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百年实践的粗略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社会主义理论到实践的一百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有史以来第一次变成了现实的社会制度。本世纪中期，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到本世纪末，由于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了空前严重的挫折，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在新千年来临之际，回顾社会主义这一百年的实践，展望其在未来新百年的前景，可以说是：成就辉煌，教训深刻，道路曲折，前途光明。
“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思潮，远的不算，从1516年英国莫尔的《乌托邦》算起有近五百年的历史了。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将空想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算起，也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了。但是社会主义作为现实的社会制度，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算起，还只有80余年的历史。这近百年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要比过去数百年历史珍贵得多，重要得多。因为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所强调的：“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8页。）“对俄国来说， 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 ）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就必须对近百年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认真地进行总结和反思。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四件大事”
回顾20世纪这一百年，可以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四件大事。这就是基本发生在上半叶的有两件：一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另一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发生在下半叶的两件：一件是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了空前严重的“大挫折”，另一件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出现了“新局面”。
前两件大事使社会主义由涓涓细流发展成波涛汹涌的洪流，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事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下半叶的两件大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苏东剧变造成的“大挫折”使人们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某种困惑和忧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又给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的希望。埃菲社等国际媒体评论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造就了20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中，“挽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可以说20世纪下半叶的这两件事是“一忧一喜”。
面对着社会主义“大挫折”和“新局面”同时并存的形势，我们应认真总结这一事件中必要的经验教训。究竟应如何看待苏东剧变以及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呢？
首先，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的社会试验工程，它同任何科学试验一样是不可能一次成功的，因此在实践中出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败是不足为奇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列宁曾把它比喻为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他说要“准备忍受几千个困难，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注：《列宁全集》第34卷，第379页。）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决不能因为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而悲观失望。
其次，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一种特定的实践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所谓“苏联模式”指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采取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即通常所说的“体制”。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模式，当然体现和包含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制度和原则，但因体制上存在严重弊端，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制度和原则不仅不能发挥作用反而被严重扭曲和变形了，从而在整体上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障碍。社会主义要继续向前发展，不对这一模式进行改革，不从总体上突破这一僵化的模式，是没有希望的。尽管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并不乏局限性；虽然它在苏联迅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以及后来打败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后来越来越僵化，特别是在战后新科技革命和新的国际环境下，其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苏联必须改革。但对这一模式的“改革”不是要“改向”，对其“突破”不是要“彻底摧毁”。正如给孩子洗完澡倒脏水时不能连孩子一起倒掉一样。中国的改革使社会主义焕发出生机活力，苏东国家的改革却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崩溃的悲剧，一个重要原因是各自对原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中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集中表现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彻底改革旧体制”，而苏东国家的“改革”变成“改向”，即“彻底摧毁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仍然光明，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多数都实行改革开放，已不同程度地突破了传统的“苏联模式”，从而使社会主义焕发出生机活力，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形势。社会主义如果还是旧模式，如果还是过去那种凭票证、排长队的“短缺经济”，那情况就非常严峻、希望不大了。邓小平同志就曾说过，如果不实行改革开放，中国连1989年那场风波都过不去。可是现在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与过去的情况不同了。
世界现有的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已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一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实现的时间上“由近变远”、“由短变长”了；二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更符合实际，“由高变低”、“由虚变实”了；三是指导思想和发展模式上摆脱了“统一模式”，而强调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本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四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深化了，懂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五是不同程度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有的已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越南等），有的仍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但也主张要“利用市场”（古巴）；六是不搞西方式的多党制，但强调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七是摆脱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束缚，懂得了社会主义不能“关门”搞建设，在“一球两制”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要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妥善处理同外部世界、特别是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既要对内改革，又要对外开放。如此等等。总之，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正在逐步形成。实践证明，这种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是富有生命力的，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两件影响很大的“不小的事”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的国际共运“大论战”以及随后10年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它们与前面提到的四件大事比较又相对小一些，故称之为“不小的事”。这两件事的背景、起因和责任姑且不谈，但论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假如不发生这两件事，世界社会主义的形势就决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只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使社会主义事业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党1981年6 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了结论。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一次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这场浩劫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损害和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而且在国际共运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至于国际共运“大论战”，我们党虽然没有作过正式决议，但从邓小平的有关思想和论述看，应当说基本观点是相当明确的。这就是“大论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党和国家关系上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问题。在前一问题上，总的说来我们是对的。对后一问题，邓小平则基本持否定态度。
首先，中国共产党反对苏共的大党、大国沙文主义，维护自己的独立和尊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必要的。邓小平1989年在会见戈尔巴乔夫，谈到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时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295页。）苏共长期以“老子党”自居，干涉、欺负、甚至控制别国党的做法是必须反对的。至于方式方法不一定都合适，也不排除判断上有失误以及某些偶然的、情绪化的因素起了作用。站在苏共一边的党就不去说了，就连赞成我党观点的越南党和朝鲜党也并不都赞成中国党的某些作法。胡志明就曾对中国党采取的方法提过意见。他打比方说，“请人抽烟是把烟递过去，而不把烟丢过去，递过去人家就接受了，丢过去人家就说你太不礼貌，接受不了”。金日成也不赞成论战式做法，认为《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比《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写得好。当然，事情是错综复杂的，当时有各种复杂因素在起作用，历史只能按其自身的逻辑发展。
其次，对意识形态争论问题，邓小平同志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争论的是非而言，他认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搞清楚。他说：“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因此，邓小平同志多次表示：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第294页。）2.彻底否定了“论战”这种方式， 认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当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这就是说，他从总结“大论战”的教训中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今后“不搞争论”的重要原则。3.全面总结了我党在处理党际关系上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我们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总的来说是清醒的。但是回过头看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319页。 ）他还说：我们的错误不在个别问题上，个别问题上谁对谁错很难讲。我们的主要错误在于根据我们的经验去评判国际共运的是非，违反了唯物辩证法。4.为消除“大论战”的影响，恢复与其他党的关系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和原则。邓小平同志与许多参与论战的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过交谈，提出“过去的争论一风吹”、“向前看”、“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主张，并提出了党与党之间应当独立自主、完全平等，“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遵循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胡耀邦同志1980年完整地提出党与党关系“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这四项原则正式写入政治报告和党章。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把这些原则扩大到适用于同“其他政党”的关系。
总之，这两件“不小的事”对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已从中吸取了教训，纠正了左倾错误，调整了自己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一方面可以说，要是不发生这两件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决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同时也可以说，没有这两件事，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决不会有今天这么深刻。从这一意义上讲，坏事已变成了好事。
一个“历史难题”上的“四次探索”
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实践中有“两大突破”，一是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实行国际联合，在几个国家“同时发生”、“同时胜利”的论断。本世纪的实践证明，由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和国家首先“单独”取得胜利，而不是“同时胜利”。另一突破是，社会主义不是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先胜利，而是恰恰相反，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取得了革命胜利。
革命发展顺序上的这一颠倒，给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历史难题”，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如何建设和继续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是在发达国家先取得胜利，那么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会比现在顺利得多。可是本世纪相继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就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多次指出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相反，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注：《列宁全集》第34卷，第343页。）
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继续比较困难”，难就难在：第一，客观国际环境严峻。如果世界革命不迅速到来，其他国家不接着爆发革命，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处在实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始终面临着被资本主义国家扼杀、遏制、演变的威胁。第二，经济上的强烈反差使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严重挑战。社会主义国家因基础差、起点低，要在经济上赶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体现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过程。第三，主观上缺乏经验所造成的困难。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需要经历长期曲折的探索过程，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要经过反复实践才能逐步解决的，不可能一次解决，不可能一帆风顺。
为破解这一“历史难题”，在社会主义近百年的实践中进行了许多次探索，然而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所进行的四次探索。列宁领导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次探索，因列宁不久就去世了，实践经验不算丰富，那次探索的伟大意义，主要是思想理论上的。他当时提出的许多具体政策，以及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虽然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但是特别值得重视的还是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他的主要思路有两条：一是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过渡到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二是要“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4卷， 第252页。）。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过早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迅速形成了斯大林或称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一模式在苏联早期由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成工业国，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的斗争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问题是后来僵化了。特别是在后来新科技革命的形势下，这一模式在总体上变成了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毛泽东最早看到了这一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为戒”，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并开始了中国自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这是他的一大功劳。但是他在实践中急于求成，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左倾错误，偏离了自己的主观愿望。最后是邓小平在继承前人成果、纠正前人错误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中国改革的实践，大胆探索创新，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比较迅速，终于从危难中拯救了社会主义。
回头看，在前几次探索中所发生的带普遍性的教训和失误，不在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上，而是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这就是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了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即主观上是想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在实际上则是不自觉地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139—140页。）
社会主义“历史难题”的破解，归根结底主要应解决好两大问题：一个是在国内建设中，如何认识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另一个是对外关系上如何正确处理同帝国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前面集中谈了在第一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其实在后一问题上经验教训也是不可忽视的。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既矛盾斗争，又相互借鉴和合作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忽视了任何一面都是不行的。总的说来，过去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比较重视同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今后还需要有继续进行这种不可避免的斗争的准备。但是，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忽视对资本主义借鉴合作的一面，忽视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则是不正确的，非常有害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除了帝国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敌视、封锁政策，根本不具备借鉴合作的客观条件外，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看，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脱离实际的片面性，以及僵化的思想观念和极左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列宁到毛泽东都存在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倾向，长期实行支持世界革命的路线。列宁在1918年说：“普天同庆世界革命的第一天这个日子快要到来了”（注：《列宁全集》第35卷，第132页。）；1919年说“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注：《列宁全集》第35卷，第503页。）；1920年他甚至预言“再过10—20 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注：《列宁全集》第39卷，第311页。）。因此，他把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寄托在推进世界革命上。后来革命形势没有如期到来，列宁更强调“我们在国际政策上要尽可能地机动灵活”，“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并认为对外援助应“量力而定”。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毛泽东都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传统的理论观点，即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国际性”，先胜利的国家要支援世界革命。但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条件下，在各国的党独立自主地从事本国民族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下，是否要实行这一方针呢？70年代末以来，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在总结国际共运正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调整了过去的对外战略。1981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强调要澄清的一个观点，就是有人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郑重地指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列宁全集》第39卷，第378页。）这说明中国已调整了过去长期实行的对外战略。这就从根本上拔掉了帝国主义势力挑拨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的借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理好国际环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
至于同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借鉴和合作的问题，过去在认识上也存在片面性。列宁对此是相当重视的，他曾强调：“有人在这里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4卷，第252页。）。但是除了帝国主义、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敌视和封锁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原因外，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些不适当的理论和政策，也影响了交流与合作关系的发展。譬如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过早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停止了对西方开放的政策，二战后又提出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苏共后来的领导人强调开展经互会内部的“国际分工”，中国批“洋奴哲学”、片面地把“自力更生”解释为“万事不求人”，实际是搞自我封闭，不同程度地把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市场隔绝和割裂开来，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邓小平同志认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他提出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想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可见，邓小平很赞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接受了列宁“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挥和创新，形成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想，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境界。
“一球两制”条件下的“两大战略问题”
资本主义虽不是人间“天堂”，但它在世界上还不会迅速崩溃；社会主义虽然不会像国际反共势力所希望的那样迅速灭亡，但也不可能速胜。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将要在世界上长期共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球两制”将是相当长的历史现象。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这就是说，世界范围内资强社弱、 北攻南守的总态势，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改变。我们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要明确做“坚定”而“清醒”的共产主义者。
在“一球两制”条件下，社会主义将面临“两大战略问题”：一是在国内，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以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二是在国际上，要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好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同发达国家既矛盾斗争又借鉴合作的关系，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战略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为什么这样说？因为：
首先，未来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相当长时期内主要不是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数量”的增加，而主要表现在“点”的繁荣和“质”的提高，即中国等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用自己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以推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复兴。
从共运发展的历史长河看，从《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的150 年间，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近70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80年，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从一国扩大到多国又遭到挫折的80年。从现在至下世纪中叶即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这段时间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面”的扩大和“量”的增长可能性不大，主要靠社会主义搞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列宁说社会主义是榜样的力量，又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4卷，第16页。）。 邓小平强调：“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页。）苏东剧变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不少，有15个国家，但是由于这些国家起点低（都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加上没有经验，出现了许多失误和严重问题，使社会主义的形象受损，声望下降。现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减少了，但如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实现了繁荣富强，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必将大大改善社会主义的形象，增加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进一步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可以预期，到下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了，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一定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其次，“一球两制”是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既矛盾斗争又借鉴合作的关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将是另一个长期性的战略问题。
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虽仍然是世界上一对基本矛盾，但它不是世界的主要矛盾，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是由它来支配和左右的。世界矛盾多得很，大得很。美国与欧洲国家虽然“道相同”，然而“利益不尽相同”。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虽然“道不同”，但与不同国家却有不同的“共同利益”。社会主义国家仍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不大可能出现西方联合起来一致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局面。
另一方面，西方“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也决不会放弃。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但是，搞不搞“和平演变”在西方，变与不变在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只要社会主义国家把国内工作做好，国际反共势力奈何不了我们。国内“反演变”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加强思想教育；而在对外工作中则不能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能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论亲疏，否则就正中国际上坚持冷战思维者之下怀。我们在国际交往中应主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一定要把“反演变”与一般的“国际交往”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区别开来，分别对待。
此外，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除了矛盾的一面，也还有相互借鉴与合作的一面。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既有否定也有借鉴和利用，因此离不开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英国一个哲人说过，国际上“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现在的世界上不仅可以如是说，而且因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国与国相互依存增大，还可以说：国际上既无纯粹的朋友，也无纯粹的敌人或对手，在这个问题上是朋友，在别的问题上可能是对手，往往既是朋友又是对手。因此，为了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全面地认识和处理好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既矛盾斗争，又借鉴和合作的关系，坚持以“两手对两手”。
站在世纪之交来回顾和展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苏东剧变造成的“大挫折”已永远地留在20世纪，中国等国家开创的“新局面”将会在21世纪变成繁花似锦的春天。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挫折”只意味着过去，中国等国家的“新局面”却代表着未来。死亡了的是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的旧模式（体制），新生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片新绿洲。改革给社会主义的大船装上了新马力，开放将社会主义的大船引向了广袤无际的大洋。尽管航程上布满暗礁险滩，有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领航，社会主义的大船定能驶达人类美好明天的彼岸。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标签：邓小平文选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列宁全集论文; 邓小平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