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会迅速流失：基于产业的根本视角_工业生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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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凭借优惠的政策支持以及廉价劳动力成本等因素，中国拥有较大FDI区位选择优势。但是，近些年来，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与政策支持层面的改变，这一情况正在发生着变化。2012年3月以来，世界500强企业美国消费品巨头佳顿、卡特彼勒、耳机生产商Sleek Audio、玩具生产商Wham-O、福特公司等，纷纷将大部分产品陆续从中国多家代工厂撤回本土生产（21世纪经济报道，2012）。事实说明，一些FDI企业已经开始向海外转移。数据也显示近几年中国工业的FDI实际使用金额比重与在华外资企业个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外资若从中国工业经济中迅速大量撤离，将对中国居民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垂直关联模型，产业转移的原因在于前、后向联系[1]，所以产业集群的本地关联性是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产业根植性是用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紧密联系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植性的变化影响外商投资企业迁移的时机与快慢。

      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进行的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研究，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变化，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会迅速撤离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首次将区位引入FDI分析体系[2-3]。Krugman以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为基础，研究了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的微观机制[4-6]。Cheng & Kwan通过对中国不同地区的研究指出政策优惠对于吸引FDI中具有积极影响[7]。黄肖琦等发现相较于劳动力成本、优惠政策等因素，贸易成本、技术外溢、市场规模等因素能更显著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选择[8]，除上述因素外，金煜等还发现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改善、政府作用的弱化将助于工业集聚[9]。赵伟等通过行业增长、FDI渗透率等影响制造业空间集聚四个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只有高集聚行业的FDI集聚效应才明显[10]。李玉梅发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是FDI区位转移的前提条件，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体制因素是FDI区位转移的基本决定因素，而产业结构调整则是重要的推动因素[11]。陈耀等研究发现由于产业集群的本地关联性与国际市场依赖程度不同，生产和贸易成本上升对这些集群区位再选择的影响也不同[12]。张鲁青等分析中国东部、中西部、与周边国家的区位比较优势，发现中国东部与印度相比略强，各方面都优于越南等东南亚欠发达国家[13]。

      2.基于FDI产业根植性（或嵌入性）的研究

      当前关于FDI根植性或嵌入性的研究，大都基于产业集聚视角，与地域相联系。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Polanyi首先提出根植性（embeddedness，国内也有学者译为嵌入性）的概念[14]，Granovetter指出经济行为是根植在网络与制度之中，并不仅仅依赖于商品的交易[15]，此后根植性的概念被推广开来。Venables指出需求联系（下游对上游产业的吸引）与成本联系（上游对下游产业的反作用）导致产业集聚[16]。

      国内很早也对FDI根植性开始了研究。项后军以台资企业为例讨论了外资企业的迁移与根治性问题，并指出与外企互动不该只靠政府，要在外企迁移之前由企业完成溢出效应[17]。赵蓓等从根植性的角度分析了FDI与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关系[18]。张晔等以苏州地区自行车集群为例，研究讨论了政府在塑造FDI企业与当地企业网络有效融合发挥的关键作用[19]。张晓在研究中指出技术溢出屏障以及管理人员文化认同很大程度上造成了FDI根植失效[20]。陈景辉等提出跨国公司在华战略演进路径表现为从战略连接到战略嵌入，最终走向战略耦合[21]；邱国栋等也在其研究中阐述了类似观点[22]。但在考察根植性强弱的方面，盖骁敏在理论层面上从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四个方面对FDI企业的根植性进行阐释，并提出衡量FDI产业根植性的一系列指标，但是并未对其进行具体定量分析[23]。

      3.相关研究述评

      之前的研究都集中于对FDI企业从产业集群中撤出的地理区位原因以及产业根植性，但FDI企业的根植性并非仅仅局限于某一地域的产业集聚，甚至有可能被跨地域行业因素左右。例如在苏州的某外资半导体有限公司，其所需的中间投入品（如单晶硅片）由东莞上游行业的某家工厂提供，当该公司决策是否进行资本迁移时，考虑的是不同地域关联效应。对于这种跨地域的FDI根植性，行业间的前、后向联系似乎更有说服力。但目前尚且没有从行业角度分析根植性的研究，也没有研究能够将根植性进行具体指标的量化。

      二、FDI行业根植性指标测度

      关于FDI产业集聚的根植性研究，盖骁敏等指出根植性大小的量化指标主要有原材料等中间投入品本土化程度（RSL）、对本地市场的依赖化程度（RLM）等[23]。这两个指标的大小代表FDI行业根植性的强弱，反应FDI资本撤出的难易程度。但在其研究中，只有对上述两个指标的理论描述，尚未进行量化分析。前、后向关联在之前的研究中一直被用作描述FDI垂直技术溢出的两个变量[24-27]，其计算方法是利用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乘以外资企业与该行业销售产值比重，并进行加总①，本文认为，相比代指技术溢出，该指标在反应FDI企业与上下游行业的联系方面更有效，所以，本文用上述学者的研究方法来计算行业根植性的大小。

      RSL指FDI企业生产所需的中间投入品的本土化程度。用FDI的后向关联效应（backward linkages）表示，其定义为除行业i本身外，其所有下游行业m中外资企业生产所用到的i行业的中间投入品的加权平均。RSL衡量外商投资企业对本土原材料、零配件等中间投入品的依赖程度，这种程度越强，则代表行业根植性越强，外商投资企业对本土的粘性越强，资本出逃的可能性就越小。此处参考Javorcik对后向关联效应的计算方法[24]，计算公式为：

      

      其中

为投入产出表中的直耗系数，表示s行业每1单位工业总产出中所直接消耗的s行业的中间投入品数量，该参数从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表中各行取得（剔除对角线上的元素），

为s行业中外资企业的产出。经过计算外商投资企业RSL水平，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明显看出，FDI企业所需中间投入品本土化程度（RSL）水平总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大致呈现倒U型。较多工业行业在2006～2007年度达到顶峰，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少数行业相对平稳，并没有太大起伏变化。在工业合并后22个行业中，“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RSL水平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均值达到0.292，其次从高到低前五行业其次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0.149），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0.116），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0.106）。RSL水平较低的行业有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0.02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041），化学工业（0.043）等。

      RLM为FDI企业对本土市场依赖程度。用前向关联（forward linkages）效应表示，定义为除行业i本身外，i行业中所有企业用到的上游行业k中的中间投入品属于外资企业产出的加权平均。中国未饱和的消费市场对于境外资本有着巨大的诱惑力，FDI企业在选择其投资去向时未饱和的销售市场是很重要的选择因素[28]。参考王然、罗良文的研究[26-27]，有如下公式：

      

      

      由图2很清楚的可以看出，与RSL水平类似，FDI对本土市场的依赖（RLM）水平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其中，在所有行业中，绝大多数行业的RLM水平较为平稳，但是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几个行业RLM水平起伏较大，拐点亦是2007年。在工业22个行业中，对本土市场依赖（RLM）水平高居前三位的是：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294），化学工业（0.271），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0.243）；“燃气生产和供应业”（0.0036）、“水的生产和供应业”（0.0046）为RLM水平最低的两个行业。

      三、FDI行业根植性影响机制与因素选择

      FDI厂商是否进行资本迁出的主要决定因素就是利润，也就是成本与收益对比分析。所以影响机制如图3所示。

      综合考虑之前学者的研究结论，结合FDI区位选择与行业根植性变化的原因，量化分析的影响因素指标如下：

      （一）竞争因素。行业内激烈竞争，将使得上游或者下游行业的企业在商品交易时有更多合作对象的选择可能，导致前后向关联程度弱化。有研究指出由于面临国内企业的激烈竞争，加上过度技术保护导致技术优势无法发挥，致使许多跨国公司经营困难，从而面临撤资[29-30]。所以，行业内竞争程度将影响FDI根植性。

      勒纳指数测度市场垄断程度，它度量的是价格对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由于工业不同行业价格与边际成本数据难以获取，所以本文参考Cheung & Pascual以及陈羽等的计算方法[31-32]，用行业勒纳指数计算。勒纳指数越高，代表行业垄断程度越强。

      LI=（VAI-LC）/Y

      其中，VAI为工业增加值，LC为劳动力成本，Y为行业总产出。其中，本文所用的工业增加值计算方法采用收入法计算：工业增加值=劳动者报酬+折旧+税金+营业盈余。

      由于勒纳指数测度市场势力，该指数越高，代表垄断程度越强。按照前人的研究结论，市场竞争越激烈，则勒纳指数越低，从而FDI行业根植性越差，所以预期符号为正。

      （二）需求规模因素。金融危机之后，需求下降，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商品交易萎缩。需求规模（市场潜力）的变化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8，10，28]，也必然是影响根植性大小的因素。指标预期符号为正。在进行计量模型分析时，比较行业产值与行业销售值这两个概念，本文选择更具有说服意义的行业销售值来表示需求量，产值相对来说是更能代表供给量。

      （三）对外开放程度。王剑指出，高度开放的地区便于外商投资企业获取国际信息开展国际贸易，将影响FDI区位选择[33]；冼国明等发现FDI和对外贸易对中国产业布局的影响和产业集聚的推动作用变得更加强大和显著[28]；金煜等指出经济开放促进工业集聚[；陈耀等在其研究中指出，贸易成本是影响产业聚集集群迁移的重要因素，对于高外向度的产业集群来讲，贸易成本增加、国际间技术壁垒与贸易摩擦加剧，使得产业集群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从而增加迁移的风险[12]。以上研究都说明开放程度影响产业集聚与产业迁移，本文将其推广至行业范畴，说明行业外向性进一步也会对行业根植性产生影响。预期符号为正。

      

      （四）行业特征因素。冼国明也将行业特征作为考察FDI与产业集聚的重要解释变量[28]。于学花等指出外商投资企业开始注重中国综合实力，因此一些资本密集型行业与技术密集型FDI增多[30]。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FDI竞争优势逐渐降低，与本地市场的联系削弱，从而FDI企业的行业根植性降低。本文用资本劳动比来表征工业行业特征，预期符号为正。资本存量的计算，我们参考陈诗一的计算方式[34]，按照永续盘存法，通过如下计算公式得出：

      

      限于篇幅，资本存量具体计算及结果不再详述。

      （五）劳动力成本因素。较多研究指出，劳动力低成本是FDI来华的重要因素。杨海洋研究中指出劳动力价格与供应是国际间制造业转移的核心因素[35]。近几年，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②，利润空间被压缩导致成本优势下降，所以预期FDI行业根植性下降。本文将选择劳动工资占行业产值比重来衡量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预期符号为负。

      （六）政策因素。2007年后，两税合并，劳动合同法、新的出口退税调整方案的实施，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来说，结果便是增加其经营成本。政策上支持力度的下降也是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预期符号为负。

      四、FDI行业根植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动态模型分析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工资统计年鉴》，投入产出系数来自于中国投入产出学会提供的投入产出表（由于该表更新至2007年，所以2007年后的数据引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的投入产出系数近似估算）。为保证数据的规范与整齐性，少量缺失的数据用插值法补齐。相关变量经价格平减以保证可比。

      由于投入产出表提供了工业行业22个行业的数据，所以将工业统计年鉴中36个行业进行重新整理，由于统计口径不统一的原因，“其他采矿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三个行业的数据没有包含在研究范围之内。本文将研究合并后工业22个行业根植性及其影响因素。

      （二）FDI行业根植性动态模型分析

      考虑到FDI行业根植性当期与下期的潜在影响关系，即可能存在的递延效应，参考之前研究的模型方法，本文拟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各解释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见表1与表2。

      

      

      由于模型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导致解释变量和随机扰动项相关，并且其他解释变量也可能存在内生性，本文选择系统GMM方法对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在通过GMM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之前，我们先采用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方法，对差分方程的干扰项进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我们发现模型2统计量AR（2）P值小于0.05，于是我们拒绝“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将被解释变量增加包含被解释变量的二阶滞后，最多使用被解释变量的三个滞后值为作为工具变量。于是，修正方程2为：

      

      再次用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方法，对差分方程的干扰项进行三阶序列相关检验，该检验的统计量AR（2）的P值均在0.05以上，说明不存在三阶自相关。模型1没有问题。然后使用Sargan统计量对所使用的工具变量的合理性进行检验，P值均大于0.5，所以方程1与方程2所有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

      在将方程1与方程3进行回归分析时，限于篇幅较大，我们将市场势力（LI）、政府政策（虚拟变量GOV）为解释变量对模型1进行检验，然后逐次添加劳动力成本（LC）、行业外向性（ES）、行业特征（CL）、需求规模（SS）等分别将两个方程回归分析形成模型2～模型5，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Sargan统计量检验都合理，具体结果见表3与下页表4。

      

      

      （三）模型结果与解释

      通过表3可以看出，（1）FDI行业根植性具有显著的递延性，当期RSL水平会影响下期，而且具有积极影响。这主要源自现代经济活动中企业与企业之间往往建立合作机制，由于对方企业的产品特性都相对了解，所以很多FDI企业选择继续进行商品交易活动。于是，当期的RSL会直接影响下期的RSL水平，从而对下期行业根植性具有正向的作用。（2）市场势力（LI）正向影响RSL水平，说明市场内竞争程度越高（勒纳指数越低），FDI行业根植性越弱，则FDI越容易撤离本土市场，这也符合预期。（3）政府政策层面。2007年3月通过的两税合并从政策角度削弱了对FDI企业支持的力度，增加了FDI企业在华运营成本。同年7月1开始执行的第五次出口退税调整方案，共涉及商品总数的37%，这无形增加了外向型FDI的经营成本。2007年6月公布的劳动合同法将增加FDI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这些政策无疑成为FDI行业根植性拐点的重要驱动因素。所以结果符合预期估计。（4）劳动力成本（LC）负向影响RSL水平。对于成本寻求型FDI来说，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促使其撤资的关键因素。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无疑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尤其是寻求廉价劳动力的FDI企业，这也是促使其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迁移的动机之一。（5）ES水平正向影响RSL水平。这可以从两方面作出合理解释：一是行业外向性越高，产品质量标准要求越高，越是容易被外商投资企业接受；二是原料寻求型FDI企业来华投资的动机之一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资源，之后在国际市场进行商品交易。这两个方面说明，外向性行业FDI根植性越高。（6）行业特征（CL）水平正向影响RSL水平。体现行业特征的资本劳动比反映该行业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CL水平越高反映行业内资本密集度越高，劳动密集度越低，外商投资企业更愿意与资本密集的企业进行商品交易，劳动密集型企业通常意味着技术含量较低，不利于FDI技术扩散，从而无法融入本土企业网络[17]。（7）需求规模因素（SS）正向作用于RSL水平。但是这一影响因素在模型3中回归结果并不是十分显著。

      通过表4可以看出，（1）当期RLM水平不仅受到前期，而且受到前两期的积极影响。与RSL水平作用机制类似，此处不再赘述。（2）市场势力正向影响RLM水平，说明市场内竞争程度越高，对本土市场依赖程度越小，则FDI行业根植性越弱，FDI越容易撤离本土市场。（3）政府政策影响与RSL机制类似。（4）劳动力成本（LC）负向影响FDI企业的RLM水平，但是这一结果是不显著的；需求规模（SS）正向影响RLM水平结果却是十分显著。对于市场寻求型FDI来说，主要考虑本土市场较大的市场需求容量与潜力，相比较来讲，廉价的劳动力因素则显得不是那么重要。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国内与国外的需求量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也很好地解释了某些行业（如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等）RLM曲线拐点存在的原因。（5）行业外向性（ES）水平正向影响RLM水平。与RSL机制类似，本土企业接受FDI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品，技术含量提升，出口量也就越多，对外资FDI产品（属于本土企业的中间投入品）需求越高，这形成一种正循环，从而导致FDI企业对本土市场依赖程度高。2008年金融危机与近期的人民币升值，都对中国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一些行业RLM水平出现拐点的原因。（6）行业特征（CL）正向影响RLM水平。非劳动密集型FDI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的过程中，资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FDI根植性越高。

      本文通过测算中国工业FDI的行业根植性，并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研究了根植性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

      1.较多FDI行业根植性相对稳定，并不会出现迅速撤离的现象。其中在工业22个行业中，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四个行业对本土原材料等中间投入品的依赖（RSL）水平变化较大，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化学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对本土市场的依赖（RLM）水平变化较大，这六个行业拐点特征较为明显，说明2007年FDI后行业根植性变化较大。

      2.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等行业对本土市场依赖性较低；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等对本土原材料、零部件等中间投入品依赖性相对较低；以上行业中FDI行业根植性相对较弱，所以这些行业的FDI企业较为容易的进行迁移，必须提防这些行业的资本迁出行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真空效应，避免猝不及防。

      3.FDI行业根植性具有明显的递延特征，前期的RSL与RLM水平会对当期产生正向的影响。有研究指出，外资越是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集群形式的产业组织，为了保持其原有的稳定性、效率及其内部的长期合作所形成的默契，它就越不愿意接纳相对于原有集群来说陌生的新厂商[20]。

      4.经过计量模型检验我们发现，竞争因素对FDI行业根植性产生消极影响，FDI企业偏爱竞争程度较差的行业，与垄断程度较高的国有企业进行商品交易。自东放等在研究中指出竞争程度越高，则越有可能撤资，尤其制造业可能性最大[37]。所以，激烈竞争也是促使FDI撤离的一个重要因素。

      5.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了行业根植性。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不会削弱中国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足以弥补[38]，但是这确实缩小了FDI企业的利润空间，为FDI企业转移决策提供了支持。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增强FDI行业根植性，正在腾飞的中国经济对于市场寻求型FDI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成为粘住FDI企业的一个有利因素。

      6.劳动密集不足以吸引FDI企业在国内长期经营，加快企业转型，增强资本、技术密度以提高核心竞争力，还必须注重劳动素质提升与技术进步，对于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是有利的。

      六、政策建议

      虽然某些工业外商投资企业出现了撤离的现象，但通过总结前文对根植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提出应对的政策建议如下：

      1.FDI行业根植性较为稳定，并不会迅速撤离中国。目前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了FDI实际使用金额减少的情况（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由于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华FDI企业的母公司面临经营困境，从而放弃部分海外业务，也实属正常。但仍然要做好外资撤离的预警工作。2007年上百家韩资企业悄然撤离青岛，对当地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FDI企业非正常撤离对中国经济危害巨大，必须提早做好预警工作。国家外汇管理局需要加强跨境资本的监管，不断完善预警机制。

      2.需防范国外媒体“中国风险论”，外国媒体大肆渲染资本出逃，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对国内FDI企业来说无疑有着消极影响，所以相关部门需要及时辟谣，营造吸引外资的良好环境，确保中国经济环境的安全与繁荣。

      3.根植性较差的FDI企业所在行业，需要加强政府引导与财政支持，加强内资企业间的联系与交往，避免外资撤离造成的经济真空；外商撤资对中国就业形势必然造成一定危害，要采取措施降低求职成本，合理保障工人技能培训与再就业。

      4.必须指出的是，少量的外资撤离是合理的，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所以要求政府部门在招商引资时就需要考虑外资企业是否与当地产业结构互补。产业结构优化依靠技术进步，来源于自主知识创新与FDI企业技术溢出。有研究指出技术扩散有助于FDI企业融入当期企业网络，然而劳动密集型等低端制造业的部分外商企业并未给中国带来先进技术，FDI企业的技术扩散很大程度上是受本土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所影响的[39]，内资企业需要重视技术能力的提升，在外资企业撤出前充分吸收FDI企业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

      ①类似计算例子请参考杨亚平的研究[25]。

      ②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有些外资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一次性上升30%以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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