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终结的村落——山区人口流失、社会衰微与扶贫政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落论文,山区论文,人口论文,走向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6)05-0041-03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实施较为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得到比较有效的控制，到2005年中国人口达到13亿，25年里估计少生了3亿人。尽管人口总规模还在扩大，但是出于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趋势逐渐加快，在贫困山区常住人口出现了负增长。随着农村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农业收益的相对下降，农村人口外流日益增加，部分农村社区人口锐减，人口老龄化相当严重，山区社会呈现衰败的迹象。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由于人口流失而导致的村庄的消失现象，出现了另一种村落的终结。[1]
中国的村庄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从1995年到2001年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仅2001年，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2]近些年来，中国又有数以万计的村庄在广袤的大地上消失，其原因以城市建设、经济和科技园区建设、道路交通建设、水利工程等建设导致的移民搬迁和农转非为主；其次是扶贫移民，政府出面组织生态极为恶劣的村庄农民集体搬迁；第三种就是自发移民，农民通过各种渠道依靠自身力量移民到平原或者城市；第四种是政府通过补贴鼓励农民迁移到经济社会环境较好的地方。前二者导致村庄快速消失，后二者导致村庄规模逐渐变小、萎缩，土地抛荒，房屋失修，村庄最后成为空无人烟的空壳村。
山区社会的形成与衰败以及山区村落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山区社会的衰败与终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山区人民承受更多的苦难，他们要摆脱贫困日益艰难。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问题有多种主张，有主张城市化的、有主张小城镇建设的、也有主张新乡村建设的，各种主张不无道理，但是一个药方绝对解决不了复杂的三农问题。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在开发扶贫、发展干预中都出现过削足适履、脱离实际的情况，幅员辽阔、自然禀赋差异巨大的中国农村需要因地制宜，适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发展策略与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两个农村社区的实例来分析一种被忽略的社会现象。蓝村、白村的数据分别来自2003年和2005年的两次实地调查。此外文中涉及的寺则河村、呼家硷村，以及宋家窑子村的数据来自对三个村在外务工农民的访谈。
白村人口变迁
年份1973 1974 1993 2000
2005
户籍人口 396
398
373
291260
外出务工
0 01429 64
常住人口数
396
398
359
262196
白村距离县城30多公里，距离省城70多公里，地处秦岭北麓，周围群山环抱，前面是条小河。四个村民小组分散在河边。当地早期的居民主要来自湖北，由于地处山区，相对隔绝，湖北的方言保留了下来，因而村里的人操两种方言，一种是湖北某地方言，一种是陕西方言。笔者在这里访谈时，发现村民之间有时用湖北方言交流，有时说陕西话。村里现有260口人，10个姓氏。其中卢姓、汪姓人丁最旺，而百姓人家是这里最早的居民。
白村最早的家族在本村先后有8代人生活在这里，估计年代应是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运动前后。这一时期中国人口达到4亿人，传统的农业技术已经达到极限，优良的耕作区早已开发殆尽。白村最早的居民移居此地的直接原因不明，但是人口的巨大压力甚至战争压力可能是根本的原因。最初前来的只有三户人家，经过百余年的繁衍，到1974年，白村村民人数达到巅峰。从此以后人口缓慢下降，1999年以后，户籍人口急剧下降，和1993年相比户籍人口下降30.3％，和1974年相比，户籍人口下降了34.7％。常住人口下降速度更快，和1993年相比，常住人口下降了45.4％。
白村居民为什么下降如此之快？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计划生育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当地人一般每家生育子女4个左右。80年代以后，多数人家生育2个孩子，也有只生一个孩子的，超生现象不多。近年来没有超生现象，婚育年龄也普遍延迟。第二，自发移民。一些村民以投亲靠友的方式，或者以义亲过继给老人养老送终的名义，迁移到山外。第三，政府政策性鼓励移民搬迁。90年代后期以来，政府鼓励移民搬迁，对于一名搬迁到本县他乡或者外县的村民，政府每人补贴1600元搬迁费。1999年到现在受到政府补贴移民的共有16户70余人。第四，劳务输出。近10多年来，白村青壮年到外地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在外打工者64人，主要从事建筑、装潢、挖矿等工作。第五，婚姻移民。当地地理偏僻，男人普遍婚姻困难。定亲一般要花费15000元，娶亲需要花费30000元。这样高额的花费没有谁家拿得出来，都要借款贷款。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不少人入赘他乡。目前村里30岁以上的光棍有10个，有5个估计会入赘他乡做上门女婿，有3个估计会娶到媳妇。村里娶回来的媳妇中20％是弱智人。
白村最兴旺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这一时期扒掉草房，盖了新瓦房。近年来收入增长缓慢，年轻人外出，村庄显得萧条，了无生机。人口快速下降给乡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问题。第一，最近两年，山上的野猪成群结队的频频光临，啃吃庄稼，村里既缺乏武器，也缺乏能打野猪的年轻人，对野猪束手无策，玉米几乎连年绝收。第二，修路、盖房、老人送葬抬棺材都找不到能干的年轻人。常住人口196人，其中45个60岁以上的老人，老人比例达30.6％。第三，学生也越来越少，学校难以维持。现在本村学校是一名教师带着4个年级的20多个学生。随着人口继续流失，几年后小学可能就要撤销。第四，邮递员已经不愿到村里来，信件要人捎到村里来。山里没有移动电话信号，村里有几户想装固定电话，电信局嫌太少，线路成本相对太大而不愿意铺设线路。据村长和村会计的估计，10年之后村里的常住人口会降到100人左右，比现在少一半，那时学校肯定办不下去了。20年后，可能就会只剩下几个孤寡老人。
蓝村是秦岭北麓的一个自然村，是中国秦巴山区村庄的一个代表。它距西安约50公里。村庄坐落在山坡上，站在村里向四周望去，周围是望不到边的山。蓝村90％姓李，大约150年前，李家的第一代祖先来这里安家落户，拓土开荒，成为这里惟一的住户。以后的几十年里，又有戴姓、雷姓两住户迁到东面的山坳和山坡上，3住户相距千米以上。李姓人家人丁兴旺，100多年之后子孙近100人，成为蓝村的主要人口。解放前后，人口迁徙自由，曾有3户从蓝村迁出，一户迁往西安，一户迁往同乡外村，一户迁往同一行政村的地势平坦、人口集中的另一个自然村后村。1958年以后，农民不能自由迁徙，此后的20年里住户只增不减。但是最近的20年里，人口迁徙急剧加速。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蓝村的人口经历了大起大落，蓝村的社区环境也经历了巨大的变迁。
蓝村40年人口变迁
年份 户数 人口数 户均人口数 每十年人口增长率
1963
13 46
3.5 --
1973
16 78
4.9 69.6％
1983
15 93
6.2 19.2％
1993
23 92 4 -1.1％
2003[*]19 72
3.8
-21％
2003[**]
12 36 3 -60.9％
2003＊为该年户籍人口状况
2003＊＊为该年常住人口状况
蓝村的人口变迁和中国的人口变迁趋势基本一致，在清朝中期，中国人口急剧膨胀，平原地区人满为患，有不少人迁往山区。自从李氏先祖来到蓝村，在人迹罕至的丛林草地上开垦荒地，这里的一家3口，历时约150年，孕育了8代人，人口最高峰时达到93人。这里的人口以几何级数在增长，在80年代初，蓝村的人口达到最高峰。在20世纪80、90年代，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加上这里的人口大量迁出，所以户籍人口由93人下降至72人，常住人口由93人下降到42人。到2003年，有30人人户分离，占户籍人口的42％。人户分离的主要原因是3户9人迁往平原地区居住，户籍未动。有4户14人举家到西安打工，另有7人常年在西安打工。在这20年里还有4户16人通过社会关系户籍迁往平原地区，4人通过上大中专院校之后在城里工作，2人通过接班顶替父亲到城里工作，户籍永久迁往城市。20年里实际迁出户籍人口22人。
蓝村最兴旺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农牧业都得到较快的发展，村民收入增加，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由于用电、使用农用机械和器具以及粮油加工很不方便，戴姓和雷姓的几户人家和李姓人家迁居到一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迁移，蓝村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社会问题：一、迁居外村的村民多数还在本乡，人户分离了，但是口粮地还在蓝村，耕种收获季节，他们还要回来耕种和收割，成为候鸟式村民，居住和生产分离，生产不很方便。二、道路失修，各类公共基础设施贫乏。在人口多的集体经济时期，所有劳动力都可以动员起来修路，但是现在村民们散居各处，许多人常年在外打工，道路日益损毁，无人修补。三、老人的生活比较艰难，也很单调，在年轻人都出去之后，留下的老人还要自己挑水、砍柴，得不到照顾。
白村和蓝村人口快速下降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总人口增加的同时，部分地区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及非农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人口在不断减少，像白村和蓝村这样的村庄人口变迁是这种趋势的微观基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地处秦巴山区的陕西安康、商洛市人口出现下降的趋势。秦巴山地上散落着成千上万个像白村这样的行政村和蓝村这样的自然村，多数和白村、蓝村人口规模相当，有很多规模还要小得多。在未来的三五十年里，多数这样的村庄将会消失。30、5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是对于山区的贫困人口来说要付出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代价。
陕西北部的人口总体上还在缓慢增加，但是部分小县和半数村庄实际常住人口数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延川县贾家坪乡刘家河村呼家硷村民小组，20世纪70年代村里有30户120多人，现在只有50多人，每户只种十来亩地，大量的土地已退耕还林或者抛荒。清涧县石家岩镇寺则河村有200多户，800余人，现在常年在外打工的有200多人。子洲县白家湾镇宋家窑子村原有10多户人，村里的人陆续搬走，现在村里空无一人。
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推测中国的贫困山区人口流失严重，尤其是青壮年人口流失比较严重。人口流失给山区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难题，也给政府与社会的扶贫开发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公共物品(包括教育、卫生、道路、水电、通讯、防灾、安全等)的供给相对成本在不断扩大，政府和社会投入的效率在降低；二、山区农村社会的老龄化比城市严重得多，社会保障问题非常严峻。白村和蓝村的老年人口比例都达到30.6％。三、扶贫开发的难度越来越大，政府的干预显得力不从心。
白村和蓝村这两个山区村庄大约都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这一时期，农业内卷化非常严重。适宜耕种的土地几乎已经开发殆尽，内陆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被迫向山区迁移。在农业时代，山区条件尽管恶劣，也可以靠山吃山，通过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也可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还可以躲避战争、徭役、赋税和瘟疫，宛若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但是随着中国逐渐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且渐行渐快的时候，山区的环境已经无法满足人的生存要求。现代社会或者小康社会的人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有饭吃有衣穿，还需要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健康长寿、休闲娱乐。而在山区社会要保证他们摆脱贫困，享有现代人的基本服务，过上体面的生活的成本极为高昂。因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公共产品诸如教育、卫生、道路、通讯等成本高昂，人口如果达不到一定的规模，投资的社会效益非常有限。在山区往往看到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而漂亮的学校里却没有多少学生，有些希望小学就是这样，这样的扶贫投资既没有效率，效果也不好。
中国的扶贫攻坚近年来效果不是很显著，2003年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3] 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扶贫开发历史上的第一次。目前全国扶贫开发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第一、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速度明显趋缓。“八七”扶贫计划期间，平均每年解决6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进入新世纪的头两年平均每年不到200万人，2003出现扶贫开发以来贫困人口首次反弹。其中河南、安徽、陕西、黑龙江等省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情况最为突出。四省返贫人口数量超过了200万人。第二、贫困人口与其他农民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637元，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622元。两者之比为1∶4.12，与1992年的1∶2.45比较，差距进一步扩大。
中国的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贫困山区，条件较好或者资源丰富的地区已经摆脱了贫困，剩余的2800万贫困人口一方面生存环境条件恶劣，另一方面人口极为分散。这就成为山区社会发展和扶贫开发的极大障碍，导致扶贫开发效益差、效率低、扶贫越来越难。传统农业已被冲击得奄奄一息，仅能糊口而已，一些传统手工业已经灭绝了。而现代农业和现代工商业在这些地区都不可能得到发展，新技术难以在这些地方推广。面对这种局面，扶贫工作就应该有一个新的思路。
白村的16户，70余人是在政府每人1600元移民补助鼓励下移民搬迁的。内蒙古兴河县坎壕镇移民村是每户补贴10000元从全县各处的偏远山区搬迁来的，平均每人补贴250元。假定移民每人补贴3000元，2800万贫困人口全部迁走需要840亿元，如果分五年时间鼓励他们移民到条件较好的地方去，每年移民补贴不过168个亿。中央政府1999年的各项专项扶贫资金就达248亿元，如果用于移民搬迁补贴也许扶贫的效率会更高些。因而在贫困山区鼓励移民也许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更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