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学比较研究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转轨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是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以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相比新制度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转轨经济学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转轨经济学是伴随体制转轨产生的进行专门研究的学科。这有别于新制度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它们是以体制转轨研究作为学科的一个发展方向。其次，若将转轨问题研究抽象为一个研究链条，起点是转轨前体制即计划经济特点研究；终点是转轨目标即市场经济特点研究；中间则是转轨过程研究。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等侧重研究转轨过程；新古典经济学则擅长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特点；而转轨经济学则兼顾转轨起点——计划经济和转轨过程的研究。因此，转轨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更广阔。第三，转轨经济学研究融合多种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如新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理论以及博弈论等，并形成转轨政治经济分析方法。
转轨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不同转轨国家个性比较研究，抽象出共性基本结论，并应用于转轨国家整体。经过十几年发展，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发生了一些改变：从政策性研究转向学术研究，逐渐从关注体制转轨过程转向关注新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意义更深入到对市场经济体制一般运行机理的探讨。
一、转轨内涵界定
已有研究大体从三个层面界定“转轨”：第一个层面认为转轨指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个层面在第一层面基础上，还包括由政府管制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轨；第三个层面最为宽泛，它在前两层含义基础上还包括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转轨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转轨”属于第一个层面，即特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比较符合转轨国家所发生的大规模、根本性的体制转变的实际情况，并突出其在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的特殊性。
大多数苏东转轨国家在20世纪都进行过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市场导向改革，如匈牙利在1968年废除指令性计划、南斯拉夫在1965年引进企业自治制度、波兰在20世纪70、80年代全方位引入市场经济等，这些改革都没有成功，也没有发展成为“体制转轨”。转轨与改革有什么区别？
国外研究者比较一致地认为转轨严格区分于改革，苏东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所进行的各种引入市场经济的尝试只能称为改革。世界银行（1996）指出，转轨涉及到社会和经济各方面深刻、系统性的变化；当改革能够渗透到社会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能够对规范行为和指导组织活动的制度加以改变时，才发生转轨。波兰经济学家G.W.科勒德克认为，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轨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转轨是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替代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应该包括政治与经济的同时变革；而改革只与单一经济变革相联系。科勒德克的看法基本代表了国外转轨问题研究者和政策制订者的主流观点。依据该判断标准，国外研究者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认为，由于缺乏相应的激烈的政治民主化改革，中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从1978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只是一种经济改革，而不能称为“体制转轨”。苏东国家的转轨实践让更多研究者认识到，对成功的体制转轨而言，政治民主化改革不是必要条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协调一致的政策措施对转轨更有积极意义。从强调经济制度改革的角度来认识转轨，中国及其他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也是转轨国家。
国内研究者对“转轨”与“改革”的含义没有太大争议，一般指从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运动。中国转轨经济学研究者在正确认识中国转轨特殊性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体制转轨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双重转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经济改革的首要目标。经济改革的最初动因是提高生产效率、理顺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总量水平及改善人民生活。这就避免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改革伊始必须选择的经济稳定政策，得以在加快经济增长的条件下进行改革，使改革在效率和结构调整方面的成果迅速转化为收益（樊纲，1993）。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是开放式转轨（陈文科，2001）。市场化改革与对内对外开放相辅相成：开放为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压力和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又要求扩大开放的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体制开放式转轨对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的参考意义。
二、正确认识转轨前计划经济体制
转轨经济学对转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特点的特别关注区别于其他国际比较理论研究。以此作为研究起点，希望通过总结过去为转轨国家寻找一条合适的转轨路径。
（一）软预算约束
软预算约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最重要的激励机制问题之一。科尔奈（1979，1980）开创性引入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指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者必须解救亏损企业的现象。科尔奈（1980）归纳了软预算约束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事后可对企业的财务计划重新进行谈判；二是企业和中央部门有密切的行政联系（主要指垂直联系）。“软预算约束”概念被纳入转轨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并发展成为软预算约束理论。
在转轨经济学框架内，集中讨论软预算约束的文献主要关注软预算约束的影响和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原因。就软预算约束的影响，研究者已形成共识：软预算约束通过影响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预期直接影响国有部门的效率，它与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国家面临的短缺和创新低效等大多数基本问题有密切关系。对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原因，一种解释将其归结为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Kornai，1986）、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获取政治上的支持（Shleifer & Vishny，1994）。一些研究者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更容易出现软预算约束是由于公有产权（李稻葵，1992）和计划经济的高度集权特性（Dewatripond & Maskin，1995；Qian & Roland，1998）。但是，苏东国家大规模私有化后仍然存在软预算约束的事实（World Bank，1996，2002）。要求研究者必须给出合理解释。Segal（1998）认为垄断是造成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后严重软预算约束现象的原因：政府为弥补垄断损失的社会剩余，采取对垄断企业补贴的方式。Boycko、Sheleifer & Vishny（1996）认为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为使企业维持就业水平，政府必须向企业提供补贴，由此形成软预算约束。林毅夫等（1994）认为企业软预算约束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承担了某种政策性负担，产生政策性亏损，而政府对该亏损负有补贴责任；由于激励不相容，企业会将所有亏损的责任，包括经营性亏损和政策性亏损，都推卸给政府；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分不清这两种亏损的差别，只有都给予补贴，于是产生软预算约束。林毅夫等（2004）利用中国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验证了转轨过程中存在的软预算约束主要来自于政策性负担（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
基于对软预算约束的影响和产生原因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经济转轨的中心任务是硬化企业和银行的预算约束。私有化有助于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Kornai，1986；Laffont & Tirole，1992）。Schmidt和Schnitzer（1993）认为，如果政府仍控制国有企业，企业缺乏关闭威胁，管理者实际面临软预算约束，而快速私有化能够使管理者积极进行企业重组。实际上，单纯产权私有化，而其他可能导致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依然存在，企业仍有软性资金来源，如拖欠税款、软银行信用等，软预算约束不可避免。研究者进一步提出硬化约束的其他措施：（1）银行分散化可以产生多重债权人，增加事后解救企业的成本，硬化预算约束和实现事前效率。（2）重新配置资产的结构改组有助于在企业间形成新的商业关系，硬化商业信用，从而硬化预算约束。（3）引入新的私有部门，利用这些部门高质量的项目来吸引银行信贷资金，削弱银行解救性再贷款动力，从而有助于硬化信贷制度。（4）从根本上消除企业的各种政策性负担，使企业能够完全自负盈亏。
（二）短缺经济
一般认为，软预算约束机制直接导致计划经济体制最典型特征之一——短缺经济。按照科尔奈（1992）的描述，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短缺经济有如下特征：第一，短缺普遍存在于所有经济层面，包括商品交易、消费者服务、生产资料、进出口商品及国际支付手段等。第二，短缺是频繁的。第三，短缺具有高强度的影响，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和环境，以及经济过程的特点和结果都深受其影响。第四，短缺长期存在。
长期、普遍存在的短缺意味着经济中事前名义总需求大于名义总供给。短缺经济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存在资源配置方式的效率弊端、企业非理性行为及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首先，典型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物品的价格由国家规定并长期固定不变，指令性计划以数量信号而不是价格信号来调节生产。但指令性计划制度的复杂和刚性，以及计划制订者客观或主观上对消费需求信息掌握不足，增加了供求匹配过程中广泛存在的摩擦，阻碍经济资源以效率为标准合理流动，削弱经济适应能力，促进短缺发生。其次，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下，价格影响是不对称和轻微的，企业不可能根据价格信号进行合理的行为调整；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和准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软预算约束，企业主观上不愿对相对价格变化做出灵敏反应，也不努力降低成本。使经济长期徘徊在低质量扩张水平，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最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长期实行追赶型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失衡使计划用于生产消费品和提供服务的资源处于不足状态，当面临消费者日益扩大的货币购买需求及固定化的供给价格时，供求之间的缺口就以短缺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
转轨经济学研究者认为要消除长期短缺经济就必须改变制度。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放开价格管制是消除短缺经济最为有效的手段。但事实上，单纯放开价格而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套制度调整，如鼓励私有部门发展、硬化国有部门的预算约束、提高市场准入自由以及基本形成市场竞争机制等，会造成短缺和通胀共存的现象。长期短缺经济的消除应该是一系列制度变迁的结果。很多研究者认为只要一国经济不以长期、普遍和四处渗透的短缺为特点就可以称为市场。
三、体制转轨过程的比较研究
转轨经济学对体制转轨过程的比较研究与其他理论研究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首先，研究者倾向于采用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特别重视转轨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因素作用；其次，基于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分析，研究者对转轨问题“追根溯源”比较研究；第三，研究者充分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模型框架，将影响转轨过程的关键因素抽象为模型变量或假定前提，构建有一定针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模型。
（一）对转轨目标和约束条件的认识
转轨经济学比较研究提出了比较清晰的体制转轨目标：第一，引进具有弹性的相对价格并创造开放型竞争性市场，以纠正计划经济的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二，以稳定的宏观经济作为各种改革措施实施的基础。第三，构建以促进效率为目标的激励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私有化、企业重组以及鼓励新企业进入是主要措施。第四，构建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合适的政府机构：在保证最基本职能要求（政治和制度稳定；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的基础上重新定位政府职能方向。
转轨经济学研究者对转轨过程的认识更“实际”，他们强调转轨过程中存在各种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会影响各国转轨模式、改革策略的选择以及转轨后果，决定了转轨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约束条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确定性约束，即转轨结果在整体和个别层面上都具有不确定性。转轨结果的整体不确定性是指没有人能够预先清晰地指出特定国家体制转轨最终将收敛于哪一种市场经济模式。转轨结果在个别层面上的不确定性指任何具体转轨措施的实施结果无法确切预知。不确定性约束会影响转轨过程中个人和决策者的选择，增大转轨风险。第二类约束条件指转轨过程中各项改革之间的互补性。一般理论模型的结论都是在假定一个（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来观察某个（些）条件变化带来的影响。由于体制转轨涉及整个经济体制框架的变化，框架内的各种制度安排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制度构建过程中，很难预先充分认识制度变化间的各种联系，因而转轨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第三类约束条件是政治约束条件，这一点与东欧国家特别有关。转轨作为非帕累托改进，必然导致社会成员间利益重新分配，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政治对转轨的约束体现为事前约束和事后约束。转轨经济学研究者认为，以往有关理论研究只注重从经济角度分析转轨问题而忽视了政治因素的作用，事实上各国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政治约束条件对体制转轨过程有重要影响。
（二）转轨不同模式选择的比较分析
研究者在代理人分析框架中，模型化分析了政治约束（事前和事后约束）、个别不确定性及整体不确定性对转轨模式选择的影响：在改革措施具有互补性条件下，政治约束引发现状偏好（status quo bias），当改革结果是个别不确定性的，大爆炸式的转轨方式通常是占优策略；而当改革结果是整体不确定性的，渐进方式和大爆炸方式间存在可能的事前/事后权衡取舍。两种模式之间的权衡取舍表现为：与大爆炸相比，渐进方式有较高的事前可接受性，但其事后不可逆转性较低。对于追求改革不可逆转结果的改革派政治家而言，在合适的机会（如非常政治时期，改革是不得不采取的选择）采用大爆炸方式可以创造不可逆转性。另一方面，渐进方式可以提供弹性改革方法，即试验或局部学习的选择，及初始局部改革后全面改革前景足够坏时可能的早期逆转选择。当改革前选择空间较大（即改革不是非常紧迫）、预期的早期改革不会带来太多阵痛及早期改革实施后能够提供关于未来改革的丰富信息等，渐进方式成为占优选择。
（三）价格自由化的讨论
价格自由化是转轨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是引进市场机制的必要条件。一般从效率和再分配两个角度衡量价格自由化。研究者建立理论模型分析比较了三种价格自由化方式——局部价格自由化、价格双轨制和完全价格自由化。根据价格理论，局部价格自由化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Murphy、Shleifer & Vishny（1992）通过模型分析了当对生产投入品某些用途实行价格自由化，而同时在其他用途上继续维持计划价格，将引发资源的大规模转移，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研究者从转轨经济学角度对中国的价格双轨制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1997）应用一般均衡理论对双轨价格自由化的效率进行了分析，证明了当计划不是以实物形式而是以它所产生的收入流的形式执行时，关于效率的条件与标准的一般均衡理论完全相同，这是由于可以建立第二市场来交换计划部分的权利和责任。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2000）首先讨论了在有效供给和配给情况下，无论计划价格高于或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实行价格双轨制的结果是：计划部分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都不变，还都可以从市场得到追加的剩余。同时他们得出，完全价格自由化与双轨价格自由化的资源配置效果是一致的，即根据市场均衡价格实现资源配置效率；而在价格自由化的再分配方面，完全价格自由化下，如果市场价格高于原计划价格，消费者剩余会受到破坏，而政府为了改善每个人的景况，必须使用政府转移支付来补偿消费者。他们继续论证了不论供给与配给的初始状态如何，双轨价格自由化总是帕累托改进的。
（四）对转轨初期产量下降的解释
转轨初期，苏东转轨国家普遍出现产量大幅度下降现象。在解释这一“最出乎意料”的问题时，一些研究者从转轨国家生产链条破裂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Blanchard & Kremer（1997）认为在自由化初期，转轨国家总产出中相当大份额仍由国有企业提供；产量大幅下降可直接归因于国有企业的正常生产链条受到破坏，假定存在不对称信息和生产技术的互补性。实行自由化之后，由于没有及时建立起法定的合同制度，导致国有企业与供应者交易谈判的无效率，从而使国有企业无法得到必要的生产投入品，造成生产链条断裂，引发产量下降。Roland & Verdier（1999）将生产链条破裂归因于搜寻摩擦和专用性投资。他们的分析认为：自由化意味着企业和顾客都可以通过搜寻获得更有效率的机会，但搜寻具有外部性，许多坏顾客和企业进行的搜寻可能降低总匹配的质量。自由化实施后，一方面企业可能中断了计划体制下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企业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合作者，所以在此之前，企业不会进行专用性投资；从社会整体看，表现为投资需求下降，而这可能带来下一时期总产出的下降。Gaddy & Ickes（1998）、Marin & Schnitzer（1999）认为私有化和自由化后产生“信用紧缩”，为缓解信用紧缩，企业间欠款和易货贸易激增，而这可能导致低效的宏观经济均衡，直接表现为产量下降。
四、转轨经济学比较研究评析
在转轨问题比较研究领域，从转轨经济学角度进行的比较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转轨经济学比较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转轨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认识转轨——解释转轨——指导转轨的过程。转轨经济学明确了苏东国家早期进行的市场导向改革和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转轨之间的区别，并逐渐明确以包括中国等亚洲国家在内的转轨国家为研究对象。转轨经济学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纬度对转轨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纵向比较研究，主要对转轨国家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与转轨所带来的体制变化进行比较，以评价体制转轨的效果和指引未来转轨方向；横向比较研究，主要对不同转轨国家的转轨初始条件、转轨模式、转轨策略、转轨绩效等进行比较，突出各国的个性特点，并从理论上归纳共性结论。在比较研究中应用政治经济分析方法，重视政治因素在苏东各国体制转轨中的特殊作用，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体制转轨实践，丰富了比较研究方法。
其次，转轨经济学比较研究具有动态性，理论研究结论与转轨实践紧密联系。从经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次“急剧”的变化，要求理论研究必须及时反映实践的变化。转轨经济学能够随着转轨实践的发展不断修正完善研究结论。比如，在软预算约束问题的研究方面，最初，研究者大多认为软预算约束是计划经济体制特有的，与公有产权有密切联系；随着转轨推进，研究者认识到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并不必然产生软预算约束，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也会产生软预算约束。因此，关于如何消除软预算约束的政策建议也由最初强调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逐渐发展为包括私有化、价格自由化、银行分散化、资产结构重组、引入新企业、消除政策性负担等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措施。
第三，转轨经济学比较研究具有开放性，体现了其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独有的承上启下的地位。转轨经济学没有一个固定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主要由于转轨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动态变化的，转轨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涉及多个领域，单一理论框架无法涵盖所有问题。转轨经济学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分析解决各种转轨问题时，吸纳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修正或补充了现有理论。比如，在价格自由化问题的比较研究中，按照价格理论，局部价格自由化会导致效率配置扭曲，转轨经济学研究者对一些转轨国家的局部价格自由化措施进行研究的结果符合价格理论；现有理论中没有研究双轨制价格自由化方式，转轨经济学研究者利用一般均衡理论从理论上证明价格双轨制能够实现市场效率条件，补充了现有理论研究。以往，有关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研究与有关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研究是被隔开的。而当原计划经济国家开始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客观上要求将两方面研究联系在一起，转轨经济学在其中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
从转轨问题国际比较研究的角度看，以往有关理论研究基本上属于转轨过程的比较研究，侧重研究转轨政策和各种转轨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转轨国家已经历了一、二十年的转轨实践，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并相继进入转轨后期的改革重点攻坚和体制调整阶段，步入正常的经济发展轨道。比较研究的重点应该转向对转轨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程度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情况的比较。这种比较研究对于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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