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文体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回小说论文,述评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文体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4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文体研究的对象包括章回小说体制形式的各个方面。据初步统计，20世纪海内外关于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文体方面的专题论文约有100篇左右，另外很多文学史、小说史、小说书目中也都有关于章回小说文体的论述。近年来，又出现了几部章回小说文体研究专著。从这些论文及论著分布的时间上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小说被译介到中国，人们开始重视章回小说的形式体制特点，出现了一批研究文章，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社会、政治等原因，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文体研究又相对沉寂。在这大约100篇的专题论文中，产生于90年代的就有约65篇；几部关于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文体的专著也全都是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单部作品和同类作品的文体研究也大量出现在90年代以后。可见90年代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文体研究的活跃期和创获期。从研究方法上来看，80年代以前的论文论著主要用传统的直观感悟式的方法去研究章回小说的体制。80年代以后，学者们在吸收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大多借鉴西方叙事学理论和文体学理论对中国古代章回小说进行考察。他们吸收了西方的文学理论，进行选择与整合，并结合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具体特点，力图总结出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体特征来。这些论著有：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浦安迪《中国叙事学》、杨义《中国叙事学》、陈美林、冯保善、李忠明合著《章回小说史》等。20世纪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文体研究在吸收古今中外文体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正逐步透过表象而逼近于章回小说文体的真实状况。
20世纪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文体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创获：
一、章回小说体制研究
章回小说的体制包括分回标目、开头和结属的模式、孱入诗词韵文等方面。“章回小说”这一名称比较贴切地表现出中国古代白话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尽管如此，一些学者们认为，“章回小说”这一称呼是近代才有的。明清时期以评点家为代表的文人虽然也注意到章回小说与其他小说的文体区别，用“奇书”、“才子书”之类的名称来称呼章回小说，但是从来没有对这一特殊的文体进行定义和辨析，这些概念本身也指称模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学者如夏曾佑、胡适等都曾对章回小说的命名问题进行过探讨。他们都注意到章回小说与其他文类及其他小说文体的区别，明确提出“章回小说”这一名称。但是他们同样未能给章回小说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也没有对章回小说的文体特点进行勾勒总结。建国以来，人们对章回小说这一名称有了比较一致的解释。尤其是一些工具书如《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对章回小说的定义及文体特征的把握相对来说比较恰切。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梳理，尤其是陈美林等所著的《章回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对这一问题的总结和概括比较全面和客观。目前研究者们一致认为，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的别称，其特点是分回标目、分章叙事、情节繁复、内容通俗、语言晓畅、文备众体、模拟说话艺术等。
1.章回小说回目研究
分回标目是章回小说最直接的体制特征。从探源的角度来说，一般认为，章回小说的分回标目来自于宋元讲史的小标题。王国维先生认为刊于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章回小说分回标目之祖（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也有学者认为章回小说标目的体制来源于经书分章标题的方法（何满子《章回小说和叙事文学的民族风格》，《文史知识》，1982年第3期）。陈美林等的《章回小说史》指出，作者撰述不能一日完稿，情节繁复需分头叙述，读者阅读时间过长会引起疲劳，这些都是分章回的重要原因。从流变的角度来看，章回小说的分回标目有一个逐步的演变过程。一般认为，章回小说的回目是从无到有，从单回目到双回目，从不对偶到对偶，从写实到抒情，其逐渐雅化的痕迹是比较明显的。阿蒙的《章回小说回目的演变》（《羊城晚报》1962年7月14日3版）一文认为，宋人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的八言单句回目奠定了章回小说回目的基础。一般章回小说中七言两句的回目是一种变体，并非古典小说的基本体制。小说回目由“一条腿”发展为对联式的两句，与元人杂剧中的“题目”、“正名”有关，而章回小说的回目用写实的手法将某些情节予以突出、概括。直到《红楼梦》出世，才确立了八言回目的体制，而且创造地运用了抒情手法，使回目回味无穷。一般认为，第一部明确标目的章回小说是刊于明嘉靖三十二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陈辽《回目对仗精工的通俗小说始于哪一部？》（《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一文指出，最早的通俗小说无题，题目是后人加上去的；每目七字，是嘉靖本的创造；而回目对仗的现存通俗小说是《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这是通俗小说回目演变的一般规律。章回小说立目一般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以事取名、故事撮要、语言相对明白具体等。
2.章回小说的文备众体
文备众体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艺术形式上一个鲜明的、普遍的特点。关于这一现象的成因，学者们也有深入的研究。方正耀《中国古代小说的文备众体》（《中州学刊》，1989年第1期）一文主要从文化背景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该文指出，文备众体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风俗习气的反映，是本民族传统审美习惯的产物。陈美林等则从文体和作家的角度阐释这一现象，认为各体文学的全面发展繁荣是章回小说文备众体的必要前提。章回小说的文备众体一方面由长篇巨制及全景式再现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所决定，或为作品中描写内容所必需；另一方面与作者的逞才炫学有关；第三方面则在于中国韵文学的繁荣与普及（《章回小说史》）。对文备众体的优点及缺点，学者们也都有比较清醒准确的认识：诗词、韵文在抒情写景、塑造人物、刻划心理、劝诫讽谕、推动情节发展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些诗词韵文有助于表现人物、推进情节，那就有艺术作用。如果不顾小说文体叙事的首要功能，滥用诗词韵文，就会降低小说的审美功能，造成作品的“隔”，有碍情节和行动的连贯，极大地损坏小说的审美性和完整性。文备众体恶性膨胀，就会破坏小说样式的基本特征。
3.开头、正文与结尾的三段式结构模式
章回小说的外在形式上有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特征，即它们基本上都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开头（楔子）、故事主体和结属。20世纪以来，这一整体特点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李忠明先生《试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指出，从文学渊源来看，这一结构特点与宋元时期的诸多文体都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话本小说入话、正话、篇尾的结构体制对章回小说的这一结构特点有着深远的、直接的影响。其他文学样式如宋元杂剧的结构形态对章回小说的结构体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八股文的体制对章回小说的结构也有一定的影响）。从演进过程来看，章回小说的这一结构特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无意的模仿话本体制，到逐渐被作家接受并逐步完善，直至后来又逐渐失去明显的三段式结构。从形成原因来看，这种结构模式是作品结构本身发展的产物，是作家、读者双向互动作用的结果，也与民族传统的欣赏习惯、民族接受心理等因素有关。这种结构匀称而完整，具有较高的形式美；楔子和结尾的存在，不但使小说的思想意蕴丰富化、深刻化，富有象征意味，而且使整部小说有一种悲而美的情感色彩。但是不可否认，这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创作。陈美林等的《章回小说史》也提出类似的观点。
二、章回小说的叙事学研究
近年来，章回小说的叙事学研究方兴未艾，成果累累，成为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与亮点。上文统计的20世纪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文体学论文中，约30%是有关叙事学的论文，其中绝大多数是80年代以来撰写的。国内有关章回小说叙事学研究的专著则多产生于90年代以后。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则早了一、二十年。这种对同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发生借位的现象，正说明叙事学理论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进程。具体论著有Andrew H.Plaks（浦安迪）的Chinese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中国叙事文：批评与理论文汇》，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浦安迪(Andrew H.Plaks)的《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等。陈平原先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一书研究的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但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论述以及所采用的叙事学方法对以后的研究者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单部小说的叙事学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几部古典名著上，具体有王克明（美）《红楼梦的叙述艺术》（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李庆信《跨时代的超越 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巴蜀书社，1995）、王彬《红楼梦叙事》（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郑铁生《三国演义叙事艺术》（新华出版社，2000）等。90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小说史论著也普遍吸收了叙事学研究的成果。由此可见，叙事学研究是章回小说文体研究的重中之重。这些论文论著大多数都能在理论上对西方叙事学进行理论上的选择和整合，而不是照搬整个西方叙事学理论体系，结合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具体特征进行研究。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叙事学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
1.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叙事模式研究
自从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问世之后，国内研究古代小说的学者们从中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该书指出，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述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这一论断基本符合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论述也相当准确。但它是从近代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所论述的问题、理论框架的构建和切入角度都是有选择的。从中国古代小说的整体叙事模式来看，还有许多需要补充之处。而以后的研究者们也正是在此起点上进行更为细致、具体、准确的研究。就叙事视角这一问题来说，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一书从具体章回小说中的实例说明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中存在着限知叙事。罗德荣《小说叙事视角理论再思考》（《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从传统的评点入手，指出明清时期的评点家们（如毛宗岗、金圣叹）对章回小说中叙事视角的调整和变化、限知视角的运用这些问题已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和自觉认识，“叙法变换”、“影灯漏月”等词语，某某“眼中事”、某某“眼中望见”等提法，都是评点家们对叙事视角变换、限知视角的理论概括。不迷信前人的论断，结合具体作品的实际去总结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叙事模式，这是90年代以来古代小说研究逐步深入的一个表现。
“叙事结构”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这首先是因为“结构”一词是有争议的。就拿章回小说的结构来说，学者们就从“叙事结构”、“思想结构”、“艺术结构”、“情节结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而且这些称呼又有着不止一个内涵。可见，这一概念的运用非常混乱。就拿与文体有直接关系的“叙事结构”来说，有从时间入手的，认为章回小说普遍采用线性的历史顺序法，按历史时间的先后发展来安排情节，具体有历史编年体、纪传体、游记体、梦幻神游体等（陈美林等《章回小说史》）；有从情节入手的，认为章回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有三种：线形结构（以《水浒传》《西游记》为代表）、网状结构（以《三国演义》《金瓶梅》为代表）、框状结构（以《儒林外史》为代表，见孙逊《明清小说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有从形式入手分析章回小说文本的结构面貌的。可见“叙事结构”这一概念在研究者心中也是非常模糊的。我认为，研究文体意义上的“叙事结构”，应该从形式入手。浦安迪《中国叙事学》一书指出，叙事作品的结构是指作品的“外形”，他把中国古代文人章回小说称为“奇书文体”，并对奇书文体回数的设置、高潮出现的位置、时空布局、叙事“纹理”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叙事文学的基本结构模型是中国人思想中的阴阳五行的基本模型，即“绵延交替”“反复循环”的情节反映的阴阳五行概念最终构成了中国小说生长变化的模型。至于阴阳五行模式是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结构模式，这有待进一步商榷。但是浦安迪关于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具体构成形式的研究，却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2.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叙述者等其他叙事学问题
近年来，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叙述者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说书人”问题上。研究者们从发生学的角度指出，章回小说从话本小说演进而来，因此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模拟了说书人的叙述方式，其突出表现在于叙述行文中不时出现诸如“话说”、“却说”、“不在话下”等说书人套语。从功能论的角度着手，研究者们指出，说书人有“导游”、教化、传播史实等职能。然而这些研究还处在问题的表层。随着叙事学理论的深入人心，学者们对于说书人的研究也不断深入。美国的韩南在论及中国白话短篇小说时指出，中国白话小说中的叙述者是不断变迁着的，随着早先“带着普遍性的叙述者”逐渐为“有个性的叙述者”所取代，白话小说中“叙述者的分层”越来越明显（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这一论断在中国白话小说中有着普遍意义。杨明品在《叙述者与叙述效应》（《湖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者家族中有两种不同的形象：“说书人”和作家；存在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说书人”叙述与作家叙述。由于题材从说书沿袭而来，演述方式又固定化、程式化，使“说书人”叙述成为大部分白话小说的审美风格和审美特征，也成了读者的审美习惯。随着章回小说的发展，作家叙述渐渐萌生，并在明末清初渐渐走向成熟。作家叙述的特征是作者与叙述者有可能由重合趋向分离，有利于小说抒情功能的发扬等。孟昭连《作者·叙述者·说书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主体之演进》（《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指出，在说书体小说中，说书人和叙述者共同担负叙事职能。说书人是作者的化身，但是说书人并不是说书体小说中唯一的叙事成分，小说首要的叙述成分仍是叙述者。二者的区别在于，说书人在介入故事时往往带有明显的说书人套语和口气，其叙述态度是主观的，其主要表现方式是“讲述”；而叙述者则具有全知全能的权力，担当着客观叙述、描写、表现等功能，其叙述态度是客观的，其表现方式是“展现”。从“讲述”到“展现”，从“主观”到“客观”，从“有我”到“无我”，是中国古代小说演进的一个表现方面。
以上是章回小说叙事学研究中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与叙述者问题关系密切的叙述层次问题，叙述模式、叙述者、叙述层次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小说内容、意蕴的关系等。
三、章回小说的语言学研究
章回小说的语言学研究是章回小说文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主要还是文学研究，而不是纯粹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它旨在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古代章回小说的语言学研究却是一非常薄弱的环节。这首先表现为研究者们对语言问题的忽视。这不仅表现为有一些研究论著（甚至是文体学论著）根本不涉及语言研究，还再现为一些著作对语言问题看似重视而其实不重视：他们每每在论述到最后才顺便提一下语言问题，而且几乎在论述每一部小说作品时所用的研究思路和表述方式都是相同的。其次表现为小说的语言研究与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的长期分离。拿几部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语言学研究专著来说，如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虽然目的是为了帮助理解作品的内容、欣赏其表现手法，但在书中却仅仅是方言俗语的搜集与解释，而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些方言俗语的美学效果和对主题意义的揭示。吴竞存编《〈红楼梦〉的语言》（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日）香坂顺一著《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文津出版社，1992）等则是将《红楼梦》、《水浒传》视为语言学研究的材料，对汉语语言规律进行研究，而不是对小说进行文学研究。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成果都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第三表现为研究者语言观念和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落后以及对语言性质认识的局限。以上两个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人们语言观念和研究方法的落后。长期以来，“语言是思想和内容的载体”这一观念主导着人们的思想，中国古代就非常推崇“得意忘言”的美学境界。“载体论”的结果就是人们普遍忽略文学语言自身的审美特质。另外，“语言是形式‘的观念在人们心中也非常普遍，由于社会和政治原因，这一形式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冷落。总体看来，这些论者所采用的都是最为基本的语词汇释的方法，而对于语法、篇章、语义、修辞等语言学的重要方面的研究都还非常薄弱。近年来，随着对章回小说文体研究的深入和西方文体学理论的引入，章回小说的语言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李旭《从“苍古以蓄词”到“文章代口舌”——明后期美学趣味变革之一语言工具和文体风格的变化》（荆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王启忠《试论中国古代小说的用语特点》（齐鲁学刊，1994年第5期）等论文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章回小说的文体特征。一些论著如纪德君的《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等也涉及到了章回小说的叙事语言问题。孙爱玲《红楼梦对话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则是运用语境学、语用学等研究《红楼梦》的对话。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但是这还只是一个开端，还有许多非常艰巨复杂的任务等待人们去完成，还有一些深入的问题和现象等待人们去发现。
总的来说，20世纪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文体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逐步加强了章回小说文体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20世纪初古代章回小说的文体研究是零星的、直观的、感悟式的，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8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在反思以往意回小说文体研究的同时，加强了研究的全面性、逻辑性和理论性，从而使章回小说文体研究渐渐走向科学与规范的学术轨道。第二，对章回小说文体特征的研究更加具体、深入、细致。从最初章回小说的定义，到后来对章回小说外在文体特征的初步描绘，再到比较深入地分析章回小说的内部的叙事模式等问题，章回小说文体研究正趋向于更加全面、具体、细致。但不可否认，20世纪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文体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几部名著的研究多而对章回小说文体的总体把握少；现象描述多而理论概括少；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文体特征研究中，主观论断多而客观实证不足；作为文体学研究，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语言学研究还远远不够，等等。这些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加强研究。
收稿日期：2001-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