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预测”：对独立董事制度“身份与质量”的考察_独立董事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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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制度化视角下的网络形成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20余年，随着公司治理概念的引入，国家围绕金融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建立了一系列组织制度。然而，这些制度拼图却往往被人诟病为名不副实。以独立董事制度为例，该制度的设计意图是解决公司的内部人问题，提升公司治理的绩效，但现实中不少独立董事却被斥为“花瓶”，学者对独立董事制度如何能够以及是否发挥了作用也意见不一。

       关于制度效果的争论，以及对这些舶来品嵌入中国经济与政治环境后“形同质异”的困惑，都说明市场领域的组织制度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似乎并不像经济社会学新制度学派所言，仅仅是简单的“合法性”确立。

       因此，对这一类的制度移植过程来说，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项制度究竟如何能在确立后发挥作用?

       有趣的是，当我们把焦点聚集在“独立董事制度”时，还会看到，制度引入的独立董事(相当一部分在多家公司董事会兼职)还重塑了上市公司间的董事会连锁网络。而董事会连锁一直是表征公司间关系以及市场结构的重要指标，如相关研究发现，不同时期美国企业间结成的董事会网络和市场结构间的对应，有时围绕着大的铁路公司和电报电话公司而形成辐射状网络(Roy，1983)，有时网络又以大型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为核心(Mintz & Schwartz，1981)。

       一旦网络存在，社会网的学者自然会想到两个问题：什么影响网络?网络有什么影响?

       当这种网络视角和制度学派的传统主题——制度化——相碰撞，就产生了关于网络与制度间关系的诸多命题与猜想，而独立董事制度和伴生的独立董事连锁网络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考查内生于制度化过程中的网络形成以及网络如何影响制度的极好机会，可以让我们在经验上提出对上市公司董事会连锁成因的新解释，加深对“制度形同质异”的认识，在理论上弥补网络和制度两大学派间的理论缝隙。

       本文在这样的出发点下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以揭示独立董事制度化过程如何形塑公司董事会关系网络以及这一网络对制度本身的意义。

       (二)制度化过程中的行动者

       首先来看独立董事连锁网络的形成。

       众所周知，上市公司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体中的庞然大物。据2011年的新闻报道，①2011年上半年的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已占到了全国GDP总量的一半。与此同时，这些庞然大物暴露出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2000年以来，中国引入了一项新的管理上市公司的制度——独立董事制度，以求规范公司治理，解决日益严峻的内部人控制、“监守自盗”和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问题。

       自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之日起，随着一波迅速的制度化进程，到2003年，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聘任了自己的独立董事。②在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以及证监会对同类业务行业中其他类型兼职董事进行限制的背景下，③2006年起中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网络中“独立董事”连锁已经占到3/4。④

       毫无疑问，网络伴随制度的确立而形成，然而在公司层面，为什么不同公司的位置存在差异，哪些公司会产生联结?关于公司董事会连锁的理论，之前的学者有颇多阐述，以密兹里奇所做的工作最多，这里只做简要概括。根据密兹里奇的论述，用于解释董事连锁形成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共谋理论(Mizruchi，1982；Baker & Faulkner，1993)，即公司间为减少竞争，建立同盟而相互委派董事。这一理论，如密兹里奇所言，具有实证上的困难，因为一般情况下无法直接判断公司动机。资源整合理论(Pfeffer，1972；Burt，2009)，董事会连锁方便整合资源，以应对不确定性。合法性理论(Selznick，1984；DiMaggio & Powell，1983；Meyer & Rowan，1977)，企业通过和重要的或知名的企业建立连锁来增加自身的合法性，密兹里奇认为这一理论和资源整合理论所断言的企业行为表现较为接近。职业发展理论(Stokman et al.，1988)，董事自身借助连锁以寻求拓展关系网络。精英凝聚理论(Mills，1999；多姆霍夫，2009)，认为连锁反映的是上层精英的社会连带。这些理论显得多少有些松散，针对的问题和时期也不尽相同，如密兹里奇就认为共谋理论主要适用于解释1914年之前美国企业连锁的情况。

       既有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归纳，第一是从组织/个人的角度(任兵、区玉辉，2001；郑方，2012；卢昌崇、陈仕华，2009)。这种角度的研究区分了网络形成的两种动机，一种是企业自身的动机，比如共谋理论、合法性理论、资源整合理论都是从企业角度来解释为什么网络会形成；另一种是董事个人的动机，比如精英凝聚理论和职业发展理论是从董事自身关系拓展来解释企业网络的形成。第二是从市场/国家的角度(马磊，2012；李宗荣，2007)。这种角度的研究认为，在网络形成过程中，国家的作用被上述理论忽视了，因此，上述的五种理论都属于网络形成的市场解释范畴，与市场解释范畴相对，国家这个一直相当重要的角色应该放到分析中来。在具体研究中，持这一角度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强调了“控制”的概念(Fligstein，2001)，认为公司间网络反映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第三是网络层级的角度，即董事网络是有层次的。这种观点认为，董事连锁网络可以分为初级连锁网络和次级连锁网络。初级网络，即由内部董事连锁形成的网络(即导致连锁的董事在某一家公司是内部董事)；次级网络，即由独立董事或外部董事连锁形成的网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从地理空间进行讨论的研究(Kono et al.，1998)，这类研究退回到纯粹的物理位置的亲近性上来解释连锁的产生，缺乏社会学想象力，不再赘述。

       以上三种归纳角度给国外董事会连锁的若干理论进行了定位。五种理论尽管内部存在一定的争议(Mizruchi，1996)，但是相对来说较好地解释了美国大企业的董事会网络形成问题。不过，无论是共谋、合法性、资源整合还是职业发展和精英凝聚，在运用于对中国的上市公司独董连锁网的研究时，都存在较大缺陷。首先，这些理论面对的主要是初级连锁形成的网络，如合法性理论下公司需要主动去寻找另一家公司的董事来任职，而如前所述，目前，大多数的国内外公司董事会连锁已经演变成共享独立董事产生的次级连锁，而对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连锁的成因研究却十分缺乏，现有理论并不足以解释新情况。其次，一些对已有理论的检验已经质疑了这些理论对国内上市公司董事网络形成的解释力(卢昌崇、陈仕华，2009)。第三，这些理论在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连锁网络时，都忽略了制度和制度执行者本身。

       笔者认为，要回答网络结构问题，就必须对制度过程本身尤其是作为制度执行者的独立董事进行分析。

       首先，独董制度定义了行动者的结构位置和身份特征。制度划定了每个公司董事会三分之一以上的成员资格，这一要求意味着近万个职位，即定义了一个约万人次的新管理人群体。这一管理人群体并不能凭空产生，只能从其他领域“嫁接”而来。当快速的制度同形(isomorphism)要求一大批“执行者”时，这些来自外部领域的人群并没有完全“重铸”以抹去之前的身份特征，换言之，独董群体在制度身份外，往往还带有原先领域的身份特征。比如被很多人提及的有前官员背景的独董和有高校教授背景的独董，都被制度认可成为潜在的独董候选人。这一制度特征，导致了位于同样结构位置上不同身份的制度执行者。

       其次，独董制度定义了个人化的组织和制度执行者间的关系，按照要求，独立董事属于和公司没有直接联系的外部董事，主要由大股东提名产生。⑤这一设定，一方面要让大股东的个人社会关系在公司选择独董时起主要作用，也用社会关系约束了独立董事的行动；另一方面，公司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符合自己意愿的独立董事，也给公司提供了通过雇用独董寻求其他利益的可能。

       最后，从宏观上看，由于不同身份的独立董事得以通过该制度进入金融市场，比如前官员和高校的会计学教授等，也就创造了政治领域、学术领域和市场领域间进行交互的空间。这些领域的规范和结构也可能由复合身份的独立董事带入公司治理中。带有旧身份烙印的独立董事充当新制度的拼图，制度展现的图案就可能有原先身份结构的“投射”。

       我们用二模网络来表示制度执行者和公司间的关系，其示意图如图1。图中的不同数字代表不同的独立董事，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公司，中央的网络即是二模网络，⑥而左右两边分别是转化后的董事间关系网和公司间网络。

       在这一框架下，不同身份的独立董事可能会对关系的塑造起不同作用，这种现象可以称为“连锁异质性”。“连锁异质性”是指关系连带在形式上一致，但是性质不同，类似于张伯伦对产品异质性的分析(沈原，2007)。笔者认为连锁关系的异质性同样存在。既然网络是一种结构特征，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结构是同质并不能“分解”的。“网络”抽象出了不同类型关系共有的“连通”特性，并集合化地表达成“网络”，却并没有说明连通的产生基于何种原因。从制度视角入手，下文将通过分析不同身份的制度执行者，对网络进行“分解”。

      

       图1 公司和独立董事间二模网络关系示意图⑦

       二、一种制度，两类网络

       鉴于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环境，之前学者认为组织往往同时要面临二重压力(沈原、孙五三，2000)，而在上市公司中，我们也确实发现公司会雇佣来自不同领域的独立董事。有鉴于此，笔者选择了两类较有代表性的独立董事：一类有前官员身份，另一类有会计师身份，如教授和专业管理人员。对这两类不同身份的群体进行比较，有助于阐释不同身份的制度执行者对网络的塑造作用，同时也避免过多类别导致的混乱。简便起见，下面称由前官员独董产生的董事会连锁网为“政治网”，称另一类由会计师资格的专业人士连带的网络为“专业网”。

       可以看到，制度视角下公司网络被分解为由不同制度执行者所连带的异质性网络。⑧那么不同身份的制度执行者怎样形塑了二模网络的特征?笔者选择了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进行分析。⑨

       (一)“政治网”：等级化权力地位结构的投射

       由于政治背景的特殊性，前官员身份的独立董事是有“等级”的，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下，官员级别是最基本和重要的衡量官员权力大小的标准，不同等级的官员，对企业往往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资源、保护和关系。根据之前学者的观点，中国上市公司招募独立董事主要是为了建立联系，以获得有用资源和保护(Liao et al.，2009)，⑩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地方政府会给予上市公司财政补贴等各种形式的资源扶持(陈晓、李静，2001；陈冬华，2003)。虽说其中某些研究针对的是较早期的情况，但是这种路径依赖依然会存在。例如，笔者从分析中发现，上市公司聘请的有政治背景的独立董事主要来自以下几个部门：财政局、国税/地税局、法制局、工业局/化工局、经贸局/发改委、国资委、证监会。可以推断，来自这些部门的独立董事，所连带的关系和资源可以提供企业财税资源、政策信息甚至司法上的保护。

       上市公司若想获得更好的资源和保护，就需要聘请等级高的位于要害部门的前官员。这种“需求”汇聚起来，形成的是一种“级差”序列，越高等级的前官员，连带的资源越多，影响力越大，因此上市公司越希望聘请他来担任独立董事；而等级降低，官员的吸引力则会下降。这一等级特征就导致了公司和独立董事关系对性质的等级化。如果反映在二模网络上，将会如图2所示。图中的圆圈表示独立董事，1、2、3、4、5表示等级，1为最高，方形表示上市公司，而箭头指向表示公司希望聘请的董事。

       这是权力地位差异产生的不对称性。大量的公司都会希望聘请高级别的前官员，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独立董事的行政级别越高，就会吸引越多的公司，就越容易产生连锁。

       与此同时，另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官员级别和官员数量呈负向关系。金字塔的官僚体制使得高级别前官员的数量会明显低于下一级别的官员数量。所以，在官员等级导致公司需求不对称性的同时，也存在着高级别官员的“可达性”问题。上市公司能够接触并且成功聘请到高级别前官员的可能性是较低的。另外，级别过高的官员担任独立董事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风险，(11)有时候容易被媒体曝光。

      

       图2 官员等级导致的不对称

       这是一种官员数量和关系建立难度导致的“可达性”不对称，大致如图3所示，它呈现为一种金字塔的分布：等级越高的官员，数量越少，可达性越低。

      

       图3 官员数量导致的不对称

       等级化的官员序列驱使上市公司寻找高等级的官员，但是稀缺性又限制了高等级的官员的可达性，公司会退而选择较低一级的官员。因此，两个条件结合，向中间“挤压”，会形成居中趋势，使得某一中间层级的官员实际成为最“抢手”的关系资源(见图4)。

       为了验证这种逻辑，笔者统计了2011年实际政治网中导致连锁的独董政治背景按照等级划分的频数分布(见图5)。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中间高两边低的趋势：其中导致连锁的部级官员特别少，而厅级官员数量最多，向下按照级别递减。产生连锁的独立董事向“厅级官员”集中。

      

       图4 居中化趋势

      

       图5 产生政治网连锁的各级干部人数(12)

       从导致连锁的官员级别上看，呈现出一种“居中趋势”。表1所示是各级别的官员数量和兼任公司数量。

      

       由此可以计算出围绕各级官员周围的网络连带数量，部级干部平均每人为1.3个连锁，厅级干部平均每人为2.4个连锁，处级干部平均每人约为1.7个连锁，科级则为1.5，同样表现出“居中趋势”。(13)

       最后，汇总起来，我们计算政治网的所有连锁总数中，各级干部导致的连锁所占的比重，厅级干部导致的连锁比例占到了约75％，处级干部约21％，部级干部约3％，科级干部约1％。由此可以论断，公司雇佣不同等级的政治背景董事，形成连锁的概率会不同。由于等级化和稀缺性两个原因，大量的网络连锁都是围绕着中间等级的厅级干部而形成的，并且，平均每个厅级干部所连带的数量高于其他级别。这使得整个政治网是一种“基于等级”的网络，网络中的大团块也主要是围绕着中高等级的前官员而组成。那么专业网的情况如何呢?

       (二)专业网：平面化声望结构的投射

       专业会计背景的独立董事不像政治官员那样，有共同的行政层级，而是较为多样。具体有三个来源：高校的教授、会计师行业协会和事务所的高级人员、企业相关人士。三种来源相对平均，上市公司并不基于一种优先级来聘用哪一类会计背景的董事。

       这种多样性使得选择独董的“标准”模糊化，专业会计背景的独立董事不再具有政治背景董事那样清楚的官员等级序列，也就无法让企业和会计独立董事形成等级化的关系序列。实际的访谈也说明这种标准的多样性，有教授独董表示，一般大企业希望找一些知名大学教授当独董，而小企业则不然，他们会更加注重实际。

       作为对这一推论的部分证明，本文选择了导致连锁最多的一部分会计背景的教授进行分析(不包括企业和行会的高级人才而仅仅包括教授的原因，是为了比较其所在大学的声望等级)。教授独董所属大学的声望等级被分为三个档次：985工程高校(39所)，211工程高校(100所左右)，其他院校(如省属高校等)。该等级划分是目前被广为接受的对大学声望的衡量标准。这种比较背后的推理是，如果声望等级高的学校教授能够吸引更多的连锁，即如果会计背景的教授和公司的关系也出现类似于政治背景的“级差”的话，那么我们预期985高校的教授会在高密度的连锁关系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其次是211工程高校的教授，最后是其他院校的教授。

      

       可以发现，三类院校的教授占的比例几乎一样多，其中省属的及其他院校的还要略微多于前面两类高校的教授(见表2)。这说明，不像政治网中的官员等级，学校的等级声望对专业会计背景独董(至少是来自高校的那部分独立董事)的连锁能力并没有很大影响，来自一般大学的会计学教授导致连锁的能力并不比高声望的大学的教授弱。这种“扁平化”的现象恰好和政治网中的集中性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特征有利于网络保持较为分散的连结，而无法像政治网一样形成居中化的趋势。

       由此，从微观层面看，处在相似结构位置但有不同身份的独立董事，负载原先领域的规范和结构特征，和公司间形成了异质性的网络关系。表现在宏观层面上，独董制度定义了不同领域间的交互模式，市场领域由此和更广的领域产生“交换”；市场网络也投射出所交互领域的结构；政治网中，两个领域的交互使得官员的等级结构投射到了组织和制度执行者间的二模网络中，而专业网中扁平化的专业人士声望结构被反映了进来。

       三、异质性的公司间网络形态

       上面的分析解释了两类网络形成的逻辑，组织间网络不再以单一的连通性为标准，而是在制度视角下展现出形同质异的特征。如果把二模网络的形同质异转化为公司间的一模网络，就能够看到两类异质性公司间网络的显著差异。

       首先是两类网络的整体形态差别。

      

       图6 政治网(2011)

       从图6可以发现政治网中公司间存在较大的分化：网络中相当一部分公司形成了大团块(图6中外部的一圈就是最大的团块)，而又有非常多的公司没有任何连锁，处于孤立之中，整个网络非常“不平等”。相比之下，专业网则“小而密”，团块分散，中等大小的团块居多(见图7)。

      

       图7 专业网(2011)

       进一步我们对连锁公司的区域和行业亲近性进行比较。

       行业和区域亲近性一直是研究上市公司连锁的重要问题。同行业的公司连锁可能产生更大程度的不公平竞争，而跨区域的公司连锁可能会加强各地方性市场的联系。通过对两种网络中关系对和行业与地域特征的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相关检验，该相关分析会显示连锁的公司间在行业和区域上的相关程度。行业亲近性的定义为：如果两个公司属于同一个行业则关系矩阵中为1，反之为0。类似的经济区亲近性则定义为：如果两个公司注册地同在一个省份，则关系矩阵中为1，反之为0。从表3中能够看到政治网中企业更强的跨区域特征和更强的行业集聚。(14)

       这种差别是由于政治网中部分公司寻找所在行业的中央部门前官员担任独董，由此既产生行业集聚，同时又增加了跨区域的联结。例如，表4展示了一名中央电子工业部的前官员所连带的公司。

      

      

       这些公司都属于相似的电子和通讯行业，但分布在不同的省份，这和专业网中的公司连锁方式迥异，是一种“行业庇护”的逻辑。用某位企业人士的话说，这些前官员，即使什么都不干，“往那一坐，也是对企业有好处的”，“企业之所以聘用退休高官或相关部门退休官员担任董事或监事，看重的是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或是行业内的‘影响力’以及‘协调能力’”。(16)

       四、网络对制度的影响：公司治理和股价波动相似性的考察

       上面的分析表明，相同结构位置上不同身份的制度执行者塑造了异质的网络，从而公司间董事网络的特征反映了外在于市场领域的规范和结构。

       规范不同，网络相异。这对于制度化本身意味着什么呢?网络内生于制度，又在制度化中按照外部不同领域的结构而成型，是否会对制度造成影响?

       延续异质性的思路，在制度视角下考察网络形成后，这一部分将用上文所述的两类网络反观制度，来探讨公司在两类网络中的位置是否对独立董事制度所指向的公司治理和股票市场表现有不同的影响。

       首先是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独立董事制度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拼图，如果制度发挥作用，则采纳制度的公司会有更好的治理表现。但观察上的一个困难是，制度化会导致高度的组织同形而非差异，因此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有着相同的董事会构成和独立董事比例，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同形反而使得从形式上无法区分企业好坏。但是在网络层面，公司却并未同质化，在政治网和专业网中都可以看到，有的公司和其他几个公司联结，而有的则处在孤立位置。

       按照社会网理论，关系能够传递信息，同时能够提供约束，如果一个独立董事联结了多家公司，则会更加有利于公司掌握其他公司治理方面的信息，从而制定更好的公司治理策略，并且，受雇于多家企业，也会让独董免于单一地被某个公司的社会关系所牵制，从而提升独立性(陈运森、谢德仁，2012)。总而言之，从这一角度看，关系连带有利于独董发挥作用，有利于公司治理。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异质性的网络连带形成的逻辑并不相同。在政治网中，企业往往出于利益考虑雇佣董事，意味着雇佣了前官员董事，可能出现一种“合法性替代”，减少公司在公司治理合法性方面的压力，因此，在政治网中，网络位置并不一定能够对公司治理产生作用。而专业网中的管理者则更接近独董制度的要求，因此，推断在专业网中网络位置会产生影响。

       作为对这一推理的检验，本文选择了前十大股东的关联程度来作为检验公司治理的指标，该指标主要反映了上市公司的股东结构，关联关系可能意味着一些不良操作能够进行，存在前十大股东关联会有更大的内幕交易的可能性，是公司治理层面上的不良信号，按照证监会的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必须如实上报这一情况。(17)如果独立董事能够发挥监督作用的话，推测前十大股东关联程度会降低。这一变量取值为0时，代表公司不存在前十大股东的关联，当变量取值为1时，表示存在关联。

       在自变量方面，用是否存在连锁的虚拟变量来表征公司的网络连带(0为不存在连锁，1为存在连锁)，并且加入一些控制变量，包括两种类型的独立董事人数、是否属于国企、用员工人数的对数表示的公司规模、股东人数对数表示的股东规模，以及行业和股票是否特别处理(special treatment)。这些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5。

      

       Logit模型回归的结果如表6所示。

      

       回归结果证明了上面的推断，在控制了一系列变量后，政治网连带不影响公司前十大股东的关联程度，而专业网连带会显著降低前十大股东的关联程度。(20)这说明，网络对公司治理产生作用是有条件的，嵌入在结构位置中的行动者按照不同的逻辑产生了连锁，由于关系受限于行动者原先领域的结构和规范，因此也决定了关系的性质和功能。企业所处的专业网中，关系能够给制度执行者提供信息和网络支持，起到支撑制度的作用；而政治网中，关系仅仅作为满足企业与政治结合而进行利益交换的需要，架空了制度合法性，因此不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其他的自变量，独立董事的数量并不显著影响关联程度，这和网络关系的作用形成对比。员工规模用于衡量公司规模，表明大公司更可能存在前十大股东关联。股票特殊处理的公司因为受到更多监管，更不可能存在前十大股东关联。最后，加入行业类别项后，并不改变上面的结果。

       类似地，下面考察股价波动同步性。独立董事制度对于股票市场的意义在于期望通过独立董事的监督，减少内部人问题，使得公司的个异性信息能够更多地反映在股价上，即让价格的变动更加体现公司的绩效。同步性一般用R2来衡量(即用市场波动能够解释的公司股价波动的程度，R2越高，则股价同步性越高，即公司股价和整体市场变动越一致，反之则越独立)。根据前人的研究，新兴经济体普遍有更高的R2(李留闯等，2012)。

       存在网络连带的公司是否有相似的股价波动同步性?下面尝试对两类网络和股价波动相似性矩阵进行QAP相关分析。

       其中，股价波动的相似性矩阵定义方式是，把所有公司股价的R2大小按照四分位数进行区间分类(0-25％；25％-50％，50％-75％，75％-100％)。如果两个公司股价的R2属于相同的区间，则认为两者的股价波动性是相似的，相似性关系矩阵标为1，反之为0。表7显示了QAP相关分析的结果。

      

       可以看到有政治连带的企业对应了更高的股价波动的相似性，且这种关系不大可能是随机造成的，而对比下在专业网中的连带则和股价波动相似性无关。这一结果背后的原因有待解释，这里不打算做进一步探讨，但这种差异进一步体现出，不同类型的网络，会对制度本身有不同的作用。

       五、结论和讨论

       经济领域的制度舶来品如何可能落地生根、发挥实效，一直是学者热衷于探讨的问题。本文选择了独立董事制度作为案例，重点分析了嵌入在制度规定的结构位置中的行动者所构建的网络，来展现行动者身份对制度形同质异的影响。

       本文的发现主要有两点。

       第一，制度化过程中，不同身份的制度执行者把原先领域的结构带入到与组织间的关系中，塑造出异质性的网络。政治网在经济领域反映出官员的等级地位结构，而专业网反映出专业人士的扁平化声望结构。市场领域的网络结构通过这种方式被制度形塑。其中，前者也许更加引人思考。在过去的文献中，学者探讨了政治传统塑造经济活动的可能性(道宾，2008；Stark & Vedres，2012)，沿着这一维度，政治网的结构特征揭示了政治领域的官员地位结构怎样被投射到企业组织间的关系中，说明并不仅仅是诸如企业性质这样的公司个体特征在影响董事网络结构(马磊，2012)。

       第二，网络反过来会影响制度，且异质性关系限制了网络对制度的作用方向。制度执行者所嵌入的关系网络能够影响其行动能力，从而影响制度本身作用的发挥，但关系异质性的存在，使得网络的作用受到关系性质的调控，专业网中的网络关系加强了制度，而政治网的关系则架空(客观上削弱)了制度。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普遍意义上的制度化过程。过去的制度理论关于组织同形过程的解释主要强调环境中制度要素的确立，而往往忽略具体的行动者，“只见制度不见人”，本研究的发现说明，当制度创造出一批制度执行者群体时，行动者的复合身份对制度的最终形态和效果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异质性网络就是对这一作用的最好表征。因此，行动者的因素不能再被忽略。

       以上两点都体现了作为行动者的独立董事在原先领域中身份地位的重要性。行动者的旧身份带入了旧领域的结构性约束，这种结构性约束使得不同领域的权力、规范复合起来，构造出异质性的网络。从制度的角度看，杂糅了多种不同身份的行动者，制度不再按照一个理想的构造演进，而是行动者带着旧有规范和公司进行互动的产物，由行动者搭建出的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会对制度产生或正或负的作用。这也许启示我们重新看待制度移植过程中网络和制度的关系。学者如弗兰克·道宾曾论述了网络和制度两大学派“友好合并”的思路，提出两种理论可以用来共同解释一个问题，在不同条件下网络和制度解释可以分别使用。而一些研究制度过程的学者曾做的努力，仅仅限于说明组织关系网络能够充当制度传播的管道。

       从本研究的案例中可以发现，在同一移植过程中，制度定义了行动者的可能类型，网络围绕不同身份类型的行动者组建，从而制度规定了网络的可能形态，而网络对制度能够起到增强或削弱的效果。从制度视角看待网络形成，网络被分解为异质性的成分，而从网络视角看待制度，同一个制度实则在异质性关系下发挥了不同的功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合并”，制度的形同质异体现在网络形态上，而网络的不同作用也被制度形同质异所区分。

       最后，有趣的是，制度也在不断调整对制度执行者的界定。也许是意识到前官员独立董事的不良影响，2013年10月出台的“18号文”(22)通过取消官员身份独董的薪酬等措施严格限制了官员进入独立董事位置的可能。这一变动必将影响到公司和独董群体的关系网络，进而可能改变整个制度的状态。究竟这一调整影响如何，也许是未来值得研究的一个议题。

       注释：

       ①见新浪财经新闻(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s/20110905/005510430377.shtml)。

       ②根据《意见》要求，在2002年6月30日前，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2名独立董事；在2003年6月30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未经股东大会同意，国有资本控股、参股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经营同类业务的其他企业兼职。

       ④根据不完全的资料，一项2006年的研究指出，“因独立董事同时在多家董事会任职而形成的连锁董事在关系总数中占很大比重”(段海艳,2009)；另一项研究则发现，2006年上市公司间包含独立董事的连锁网络的网络密度是不包含独立董事的网络密度的三倍(段海艳、仲伟周，2008)。这些还仅是2006年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立董事在网络连锁中的比重继续增高。

       ⑤董事会、监事会也可以提名，但须由股东大会通过并任命。

       ⑥根据产生网络的数据集的类型个数不同，社会网理论家们给出了一种定义网络的概念：“模”(mode)，关系中“实体”的类型不同，就分属不同的“模”。一般网络可以分为“一模网络”(1-mode network)和“二模网络”(2-mode network)。如果网络的节点都属于同一个类型，如在朋友网、送礼网中，每一个关系对连结的个体都被认为属于同一类型的人，这样的网络就是一模网络，很多现有研究处理的都是一模网络问题。而如果网络中有“人”和“组织”这两类实体，比如教授和大学，教授可以和大学建立联系，这样的网络就称为二模网络。简言之，用“模”的概念来区分网络类型的要点是看有几组“不同的实体”：如把教授与学生建立联系，把老师与课程建立联系，把志愿者与志愿组织建立联系都可以看成是两类不同的实体形成的网络(Borgatti & Everett，1997)。

       ⑦该示意图的图形部分引自“Basic notions for the analysis of large two-mode networks”一文(Latapy et al.，2008)，文字由作者添加。

       ⑧为了文章结构的统一，关于独董身份的判断以及异质性网络的生成步骤详见附录。

       ⑨之所以只选择这一年有三点原因。首先，在笔者收集的数据集中，2011年是最近的一年，能够反映出连锁网络较新的情况；而较早期(如2002-2003)属于制度化时期，当时大家对独立董事一知半解，制度还没完全规范下来，2005年又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这对很多上市公司有较大影响，而到2011年大部分公司已进入稳定期。其二，提高数据准确性。因为本研究对数万级的记录的操作依靠计算机完成，因此某些地方的可靠性还存在疑问，比如独立董事的重名现象及背景的误判等，因此，在后面具体网络机制的分析部分，还是加入了人工检查的方式，来提高数据准确性，由此带来的损失就是高人工量会压缩可以分析的数据年份，故还是只选择了2011年的网络来进行比较分析。第三，2011年还有一个较大的特点，即如果用是否国有控股作为指标的话，上市公司中民企和国企的数量首次在名义上旗鼓相当：在2397支A股中，国有控股的为1193家，非国有的为1204家；而众所周知在早期尤其是2000年前后，上市公司数量很少且几乎是国企的天下，在企业关系仍主要是“体制内”逻辑的时期谈论诸如市场中的网络问题意义不大。

       ⑩这里并不意图讨论究竟这种保护是“权力期权”还是“权力磁场”(见http：//finance.inewsweek.cn/20130911/71144_all.html)。

       (11)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8/15/c_125173948.htm)。

       (12)统计的282位有官员背景的独立董事中，共有176位背景信息能够辨别。

       (13)这一差异主要在平均意义上成立，厅级干部连锁的方差较大，使得比例检验显示的置信度约为0.15。

       (14)这里的行业按照2001年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不区分子类。区域按照公司注册地所在的省份。相关系数小是因为关系矩阵较庞大且多0值。

       (15)在下面所有的QAP相关分析检验中，对于既有政治连结又有专业连结的情形，因为很难辨别是哪种连结的作用，因此我生成了去除共有点的专业网和政治网，即排除掉那些同时在政治网和专业网中有连结的点。

       (16)参见新浪财经网(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s/20130812/091016416485.shtml)。

       (17)这里假设年报中关联关系反映的情况基本真实。

       (18)编码按照2001年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不区分子类。

       (19)由于存在较多的因变量缺失值，因此本文用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对样本是否缺失进行了回归，发现除了员工规模外，其他自变量都不与样本因变量缺失相关。

       (20)笔者还对网络位置和业绩—高管薪酬敏感度(也是衡量公司治理的指标)进行了分析，也发现类似的异质性差异，专业网中的连带有助于提高业绩—高管薪酬敏感性，而政治网则没有这一关系。因为篇幅的原因，回归结果这里不再列出。

       (21)此处和前面与行业亲近性的QAP分析所用的方法相同。

       (22)即《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见http：//business.sohu.com/20140620/n4011004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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