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学科论文,进展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伴随“后实证主义”等国际关系“元理论”研究而兴起的知识活动，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正日益成为塑造学科意象的重要方式。在这一塑造学科“自我意象”的知识活动中，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在一些研究议题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在某些议题的研究上还有待发掘和深化。相较而言，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一知识活动关注较少，基于此，梳理西方学界在学科“意象”塑造上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存在的局限，了解未来学科“自我意象”改进与再造的诸多方向，对于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来说将是重要的、必需的，也是紧迫的。
一、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兴起
国际关系学科史是“关于国际关系话语的话语”，①即关于国际关系学的话语，是“对国际关系学科自身的历史、地理、认同和自我合法性进行反思”②的知识活动。
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兴盛是在后冷战时期，它标志着国际关系学的“史学转向的来临”。③与冷战时期的零碎的学科史研究相比，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较多地带有批判色彩。
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主要围绕以下议题展开：
第一，国际关系学科史的时间维度。它所展示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发展史，是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学的制度史两个层面的有机统一，因为制度是思想生产的持续动力基础之一，而思想是制度的价值体现。
第二，国际关系学科史的空间维度。它是对国际关系学的国别发展状况的描述和比较研究，是对不同国家或地域的国际关系学发展状况展示并进行比较研究。它不仅要概括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发展差异与共性，而且要对这种知识关系进行阐释，也就是说，不仅是要描绘出国际关系学的“全球知识地图”，而且要揭示造就这样一幅知识图景的动力和因素。
第三，对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认同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不仅涉及国际关系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整体地位(国际关系学是否是一门独立学科?国际关系学是国际性的还是国别性的?)，而且涉及国别、地方的国际关系学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地位(知识与权力关系问题/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以及国际关系学的内部知识发展状况(学科是否存在进步?统一性还是多元化?)。
第四，国际关系学科史的价值关注。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不仅要完成最基本的工作即呈现一个“真实的、深度的历史”，从而修正“被扭曲的历史”、挖掘“被忽视的历史”、发现“被隐藏的历史”，而且要进行反思，指向一种革命的或者保守的价值，强化过去的知识传统或者解放过去被压抑的知识传统。
所以，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不仅在于提供国际关系学科的时空维度的思想与制度层面的双重发展史，而且还要为这一历史发展过程进行阐释，进而反思国际关系学科及其价值。
二、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进展
西方学界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国际关系学的历史研究、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地理考察、国际关系学的身份认同研究，以及国际关系学科史的写作方式研究。
(一)国际关系学的历史研究
国际关系学的历史研究，包括对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已有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史或理论史研究，关于国际关系学的制度史研究相对薄弱，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
其中，作为主轴的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种是用“争论史”的叙述方式去建构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史；第二种是去重新考察“争论史”方式建构下的国际关系学的思想史，试图破除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历史的某些“神话”，表现出批判史学、修正史学的特征。
“大争论”的叙述方式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史包含在五次“大争论”中：“20世纪20、30年代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交锋，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第三次争论”，④以及冷战后的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论。
“第一次大争论”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历史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争论，它是“关于人性的保守与革命方式之间的意识形态论辩向世界政治研究的扩展”。⑤这种叙述源于爱德华·卡尔(E.H.Carr)把国际关系学的最初发展阶段界定为是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进行猛烈批判，并且现实主义最终取得胜利。⑥“自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第一次‘大争论’以来，一直就存在众多的试图根据不同的概念模式来重建国际关系思想史的尝试”，⑦争论似乎成为了学科发展的一种模式。
国际关系学的“第二次大争论”是传统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争论，争论双方的代表是主张“古典方法”的布尔(Hedley Bull)与主张“科学方法”的卡普兰(Morton Kaplan)。⑧
“第三次大争论”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范式间争论”。⑨争论方被认为是三大范式：现实主义、多元主义、结构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国际关系学科的“第四次大争论”，主要是发生于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或者是后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之间。⑩这一时期的理性主义者包括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反思主义者包括了后现代主义者和其他的批判理论者，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和其他的批判理论者挑战了国际关系学的哲学基础、挑战了国际关系学的语言观、知识观、真理观、科学观、政治观和伦理观”，(11)“在一个由西方现代性话语所产生和阐述的国际关系学科内寻找‘思想空间’”。(12)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五次大争论”时期，这是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13)实际上，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建构主义在理性主义研究路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与阐释性的研究路径(主要是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之间建立起中间道路，创造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新领域”。(14)
这样，在连续的“大争论”所建构起来的国际关系学科史叙述里，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史伴随着不断的变化和调整。第一次大争论和第二次大争论包含着国际关系学的三波理论发展；“范式间争论”推动了多元主义、结构主义理论的发展，“第四次大争论”推动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第五次大争论”推动建构主义尤其是温特式建构主义的发展。
尽管“大争论”成为国际关系学科史的流行叙述，但仍然有许多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者对这种叙述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15)
这些聚焦于“第一次大争论”的批判性研究通过考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状况，发现与传统的流行信念相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学从未被一群信奉所谓的理想主义范式的乌托邦式学者所支配，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科史的“第一次大争论”是虚构的。(16)
许多早期的对“第二次大争论”的研究认为，它对国际关系学的转型做了贡献，“传统范式与行为主义范式之间真正的大争论比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更加重要，更具实质性”，(17)但是，关于“第二次大争论”的批判性研究认为，“这场争论并不是集中于是否应该将行为作为研究焦点，也不是真正争论应该关注经验还是关注规范，相反，它只不过是关于科学方法论的争论”。(18)也有学者认为，这场争论是偏颇的和不彻底的，争论双方都将科学等同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导致了科学与历史之间的不可通约性。(19)
在学科制度史研究方面，有一些零散的关于一些重要的学术机构发展史的简述，如布朗(E.D.Brown)对伦敦世界事务研究所(The London 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自1934—1984年这50年的历史分四个阶段进行了梳理；(20)有一些关于基金会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如福特基金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21)有关于学科制度中的一部分的学科杂志期刊的分析研究，(22)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对于《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杂志50年的发展与世界政治研究，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分析。(23)另外，邓恩(Tim Dunne)对20世纪的英国国际关系研究加入了制度史的维度，主要是对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简要阐述。(24)
在制度史层面的研究上，较为突出的是普兰坦(Frank Plantan)将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制度史分析作为其博士研究专业的专攻方向。普兰坦分析美国高等教育如何影响制度层面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并且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发展状况为个案，对制度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进行了细致的研究。(25)
(二)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地理考察
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空间维度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着重考察美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状况，另一类是着重考察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发展状况。这样一种知识状况实际上体现了国际关系学领域中的知识交流模式，那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半中心—外围”结构。美国国际关系学处于学科知识中心，英国、欧洲大陆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国际关系学处于学科的半中心，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学处于学科的知识外围。
在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地理研究中，对处于“中心”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状况分析成为焦点。但实际上，美国的多数研究者并未有意识地、自觉地区分和研究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因为他们潜意识地将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几乎等同于全球的国际关系学。当然，这不能排除有些学者自觉地研究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发展状况，代表性学者如福克斯(William T.R.Fox)、帕尔默(Norman D.Palmer)等，他们对特定时期的美国国际关系学发展概况进行梳理。福克斯考察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状况，帕尔默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70年代的美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状况。(25)施密特(Brian C.Schmidt)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在博士论文中，通过重建国际关系学的“内在话语分析”，对美国国际关系学形成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以“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话语”作为内在话语发展的线索，叙述从19世纪8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史。(26)在施密特的研究中，“无政府状态的概念与其说是一个自我指涉的外部世界的经验事实，不如说是国际关系学科内部争论的一个函数”。(27)
由于战后国际关系学发展重心基本上在美国，所以，可以把关于战后国际关系学的主流论述视为是战后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发展概况。
就“半中心地带”的欧洲国际关系学而言，学科史研究认为，“回顾欧洲大陆独特的国际关系理论场景……(可以认为)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远非(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特许产品，它提供了原创性的、启发性的理论和挑战性的视角”，④同样，“英国学派”的知识成果也得到学科的普遍承认。
早在1976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下，欧洲学者就对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瑞典、荷兰这六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现状进行了研究。(28)1989年，欧洲学者又对国际关系学在众多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及意大利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29)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欧洲的国际关系学的关注更加突出，有学者运用知识社会学框架对欧洲国际关系学与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32)也有学者集中考察欧洲国际关系学发展状况，如《国际关系学在欧洲：传统、视角与命运》着重探讨了欧洲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史、理论化的驱动因素、理论化的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本土理论建构与理论引进之间的关系、传统话语和新话语的模式、学科传统的多样性等重要问题。(33)
纵观这些研究，有关英国国际关系学尤其是“英国学派”的研究显得特别突出，成为国际关系学科史知识地理考察的热点。另外，有关北欧地区的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也较为突出。
早在冷战时期，就已经有一些学者关注于英国本土的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发展，提供了一些关于英国国际关系学发展概貌的文献。(34)冷战后，对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状况尤其是“英国学派”做出较为全面梳理的代表学者是邓恩(Tim Dunne)、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和菅波秀正(Hidemi Suganami)、布赞(Barry Buzan)等人。
邓恩在《创造国际社会：英国学派的历史》一书中，试图“提供一个关于英国学派的内部历史的描述，以此为新的修正主义的国际关系学科史学做贡献”。(35)该书追溯了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两个发展阶段，“对英国学派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贡献，尤其是在新一波规范理论的背景下进行评估”。(36)
林克莱特和菅波秀正对英国学派的研究主要是根据研究议题来展开，试图“全面叙述英国学派关于国际关系的研究”。(37)他们对英国学派的重要人物的问题和答案、英国学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布赞主要通过“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之间的三元对话的方式，对英国学派思想史进行梳理。他指出英国学派在“国际社会”研究上的优势，在“世界社会”研究上的不足，并且从“层次”、“部门”、“边界”、“规范冲突”和“方法论”五个方面剖析英国学派的不足，从而着力发展英国学派的“世界社会”维度。(38)
对北欧地区国际关系学的关注是从冷战后开始的。第一个有影响的关于北欧地区的国际关系学发展状况分析，是约尔格·弗里德里希(J
rg Friedrichs)有关美国知识霸权下北欧国际政治研究地位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对外政策分析、谈判研究和国际合作研究是北欧可以利用的、相对于美国知识霸权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39)也有学者通过考察“国际关系理论的诸多欧洲理路”，比较分析了法国、意大利、北欧的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知识生产路径，主张对建立独立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来说，“北欧的多层次研究合作模式是实现挣脱美国核心、实现知识解放的最有希望的发展路径”。(40)
在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地理考察中，处于“外围”的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关系知识发展状况没有得到太多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状况正逐步改变。
首先，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状况成为一个关注点。1987年出版的《苏联的国际关系研究》对苏联有关国际关系变化的看法演变进行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论述，(41)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国际关系学的苏联学派。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虽然现实主义作为居于支配地位的理论范式出现，但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仍然处于自我界定的过程中，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对各种知识影响敞开大门”，(42)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在现在的俄罗斯国际关系学中，“所有重要的国际关系传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存和自由发展”。(43)
霍尔斯蒂(Kal J.Holsti)考察了印度、韩国等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状况。(44)1989年出版的《国际关系研究的最新现状》在考察欧美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同时，对巴西、南非、拉丁美洲、尼日利亚、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学发展进行了探讨。(45)
蒂克纳(Arlene B.Tickner)考察了拉丁美洲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状况，认为拉丁美洲的国际关系研究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国际关系学话语的内容。(46)还有学者关注国际关系学在亚洲的发展状况，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发表，使西方学术界了解亚洲国家的国际关系学发展状况。(47)蒂克纳和维夫(Ole W
ver)主编的《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研究》，除了关注美欧国际关系研究外，还考察了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国家如中国、日本和南非等处于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48)
(三)国际关系学的身份认同研究
学科认同是学者对于其所从事学科的独立性、完整性、连续性的自我意识，进而对该学科从业人员的学科使命、学科立场的自识与自觉。具体而言，国际关系学的身份认同研究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国际关系学的学科独立性问题，即国际关系学是否是一门独立学科；国际关系学科的统一性与分裂性问题，即国际关系学的国际性与国别性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体系的多元与统一关系问题。关于学科连续性的思考集中在国际关系学的“大争论”的论述中。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学的迅速发展之时，国际关系学的学科独立性问题就已经产生。学者们围绕“国际关系学是否是一门学科”、“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围”等问题展开思考。邓恩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支，国际关系学的区别性特征在于它所处理的问题的性质”，“它包含了研究主题和处理新问题的一套技巧与分析方法”。(49)在卡普兰看来，国际政治不能作为政治科学的次学科，也不能作为其他学科的次学科，因为国际事件不是国内事件的副现象，忽视政治的国际事件分析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系统知识。同时，在政治问题的制度解决方式和分配于国际体系中的政治价值方面，国际关系学有其独特性。(50)普兰坦(Frank Plantan， Jr.)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国际关系学具有学科交叉方法和多学科方法的特征。(51)
对于国际关系学的国际性与国别性的讨论，主要围绕“国际关系学是(仍然是)一门美国社会科学”这一问题展开。对国际关系学的国家特性问题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开创性研究当属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的研究。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知识倾向、制度条件和政治环境综合作用，使国际关系学成为了一门美国社会科学。(52)
霍夫曼的研究引发了对“国际关系学是否是一门美国社会科学”的激烈讨论，霍尔斯蒂认为，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美国知识霸权不是美国一家独霸，其实是“英美知识共治”。(53)卡勒(Miles Kahler)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正在减弱。(54)史密斯(Steve Smith)对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进行了批判性研究，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是与国际现实领域的美国实力霸权相联系的。(55)克劳福特(Robert M.A.Crawford)与加维斯(Darryl S.L.Jarvis)主编的论文集《国际关系学：仍然是一门美国社会科学吗?》，集中和系统地讨论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与多样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认同与跨国认同问题。(56)
在探究国际关系学科的“美国中心”特性的同时，“英国学派”的身份研究也成为学科史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英国学派”的第一次明确的身份争论在琼斯(Roy Jones)、格瑞德(Sheila Grader)和威尔逊(Peter Wilson)之间展开。(57)与此同时，关于英国学派的主要人物——马丁·怀特的争论作为这次学术争论的一个补充，使得“英国学派”的命运争论聚焦化。(58)20多年后，对英国学派的身份争论又一次进行，论辩双方是安·霍尔、布赞与利特尔。(59)
关于国际关系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争论，集中于知识统一或知识多元与学科“进步”的关系问题：是知识统一还是知识多元更有利于学科的“进步”。这一问题又具体细化为两个问题：一是国际关系学领域是在走向统一还是多元，二是是统一还是多元更加有利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早在20世纪80年代，霍尔斯蒂就认为国际关系的特征是“分裂的学科”。冷战后，霍尔斯蒂仍然认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事业的本质特征就是分裂化和多元化”，(60)国际关系学都没有了一个具体核心。施密特也认为，多元化成为了学科发展的障碍与问题。(61)史密斯捍卫多元化，认为“更多即更好”，“相较于难以捉摸的寻求累积性知识而限制了知识研究的选择而言，国际关系学科的多元化远为更加可取”。(62)艾肯伯里和多伊尔对此持中立态度，认为理论多元化的影响是双方面的：悲观的看法认为“理论观点的多元化表明了学科缺乏任何重大的进步……常规科学仍然不见踪影”，乐观的看法则认为“国际关系学并没有完善某一个范式或研究纲领，而是扩展和丰富理论清单”。(64)
(四)国际关系学科史的写作方式研究
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背后有一个建构方式的深层问题，这就是国际关系学科史的写作方式，以及某种特定的写作方式背后的历史意图问题。正如施密特所说的，许多“研究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并没有完全解决怎样书写学科历史这一问题”，(64)早期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通常并不是基于系统的研究或清晰的方法，它们最多只是对于我们的过去的‘共同知识’的精致的重述，隐含地假定任何好的从业者都能够讲述学科的历史”(65)。新近关于学科史的研究越来越自我意识到学科史的历史书写方式问题，“越来越认识到重构国际关系学的历史的方式几乎和对国际关系学的历史的具体论述一样意义重大”。(66)
施密特关注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编撰”，通过回顾学科历史揭示当前学科历史叙述中的史学错误，其中一个就是“世界政治中的事件对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因果影响”，(67)这就是“情境主义”或“外在主义”的学科历史阐释方式，它着重考虑情境因素或外部环境对于学者个人、学派乃至学科的影响。
在施密特看来，霍夫曼关于“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的分析、史蒂夫·史密斯关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分析、奥尔森和格鲁姆关于“从过去到现在的国际关系学的历史”阐释(68)等都是“情境主义”的典型代表，它们主张社会情境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强调的是国际关系学演变的“情境主义”分析。而在施密特看来，“国际关系学科自身，而不是总体的政治世界，才是重建学科的古老对话的最为合适的情境”。(69)
基于此，施密特提出了“批判的内在话语历史”的替代路径。“内在话语”分析强调对外部事件所引起的学术反应的多样性、学科所采用的分析惯例的多样性、分析惯例发生变化方式的多样性应该更加敏感，而不是简单地认定外部情境与内在概念变化之间存在关系。
针对施密特和邓恩的“内在话语”的思想史方法，霍尔登(Gerard Holden)认为他们之所以抛弃了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思想史研究的语境方法，是因为他们对于语境方法关于事件与观念之间的关系理解不当，没有认识到它的潜力。霍尔登认为，“斯金纳的语境主义或者它的变体同样将会是继续进行国际关系思想史分析的一个好方法”。(70)
三、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反思与改进
虽然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在学科整体发展状况、国别发展状况、学科身份认同反思，以及国际关系学的历史书写方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的误差与缺失。
这些误差与缺失既存在于学科历史叙述本身，也存在于学科历史叙述的方式。就“建构的学科历史”与“真实的学科历史”之间的距离而言，学科历史叙述在时间、空间上都存在漏洞或错误。就学科历史叙述方式而言，“争论史”和“外在主义”仍居主流，而这种主流叙述方式有其自身的缺陷。
从时间角度而言，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似乎偏重当代而忽视过去。具体来说，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更多关注当代国际关系学科概貌，对于更加久远的学科历史的发掘和研究显得相当薄弱，尤其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文本研读不够。
这导致了关于久远时代的学科历史存在臆想和错误，常常根据当代的学科图景去描画过去的学科历史，“将历史传统与分析传统根本混淆，结果就是错误地相信当代的学科格局能够通过一个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传统来得以解释”。(71)这是一种“辉格史观”，具有“当下主义”的历史意图。
从空间角度而言，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偏重知识“中心”或者“中心—半中心”地带，忽略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其结果是“知识空间错位”——要么把其他地方的国际关系学发展状况硬塞给美国，要么把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状况硬塞给其他的知识共同体。这使得我们既未真实地了解到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发展状况，也未了解到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全景。
但即便是对“中心”地带的考察，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状况实际上较多地是接受，并没有认真细致地去考察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内部状况。在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地理史研究中，对不同地域或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的考察基本上是孤立地进行的，很少进行一种“跨共同体比较”(72)研究。即使是有一些对于不同国别或地区的国际关系学的比较研究，也较少是历史性的、长时段性的。而且，较为缺乏对于国际关系学的最重要的两个国家——英国和美国——历史性的比较研究。
1985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学：英美视角》(79)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探讨了英美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差异问题，但鉴于这一研究尚处于20世纪80年代，而这一时期对英国国际关系学尤其是英国学派的自我意识是较弱的，英国学派的知识成果也没有完全丰厚起来，所以，该研究对于英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比较分散，学科史意识也相对薄弱。后来的关于“英国学派”与美国现实主义理论、机制理论、建构主义(74)的比较或者联姻分析也多缺乏一种学科史的关注。
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维度上，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就是在建构“跛腿的国际关系学科史”，专注于学科的“思想史”，而忽视了学科发展的“制度史”。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史的叙述中，“思想史”成为主线是可以理解的，但“制度史”也是学科史的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国际关系学科史的制度史维度的严重缺乏，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亟须改变的一个知识现状。
在国际关系学科史的写作方式上，“大争论”的主流叙述方式及处于主导地位的“外在主义”或“情境主义”阐释方法，给学科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虽然“大争论”的叙述方式建构了一个概观性的、简易的、快捷的学科图景，但“大争论”并不能代表学科史发展的全部。“争论史”的叙述方式所呈现出来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历史是一种充满革命的、破碎的历史画面，因为争论的双方或多方往往是零和博弈，只呈现出学术共同体内变化的一面，遮蔽了延续性的一面。
基于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发展现状，以下研究议题值得关注：
第一，寻求一种替代“争论史”的叙述方式，梳理“理论家族”。虽然“大争论的描述惯例已经成为学科的结构的一部分”，(75)“争论史”作为一种“教学工具”仍然是最为实用的手段，但它不能作为知识“启发工具”，也不能作为一种知识“辩护工具”。因此，需要寻找一种替代“争论史”的思想史叙述方式。替代“争论史”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回归到梳理“理论家族”本身。
梳理“理论家族”的知识谱系包含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的努力。这样的叙述方式既展示了连续性的知识体，又展示了知识体之间的知识争论，从而将“大争论”包含其中。这样的叙述方式是由整体去看局部，在逻辑上优于由局部去看整体的“大争论史”的叙述方式。
第二，建立一个“健全的”、思想史与制度史兼备的学科历史叙述。学科史是思想史和制度史的有机统一。虽然“理论是学科的重心”，(76)但同时思想的发展离不开支撑学科发展的制度，制度设计常常是承载着特定的思想目标的。因此，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除了重视思想史的维度外，还需要关照学科发展的制度维度，这里的“制度”包括学科划分与大学科体系设置、学术出版系统、学术资助体系、学术共同体建制等方面的制度。这里的学科制度史叙述并不是将学科发展的制度面面俱到地纳入进来，而是紧扣思想史，将具体的制度纳入进来，将制度融入到学科思想生成、发展的脉动中。
第三，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跨共同体比较研究”。国际关系学是由不同的国别的国际关系学所组成的“国际性的”学科，这使其发展具有了多样性和差异性。在现有的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地理构成中，美国国际关系学或者说是英美国际关系学仍然是结构性的权威，但是，这一结构性权威似乎正处于衰落之中，边缘地区的国际关系学有着极大的可供挖掘的知识空间。因此，国际关系学科史的知识地理研究首先要去探究更多的处于知识边缘地带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状况，还需要纳入一种“知识地理比较”的视角。
这种知识地理比较有其知识源泉，因为即使是在国际关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国际关系学在不同的知识体内还是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的。这种基于知识地理差异所带来的知识差异提供了比较的资源。在这种知识比较中，要注意建立一种分类模型来确立更多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别知识比较，而不是随意在两个或多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学发展之间进行知识比较。
第四，建立一个合理的学科发展的动力阐释框架。在对思想史的研究上，基本存在这样三种方式：“内部的或内在的思想史、外在的或‘情境式的’思想史观、将外在视角与内在视角合成起来，这种合成最经常的就是采用‘人和思想’的叙述方式。”(77)
现有的国际关系学科史的研究大致是在第一种思想史观或第二种思想史观上进行，基本上是一种“两分法”——历史主义与情境主义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不利于对于学科发展的动力阐释。
可以说，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动力阐释中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二元对立是一种人为的概念建构，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既密切关注国际现实，又在实现自身的知识生产，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既有外在条件突出特定的研究主题，又有内在条件突出阐释特定主题的具体知识路径。所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史的叙述与解释需要将“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结合起来：把“外在情境”当作是决定学科发展的总体方向的变量，把“内在知识条件和制度条件”当作是决定学科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的变量。在这样的框架下来阐释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不同模式和轨迹的演变动力，才更为科学合理。
第五，展现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价值反思与实践力量。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不只具有简单的知识作用，实际上，它对国际关系的实践具有重要的作用。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通过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历史的自我思考，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自我重构和发展。这样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自我重构和发展，又通过遭遇这些理论变革的“人的观念”的改变进入国际关系的现实领域，从而对现实的国际关系行为模式发挥重构作用。
具体来说，作为学科主体的思想基于“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这里的“问题意识”是“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目前来看，“国家及其共同体的命运”似乎是国际关系学科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形形色色的不同国别的“国际关系理论”似乎都在回答这一问题。因此，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需要去反思现实中的“国家及其共同体的命运”问题，反思作为知识活动的学科史研究如何为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观念贡献、如何改善“国家及其共同体的命运”，通过强化过去的知识传统或者解放过去被压抑的知识传统来实现知识“再造”或者知识“解放”，从而改造“国际关系观念”，进而改造“国际关系世界”。
如上所述，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通过形成关于国际关系学的“话语”，塑造着学科的“自我意象”，这些“自我意象”包括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五次“大争论”，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地域分立，学科的自主性、国别特性等。与此同时，学科史研究所塑造的学科意象存在一些误差与缺失，这包括：“大争论”的主流学科历史叙述方式、偏重思想史而忽视制度史的历史“失衡”等。因此，科学真实的学科意象的再造和建构，需要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以“理论家族”知识谱系的叙述方式替代“大争论”的叙述方式，建构一个“将制度史融入思想史”的健全的学科史，开展学科历史的跨共同体知识比较研究，建立将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融合起来的学科历史动力阐释，从而展示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的价值反思与实践力量。
注释：
①Kjell Goldmann,“Im Westen Nichts Neues:Sev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s in 1972 and 1992,”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No.2,1995,p.255.
②Gerard Holden,“Who Contextualizes the Contextualizer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5,No.2, 2002, p.253.
③Duncan S.Bell,“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Dawn of a Historiographical Turn?”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No.1,2001.
④Yosef Lapid,“The Third Debate: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3,No.3,1989,p.236.
⑤Emmanuel Navon,“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No.4,2001,pp.611-612.
⑥E.H.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40.
⑦Timothy Dunne,“Mythology or Methodology? Tradition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9,No.3,1993,p.307.
⑧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World Politics,Vol.18,No.3,1966 ; Morton Kaplan,“The New Great Debate:Traditionalism vs.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ld Politics,Vol.19,No.1,1966 ; Klaus Knorr and James N.Rosenau,eds.,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⑨关于“范式间争论”的主要文献参见：Michael Banks,“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Margot Light and A.J.R.Groom,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Handbook of Current Theory,London:Francis Pinter Publishers,1985; Ray Maghroori,“Introduction:Major Deb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Ray Maghroori and Ramberg Bennet,eds.,Globalism Versus Realism: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rd Great Debate,Boulder:Westview,1982; Ole Waiv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eds.,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⑩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争论的主要文献参见：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2.No.4,1988; Yosef Lapid,“The Third Debate: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3.No.3,1989 ; Jim Georg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earch for Thinking Space:Another View of the Third Debat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3,No.3,1989等。
(11)Ole Waiver,“Four Meaning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A Trans-Atlantic Dialogue,” in B.A.Roberson,ed.,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2,p.83.
(12)Jim Georg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Search for Thinking Space:Another View of the Third Debat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3,No.3,1989,p.269.
(13)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折比较文献参见：Peter J.Kazenstein,Robert O.Keohane and Stephen D.Krasner,eds.,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Cambridge,MA:MIT Press,1999; Jameti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Rationalism v.Constructivism:A Skeptical View,”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2002。
(14)Emanuel Adler,“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No.3,1997,p.319.
(15)“第一次大争论”的批判性研究成果集中表现在：Peter Wilson,“The Myth of the ‘First Great Debat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4,No.5,1998 ; Lucian M.Ashworth,“Did the Realist-Idealist Debate Ever Happen?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1,2002等。
(16)Duncan S.A.Bell,“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Function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Review oflnternational Studies,Vol.29,No.1,2003,p.154.
(17)Arend Lijphar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Great Debates and Lesser Debates,”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26,No.1,1974,p.20.
(18)John A.Vasquez,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39.
(19)Curtis Simon and Marjo Koivisto,“Towards a Second ‘Second Debate’?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4,No.4,2010,p.452.
(20)E.D.Brown,“The London 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 1934-1984,”in George W.Keeton and Georg Schwarzenberger,eds.,The Year Book of World Affairs 1984,London:Stevens & Sons,1984.
(21)Ronald J.Yalem,“The Ford Foundation Seminar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Background,Vol.7,No.2,1963 ; I.Parmar,“The Roles of Carnegie and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ist Tradition i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Rise to Globalism,”Paper to the ISA Convention,Chicago,2007.
(22)相关的研究成果参见：Kal J.Holsti,The Dividing Discipline:Hegemony an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Boston,MA:Unwin Hyman,1985; Kjell Goldmann,“Im Westen Nichts Neues:Sev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s in1972and 1992,”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No.2,1995等。
(23)Peter J.Kazenstein et al.,“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
(24)Tim Dunne,“A British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ck Hayward,Brian Barry and Archie Brown,eds.,The British Study of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5)Frank Plantan,Jr.,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Disciplinary Boundaries,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Field of Study,Ann Arbor,MI:UMI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2002.
(26)William T.R.Fox,“Inter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The American Experience,”World Politics,Vol.2,No.1,1949; Norman D.Palmer,“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Perspectives of Half a Centur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4,No.3,1980.
(27)Brian C.Schmidt,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A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 Brian C.Schmidt,“Lessons from the Past:Reassessing the Interwar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2,No.3,1998.
(28)Brian C.Schmidt,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A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231.
(29)Knud Erik J
rgensen,“Continental IR Theory:The Best Kept Secret，”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6,No.1,2000,p.9.
(30)Ford Foundati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Six European Countries:The United Kingdom,France,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Sweden,the Netherlands,Italy:Reports to the Ford Foundation,New York:The Foundation,1976.
(31)Hugh C.Dyer and Leon Mangasarian,eds.,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State of the Art,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9.
(32)Ole Wver,“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
(33)Knud Erik Jrgensen and Tonny Brems Knudsen,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Traditions,Perspectives and Destinations,New York :Routledge,2006.其他的关于欧洲国际关系学的系统研究有：A.J.R.Groom,“The World Beyond:The European Dimension,”in A.J.R.Groom and Margot Light,eds.,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Guide to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Pinter,1994等。
(34)如:Gene M.Lyons,“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Great Britain:Further Connections,”World Politics,Vol.38,No.4,1986; Christopher Hill,“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in Hugh C.Dyer and Leon Mangasarian,eds.,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State of the Art,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9等。
(35)Tim Dunne,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London:Macmillan,1998,p.1.
(36)Ibid.,pp.2-3.
(37)Andrew Linklater and Hidemi Suganami,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59.
(38)Barry Buzan,“The English School: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No.3,2001; 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39)Christer Jnsson,“International Polities:Scandinavian Identity amidst American Hegemony?”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Vol.16,No.2,1993.
(40)Jrg Friedrichs,European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House with Many Mansions,London:Routledge,2004,p.Xiii.
(41)Allen Lynch,The Soviet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42)Alexander A.Sergunin,“Discus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ost-Communism Russia,”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37,2004,p.19.
(43)Andrei P.Tsygankov and Pavel A.Tsygankov,“New Directions in Russ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37,2004,p.14.
(44)Kal J.Holsti,The Dividing Discipline:Hegemony an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Boston:Allen & Unwin,1985.
(45)Hugh C.Dyer and Leon Mangasarian,eds.,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ate of the Art,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9.
(46)Arlene B.Tickner,“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Vol.4,No.4,2003 ; Arlene B.Tickner,“A State of the Art of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Latin America,”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ami,2000; Arlene B.Tickner,“Latin American IR and the Primacy of lo practico.”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0,No.4,2008.
(47)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William A.Callahan,“China and the Globalisation of IR Theory:Discussion of 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0,No.26,2001; Song Xinning,“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0,No.26,2001等。
(48)Arlene B.Tickner and Ole Wv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New York:Routledge,2009.
(49)Frederick S.Dunn,“The Sco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ld Politics,Vol.1,No.1,1948,p.144.
(50)Morton A.Kaplan,“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Discipline?”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23,No.3,1961.
(51)Frank Plantan,Jr.,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Disciplinary Boundaries,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Field of Study,Ann Arbor,MI:UMI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2002.
(52)Stanley Hoffmann,“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edalus,Vol.106,1977.
(53)Kal J.Holsti,The Dividing Discipline :Hegemony and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eory,Boston,MA :Allen & Unwin,1985.
(54)Miles Kahl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in Linda B.Miller and Michael Joseph Smith,eds.,Ideas and Ideals:Essays on Politics in Honor of Stanley Hoffmann,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3.
(55)Steve Smith,“Hegemonic Power,Hegemonic Discipline?” in James N.Rosenau,eds.,Global Voices:Dialog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oulder:Westview Press,1993 ; Steve Smith,“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No.3,2000; Steve Smith,“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egemonic Country,Hegemonic Discipline’ ,”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4,No.2,2002.
(56)Robert M.A.Crawford and Darryl S.L.Jarvis,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Towards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Thought,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
(57)Roy E.Jones,“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ase for 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7,No.1,1981 ; Sheila Grader,“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vidence and Evalu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4,No.1,1988; Peter Wilson,“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Reply to Sheila Gra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5,No.1,1959.
(58)Michael Nicholson,“The Enigma of Martin Wigh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7,No.1,1981 ; Michael Nicholson,“Martin Wight:Enigma or Erro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8,No.2,1982; Alan James,“Michael Nicholson on Martin Wight:A Mind Passing in the Night,”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8,No.2,1982.
(59)Ian Hall,“Still the English Patient? Closures and Inventions in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7,No.3,2001;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The ‘English Patient’ Strikes Back:A Response to Hall's Mis-Diagnose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7,No.4,2001.
(60)Kal J.Holsti,“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9,No.4,1993,p.401.
(61)Brian C.Schmid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Hegemony or Pluralism?”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6,No.2,2007.
(62)Steve Smith,“Debating Schmidt :Theoretical Pluralism in IR,”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6,No.2,2007,p.120.
(63)G.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W.Doyle,“Conclusion: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Michael W.Doyle and G.John Ikenberry,eds.,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97,p.279.
(64)Brian C.Schmidt,“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2002,p.6.
(65)Ole Wever,“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692.
(66)Brian C.Schmid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Quest for the Authority of Knowledge,” paper for the Annual Meeting of ISA,Chicago,March 2007.
(67)Brian C.Schmidt,“The Historiography of Academ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0,No.4,1994,p.350.
(68)Stanley Hoffmann,“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edalus,Vol.106,1977; Steve Smith,“Paradigm Domi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in Hugh C.Dyer and Leon Mangasarian,eds.,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State of the Art,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9; William C.Olson and A.J.R.Groom,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n and Now:Origins and Trends in Interpretation,London :HarperCollins,1991.
(69)Brian C.Schmidt,“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Walter Carlsnaes,Thomas Risse and Beth A.Simmons,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age,2002,p.1.
(70)Gerard Holden,“Who Contextualizes the Contextualizer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5,No.2, 2002, p.270.
(71)Brian C.Schmidt,“The Historiography of Academ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0,No.4,1994,p.350.
(72)Gerard Holden,G.,“Approaches to I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glo-Saxon Historiography and Cross Community Comparison,” in Knud Erik Jorgensen and Tonny Brems Knudsen,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Traditions,Perspectives and Destinations,New York :Routledge,2006,p.226.
(73)Steve Smith,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Oxford:Blackwell,1985.
(74)代表性文献参见：Richard Little,“The English School vs.American Realism:A Meeting of Minds or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9,No.3,2003; Tony Evans and Peter Wilson,“Regime Theor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omparison,” Millennium,Vol.21,No.3,1992等。
(75)Ole Wever,“Still a Discipline After All These Debates?” in Timothy Dunne,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Discipline and Diversi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91.
(76)Timothy Dunne,Milja Kurki and Steve Smith,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V.
(77)Dominick LaCapra,“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Reading Texts,”History and Theory,Vol.19,No.3.1980,p,.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