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科学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学社论文,国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6)06-0101-05
作为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民间团体，中国科学社的成长历程带有一定的典型性。自成立之日起，中国科学社一直积极致力于科学宣传与普及、科学体制化的探索。受其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各专门学会陆续成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现代学科得以建构，中国科学的体制化渐趋形成。中国科学社的成功探索在中国科学史乃至世界学会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近年来，对中国科学社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1]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学者们对中国科学社的研究多停留在抗战前，对抗战爆发后的中国科学社缺乏细致而深入的研究。笔者以为，抗战期间中国科学社内迁西部，在西南一隅挣扎求存，其发展状况也值得全面探究。考察抗战时期的中国科学社，一方面可以洞悉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全貌，推进民国科学社团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通过展示中国科学社艰难的奋斗历程，解析其事业成败的经验教训，可为今天我国的科学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一
抗战前夕，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林立，科学文化事业蒸蒸日上。抗战的爆发，打断了中国科学的发展进程。继占领东三省之后，日军扩大其侵略范围，矛头直指华北、平津。许多大学、研究所、图书馆以及其他文化机关被迫迁移至内地，余下者“十之七八均被毁于敌人之飞机大炮，其幸而孑遗者，则又迁流转徙，损失綦重……”[2]上海、南京沦陷后，中国科学社在上海的社所和图书馆因在法租界内而幸免于难，位于南京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却遭到一场浩劫，1938年1月和11月，三幢研究楼相继被焚毁，未及转移的标本资料被日军抢劫一空，幸而所内的重要图书资料由竺可桢等社员中转多次运至四川重庆北碚。由于人员的颠沛流离和一些城市的相继沦陷，中国科学社在各地的正常活动几乎中断。
战争爆发后，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月刊处境艰难。因稿源濒临中断，该刊自第21卷第9期起改为双月刊。编辑们除在国内征稿外，积极发函向海外的科学社社友征求稿件。从1939年第23卷起《科学》恢复为月刊，由于印刷费用不断上涨，自第10期开始改印报纸，“而成本较之道林纸，有过之无不及。”[3]编辑部不得不于1940年将《科学》定价提高，后又减少篇幅，文字一律使用新五号字，并缩小图表。对于稿件的选择“着重于有时间性及地域性之应用论著，俾于抗建大业，有所裨益。”[4]《科学》的稿件理应由分散于各地的编辑分别审阅，但战争爆发后道路受阻，《科学》不能寄至内地，上海的科学社社员杨孝述、范会国、韩祖康、徐渊摩等主动承担编辑之责。当时许多科学刊物因人力、财力支绌被迫停刊，《科学》的编辑们意识到，《科学》停刊“以致莘莘学子，平日所恃为知识资粮者，一旦中断，其为打击，与所受影响，更非物质损失，所可比拟”，故竭尽全力予以维持。《科学》自1939年起接受金叔初的建议，开辟“民族卫生”栏，专载浅近科学文字，介绍生理、卫生、营养理论，“期于国民身体，民族健康，有所改进”。同时减少“科学专著”，增加新闻、图书介绍，除评述最新出版专书外，汇录中外杂志文献，“俾一般读者之未能获阅外国新书报者，可以窥见所发表论文之一斑。”[5]
战争期间，西方期刊因海运困难不能经常寄到，加之科学家分散到内地，联络困难，致使《科学画报》的稿源大幅度减少。从1937年10月起，《科学画报》改为月刊，全年篇幅减少1/2。1939年下半年起，每期增加到60页，但全年篇幅仍较战前减少了1/4。自1941年下半年第8卷起，又改为18开本、80页。尽管如此，该刊所载内容仍涵盖生物学、气象学、地学、物理学、化学工业诸领域。与此同时，还及时登载了一些与战事有关的文章，如《科学能阻止空袭乎?》、《现代战争非科学之罪》、《科学与战争》等。其内容大致分为两类：(1)阐明科学与战争的关系。指明现代战争中科学至上，处处需要科学知识；同时也强调，战争非科学之过，号召人们积极地、科学地参战；(2)结合战事，介绍现代战争与国防的科学知识及新发明、新知识，战时需要的卫生知识，用科学知识武装了人们的头脑，以间接的方式支持了抗战。[6]
生物研究所被毁后，所长秉志痛心之余，只身赴沪，在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重建研究室，二楼设生物实验室，三楼设标本室，屋顶设动物养殖场，自己则在叔初贝壳图书室研究不辍。[7]战争期间，明复图书馆阅览人数陡增，自1937年冬至1940年6月共发出新阅览证428张，其中以大同大学、交通大学学生最多，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次之，此外还有各工厂、药厂的技术人员。三年里阅读者每日平均25人，星期六日多达四五十人，坐无隙地。[8]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为日军占领，科学社总部被迫停止活动。1942年1月，日军闯入科学社社所进行搜查，将图书馆历年珍藏的各种中文杂志全部抢走，并图谋劫取馆内的贝壳学杂志等珍贵书刊，由于杨孝述、刘咸等社员据理力争，才得以保全。刘咸也屡次被日本宪兵司令部传讯。在这种形势下，《科学》自第25卷后被迫停刊。《科学画报》每期也由80页减至68页，再减为52页，印刷纸张由原来的道林纸改为白报纸。1942年3月，科学社总部和《科学》编辑部迁往重庆。
二
中国科学社入川后，克服不利因素，重整旗鼓。《科学》编辑部内迁后，曾因经费和印刷条件等困难一度未能正常出版。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与中国文化服务社主持人刘百闵过从甚密，由他主编《科学》两年。1943年冬，在重庆召开的科学社理事会上，一致推举张孟闻为《科学》总编辑。次年，组成了《科学》临时编纂委员会，并重新建立起《科学》月刊的通讯网络和编辑组织。
生物研究所1937年内迁重庆北碚后，条件十分艰苦，许多研究人员不得不靠给中学兼课以维持基本生活，又常遭受空袭的威胁。他们借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部分房屋继续开展工作，生物研究所入川后所进行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物调查与采集
生物研究所积极从事川、康、滇、黔四省的生物调查。1940年夏，所员曲桂龄、姚仲吾由康定至泰宁，西越大炮山至丹巴一带采集标本，然后经旄牛向南回康定，历时5个月之久，共采得标本1100号，计5000枚。次年春，又在华聱山等处进行了小规模采集。生物研究所还根据实际需要调查了大量的森林植物及药用植物。
2.研究工作
(1)实用科学与经济方面的研究。此项工作从1938年开始。植物方面，生物研究所组织人员编纂《中国森林图志》和《中国药用植物图志》，各出版了第一卷后，又开始编辑《中国野生食用植物图志》。杨衔晋的川康樟科植物研究、曲桂龄的四川莎草科青莞属植物研究、孙雄才的唇形科植物研究、裴鉴的川康接骨木研究，成果发表在研究丛刊植物栏上。另有研究论文多篇，收入了植物研究论文集。动物方面，生物研究所主要研究大脑的构造与功用、食物营养与生理作用、农作物蔬菜及森林植物之虫害、蚯蚓与土壤等。其中秉志、卢于道及周蔚成的神经学研究，张真衡对神经生理的研究，黄似馨对四川特产大熊猫大脑与灵长类大脑的比较研究，苗久硼的森林昆虫研究，倪达书的原生动物研究，研究结果均刊入动物研究论文集。在食用鱼类、家畜及人体内寄生原生动物的研究等方面，生物研究所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2)生理学与生物化学研究。生理学方面，生物研究所致力于研究神经系统的细胞学、新陈代谢及其他功用以及大脑皮功用、神经肌肉作用等问题。生物化学方面，生物研究所侧重对中国食料的分析、食物营养价值等问题的研究。
3.合作与辅助研究
生物研究所和贸易委员会合作，进行油桐害虫调查及其生活史的研究。还为资源委员会调查适于发展畜牧业的草原，为经济部调查各处的森林状况和造纸原料，为南川研究竹笋退化原因，为中华自然科学社调查西康至云南昆明的森林状况，辅助江西省经济委员会调查水产，辅助四川建设厅调查适于作铁道枕木的森林，[9]等等。
4.普及推广工作
生物研究所重视普及生物科学知识，方式有四种：(1)联络当地生物学者组织生物学专题讨论会，每月有2次或2次以上的聚会。每次报告之后，都要进行热烈的讨论；(2)以妇孺读物、通俗生理卫生论文介绍营养问题、两性问题、中央神经系统、眼睛及内分泌等科学常识；(3)编著中学生物学补充教材。到1941年春，已完成的有钟丰荣的《生物学发展史》、濮燏的《原生质》；(4)生物研究所常年对外开放，欢迎各地生物学教员在规定时间来所参观学习，为其提供标本图表；并搜集适合初中用的材料，编成动物学教本。此外，生物研究所设立实验材料供应部，供应剥制和浸制的标本以及胚胎学、组织学切片。
抗战爆发后，中国科学社设立的“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的评选被迫中断，直到1939年8月才得以恢复，该年的征文范围为数学研究论文，熊庆来、姜立夫、江泽涵为征求委员，姜立夫担任委员会主任。1940年7月，获奖论文揭晓。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助教闽嗣鹤的《相合式解数之渐进公式及应用此理以讨论奇异级数》、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三年级学生王宪钟的《线丛群下之微分几何学》两篇论文当选，奖金由二人平分。其中，闽嗣鹤的论文已涉及当时解析数论的核心，得到了完整的均值估计，并对“相合式”的解数推得渐进公式，比著名的莫德尔(L.J.Mordell)估计所能推得的任何渐进公式都略胜一筹，而且在多项式华林(Waring)问题上还有重要应用。王宪钟的论文直接引用了著名数学家嘉当(H.Cartan)的近期研究成果，弥补了国际数学界的一个缺陷。[10]1940年，中国科学社理事会一致通过决议，设立“中国科学社何吟莒教授物理学纪念奖金”。该项奖金由蔡宾牟等社友捐赠，是为纪念1939年去世的物理学家何育杰（字吟莒）而设。奖金100元，每年征文一次，题目范围限于物理学，对象为国内研究机关或专门以上学校数理系高年级学生、研究生、助教。最终，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马振玉以《单晶铝铣之制备及其均匀热雷效应之研究》一文获奖。中国科学社所推行的科学奖励机制，有利于发现青年科学人才，培养其科学研究的兴趣。
抗战的爆发，使准备就绪的中国科学社第22届年会被迫推迟到1940年。此次年会在昆明召开，中国科学社、中国天文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数学会、新中国农学会等6个团体参加，出席大会的会员有180人，共提交论文115篇，分组进行宣读。年会期间举行了四次公开演讲，讲题涉及西南诸省的农业生产、矿产开采等问题，[11]均致力于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1944年11月4日，中国科学社与新中国数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遗传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教育学会、中国牙医学会、中国药学会等11个团体在成都召开联合年会暨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年会修改了社章，将董事会改为监事会，由9人组成；理事26人，合干事共27人，任期3年，每年改选1/3。年会上共宣读论文167篇，还具体讨论了“科学与四川建设”、“科学与社会”、“科学教育”等问题。昆明、湄潭、北碚等地的中国科学社社员也于10～11月间联合有关科学团体举行了纪念活动和联合年会。其中，遵义地区社友会于10月25日在湄潭文庙大成殿——浙江大学学生膳厅举行。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生物学教授、英国驻华文化科学代表团团长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以中国科学社名誉社员身份出席。大会由胡刚复主持，竺可桢报告了科学社的历史及社务。李约瑟致辞，表达了加强中西学术合作的意愿。钱宝琮作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的学术演讲，李约瑟夫人李大斐作了“肌肉运动之生理化学机构”的演讲，听众云集。[12]几次年会在西部的举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在西部的传播；同时也表明，即使在战争的艰难岁月里，科学家们仍能坚持科学研究，通力合作以推进学术交流。
借此年会之机，中国科学社扶持成立了西部各地的社友会。1938年7月，昆明社友会成立，选举熊庆来为会长，何鲁为书记，严济慈为会计。1940年11月，在四川北碚又诞生了北碚社友会。1943年2月17日，湄潭社友会成立，胡刚复当选会长，张孟闻为书记，钱宝琮为会计。同年10月31日，夏壩社友会成立，林一民当选会长，王述纲为书记兼会计，等等。这些社友会在吸纳新社员、传播科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科学社在西南地区所开展的科学活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地封闭、落后的传统观念，科学的种子开始萌芽，为日后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194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投降书上签字。10月，中国科学社总部和《科学》编辑部迁回上海。中国科学社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进入了战后的恢复时期。对中国科学社来说，八年抗战是一次重大浩劫，更是一次严峻考验。
首先，战争检验了中国科学社社员的意志品质。战争爆发后，社员们不得不为自家的安危、生计而四处奔波。一些社员随波逐流，放弃了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个别社员甚至变节投敌，蜕变为反动势力的帮凶。但多数社员能够不畏艰难，百折不回，如与中国科学社一生相守的任鸿隽、秉志等。战争期间，秉志为躲避日军的骚扰，改名翟际潜，化名骥千、伏枥，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在国家遭受浩劫之际，社员周美权捐助算学图书基金6千元，现金1千元，并命其子周炜良选购欧美最新算学名著一并奉上。“此种精神，实堪敬佩，其影响所及，将使国人闻风继起，有俾于吾国整个学术界之前途，定匪浅鲜也。”[13]
其次，中国科学社在西部度过难关，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科学家、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指出：“科学，像所有大规模活动一样，涉及到许多人的持续互动，如果它想有任何系统的发展，首先必须得到社会的赞助。”[14]内迁四川后，中国科学社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基会）、中英庚款委员会及贸易委员会的资助。仅在1940年，中基会、中英庚款委员会就分别补助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5万元、1万元。当地政要刘湘、实业家卢作孚等也慷慨解囊，为中国科学社提供资金和研究设施上的支持。他们还利用自己较高的社会威望和影响力、广阔的社会网络为中国科学社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再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意识不断增强。抗战期间，中国科学社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如派胡适出席在美国费城召开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会，派赵元任参加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等。1943～1944年，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和英国生产部的支持，李约瑟博士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和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并在重庆组建中英科学合作馆。来华之后，李约瑟在云南、贵州、四川参观了许多学术单位，接触到上千位学术界著名人士。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李约瑟给中国科学社供应了当时中国所缺乏的新刊图书，并从印度代购了科学社急需的仪器和化学药剂。经他努力，抗战期间的中国科学研究成果远播国外。[15]作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使者，李约瑟的中国之行给中国科学社社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社员们纷纷撰文，呼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任鸿隽发表于1944年1月《科学》上的《国际科学合作的先决条件》一文颇具代表性。文章指出：“科学是有国际性的。……一方面是说科学是人类智慧的公共产品。科学智识应该公开出来为全人类谋幸福，不应由少数国家或少数人据为独得之秘，阻碍人类的进步。另一方面，科学的本身，须靠了国际间的合作方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他看来，国际科学合作的先决条件：第一，必须要有与人并驾齐驱的科学；第二，增加并充实科学研究的机关，这样，在进行国际合作时就不会群龙无首、缺乏领导机构了。[16]同年3月19日，重庆及沙磁区社友召开社友会，会议明确提出：“为使我国科学家之贡献能传播于国际学术界，并使国外科学成就能供吾人借镜计，本社应以国际科学合作为主要工作之一”。[17]可见，中国科学社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意识正日益加强。
最后，经此战争的考验，中国科学社社员们的觉悟得以提高，“对于其周遭的社会已有其正确的认识，而对于科学与社会条件的紧密关联，也渐增的了解着。这显然是八年来的一件良好的成就，这成就将决定了中国未来科学工作的新的动向。”[18]战后的中国科学社在进行科学宣传和科学研究的同时，积极致力于科学界的大联合。早在1943年，《科学》月刊即专门刊载了《中国科学研究的方向问题》一文，指出了今后中国科学社致力的主要方向：(1)科学研究要顾虑到社会意义；(2)要顾虑到社会意义，必须理论与实践联系；(3)不超越社会现实，应当走现实性路线而摆脱学院性路线。[19]1945年初，中国科学社与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筹备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7月1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正式成立。次年12月，中国科学社又与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科学促进会，以“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科学研究，以促进人民生活科学化”为宗旨，等等。不难看出，中国科学社早年“超脱”于政治与社会的立场至此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完成了从书生意气的“学院式”路线向现实性路线的转变，这也预示着中国科学社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收稿日期］2005-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