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差距对民族地区的影响及加快发展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快发展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差距论文,民族地区论文,东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西部差距对民族地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宏观政策向东部倾斜，这种非均衡性区域发展战略从GDP占全国的份额来看，1990年东部沿海地区为53.78%，西部民族地区则为16.30%。到1994年，东部则增长到58.59%，而西部却下降到13.98%，增幅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7.13个百分点；从人均GDP来看，东部4年内人均增长了3461.36元，西部仅增长1326.88元，差距却由907.95元扩大到3042.43元；从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看，1992年东部比西部差距被迅速拉大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这对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是生产力布局总体上以国家投资向内地倾斜为特征的内向型平衡发展战略，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和巩固边防，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力度明显加大，交通通讯、能源、电力条件大大改善，资源开发步伐加快，一时间许多民族地区依托资源优势的能源、原材料中工业发展迅速，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扩散源。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更快地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国家对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确定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为主要特征的倾斜性外向型发展战略，大量的资金和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投入到东部沿海地区，在这一强大的动力源推动下，东部沿海地区以超乎异常的速度迅速发展到“逻辑斯递”曲线的顶峰。而此时的民族地区犹如釜底抽薪，以往享有的经济倾斜政策不但不复存在，而且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更是望梅止渴。尽管如此，民族地区依托资源优势，经济发展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东部相比，差距是越拉越大，甚至在本具有一定活力的能源、原材料加工业，由于与东部沿海地区重复建设的能源、原材料加工业，在设备、技术、人才、区位优势等方面无法公平竞争，不是负债率高、缺乏资金难以启动生产，就是缺乏竞争力停工停产，给失去动力源的民族地区经济带来重重困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础条件差，制约因素明显。由于大多数民族地区具有地域辽阔、人口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等独特性，几乎占据了我国的四大高原，与东部相比处于明显的区位劣势，并普遍存在农牧业基础薄弱，农村牧区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差，“瓶颈”制约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利益流失严重；经济运行机制转制滞后，深层次矛盾突出；经济规模小，财政收入低，投资能力弱等共性。在经济发展中，这些难点和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双重体制的长期并存，造成政企不分、投资软约束、宏观调控薄弱、财政困难日益加剧等诸多深层次的矛盾难以解决，经济发展没有生机。从青海省的经济发展来看，1978～1995年实现了年均7.7%的高速增长，而到1995年每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国民生产总值比全国少500元，每万元国民生产总值能耗比全国高127%，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比全国低16.8%，工业资金利税率比全国低6.76%，工业流动资产全年流转次数比全国慢0.6次。这不仅反映出青海省在高速增长下未能克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性，这也是许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症结所在。二是内外商投资意识淡薄，民族地区启动生产缺乏资金。由于民族地区地处内陆腹地或边远地区，交通运输条件落后，农业、能源、原材料等主体产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比较效益低下，加之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原有工业普遍进入升级换代阶段，技术改造任务十分繁重，把有限的资金投入进去也只是修修补补，经济发展仍然是维持在最低发展水准。要走出徘徊不前的怪圈，就要依托资源优势来带动经济发展，结果又存在待开发领域多，资金需求量大，回报率低，风险性大等问题，外商和财团的投资不但望而却步，就是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者在进行嫁接、联姻、合作时也优先考虑中部地区。三是技术、人才外流严重，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缺乏保障。人才市场的建立和技术的转移本是经济规律的客观需要，也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但是由于倾斜度过大，技术、人才的流动与配置已超出了其合理性，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生产经营。过去是“上山下乡”，现在是“下山进海”，根本留不住人才。仅以青海省为例，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人才调出调入之比大约是14:1，已经把多年来国家鼓励到边远地区、民族地区工作所积蓄的科技力量耗散殆尽。如果在宏观政策上没有大的动作，缩小东西部差距将受到人才的严重制约。
（二）对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始终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建国初期，为了加快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党和政府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互助、友爱、平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仅鼓励发达地区在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上对民族地区实行对口支援，给予民族地区较多的财政补贴，而且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实施均衡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这对巩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我国出现了民族团结、和睦相处、共建家园的良好局面。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原有的生产力布局和宏观调控政策发生了倾斜，民族地区在未享受到优惠政策的条件下，也被推入市场，与东部地区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形成了新的经济关系。在市场经济下，民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新时期的经济关系。由于在各种资源有限或紧缺的情况下，经济关系未理顺，国家未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仍然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仍然会流失，差距会越来越大，同时，带来利益分配不公，地区之间、地区的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就出现了新的变化。不仅引起民族地区一些人的不满，对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丧失信心，而且更要紧的是被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的是西部地区以西藏、青海、川西、甘南及黔西北等为代表的藏区，由于藏传佛教在这里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流亡国外的达赖集团利用藏区群众虔诚的信教意识和特殊关系以及藏区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质量低等问题，以地区差距为口舌，炮制散发标语、传单，大肆进行经济渗透和分裂活动，挑拨民族关系，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近年来，青海、西藏等省区时常有人非法出境投靠达赖集团，并且区内和区域间草山纠纷等群众性械斗事件日益突出。1993～1994年青海省共发生影响较大的群众械斗事件71起，其中草山纠纷11起，械斗严重，死亡14人，伤6人。由于西部民族地区与周边十多个国家山水相连，有长达1万多公里的边界线，周边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国内民族地区冲击较大，有的地方出现了外迁现象。据有关资料反映，仅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在两年之内就有千名哈萨克族群众举家外迁到哈萨克斯坦定居，加入哈国籍。另外，藏区企业亏损面逐年增加，拖欠职工工资及其他费用的情况十分普遍，由此引发的集体上访、请愿的事件时有发生，民族关系紧张，不稳定因素增多。对此，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加快民族地区发展需要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
缩小东西部差距，加快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发展问题，而且还需要解决基础问题和一些深层次矛盾。因此，建议当前着重研究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民族地区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关系问题。东西部差距对民族地区带来的深刻影响，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把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作为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在支持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支持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中，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逐步增加财政支持和建设投资；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等。特别是1996年国务院又适当放宽了外商投资领域，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限由1000万美元以下扩大到3000万美元以下。“九五”期间，国家采取的这些积极有效的倾斜政策，对于民族地区来说，这既是一次历史的机遇，也是挑战。有了政策而要如何用足用好这些政策，地方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有了好的政策并不等于民族地区就可以有一个质的飞跃。当前民族地区还存在许多没有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认真进行分析，认清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是历史、社会和政策的综合反映，它的发展要比东部沿海地区难度更大。东部地区在有了优惠政策的前提下，解决的是发展问题，而民族地区需要解决的是基础问题和发展问题。因此，民族地区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结合点，充分利用国家在政策、资金方面优先发展的项目上作文章，实现地方和中央倾斜政策的有机结合，创造和培植跨世纪的重点资源和产业综合开发的经济增长极，以此来带动基础条件的改善，形成发展促改善，改善促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这样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才能所突破。否则，只抓基础条件的改善会错失发展的大好机遇，而不选择开发重点又会因基础条件差失去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遇，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仍将徘徊不前。另外，国家实施经济发展向中西部倾斜是从全局和整体考虑的，借鉴东部沿海地区的成功经验不一定照搬照抄。要深刻领会倾斜政策的内涵，结合各省区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开拓民族地区进入快速发展的切入点、突破口，依托能源、原材料等资源优势，摒弃保守、落后甚至于认为是被掠夺的思想，拓宽招商引资与嫁接、联姻、协作领域，真正地把倾斜政策用足用好。
（二）脱贫致富与民族地区发展问题。西部九省区贫困人口多，贫困面大，已成为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问题。
解决民族地区贫困农牧民的温饱问题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没有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就没有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不可能缩小东西部的差距。从我国经济发展格局来看，东中西部的基础条件、自然环境、市场发育程度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某些地区经济发展起来，并不等于全国的经济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区域经济发展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仅远远滞后于东部地区，而且贫困程度是全国最高的。以往的经验告诫我们，如果只谋求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忽视广大农牧民的基本生活，轻视农牧业发展，即便快速发展能带来一定的财富，但不是被贫困大军全部吃空，就是经济周期太短，经济增长很快就出现过热。过热了就会出现胀库，销不出去，造成财政严重拮据。因此，要加快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先要使广大农牧民脱贫致富。民族地区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为这一基础性工作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国家制定并已经开始实施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又提供了根本保障。民族地区必须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把扶贫脱贫与加强农牧业基础地位结合起来，与改善条件、夯实基础结合起来，拓宽扶贫脱贫路子，走开发扶贫、科技扶贫和智力扶贫之路，实施异地农业综合开发扶贫、立体生态农业扶贫、水土保持扶贫、种养加扶贫、夯实基础、改善条件扶贫，把脱贫致富工作做为解决发展问题的重中之重来抓，做到扶贫一块，攻坚一块，严防脱贫后的返贫现象。这样才能把民族地区丰富的水土资源和发展大农业的潜在优势发挥出来，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才能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才能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也才能逐步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
（三）改善基础条件与加快发展问题。民族地区的经济能否得到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条件的改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正是根据区域间基础条件的差异而制定的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也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下，充分发挥已有的基础条件而得到迅速发展，并应用发展带来的收益进一步改善基础条件的。对于自然资源丰富、基础条件差、经济发展又十分落后的民族地区，如果仅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善基础条件，显然是不可能的。基础条件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应更多地向民族地区倾斜，象青藏高原区，应尽快安排进藏铁路工程，打通格尔木至库尔勒铁路通道，改善欧亚大陆桥运输条件。另外，国家应扶持修建一批西部中心城市间的高速公路，有计划地打通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周边国家的陆空运输，构筑地区间的铁路、公路、航空等大交通、大动脉。同时，地方政府应加大通往边远贫困县乡公路的改建、扩建，形成区域间的网络结构。加快通讯设施建设的步伐，改变闭塞落后状况，把各种资源、商品和市场与国家多功能的统一大市场有机地联系起来，增强民族地区发展的信心和希望。
（四）重点资源开发和产业结构布局问题。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是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的根本点。因此，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进行开发利用，是民族地区摆脱贫困、求得发展的有效途径。但是在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下，还存在经济体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市场机制尚没有完全建立等问题，国家对经济的作用不是淡化而是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来有效地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另外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性也要求国家产业政策要结合区域的特点有一个生产力总体布局。当前民族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自然资源整体上的分散性和区域上相对富集性，使民族地区不可能整体推进，也不可能求全发展。需要各民族地区发扬团结、协作精神，结合各自的省情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充分发挥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盐化工、有色冶金、电子等工业优势，确定资源开发战略重点，由粗放型的开发、经营、管理转变为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资源开发加工模式，将单一的能源、原材料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为轻重并举、采掘、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高效产业结构体系。如新疆的石油、天然气，甘肃的镍、铅、锌，青海的水利资源和钾肥资源，宁夏的煤碳、水利资源，陕西的钼、铅锌，贵州的铝，四川的钒钛，云贵的磷矿和水利资源等等。如果国家在区域发展上有一个总体规划，并积极进行扶持、协调和引导，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并积极进行扶持、协调和引导，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发挥西部民族地区资源发布相对富集的优势。青海省依托柴达木盆地的资源优势和黄河上游得天独厚的落差，构筑黄河上游的水能开发和柴达木盆地以钾肥为主的盐化工，石油天然气为主的石油化工产业结构；陇海线西段和黄河上游以能源工业为基础的有色贵金属材料开发；蒙陕宁河套地区以煤为中心的能源、稀土、特种钢材开发；兰新线西段至准噶尔盆地以石油为主的石油、煤、金、铬能源多金属的综合开发；塔里木盆地石油及石油化工开发；阿尔泰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宝石开发；西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矿产资源综合勘查开发；云贵川攀西、六盘水以煤、铁、铜、铅、锌、铝、磷开发。这样既可以使各民族地区的重点资源开发和产业结构布局形成各具特色的支柱产业和龙头产品，又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增加先进技术要素在产业及其结构成长中的贡献份额，提高产品的高附加值，消除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不合理影响，增强竞争力。同时，还会使区域上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发挥民族地区在资源、区位上的优势。
（五）金融政策和拓宽融资源渠道问题。西部民族地区资金匮乏，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国有企业改组、改制、改造等服务长期短缺，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要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步伐，缩小东西部差距，既需要国家在宏观政策方面针对民族地区区位上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按《民族区域自治条例》有关规定，有所区别地在金融政策上给予适当倾斜，更需要民族地区自身解放思想，跨大步，拓宽融资渠道。从“八五”开始，国家就十分重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了倾斜，并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和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或联合投资，国家优先安排在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项目，但由于西部民族地区普遍存在资金自有率低，与全国水平相差很大等问题，民族地区的发展十分不平衡。要使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迅速转变为经济优势，一是国家开发银行在立项、资金投入上要加大向西部民族地区倾斜的力度，适当增加民族地区的专项贷款、扶贫贴息贷款、低息贷款的投入。二是对民族地区可考虑适当放宽减免贷款和挂帐停息的政策权限，给民族地区省级一定的审批权限。三是对民族地区的二级准备金比例在抵御风险防范许可的范围内，应适当降低并规定低限比例，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提高西部民族地区资金自求平衡的能力。四是增加西部民族地区的信贷规模，使资金供给能力与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同时，西部民族地区现阶段除了巩固对外借款渠道，提高贷款质量外，还要积极开拓证券融资，鼓励更多的效益好的企业对外发行股票，既要进入国内B股市场，又要积极创造条件在海外上市，稳步开拓欧美市场，充分利用美国存托凭证(ADR)、全球存托凭证(GAR)和可转换债券等融资工具，扩大招商引资。另外，要大胆引进建造-经营-转让(BOT)、建造-拥有-经营(BOO)、建造-拥有-租赁-转让(BOOT)、建造-租赁-转让(BLT)、建造-转让-经营(BTO)等投资方式，吸引国内外资金，缓解资源开发、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建设成本高、风险大、资金严重短缺等矛盾，加快经济发展。
（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民族地区要赶超发达地区，逐步缩小东西差距，没有超常规的发展思路，还是难以实现缩小差距，消除影响的目标。一是今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继续实施和东部经济的惯性，仍将处于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即便是实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开发型产业西移，加大东西合作的力度，由于基础、起点等的不同，民族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个发展高潮期，但根本上还是难以缩小差距。二是长期发展滞后的阴影困扰着民族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思想不解放，观念转变迟缓，经济体制中的新老问题交织。下大力气解决这些深层次矛盾，努力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固然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会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但还是不能有一个质的飞跃。三是依托资源优势，走全方位开发战略，资源置换战略，东西合作战略等，解决的仍然是发展中求发展问题，但是基础条件差、经济落后又往往成为发展的瓶颈。对此，民族地区要加快发展，必须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选择区域上具有一定发展优势，对周边地区起辐射作用，能够带动发展的区域作为突破口，在国家扶持下建立如前所述的经济开发试验区，形成民族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或者选择高科技发展战略，克服“瓶颈”制约等不利因素，直接跳跃到高起点上，以高科技产业为龙头，带动资源开发。象青藏高原经济区由于海拔高、气候差、基础设施落后，硬环境软环境都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有一个高速发展期。但是青藏高原经济区是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的“第三级”，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如果选择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青海省格尔木市作为今后发展的经济增长极，建立并加入“信息高速公路”和国际航空港，筹划高原期货交易市场和融资中心，以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为支柱产业，建设成国际自由贸易区，把西部各民族地区的优势资源直接推向国际市场，不能说这不是青藏高原经济区今后跳跃式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