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兰[1]2000年在《颜延之文学论》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元嘉三大家”之一，颜延之在南朝刘宋文坛有较大影响，而后人却往往以用事过多、“雕缋满眼”来概括其诗文特征，给以完全否定性评价。当今众多的文学史著作对其都有所评述，而文字又大都过于简略。本文试图通过对颜延之的生平、思想及文学创作进行全面、系统地探讨，以期对颜延之文学研究有所推动。全文共分四部分。 一、家世与生平思想 首先探讨延之之家世，说明其出生于以积世业儒为贵的世族之家，其家族文化传统对延之思想性格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再次论述延之生平行事之狂。最后从延之的出处、所处时代环境、交游及诗文创作等方面探讨了儒、玄、佛思想在延之身上的体现，说明其虽受玄佛诸家思想的影响，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表现出一种形近狂狷而志在中庸的儒家人格理想。这种思想系统与刘宋的皇权政治和儒家道统正相适应。 二、晋宋政治·诗风·学风 论述颜延之文学创作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与东晋门阀政治时期门阀士族掌握国家政权不同，刘宋王朝推行的是皇权政治，与此相适应，政治范围内，统治阶层提倡儒学，且以此为指导思想。随着皇权的加强，儒学的复兴，社会局面相对繁荣稳定，文学上则相应出现了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创作潮流。同时，由于统治阶层对儒学的提倡，使东晋一朝玄风独盛的局面变为儒、玄、佛多元思想的并存。由此也相应地影响到了学风。东晋一朝，玄风独盛，众学皆废，士人追求的风格是清通简要；刘宋时期，在儒学复兴的影响下，好学博学之风兴起，注重精研博学。学风的变化，自然影响到了文风。与东晋时期诗文创作用字简易、粗率，不重炼字，大谈玄理的文风不同，刘宋文坛重炼字、尚形似、对仗精工、用典繁多，充分体现了文学自身的特色，对东晋“平典似道德论”的文风进行反拨。延之的诗文创作正是这种时代政治文化背景的反映。 三、颜延之的文学思想及影响 作为刘宋文坛的名家，颜延之对文学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 以藻采音节为划分标准，区分“文＼“笔”、“言”，体现了对文学 形式美的重视。《庭浩》的论文部分体现了延之重用典，推崇典雅 庄重的庙堂之作，轻视民歌的文学思想。同时，他论诗还推崇刘侦、 阮籍，这与他创作中部分作品“尚有清拔之气”是相应的。作为颜 氏家族中一重要成员，延之的文学思想对颜之推影响深远。 四、颜延之的文学创作 （一）诗歌创作 1．朝庙应制之作。有公宴、游览两种题材，多为颂扬之辞。 这类诗流行于封建时代的上层社会，其体制对后世影响深 匹。 2．抒怀自况之作。从行旅之感的哀叹、幽愤之气的抒发、 恋情之结的述说、友朋之间的唱酬赠答四方面具体分析其 注重抒情这一特征，体现元嘉文学由哲理化向抒情化回归 的特色。 此外，还有郊庙、悼亡类诗作。 （二）诗歌风格及影响 从文辞藻丽、对仗精工、用典繁密三方面既阐述了其对魏晋文 学的继承，又说明了其对近体诗发展的影响，同时阐明这是刘宋文 坛创作的普遍风尚。延之的诗文创作，正充分体现了元嘉文学的特 质。 （三）文赋创作 与其诗歌创作内容一样，有应制之作，也有抒发人间真情之作， 后一部分价值较大。艺术技巧方面同样重视文辞的藻丽、对仗、用 典，以及骄文的基本句式四六句的演练，在骄文发展史上具有一定 的影响。 作为“元嘉三大家”之一、颜延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 响不容忽视。
陈虹岩[2]2017年在《刘宋文学研究》文中提出南朝宋,又称刘宋,指从公元420年刘氏代晋、至公元479年萧齐建国的这段历史时期,为区别后世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史学家称南朝宋为“刘宋”。本文以刘宋文人及文学为研究对象,对刘宋文学进行宏观考量与微观探查,主要探讨刘宋皇族生活及文学的政治基础,家门氏族与刘宋文学的地理分布,刘宋文人的文学交游,文学创作及审美风格,文学观念及影响等问题。具体言之:第一章主要讨论刘宋皇族生活及文学的政治基础。本文第一次对刘宋皇族生活及其对刘宋文学繁荣的重要作用,予以具体的探讨。刘宋皇族以文士身份为荣,其习文尚文既是对文学的爱好,也是欲跻身风雅的姿态。宴游从驾,推动应制文学的创作;招聚文士,文义赏会,催生同题诗文的产生;设立文学部,因文才而选擢官员,使文才成为华族延誉、素族进入仕路的阶梯,促进社会评价体系中以文为尚尺度的形成。第二章主要探讨家门氏族与刘宋文人地理的分布。本文第一次对刘宋时期作者里贯地理文学的分布进行研究,指出家门氏族对刘宋文学地理分布的重要影响。从区域文人群落来看,作者较多的群落,是身份地位高且重视子弟文化修为培养的家门氏族。主要以新兴士族彭城刘氏、长盛士族琅邪临沂王氏、没落士族吴郡“四姓”等家门为典型。从区域内作品数量来看,仅仅依靠家门氏族的文化普及还不够,更多依靠的则是在家门文化普及基础上子弟对文义的爱好与禀赋。主要以“三谢”、鲍照、何承天、颜延之等文士为典型,论述其在陈郡、东海、琅邪成为作品数量大郡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三章主要探讨刘宋时期文人的文学交游。本文第一次对刘宋时期文人的文学交游,予以整体关注。刘宋时期文学交游以赠答诗、连句诗、书、记、铭、诔等文体,最为常见,几种文体之中,又以赠答诗遗存最多。研究中关注文学交游背景的描述,比如颜延之、谢灵运的文学往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关;谢灵运、谢惠连的游处,与谢灵运的人生走向有所联络;谢灵运、范泰的交流,基于二人对佛理的钻研;鲍照与惠休的唱和,缘于同侪知音的关系。论述中还关注那些易于为人所忽略却又对文学交游产生影响的一些细节,尽量客观地剖析研究对象。比如文字往来的款密、双方称谓的变化、双方交游时间的存续,这些都可以投射出文人之间的交往程度,尤其,研究中还紧密联系历史地理予以考证,探究地理位置对作品创作、文学交游的影响。这些,常常是作品创作及文学交游发生、完成的决定因素。这,亦是本章的创新之处。第四章主要探讨刘宋时期的文学创作与审美风格。刘宋文学的价值体现于其对前代的嬗变,后世的沾溉。首先,对山水娱情与刘宋山水文学的新境界予以阐发,指出山水是文人朝隐嘉遁的乐游所在,模山范水的天然境界是刘宋文学的新境界。其次,阐述趣尚唯美与刘宋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包括文辞华丽之美、声律和谐之美及文体创获之美。再次,阐述笃好风雅与《世说新语》的创作。第五章主要论述刘宋时期的文学观念及影响。阐释了刘宋文人在理论言说与创作实践中体现出的文体意识、尚古思想及后世对刘宋文学成就的宗尚与嬗变。要之,刘宋文学是南朝文学的滥觞,前承晋世,颇多发轫,后启梁陈唐宋,亦多沾溉。通观刘宋文学的发展,首先与皇族的关系密不可分,其次与魏晋南北朝家门氏族、门阀士族之间又有着血脉亲缘。刘宋时期的文学呈现出群体性特征,这表现于文学地理分布,亦关乎家门氏族的影响;文学的集团化,诸如皇族、僧侣、家门氏族等等皆有表现;文人生活上,药、酒、佛,都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产生着影响。刘宋文人有一些同题作品,连句诗,三月三诗,七夕诗,冬至诗,景阳楼诗,蒜山诗,过张良庙诗,华林园赋,北伐诗,等等,都有从驾同游或者文义赏会的痕迹,体现了刘宋文学创作上的群体性。刘宋时期文学的创作与审美皆有着嬗变,主要体现在山水文学、唯美追求等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刘宋时期文学对唯美的追求及其形式主义与刘宋时期的豪奢之风密不可分。小说创作中,亦体现出对风雅的笃好。《世说新语》以对文人才学、容止、文学、风度等等的白描与记录,投射出对昔日文人风貌的追慕;《光世音记》等,主要辑录的是佛家故事,是刘宋文人重视佛理时尚的表现,亦是对当下文人风采的某种投射。刘宋文论,并没有系统的专门的篇章,所能窥之者只能求索于零散分布的文学作品,这是遗憾之处。
叶飞[3]2010年在《颜延之与元嘉文学新变研究》文中提出颜延之作为“元嘉三雄”之一,活跃刘宋文坛长达四十余年。对同时代的作家和文风,元嘉文学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颜延之作品进行客观而深入的研究,以期揭示颜延之诗文与元嘉文学新变的关系。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指出了颜延之诗文以其雍容平实之作,“情喻渊深”的诗歌、“极貌以写物”的手法表现出与玄言诗迥异的风格,为革除玄言、开拓元嘉文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第二部分主要在深入分析其诗歌的平仄、押韵、辞采等特点,并指出颜延之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为齐梁时期提出“永明体”声律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传统。第三部分侧重分析了颜延之诗文用典的方法和特征及其与元嘉文学尚典雅之风的形成之关系。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其诗文对偶使用方法和多样化特征,并揭示颜延之作品中大量使用对偶与骈文形成的关系。结语部分立足于文学流变的角度讲述颜延之对于元嘉文学的贡献及其文学地位升降得失的原因。附录部分主要梳理了一下颜延之的研究现状。
孙耀庆[4]2018年在《刘宋文学研究》文中指出刘宋文学在六朝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上承东晋文学,下启齐梁文学。本文在尽可能掌握刘宋文学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此时期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士人心态等,阐释刘宋作品的风格特色、艺术特质,探究此时期文学的嬗变过程及其所产生的意义,考辩刘宋作家的存疑问题,力求获得对刘宋文学的系统认知。刘宋诗歌在题材与体裁上都颇具特点且意义重大。谢灵运的山水诗形声色兼具、情景理交融,消解了东晋诗中枯燥的玄理,奠定了山水诗的写作模式,引导了山水诗的创作方向。颜延之的公宴诗篇制宏大、笔法精工,开公宴诗雕琢之风,树公宴诗典丽之貌。鲍照的乐府诗在叙事视角上多用第一人称,在诗体上采用七言与杂言体,完成了乐府诗由代言体向个人体的转变,推动了七言与杂言体的转型。谢庄的杂言诗节奏分明、情感浓郁、对仗工整,推动诗歌向抒情化的方向发展,促使诗歌由“雅”向“俗”转变,加速了“元嘉体”向“永明体”的过渡进程。刘宋辞赋呈现出“复”与“变”的双重特质。谢灵运的《山居赋》,更多地表现出“复”的一面:沿用大赋体制,采用铺排手法,摹景精细。但亦有“变”的特质,如在语言表达上,去饰而取素,注重山居生活情致的表现等。鲍照的《芜城赋》,更多地表现出“变”的特质:句式工整,语词峭丽,意境苍凉,感情凄怆。此赋突破了刘宋赋体丽靡的审美取向,强化了赋作的讽喻功能。谢庄的《月赋》,亦表现出了“变”的特质:意境清雅,抒情浓厚,偶对精工,声律和谐。此赋标志着咏物赋向抒情赋的转变,完成了古赋向骈赋的转变,赋史意义重大。刘宋之文经历了散体、骈散杂糅、骈体的转变过程。何承天之文,句法灵活,行文流畅,风格质朴,颇有汉魏之文的流风余韵,较能代表刘宋前期散文之特质。傅亮与谢灵运之文,骈散杂糅,文风或典雅或质朴,是刘宋文风由“古”向“骈”演变过程中的特殊产物。颜延之之文,注重雕润藻饰,典雅华赡,精工绮丽,实现了由“古”向“骈”的转变。鲍照、谢庄之文,是较为成熟的骈文,鲍文华而不弱、工而不密,是一种颇具骨力的骈文;谢文对仗精工,典故繁密,音韵和谐,“为骈体之完备与鼎盛多有贡献”。刘宋,文学之一转关也。此时期文学完成了对东晋玄理的消解与清洗,实现了由理向情的复归;又以博学为尚、以技巧相争,实现了由才向学的转变;还多采用杂言、七言等体式,实现了由雅向俗的变革。刘宋作家生平中有诸多悬案。经考,何承天任宁蛮校尉赵惔之司马、贬任衡阳内史的时间,分别是在义熙四年、元嘉十一年。傅亮之死,是因其与王华、王昙首等新兴势力派发生了利益冲突,以致被诬害。宗炳入庐山次数为两次,时间分别为晋元兴二年、晋义熙十一年。袁淑任彭城王义康军司祭酒任卫军、宣城太守、太子中庶子的时间,分别是在元嘉八年、十九年、二十四年。王微之死,并非如史传所言为弟僧谦误诊,咎恨、哀痛而亡,而是因经年服用寒食散,中毒而亡。谢庄辞却吏部尚书郎,是为了避免与孝武帝发生直接对抗,保全自己。汤惠休还俗时间为大明二年,原因是“自非戒行清苦”。
孙艳庆[5]2010年在《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学术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中古时期典型的“小族”,琅邪颜氏家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相对而言,显得无足轻重。不过,这一家族在学术、文化领域的成就和贡献却非常突出,即使与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当时一流门第相比也毫无逊色。琅邪颜氏家族的学术、文化成就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特色?带着这样一些问题,本文对中古时期的琅邪颜氏家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综合考察。论文由导言、正文和附录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导言》部分,对该选题的提出依据、相关研究综述和本文研究旨趣进行了具体阐述。论文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对颜氏的起源、中古琅邪颜氏家族与其原始家族之间的关系和世系,及其政治、社会地位变迁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考析。在中古时期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迫于外在形势而在政治方面的活动相对较为活跃,分别以两晋之际的颜含、晋宋之际的颜延之以及刘宋中期的颜竣、颜师伯等为代表。颜含于两晋之际先入司马越府,后依附于司马睿集团,其相关政治活动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同时政治和社会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颜延之于晋末、宋初于政治方面的积极争取,代表了在东晋以来纯粹的门阀政治终结,皇权政治重新恢复的情况之下,士族人士的强烈政治诉求;至颜竣、颜师伯从兄弟则已不得不面对南朝皇权专治日甚一日的局面,他们的荣辱存亡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帝王的个人意愿。从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政治活动和处境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在颜竣、颜师伯先后因过度参预政治而遇祸之后,活跃于南朝中后期及北朝、隋和唐初的其它房支琅邪颜氏家族子弟虽也“子孙咸著宦族”,但他们更多的注意力倾向于文化方面,最终形成了唐初所谓“少时学业,颜氏为优”的局面。此外,通过对琅邪颜氏家族人物相关政治活动的全面考察,可以看到,他们在出仕为宦方面表现出了忠义、实务、素退等一致性,形成了家族特色。第二章是关于中古琅邪颜氏家族的儒家礼法家风及表现的具体论述。从中可以看到其家族内部礼法极为严整、父子兄弟之间极重慈孝友悌,这种内在的文化凝聚力,是他们得以维护家族内部的和睦稳定,从而延续其家族地位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正是中古时代士族门第尤其是那些不以权势地位显赫的中小家族传承不替的根本原因。魏晋以来,玄学风尚盛行,琅邪颜氏家族由于儒学文化传统深厚,其家族人物于玄学风尚有染习者甚少,直到晋宋之际才有颜延之这样的个别玄学名士出现,但这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家族的整体文化风貌。直到南北朝末期,琅邪颜氏代表人物对玄学风尚仍持批判态度。因此,就总体而言,琅邪颜氏家族虽经受了玄风的影响,但依然保持着比较典型、纯粹的经学世家本质。第三章是对中古琅邪颜氏家族的经学和史学传统与成就的分别考述。其中在经学方面,琅邪颜氏“家籍儒风”,儒家经学传统渊源有自。在魏晋以来学术思想多元,儒学相对衰落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他们仍然顽强地坚持了儒家经学的家学传承。一方面以其家世相传之《周官》之学,积极参预国家的礼乐制度文化建设;另一方面无论是颜延之在晋宋之际的儒玄双修,积极推进以王弼《周易注》为代表的魏晋新经学,还是颜之推对当时社会礼俗进行的全方位折中取舍、以及颜师古为南北经学统一所作的贡献,他们都积极把握了那一时代的学术发展潮流,为中国传统经学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汉末魏晋以来,随着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各种学术文化门类渐次得以独立,史学也从之前依附于经学的地位发展为与经学相并列,同时也成为文人学士的必备修养。以颜之推及其子弟为代表的琅邪颜氏子弟对史学多所着力,为传统史学文化的建设做出了卓著贡献。其尤著者当推颜师古,其不但于唐初参预了《隋书》的修撰,同时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之上,以“儒宗”训解的方式注解《汉书》,铸就了中国传统史注中的经典之作。琅邪颜氏家学之史学与经学,在根本是相通的,是在其家族深厚儒学基础上的新的开拓发展。第四章是对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在传统小学领域的成就与贡献的考述。古代小学著作附经学而立,是习读经典的必备基础。琅邪颜氏家族“家世儒学”,因此对子弟在小学方面的修习也格外重视。早在晋宋之际的颜延之就曾有多种小学著作,而颜之推在训诂文字、纠说音读、审正字体之际,处处不忘申说文字与避讳、称谓、名字等士族礼法诸多方面的关系,可知此种家学有益于子弟士大夫风操之养成,有助于家风之维系。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自颜之推后更是为琅邪颜氏家族子孙历代宝传、不断发扬,他们在训诂、音韵及古籍的校雠、文字规范等传统小学的诸多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至唐代这一方面已成为琅邪颜氏家族的显学。第五章是对中古琅邪颜氏家族与当时盛行的佛教和道教关系的考述。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真正被广泛关注,在社会各阶层得到普遍的崇信,是在魏晋南北朝以后,这是该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就琅邪颜氏家族而言,颜延之于晋宋之际修习玄学,长于辩难,着意于佛教义理的辩析阐发;处于南北朝末年的颜之推则不好清谈,为学以“济世益物”为宗旨,于佛教也多倾向于戒律修习之具体指导和因果报应的重征求验。前后比观,颜延之可谓偏于“体”,颜之推则倾向于“用”,二者殊途同归,各自适应所处时代的佛教文化发展潮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琅邪颜氏家族虽然“家世归心”,子弟也多有崇佛之积极表现,但在本质上,佛教对于他们来说终是“人生一旁趋”,而其家族文化仍然是汉末以来之儒学本色。此外,虽然难以在文献中找到有关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世传五斗米道”、“事天师道”等明确记载,但通过对琅邪颜氏家族一些相关信息诸如郡望、著述、婚姻、取名、养生及后世子孙信道等多个方面的考察,可以推测颜氏家族不免对道教也有所习染,而颜之推的崇佛排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一些道教仪轨与士族门第奉行之儒家礼法多有冲突。当日士族门第无论信道还是崇佛,多是以门第本位为出发点的。第六章是对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特色与贡献的分别考述。汉末魏晋以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得以自觉。琅邪颜氏家族子弟也曾积极致力于各种文学活动,并形成了家族文学的鲜明特色:“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晋宋之际,随着司马氏政权的覆灭,典型的门阀政治形态已不存在,出身次等士族的刘裕及其勋贵集团登上了社会政治的前台。相伴而至的是南朝寒人的兴起。与此相应,在文学方面,寒门文士及其代表的“俗”文学由于易与统治者气味相投之故,其地位也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得以风靡一世。对此,士族文士群体中的典雅派进行了持续的抗争。其间琅邪颜氏人物因家世儒学、风教整密等原因,表现得最为积极。颜延之以群望所归,成为士族典雅文学派的领袖与旗帜;其子颜测也“最荷家声”,成为士族典雅派文学的中坚;此后颜协、颜之推父子也都基于儒家文化的“典正”立场,对当时盛行的绮靡文学表示了不满。整体而言,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对有违儒家文化立场的绮靡文风的抵制是一以贯之的、坚定的,由此可见其家族代表人物所崇尚的根置于儒家文化基础之上的典雅文学在当时的独特意义。就元嘉三大家而言,颜延之与鲍照的对立,是当时士庶阶层不同文化风尚在文学方面的表现,而颜延之与谢灵运文学风貌的差异则主要由于士族门第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倾向所致。就美学上之意义而言,谢灵运诗歌近优美,鲍照近于宏壮,而颜延之诗则大略可以古雅称之,其所以古雅之原因就在于其诗歌较谢、鲍二者更加偏重于典故这种“第二形式”。对颜延之诗歌的评价,更应重视其对当时社会文学创作普及所具有的示范意义。毕竟文学创作由于有典故可搬,有章法可依,易于学习和效仿,从而更利于在社会中的普及,也是社会文学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中古士族多重艺术技艺方面的修养与表现。对于琅邪颜氏家族人物而言,他们在艺术方面的成绩主要表现于书法领域。琅邪颜氏人物自颜延之起多有以书法擅名之士,而中国书法史上之卓然大家颜真卿的艺术成就也与其家族书法传统有着重要关系。其中,颜之推对包括书法在内的诸种艺术技艺,其态度有所保留,不主张专精。这样一种态度,实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价值观的表现,实质上仍是其家族以儒家经学为本的旧族门风的表现。后论部分主要对以家族为视角的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以士族门第为中心的中古社会的家族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进行了阐述,并对中古琅邪颜氏家族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多方面关系进行了综合论述。附录部分是两篇考证之文。前者经考证认为沈约在《宋书·颜延之传》末尾对颜竣“不孝”的肆意笔伐,有出于一己私意,为此后在《自序》中杜撰乃父“因孝获罪”而张本的因素。后者对有关颜师古注解《汉书》涉嫌“抄袭”他人注解,这一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进行了重新考察。事实上,之前批评颜师古“抄袭”的学者多忽视了颜注《汉书》在经历唐代长期手抄流传,及宋代以来屡经校订、刊刻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在通行的中华本《汉书》校勘记中收集到了不少误改、误衍、误增“师古曰”的注文,并据此推测被后人指责为“抄袭”的《汉书》颜师古注文,很可能多是后人不断增补、改写的结果,颜师古似不当为此种“抄袭”负责。
刘辉[6]2013年在《颜延之《庭诰》研究》文中认为颜延之是刘宋前期文坛的重要作家。相较于颜氏的诗歌,其文、赋后世关注较少。总的来说,颜氏的文、赋风格与其诗歌风格保持较大一致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雕镂过甚、繁缛太过的弊端。但不可否认,其中还是有不少佳作,比如《赭白马赋》和《庭诰》,尤其是《庭诰》。本文以《庭诰》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创作的现实背景和历史文化背景,搜集其散见于典籍的佚文并对其中的疑似佚文进行辨疑。通过分析《庭诰》内容,探讨其与中国传统家训文学的关系,探究颜延之主要思想。在艺术上,《庭诰》受到传统家训文学影响,风格与颜氏其他作品相比,相对平易朴实,同时又与其诗歌创作风格保持着某种一致性,呈现出一定的骈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对句、用典、辞藻三个方面。另外,《庭诰》作为魏晋南北朝家训文学的杰出代表,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对后世家训文学,尤其是对颜之推《颜氏家训》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孙震芳[7]2007年在《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对南朝刘宋大家颜延之的整体研究,以期较为客观地看待颜延之其人其作。颜延之作为“元嘉三大家”之一,在南朝刘宋时期名噪一时,对一代诗风、文风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因种种原因后世论者却不多。本文前言部分主要梳理了一下关于颜延之的研究现状。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颜延之的生平及其各个时期的创作,结合颜延之所处的时代前景和他的交游情况探索其思想,得出颜延之以儒为主,佛、玄相容的思想。第二部分侧重从“文笔说”和诗论一窥延之的文学观,正确评价延之在文学理论上所作出的贡献。三、四两部分分别对于颜延之的诗歌和文章进行文本解读,重点从用典、对偶、语言等几个方面来分析颜延之诗文的艺术特色。颜延之处在晋宋之交,他对于当时诗风的转变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骈文的发展史中也有着推波助澜之功。对于颜延之所作出的贡献,应予以重视。
时国强[8]2008年在《元嘉三大家研究》文中认为文学研究的基本立足点是作家作品,经典作家作品则构成了文学史的骨干与主流。元嘉三大家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代表,其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生前身后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于他们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不贪多求全,只求有所发现,着重于解决问题。故而本文的每一章节都有一个中心,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论述,在各种资料的排比梳理中,商榷异同,求得真知。总体上看,本文可分为引言、正文、馀论三部分。引言部分分为两节,正文包含五章十六节,馀论一节梳理不同历史时期三大家的名次地位之升降,全文近二十万字。引言重点综述了二十世纪以来三大家的研究概况,这一部分虽然只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扼要述评,却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参照系,一部分内容和正文形成了背景映衬的关系,因此也是本文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言的另一部分简略交代了本文的研究重点及方法,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第一、二章讨论三大家的创作共性,第三、四章讨论三大家的诗歌差别,第五章以点带面,以打深井的方式分析了三人的代表赋作,馀论梳理不同历史时期三大家的名次地位之升降,是对三大家成就的一个总结与定位。三大家的创作共性。首先表现为他们的作品都受到了时代因素的影响,如蓬勃繁荣的治世气象,昂扬刚健发扬蹈厉的时代精神,当时的各项文化政策、社会思潮,以及士庶关系的变动等,都可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相应的痕迹。其次,他们的诗歌共性通常被称为元嘉体。本文认为元嘉体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厚重密丽,险峭生新,以赋为诗。其三,三人的创作共同促成了晋宋诗运转关,在题材上表现为玄言山水的兴替更迭和宫体诗的萌生;在情感内容上表现为“性情渐隐,声色大开”,即不再关注人伦政治,社会现实内容日益减少,而开始追求语言藻采之美;语言表达上,“渐以句求,古道渐亡”,具体指追求名章佳句,自造生词,渐饰音律,讲求对偶等。其四,他们的创作在整个诗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如元嘉体力大思雄,如棱增巨石磊落突起,异于中古其他诗风。在创作方法上则又较多地师法于建安、太康,而且变本加厉,以致复兴了古诗却亡了古法。沈曾植提出的“三关说”,勾画了元嘉、元祐、元和“三关”一脉的诗歌发展线索,与占主流地位的温婉流丽蕴藉空灵的诗歌取向,一起构成了中国诗史的两大传统。三大家的诗歌差别。首先讨论了三人诗歌风貌的差异,谢灵运的诗歌风貌是自然和清美。自然表现为较为显见的语言的自然,对于大自然的真实情态及其内在神韵的真实描写,以及对自己情怀的称性而出淋漓尽致地抒发。清美是指谢灵运的诗歌富艳而能清淡,华美而不失高洁,显得非常鲜亮明净。颜延之的诗歌风貌是雕缋与清真。雕缋表现为以填缀为工,追求藻采,侈用典故等。清真是指感情真挚,语言简切。鲍照的诗歌风貌主要表现为险俗和俊逸。险俗主要指遣词造句的追新逐奇,抒情方式的纵恣讦直,以及艳诗的流荡绮靡。俊逸大致是指鲍照以七言为主的乐府诗的奔放豪迈。具体来讲,主要是指鲍照的乐府诗具有强烈的情感气势,以及通畅恣肆的语言。其次,讨论了谢灵运鲍照山水诗的不同,谢灵运常在山水诗中以理灭情,用玄理消除心中的苦闷。鲍照则融情于景,借助景色描写抒发心中情愫。谢灵运多写浙东一带奇丽的山水,鲍照多写长江一线的雄浑景色,这种地域差别也影响了二人的诗歌美感。其三,谢鲍二人的乐府诗也有着很大的差别,谢灵运的乐府诗宛曲深沉,较多地继承了汉魏诗歌的抒情传统。鲍照的古乐府则气势充沛,感情强烈,使用了奔冲跌宕式和弥漫发散式两类抒情方式,相较于汉魏古诗表现出更多的创变性。对于同属韵语文学的赋,本文重点讨论了三人的代表作。本文认为谢灵运《撰征赋》的主观意图在于通过缅怀往日家族的荣耀,抒发仕途失意的消极情绪。《山居赋》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既具有抒情小赋的情韵,又具有汉大赋的铺陈罗列,而且增加了自注的体例。其文学成就在于它的注文、正文中的一些景色描写非常优美,与其山水诗有异曲同工之妙。鲍照《芜城赋》的主旨不是为了影射现实,也不是单纯地慨叹盛衰兴亡。而是以凭吊古迹的形式抒发了久已郁积的情感,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叹。颜延之的《赭白马赋》之所以出现颂、谏内容,与汉赋的颂谏传统有关,也与颜延之典雅、粉饰升平的意图,以及咏马题材的渊源传统有关。馀论讨论了从南朝到明清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元嘉三大家文学成就的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排名顺序的变化。了解他们排名顺序的变动,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创作,也有助于了解不同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
詹杭伦[9]2009年在《《文心雕龙》“文笔”说辨析——附论“集部”之分类沿革》文中指出本文辨析六朝以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为中心的"文笔"观念,主张把"文笔"的讨论置于中国目录学"集部"沿革的背景之上。本文认为,刘勰与颜延之、萧绎在对"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概念体认上基本一致;刘勰与颜延之的分歧建构在是否"宗经"之上,刘勰与萧绎的分歧建构在是否"重文轻笔"之上;并且,六朝的"文笔"观念对唐代科举考试中的"杂文试"颇有影响。
参考文献：
[1]. 颜延之文学论[D]. 刘文兰.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2]. 刘宋文学研究[D]. 陈虹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
[3]. 颜延之与元嘉文学新变研究[D]. 叶飞. 河南大学. 2010
[4]. 刘宋文学研究[D]. 孙耀庆. 河北大学. 2018
[5]. 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学术文化与文学研究[D]. 孙艳庆. 扬州大学. 2010
[6]. 颜延之《庭诰》研究[D]. 刘辉.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7]. 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D]. 孙震芳. 江西师范大学. 2007
[8]. 元嘉三大家研究[D]. 时国强. 陕西师范大学. 2008
[9]. 《文心雕龙》“文笔”说辨析——附论“集部”之分类沿革[J]. 詹杭伦. 文艺研究.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