出生者的退休金，但它却被用来冲销1998财年630亿美元的预算内赤字。这被认为是预算由赤字变黑字的真相。 同时，这也是自1997年以来联邦预算数值大起大落的部分原因。1997年2 月，联邦政府向国会提交的1998财年预算有1210亿美元的赤字。1997年3月国会预算局在对总统的预算重新估计后认为赤字将达到1450 亿美元。到了1998年4月预算又突然有了600亿美元的盈余。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1998财年的预算额竟然出现了2000多亿美元的起伏，这实在令人对政府关于未来预算之预测的可信度深表怀疑。
10.没有重大的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70年代末和80年代， 无论在金融领域还是在生产领域，美国均经历了一些制度变迁，并具体表现为金融创新与政府管制的放松。然而进入90年代后，尽管在社会安全和在有美国参加的地区一体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尽管一些影响深远的放松管制几乎酝酿成熟，如众议院已经在1998年5月以214票对213 票通过了更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议案，但整体讲在美国并未出现重大的制度变化。表面看来，此判断会受到最近几年企业兼并高涨的挑战，因为一般而言，企业兼并规模的扩大和放松管制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美国70年代末以来的放松管制，再加上技术进步，终于在1988年使企业兼并所涉及金额和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创了历史最高纪录：即分别为3520亿美元和7%。而这一纪录和1997年的情况相比， 则是小巫见大巫：美国1997年企业兼并涉及金额达到9570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2%。此势头更延续到了1998年。它们再创新高已成定局。然而此次企业兼并高潮与以往不同，并突出地表现在它受到了股市暴涨的推动，因为用相对于盈利而言价值高度膨胀的股票去从事兼并活动，其融资成本十分低廉。在此附带补充一句，即美国最近十几年的企业兼并，更多地是同行业兼并，以期使公司的业务更加专业化、并寻求在市场份额上占据主导地位。事与愿违的是，公司的盈利能力与最大的市场份额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研究表明，在70%的时间里，美国所有240 个产业的最大份额占有者的盈利能力，要逊色于同行业中规模相对小的企业。
常规增长的美国经济
导致经济“奇迹般”增长主要有三个互为因果的源泉：第一，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它往往伴随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技术进步和新的投资需求。经济全球化便是市场规模扩大的一个表现。第二，科技革命。它通常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新的需求，后者既包括投资需求（如对计算机的投入和对其它制造设备的投入），也包括消费需求，还包括对劳动的需求和人力资本投入。第三，制度创新。它一般指那些引发资源更有效配置的经济规则的改进或变化，如放松管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保护财产权利和反垄断等等。无疑，在本轮美国经济扩张中我们都不难找到上述三个源泉的影子。同时，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一种得自于资本投资、劳动投入、需求高涨、外部有利经济条件的常规增长。美国经济中隐藏的“高”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缓慢、愈发危险的经济泡沫、外部有利经济条件的偶然性与短期性等，亦从不同侧面证实了那是一种常规增长。鉴于引发经济周期的因素依然存在，故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将大致保持在2.4%的水平。
实际上，此轮美国经济扩张的速度比较而言并不很快。1992—199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算术平均增长率为3%，明显低于1983— 1990年经济扩张期的3.6%，更低于整个60年代的4.6%。此外，美国经济看上去如日中天的主要原因之一，还在于欧洲、日本与亚洲的经济表现不佳。一度增长强劲的亚洲目前正在金融危机中挣扎。亚洲真正实现经济复苏，恐怕至少要到1999年下半年。金融泡沫破灭后的日本，尽管在衰退程度上不如危机中的亚洲国家，但由于其金融结构及经济制度的沉痼绝非短期内能够治愈，因此日本走出衰退的时间将会更长些。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被高失业和低增长所困扰的欧洲，在经历了（欧洲统一市场的建立）、并且注定要经历（欧洲货币联盟及欧元的确立）巨大而深远的制度变迁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显示出加快的势头，并可能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从而淡化美国的成就。（截稿日期：1998 年7月8日）
1998年7月8日
标签：劳动生产率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经济指数论文; 国内生产总值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 失业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