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与近代科学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思潮论文,近代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9）03－0099－04
《新世纪》是20世纪初向中国国内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著名刊物，其主要成员是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张静江等旅法学者。该刊与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天义报》一起，并称为辛亥革命前向国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两大重要阵地。近年来，学术界对该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已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至今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新世纪》与近代科学思潮的广泛联系。本文拟做初步分析。
一
《新世纪》周刊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其他报刊不同，其独特的理论倾向是十分重视知识、智能和科学。该刊同仁把知识、智能的提高当作人性进化的主要原因，认为科学是关乎社会进化的利器，要增进人群之福利，唯有发展科学，依靠科学。
李石曾在文章中说：“公理者何？即人智之同称也，故人智愈进，是去兽性愈远，而斗争愈稀。此乃人道之进化，公理之进化，即人智之进化也。”[1](p.92)褚民谊也认为，随着知识的增长，人们能够逐渐认识到事物进化的公理，不断扩充爱的范围，而渐臻博爱之境：“今既知识渐开展，已能化昔日之爱君与国之心而为爱国，爱己与父母之心而为爱种，安知他日不能化爱国与爱种之心而为爱人类与世界哉！”[2](p.196)吴稚晖更断言，只有有知识的人，才能认识到社会的不合理，产生改变现状的要求，“如其不信，将来革命事业之成就，断在知识高明者。”[3]
从这种知识决定人性进化因而也决定社会进化的观点出发，《新世纪》同仁分析了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原因并开出了医治之方：“天下更无强弱问题，唯有智愚问题。”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怪自己知识太低。“愚者众弱之门，万恶之源”，而“不穷之策，唯智最善”。中国人要改善社会，就要把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放在第一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吴稚晖说：“中国人之笃信无政府主义，即笃信世界上止有单纯的一件事，即增进亿兆个人知识是也。”[2](p.212)
基于以上认识，《新世纪》提出“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而教育的内容就包括增进科学知识和宣传无政府主义两个方面。李石曾在《谈学》一文中说，“改良社会之法”归结为两点：一是“传达主义、公理”；二是“增长智能、科学”[4]。吴稚晖也指出：“故除以真理、公德所包之道德，即如共同博爱、平等、自由等等，以真理、公德所包之智识，即如实验科学等等，实行无政府之教育，此外即无所谓教育。”[2](p.210)
显然，《新世纪》同仁非常重视知识和智能，而知识和智能又来源于科学。他们曾经高度评价过科学的价值及其功能。一篇署名“民”的文章写道：“所贵乎科学者，阐明奇奥精确之理，以显妙能敏捷之用，以之研究，则增人智识，发达思想，以之实行，则省时省力，奏奇妙功。故科学未发明以前，世界所经营，皆愚笨单简，科学既发明以后，万象一新。十九世纪与本世纪，实科学发展之时代也。”[5]该刊还认为，科学与文明进步成比例，科学在欧美各国已大显神威，欧洲的“文明事业”，“无一非出于科学”。而中国当前积弱积贫正是由于科学不振的缘故：“中国致病之源，在于道德不修，教育不兴，科学不发达，机械不应用，卫生不讲，生计不谋，以是致冥顽愚弱贫苦之病。”[6]可见，在《新世纪》同仁看来，科学是关乎社会进化的利器。要增进人群之福利，要推动社会进化于文明自由平等的理想之境，只有依靠发展科学，振兴科学。
二
《新世纪》还是20世纪初反对宗教迷信的重要舆论宣传阵地。该刊系统阐述了“以正当的教育代宗教”、“以真理的科学破迷信”的主张。
《新世纪》认为，革命凭公理，“与科学乃公理为反对者，即迷信与强权也。”[7]所以，革命就是排迷信、排强权，说到底就是排迷信，因为强权是因迷信而生。该刊一一揭露了祖宗迷信、三纲迷信、鬼神迷信、家庭迷信、金钱迷信等等的罪恶及危害性，指出历代统治者“创造上帝祖宗之用意无异，皆以之为不平等不公道之事之护法也。”[7]“所谓三纲，出于狡者之创造，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8]所以，该刊号召人们行祖宗革命、三纲革命、女界革命、家庭革命、金钱革命，即行一切伪道德之革命，一切迷信之革命。《新世纪》对宗教进行了更集中激烈的声讨。《普及革命》一文中明确指出：“夫宗教者，束缚人之思想，阻碍人之进步，使人信仰，使人服从者也。信仰则迷信生，服从则奴性根。”[9](第2卷,p.1027)另一篇文章也认为：“宗教者，愚人而非智人也，卑人而非尊人也。”“宗教之毒者，鬼神也；其味，迷信也；其性，虚伪也。”[9](第3卷,p.171)这些文章多方揭露了宗教“谬误”、“愚人”的本质，并明确指出宗教与迷信相伴而生、性质相近的特点。《新世纪》第52号上发表《排孔征言》一文更认为，一个民族的盛衰兴灭与其宗教迷信之浅深成比例。例如，“回教大兴，天方不振；儒宗定一，五胡乱华；基督漫衍，突厥蹂躏欧洲；释伽降生，印度日即微弱。”就连世界最富争战力之蒙古人，也因为“染佛法余毒”，“岌岌乎有红人之祸”。这就是说，历史上或以文明或以武勇见称的民族，竞相衰落于宗教迷信盛行之后，可见宗教迷信之害深矣。作者驳斥了那种把欧西文明归功于新教的观点，认为今日的欧西文明完全是科学进步的硕果。“科学者，进化之利器也；迷信者，思想之桎梏也。二者固绝对的不同物。以有科学之发明，故始有今日之文明；以未行迷信之革命，故仅止于今日之文明。”而中国更是受宗教迷信之毒至深的国度，“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因此，“欲世界人进入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入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10]《新世纪》在此发出的“排孔征言”，实系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浪潮之先声。
《新世纪》特别注重揭示宗教与科学、宗教与他们所主张的无政府革命不相容的性质。在《普及革命》一文中，作者有十分详尽的论述：
宗教与科学，适为反对。科学求真理，而宗教尚妄诞；科学重实验，而宗教尚虚伪。求真理，智识日以发达；尚妄诞，思想日以谬误；重实验，则新理、新学、新器之发明日见；尚虚伪，则无益、无用、无理之事日多。又与革命为绝对。革命为进取，而宗教尚保守；革命重有为，而宗教尚无为。求进取，社会日以改良；尚保守，世界日以腐败；重有为，则新事业、新社会之现象日见；尚无为，则可厌、可恶之事日多。有宗教，则革命不得普及；欲普及革命，不得不反对宗教。有宗教，则科学不得发达；欲发达科学，不得不反对宗教。故反对宗教，一以普及革命，一以发达科学，诚对于社会之急务矣。有志于社会之改良，人道之进化者，可不一念及此乎。[9](第2卷,p.1029)
宗教与科学相反对，又与革命相反对，故发达科学，普及革命，不得不反对宗教，这是当今社会之“急务”。作者对废除宗教的态度可谓坚定、鲜明。
针对有人主张在“民德不培”、“民智不开”的中国建立一“善良之宗教”，以补救“道德之腐败”的议论，《新世纪》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无正当的教育，而代之以迷信的宗教，其利一而弊十百或千万也。”况且经数千年来民贼独夫“取便于己”的提倡，迂儒污僧“取利于己”的附和，“宗教一变为御民工具，而与政治双方并进”矣。作者认为，政治“阻人道之进化于有形”，而宗教阻人道之进化于“无形”；政治束缚人智之发达于“有形”，而宗教束缚人智之发达于“无形”。所以，宗教根本不能承担补救道德腐败之重任，它只会阻碍进步，束缚思想而已。“今世纪，科学日以发达，真理日以显明，当以正当的教育代宗教，以真理的科学破迷信，而不当以宗教代教育替科学也。”[9](第2卷,p.1029)
三
《新世纪》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即以科学公理推导革命，认为革命全凭公理。以科学作为革命的本原，以科学公理来论证革命的正当性，论证理想社会的模式。认为“公理即革命所欲达之目的，而革命为求公理之作用”，从而将科学公理与社会革命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是20世纪初年中国近代科学思潮中的一股特殊思想。做这种思想主张宣传的便主要是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
《新世纪》周刊标榜“新世纪革命”，即无政府革命，也就是以科学公理为指导的革命。在第1号上发表的创刊宣言《新世纪之革命》便如此写道：
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涨，实十九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盖公理即革命所欲达之目的，而革命为求公理之作用。故舍公理无所谓为革命，舍革命无法以伸公理。[11]
显然，作者认为：革命就是为了伸张科学公理，革命也必须遵循科学公理。这就是新世纪革命与一切旧革命的根本区别。所以，文章继续指出：
昔之所谓革命，一时表面之更革而已。故其益不张，而弊端仍旧，多番更革，结果如一。请观由汤武以至于今，其有益于公理者何在？此等革命，乃旧世纪之革命，乃一时一事之革命，乃无进步之革命，乃图少数人权利之革命。若新世纪之革命则不然，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故此乃刻刻进化之革命，乃图众人幸福之革命。[11]
在这里，符合科学公理成为新世纪革命的本质特征。换句话说，新世纪革命就是要去除不合科学公理的一切东西。凡不合公理者，一一革之。正如李石曾所言：“吾新世纪常日，革命之用意，不外乎求伸公理。故凡有背公理者，皆吾辈之所当研求以图改革者也。”[12]“新世纪之科学发明，经济更化，实所以致革命之大因。”[13]《新世纪》发表大量文章，从不同方面列举了当时社会不合科学公理的诸现象，主张一一革之。
其一，主张“祖宗革命”。《新世纪》认为，家庭中最与科学相背的莫过于祖宗崇拜，即对于祖宗的迷信及其在思想上、行为上行祖宗之强权。因而革命党首先要作“祖宗革命”。有文章将“迷信中之祖宗与科学中之祖宗”进行了比较，指出迷信中的祖宗被奉若神明，而科学中的祖宗“仅为传种之古生物耳”。“盖信上帝，由于不知天地之学；信祖宗，由于不知生物之学。凡科学不明，皆脑髓之未改良，由于人类之未进化。”“支那人生平最早所遇不合公理之事，未有如崇拜祖宗者也。是故祖宗革命，为支那革命党之‘初学实验品’无疑。”文章进一步指出，祖宗迷信的四大罪恶是：“反背真理，颠倒是非”；“肆行迷信之专制，侵犯子孙自有之人权”；“耗民力民财于无用之地”；“攘夺生民养命之源”。所以，“今支那之青年，凡以科学公理为务者，想必赞助吾祖宗革命之意。”[14]
其二，主张“三纲革命”。《新世纪》认为，去迷信与排强权乃革命之要点。而“三纲”正是“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故需提倡“三纲革命”。有文章如是推论：“就科学言之，父之生子，惟一生理之问题，一先生，一后生而已，故有长幼之遗传，而无尊卑之义理。”“科学真理，一本于自然，不外乎人道。父人也，子亦人也，故父子平等。”接着又进一步推论：“就科学言之，男女之相合，不外乎生理之一问题。就社会言之，女非他人之属物，可以其所欲而择交，可常可暂。就理论言之，若夫得杀妻，则妻亦得杀夫；若妇不得杀夫，则夫亦不得杀妻；若夫得嫖，则妻亦得嫖，此平等也，此科学真理也。”“科学真理，一本于自然，不外乎人道。夫人也，妇亦人也，故夫妇平等。”“若顺于科学公理，人当本于构造与生理各从其欲，各为其所宜。”[8]由以上观之，作者主要是从自然科学原理（生物学、生理学）出发，是用自然科学的公理直接推导出人人平等、父子平等、夫妇平等等社会关系准则。
其三，主张“女界革命”。《新世纪》认为，男女之不平等，强权所致也。“其大端有二，一即物力之强权，一即迷信之强权。凡强权初发时，多本于物力。而保证此强权，则为迷信。迷信也者即伪道德也。若迷信破则物力之强权不可以独存矣。故破强权自破迷信始。”这就是说，要行女界革命，自破男子之强权始；欲破男子之强权，则破男子之迷信始。而破迷信的工具又只有科学公理，所以科学公理是指导女界革命的有力武器。《新世纪》大量引用自然科学原理论证男女平等的必然性和正当性。例如，有篇文章从体质及生理角度来推论男女之关系：“男女体质及生理，除有关生殖器者，此外无别。男女生殖器中各含有特质，二质相合而为孕，缺一不可，由此而知男女之关系，无少轻重。”文章从生殖学角度论证男女平等，并进一步反驳了“一女不二夫之迷信”[12]。
其四，主张“金钱革命”。《新世纪》认为，金钱在今日世界已经成为“社会上百万悲惨罪恶之源”。世人“知有金钱而不知不公道”、“知有金钱而不知有真理”、“知有金钱而不知有科学”、“知有金钱而不知有性命”。有关文章指出，最近数十年以来，表面观之，科学发展已大有进步，然极少直接造福于贫民者，“实金钱为之障也”。具体而言，科学发明不能普及，学问不能精进，有利于贫民的技术不能发明，以科学制造巨炮利枪以事相杀，都是由于追逐金钱的结果。“故金钱不灭，文明不得真，科学不得发达”[5]。
除以上诸端外，《新世纪》还宣布政府、法律、领袖、政党、权威、纪律等等一切政治法律设施都是违背科学公理的，主张一一废除之。只是对这些方面的论述往往无法像论证废除种种社会伦理规范那样，直接从自然科学原理来推导，因而只能武断地反复宣称“不合科学公理”就了事。但总的说来，《新世纪》以“科学公理”作为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基础，或者说直接将“科学公理”等同于其无政府主义主张这一基本立场没有改变过，在其各方面思想主张的论证过程中，始终遵循着“按科学公理而得之”的原则。
四
近代中国的科学思潮是指传播科学、宣传科学、提倡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社会思潮。该思潮发端于戊戌时期，发展于20世纪初年，高潮激荡于五四时期。有趣的是，这股科学思潮主要不是由自然科学家推动演进，相反主要是由人文思想家倡导的。戊戌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提出西学救国路线，对近代科学归纳法、“黜伪而存真”的科学精神进行了全面启蒙，并初步把“科学”提升泛化为一种涵盖一切的普遍之“道”，形成了科学主义的源头。进入20世纪初年，宣传和提倡科学的知识分子分为两支队伍：一部分人在“科学救国”的旗帜下，极力颂扬科学的社会功能，集中探讨了科学与实业、科学与国势的紧密关系，积极鼓吹发展科学教育、推广实用技艺等主张；另一部分人则把科学与民主革命联系起来，视科学为“神圣之光”、“人性之光”，认为科学是社会进化的利器，是反对宗教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战斗武器，甚至有些人直接以科学公理来推导革命，在社会政治领域大大发展了科学主义倾向。后面这支队伍的代表就是《新世纪》同仁。《新世纪》周刊在近代中国的科学思潮发展史上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阵地，而且是很有特色的一个重要阵地。《新世纪》在多方面宣传科学的功能和伟大力量，以锐利的笔端历数宗教迷信和封建伦理的罪恶，并以科学原理直接论证了“新世纪革命”的正当性。其思想和论证方式其实并不够严密，但在当时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科学与革命的联合有力扩大了双方的影响力。
《新世纪》将科学公理抬高到革命本源的地位，显然与它对科学性质的独特理解分不开。该刊发表过《谈学》一文，文章首先批评了当时中国出国留学生重政法轻科学的偏向。接着进一步指出，这大概是由于“政法空虚，易学速成，而科学不能也。政治乃管理之人，而科学在支那人眼中乃一才一艺，于是有尊卑之观念。”而实际上，“科学所尚者为实理，政法则由人意之创造。”作者借一位友人的话说：“学业中惟科学为正当之学，因其不外乎真理。故各国之科学无异。而政法与文学，则随国而异，是科学可谓为公学，而政法文学则私学也。”[4]把科学称为公学在《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很流行，他们总是把科学与公理两个概念连在一起并等同看待便反映了这一点。按照他们的思维，既然科学为公学，政法文学为私学，公学体现至大至公的原则与要求，私学体现一己之私欲私利，那么追求普遍平等公道的新世纪革命自然只能以科学为指导，为基础了。所以，归根到底一句话：“舍公理无所谓为革命，舍革命无法以伸公理”。[11]
《新世纪》同仁以科学公理来论证革命，实际上蕴含着将科学与民主、科学与革命联系起来的意向。虽然他们这种简单的直接对接式联系并不科学，但多少反映了他们的探索精神。他们让“新世纪革命”披上科学的外衣，既有利于科学价值和科学话语流行，又有利于增强革命的理性色彩。实际上，科学本身确实包含着革命性的因子，科学也确实能为革命和民主提供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但《新世纪》同仁并不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揭示科学与革命、科学与民主的关系，而是将自然科学原理直接提升为“公理”，泛化为一种普遍之道。例如，将生物学、生理学等知识泛化后直接运用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认为这些具体科学是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变革的依据，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上的科学主义倾向。
《新世纪》宣传的是无政府主义，此种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科学的政治学说，在欧洲给工人运动带来的消极影响及其破坏性是十分巨大的。但在近代中国，最初无政府主义是作为一种革命性的进步思想在知识分子中传播。辛亥革命前，《新世纪》是向中国传播此种学说的重要阵地，除了带有“科学”色彩外，还在反封建专制、宣传民主革命方面有些贡献。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基本理论错误所带来的局限和消极影响。
［收稿日期］2009－02－10
标签：科学论文; 新世纪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公理系统论文; 无政府主义论文; 宗教论文; 祖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