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音”穿越历史时空：——李煜词的接受史探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亡国之音论文,时空论文,历史论文,史探赜论文,李煜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煜是唐五代最后一位杰出词人，也是中国词史上最优秀的一位帝王词人。李煜现存词作可信者仅三十余首，数量虽少，却以少胜多，篇篇精彩，首首传诵，深受历代读者的喜爱。笔者据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检索统计，历代词话著作对李煜词的品评多达203项次。又据抽样统计，在历代较为流行的词集选本中，李煜词作的入选率也位居唐五代词人之前列。李煜作为五代十国时期一个偏安小国的亡国君主，为什么其词作能穿越历史的时空、受到历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的接受和喜爱呢？为此，本文特从接受美学的视角，以历代词话、词论等资料为依据，以历代词人和词论家这一特定的读者层为对象，考察和描述李煜词在宋代至近代约千年的接受历史，藉此观照近千年来后人在对李煜词接受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文化意识和审美趣味，进一步加深理解李煜词的艺术生命和美学价值。
两宋：“亡国之音”的体认
据现存资料，李煜及其词最早进入词学批评的视野，是从宋初的两位统治者宋太祖、宋太宗开始的。
据宋叶梦得记载：“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尝因曲燕问：‘闻卿在国中好作诗？’因使举得意者一联。煜沉吟久之，诵其咏扇云：‘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上曰：‘满怀之风，却有多少？’他日复燕煜，顾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学士！’”（注：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页。）又据宋胡仔记载：“南唐后主围城中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艺祖曰：‘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引《西清诗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太祖对李煜及其词作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出身行伍的宋太祖对江南亡国之主李煜的文学才华不无嫉妒和嘲讽，但依然掩饰不住欣赏之意，故有“好一个翰林学士”的称誉；另一方面，作为雄才大略的开国奠基者，宋太祖对李煜的为人为政则持贬斥态度，他将李后主的作词与亡国联系起来，俨然已将其词视为与历史上陈后主、隋炀帝同类的所谓“亡国之音”。
宋太宗也是这样，作为李后主词的接受者之一，他最先品出的也是亡国之音的凄惋意味。“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注：王銍：《默记》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后主《虞美人》（春花秋月）一词，乃借伤春悲秋、离别相思的传统题材，寄托抚今追昔的故国之思、丧国之痛。有着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宋太宗，自然品出了词中眷念故国、心犹未泯的意味。这对于作为征服者的大宋皇帝来讲，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如果说宋太祖尚且还能够宽容的话，那么宋太宗则已是忍无可忍，遂有赐牵机药酒之事。宋太宗并非不懂欣赏词艺，其赐杀李后主有其更深层的文化心理。清沈雄《古今词话》云：“或问词盛于宋，而宸翰无闻何也？余谓钱俶之‘金凤欲飞遭掣搦’，为太祖所赏。李煜之‘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太宗所忌。开创之主，非不知词，不以词见耳。”（注：沈雄：《古今词话》，据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59页。）由此可知，宋太宗之所以毒杀李后主，乃心有所“忌”也。
此后，宋人对李后主词的品评，也多着眼于对亡国之音的体味。苏辙题后主《临江仙》（樱桃落尽）云：“凄凉怨慕，真亡国之声也。”（注：陈鹄：《耆旧续闻》卷三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清照评“江南李氏君臣”词云：“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引。）黄升评后主《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云：“此词最凄惋，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注：黄升：《花庵词选·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这些品评都共同体认出后主词凄惋的特质。
宋人对后主凄惋的亡国之音的体认是受其词学观影响的。随着文人作词的广泛化和词体本身的不断成熟，文人对词体的认识也逐渐深入。苏轼“以诗为词”，用词抒写自己的性情、学问、人生经历、胸襟抱负，将词家“缘情”与诗人“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于诗与词的差异之争、抒情与言志之别等问题，在词坛上激起不小的波澜。宋室南渡后，偏安一隅，苟延残喘，有志之士振臂一呼，亡国之痛、家国之慨遂成为文坛主流。而李煜入宋后的词作，洗净宫体和倡风，以词抒写自身经历和生活实感，多家国之慨，发哀婉之音，遂把词引入了歌咏人生的正常途径，这恰好开启了宋词抒情言志的先河，指明了唐宋词发展的方向，因而其凄惋的亡国之音遂成为宋人品评的热点，也成为他们接受李后主词的一个契机。
总结有宋一代三百多年对李煜及其词的品评和接受，可以看出：批评多于称赞，贬抑甚于推崇；偏重于“亡国之音”的感性体认，缺少对其词史地位的理性观照。
元明：“词之正宗”地位的确立
词发展到元、明两朝，创作进入低谷时期。但元、明时代的词学思想却自有特色，对唐宋词的传播和接受也做出了贡献。元人对李煜词的接受资料较少，而明人对李煜词的接受则确立了李后主“词之正宗”的历史地位。
崇情主情是明代词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理论。如杨慎在谈及韩琦和范仲淹两位宋代名公的词情致委婉的言情特征时，就借题发挥说：“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予友朱良矩尝云：‘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与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虽戏语，亦有理也。”（注：杨慎：《词品》卷三，《词话丛编》本，第467页。）杨慎立论的基点就是“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他理解的情和欲，主要是指人的生存和享乐欲望的满足。在词的功能上，杨慎显然从以理节情向以欲激情迈出了有力的一步。但杨慎并未直接触及词的体性问题，明确地把言情视为词体基本特质的是沈际飞。沈氏在《草堂诗馀序》中说：“文章殆莫备于是矣！非体备也，情至也。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而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郁勃难状之情，则尤至也。”（注：沈际飞：《草堂诗馀序》，据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67页。）他认为词体形式特征最宜于把人内心的情感表现得委曲尽致，在这一点上词胜于其他任何文体。由于对词体言情特质的重视，明代词论家便多以之作为论词高下的标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高度评价李煜词云：“‘归来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致语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情语也。后主直是词手！”（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407页。）与言情说相表里，明人对词之价值的认定在于感人而非教化，申明“不感人非词也”（注：周逊：《词品序》，据《词籍序跋萃编》，第856页。）。王世贞《艺苑卮言》主张词的创作要达到“移情而夺嗜”的效果，也是强调和肯定词的移情作用和审美价值。李后主词中描愁写恨的词句凄婉动人，感人肺腑，因而成为明人品评赏玩的热点。如《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一词以抒写“别是一番滋味”的“离愁”而著称，沈际飞评云：“七情所至，浅尝者说破，深尝者说不破。破之浅，不破之深，‘别是’句妙。”（注：长湖外史辑、沈际飞评：《草堂诗馀续集》卷下，据史双元编《唐五代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685页。）又如《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一词，传为后主的绝笔之词，以含思凄惋而擅胜，李攀龙评云：“结句‘春去也’，悲悼万状。”（注：吴从先辑：《草堂诗余隽》卷二，据史双元编《唐五代词纪事会评》，第680页。）这种对“愁”、“恨”的细腻品评，表明明人对李后主词感人价值的认同，也体现了明人细腻精巧的艺术感受力。
与崇情的词学观相联系的，是明人趋向浅俗和香弱的词体审美观。如王世贞便鲜明地表示对艳词的赞赏态度，其《艺苑卮言》云：“盖六朝诸君臣，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故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秋花于闺幨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可作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385页。）“宁为大雅罪人”，也不愿矫情伪饰，丢弃词的本色。王世贞更明确地用“香弱”二字来揭示词体本色。《艺苑卮言》云：“温飞卿作词曰《金荃集》，唐人词有集曰《兰畹》，盖取其香而弱也，然则雄壮者固次之矣。”（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386页。）对王世贞的词体“香弱”论，清沈曾植十分赞赏，其《菌阁琐谈》指出：“此弇州妙语，自明季国初诸公，瓣香《花间》者，人人意中拟似一境而莫能名之者矣，公以香弱二字摄之，可谓善于侔色揣称者矣。”（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3605页。）的确，“香弱”二字堪称是明人对词体特征的独特认识。
本着这种偏嗜香弱绮艳的词学观和审美观，明人不再像宋人那样注重后主凄惋的“亡国之音”，而是对其风流才华和艳词情词津津乐道，赏赞不迭。对于后主的为人，他们不像宋人从政治伦理道德标准出发，而是肯定后主的风流。沈际飞评曰：“后主、炀帝辈，除却天子不为，使之作文士荡子，前无古，后无今。”（注：沈际飞辑评：《草堂诗馀别集》卷二，明刻本。）又如徐士俊评曰：“天何不使后主现文士身而必予以天子位，不配才，殊为恨恨。”（注：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卷八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页。）这些品评的字里行间，充溢着惋惜之情。对于后主词，尤其是早期艳情词，品评较多，称赞也特多。如对《菩萨蛮》（花明月暗）一词，《古今词统》卷五载徐士俊以“珠声玉价”来评论，而潘游龙《古今诗馀醉》卷一○则赞赏“结语极俚极真”。对于《菩萨蛮》（铜簧韵脆）一词，《古今词统》卷五载徐士俊评语曰：“后主率意都妙，即如‘衷素’二字，出他人口便村。”又如《玉楼春》（晚妆初了）一词，茅哄《词的》卷二从中看出的是“风流帝子”的本色，李廷机于《草堂诗馀评林》卷三中亦以为“人主叙宫中之乐事自是亲切，不与他词同”。这些品评都体现了明人对李后主风流才华及其艳情词的欣赏，对艳丽香弱词风的认可。
区分正、变，辨别体、性，是明代词学批评的又一重要特色，也显示了中国词学批评发展的一大趋势。所谓“正”即正宗、正体；“变”即别格、变体。关于词之正、变，张綖的提法最具理论意义。《诗余图谱·凡例》“按语”云：“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刻，长公丽而壮，幼安辩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注：据清徐釚《词苑丛谈》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张綖在此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将词体析为二格，并以婉约为正，将李煜纳入“词之正宗”的行列，但他没有指出以婉约为正的根据，也没有对两者有很明显的褒贬、轩轾。至明中叶，王世贞则进一步发挥了张氏的正变观，并给唐宋词人划分了两大阵营。其《艺苑卮言》云：“《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隃也。即词号称诗馀，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啴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385页。）通过诗与词的比较，本着崇婉约抑豪放的观点，以“婉娈而近情”、“柔靡而近俗”，推后主为“词之正宗”。在明代，像王世贞这样崇正抑变者还有很多，如何良俊、沈际飞、王骥德等，他们对婉约都特别钟爱。何良俊提出“乐府以曒迳扬厉为工，诗馀以婉丽流畅为美”（注：何良俊：《草堂诗馀序》，据《词籍序跋萃编》，第669页。），代表了明人对词之体性认识的主流。
总之，明人一反宋人重教化、崇雅正的词学观念，追求“近情”、“近俗”的审美理想，从而给李后主的才情及其词的创作以极高的评价。由于时空的阻隔和心理距离的拉远，明人已经不再像宋人那样对李后主作为亡国之君的身份特别敏感了，因而也渐渐淡化了对“亡国之音”做政教伦理型的体认；同时也由于明代词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明人已更理性更宏观地来接受和观照李后主及其词作，因而在整个明代词学批评的视野中，李煜的词史地位也就得到了有力的提升。
清及近代：正变之争与境界之说
清代无论是词的创作还是词学批评，都呈现一种复兴局面。在清代词学批评的视野中，李煜及其词被接受的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如果说明人对李煜词的接受主要以赞赏肯定为主流，那么清代对李煜词的接受则更为丰富多彩。
崛起于明清易代之际的云间词派，其努力的方向是接续明以来的“词统”观念。这一派理论的主要贡献者陈子龙不满明词淫哇俚俗之风，力倡雅正，但他却从“言情”的角度推崇李煜的词作。其《幽兰草词序》云：“晚唐语多俊巧，而意解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淡逸，穷倩盼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注：陈子龙：《幽兰草词序》，据《词籍序跋萃编》，第505页。）由此可见，陈子龙论词追求纯情自然的“高浑”之格，因此他赞赏李煜词“境由情生”、“元音自成”的特色，将李煜推尊为词之“最盛”的代表作家。
明人对李后主“词之正宗”地位的认识，在清代前期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如王士禛继承明代王世贞关于词体正变之说的理论，而阐发得更为精细：“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注：王士祯论词语，引自清田同之《西圃词说》，《词话丛编》本，第1451页。）在“词之正宗”内部重排座次，尊后主为正宗之祖。另外，他又极力推崇后主的词情，其《花草蒙拾》云：“钟隐入汴后，春花秋月诸词，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一帖，同是千古情种，较长城公煞是可怜！”（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677页。）又如沈谦，也从“本色”、“当行”的角度高度评价李煜的创作。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沈谦语曰：“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皆是当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称词家三李。”（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605页。）沈谦《填词杂说》又云：“‘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俱不及‘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予尝谓李后主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觉张郎中、宋尚书，直衙官耳。”（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632页。）可见，沈氏乃从风格、情调、语言、声律等方面推许李煜词“当行本色”，实际上也是对其“词之正宗”地位的进一步认定。又如纳兰性德，其论词作词皆追求情致，故对李后主词极为推崇和赏爱：“《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注：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四，据孙克强编《唐宋人词话》引，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由于纳兰的气质、才性十分接近李煜，故后世多称其乃李煜之“后身”，赞其“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注：［清］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八引陈其年语，《词话丛编》本，第1937页。）。由此可见，纳兰性德在性情的真率深婉方面接近李后主，故在创作实践方面也深受后主哀感顽艳词风之影响，其在词学批评和接受方面对后主词给予高度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代后期，常州词派主盟词坛近百年之久。其创始人张惠言在词学理论上以儒家的传统诗教为基础，重视词的比兴寄托。《张惠言论词·词选序》云：“五代之际，盂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1617页。）斥后主词为新调之变声，词之“杂流”。这是对明代以来视李后主为“词之正宗”的词史定位的一种否定。其《词选》所录李煜词7首，均为南唐亡国以后的作品，而对其前期一些以直叙白描手法描写的闺情词和艳情词一概摒弃，表现出重雅正求兴寄的倾向。这说明张氏正变观是建立在儒家政治教化论的基础之上的。常州词派后来的重要人物周济，在理论上既承袭了明代以来的正、变观，也秉持了张惠言的词学思想。其《词辨》以温庭筠等17家为“正”，以李煜等15家为“变”，这种选词标准与张氏无甚差别，其基本观念仍是雅正派系统的。不过，在对待“变”的问题上，他比张氏通达多了，对李煜等人并不以“杂流”斥之，而是以“变体”、“别格”来加以区别对待。其《词辨自序》明确指出：“南唐后主以下，虽骏快驰骛，豪宕感激稍漓矣，然犹皆委曲以致其情，未有亢厉剽悍之习，抑亦正声之次也。”（注：陈子龙：《幽兰草词序》，据《词籍序跋萃编》，第782页。）可见他不是从政治教化观点来区分正变，而是着眼于艺术风格的流变，这种评价是公允的。他对李煜词的评价极高，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云：“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也。”（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1633页。）这些品评和见解，都显示出周济较张惠言的进步之处。
常州词派理论在晚清至近代的词学批评中得到不断修正和发展。谭献、冯煦、陈廷焯、况周颐等词学家都曾努力修正论词专主政治寄托的偏向，这也体现在对李煜词的品评与接受方面。谭献在“正变观”上正好与周济相反，其《词辨跋》云：“予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论小异。大抵周氏所谓变，亦予所谓正也，而折衷柔厚则同。”（注：陈子龙：《幽兰草词序》，据《词籍序跋萃编》，第783页。）可见谭氏又翻转周氏之意，重推尊李煜词为正声。由此出发，他在《复堂词话》中对李煜词大加赞赏。冯煦也极为推崇李后主词，其《蒿庵论词》云：“词至南唐，二主作于上，正中和于下，诣微造极，得未曾有。”（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3585页。）陈廷焯论词主张“沉郁”，重视创作主体是否有真实的感受，是否深厚沉郁。在《白雨斋词话》中，他一方面批评后主词不够沉郁深厚，“非词中正声”，另一方面又称赞后主词以情取胜：“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后主词思路凄婉，词场本色，不及飞卿之厚，自胜牛松卿辈。”（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卷一，《词话丛编》本，第3952、3779页。）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鉴赏品评之中已显现出多元的视角，丰富的蕴含。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是常州词派在晚清近代之际出现的一部较系统的词学著作，其论词极重“性灵”，因而对“李重光之性灵”大加赞赏，推许为唐五代词坛上之“铮铮佼佼者”（注：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词话丛编》本，第4418页。）。
清代后期至晚近时期的词学论坛，除了常州词派依然余韵袅袅不绝如缕之外，整个词学批评的传统格局正在悄然酝酿着新的变化。对李煜词的接受和评价，也不再是仅仅囿于传统的正、变之说加以简单的推崇或贬抑了，而是把李煜的词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来对待，注重阅读和鉴赏自身的美学发现及艺术价值的认定。因此，对李煜词的品评和解读，也就显得丰富多彩、新意迭出了。如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认为“南唐二主词似唐之初”（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3227页。），以初唐诗比南唐二主词，实际上是将李后主词放置于词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肯定其开创奠定之功绩。又如王闿运《湘绮楼评词》评后主词云：“高妙超脱，一往情深。”（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4285页。）对后主“高妙超脱”词风的体认与揭示，也别具心得。又如陈锐《袌碧斋词话》云：“‘帘外雨潺潺’，寻常白话耳，金、元人词，亦说白话，能有此缠绵否？”（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4201页。）赞赏后主以寻常白话写缠绵之情，也颇有新意。又如蔡嵩云《柯亭词论》云：“唐五代小令，为词之初期，故花间、后主、正中之词，均自然多于人工。”（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4902页。）肯定后主词自然而工的本色，视为初期文人词的基本风貌，见解也极为精辟。
20世纪初期出现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堪称是传统词学批评终结与新变的标志。这个标志的核心就是王国维在词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境界”说，与此同时，从美学、艺术哲学的层次上对中国词学进行了不同于传统的词学批评方法的探究。《人间词话》一开始就提出其评词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又曰：“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4239～4240页。）以“境界”说为理论核心，王国维对李煜词的接受也达到了更新的理论高度和更高的审美层次。
首先，王国维对李煜词情有独钟，《人间词话附录一》云：“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4274页。）其次，从主体观察客体的倾向和主体的创作方式上，王国维将境界分为“造境”与“写境”，并从“造境”角度称赞后主性情之“真”。《人间词话》云：“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4243页。）其三，王国维又将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从“有我之境”出发，他高度评价著我色彩极为强烈的李后主词。《人间词话》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又云：“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也。”又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注：王国维：《人间词话》，《词话丛编》本，第4242、4243、4242页。）又《人间词话删稿》云：“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注：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话丛编》本，第4265页。）后主词著我色彩极为浓烈，堪称“有我之境”的典范。其感情真挚热烈，纯任性灵，自然率直，毫无矫揉雕琢之习。他以纯真任纵之感受直探人生核心，以一己之悲哀包容人类之悲哀，这种博大气象开拓了词境，开启了一代词风。王国维对李后主及其词的个性特色和艺术成就的考察与揭示，可谓独具慧眼，高人一筹，对李后主词史地位的观照与评价，也最为精准深辟，堪称定论。从某种程度而言，王国维完成了把李煜从传统词学批评视野引向现代词学批评视野的过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