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理论论文,经验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20年，“社会资本”是社会科学中最突出也是争议最多的概念和理论之一。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管理学家乃至历史学家纷纷使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争论主要是由概念界定的不统一、测量方法的差异和分析层次的不同造成的。本文希望就以上各个方面澄清（而非解决）有关的争论和混乱，为以后社会资本的社会学研究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
一、社会资本概念的不同界定
（一）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
当代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第一个系统表述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ortes,1998:1)提出的。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Bourdieu,1986:248)
在把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当代社会学语境的学者中，布迪厄的分析在理论上最为精炼，但在后来的社会资本研究中，它却被忽视，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社会资本论著主要用法文出版，并淹没在其卷轶浩繁的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不无关系。布迪厄的概念本质上是工具性的。他关注的是个人通过参与群体活动不断增加的收益以及为了创造这种资源而对社会能力的精心建构。社会网络不是自然赋予的，必须通过投资于群体关系这种制度化的战略来建构，它是其他收益的可靠来源。布迪厄的定义清楚地表明，社会资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社会关系本身，它使个人可以涉取(access to)被群体拥有的资源；另一是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Portes,1998:4)。布迪厄从阶级观点出发，把社会资本视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和再生群体团结并保持群体的统治地位在相互认可和承认时进行的成员身份投资。群体中的成员身份以排除局外人的清晰界限为基础（例如，贵族、头衔和家庭），因此，群体的封闭性和群体内部的密度是必需的。
布迪厄的分析重点在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的相互转化。他认为，投资于社会关系的目的在于把自我的、私有的特殊利益转化为超功利的、集体的、公共的、合法的利益(Bourdieu,1990:109)。因此，通过社会资本，行动者能够涉取经济资源，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与制度化的机构建立密切的联系。社会资本的这种功效，特别可以在所有那些不同的个人从确实等价的经济和文化资本中获得非常不平等收益的情况下发现。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依赖于行动者可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依赖于与他有关系的个人拥有的经济、文化和符号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所以，社会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预设了对社交活动的不间断的努力，这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投入、直接和间接的消耗经济资本(Bourdieu,1986:249-251)。
布迪厄的局限主要在于“在最终的分析中，把每一种类型的资本（当然也包括社会资本）都化约为经济资本，忽略了其他类型资本的独特效用”(Bourdieu,1986:241、252)，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带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色彩。
（二）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功能观
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是詹姆斯·科尔曼。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科尔曼把它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Coleman,1990:302)。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行动者能否实现某个特定的工具性行动。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完全可被替代。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根本无用，甚至有害。但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Coleman,1988:98,1990:302)。
科尔曼认为，通过识别社会结构的功能，有助于解释微观现象的差别，又有利于实现微观到宏观的过渡，因为社会结构资源与其他资源相结合，导致了宏观水平的不同行为以及微观水平的不同结果。他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述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社会环境的可信任程度，即应尽的义务是否兑现和个人履行义务的范围对义务与期望的实现至关重要。如果某人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的义务和期望较多，无论这种义务涉及的资源是什么，此人就拥有较多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理性行动者之所以使他人对自己承担义务，是由于他人能够获得某种超过义务的利益。利用业已存在的社会关系获取信息在为行动提供基础方面非常重要，特别是在获得某些不易通过公开渠道接触的内部信息方面，社会资本更有作用。在集体内部，命令式规范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这类规范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利益，依集体利益行动。这类规范总是得到社会的支持而强化。作为社会资本的规范造就了新的民族国家并使众多的家庭得到巩固，还为社会运动的成熟与发展得供了有利条件。在其他情况下，规范主要靠外部支持即奖励遵守规范者、惩罚越轨者来实现，因此限制了成员的某些行动。当人们意识到解决共同性问题而需要相应的社会资本时，他们会在特定的条件下，把权威赋予某个代理人。如果控制权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可以增加社会资本的总量。上述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都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创建各种自治组织来形成，从而有助于组织成员实现他们的既定目标（Coleman,1988,1990：第12章）。
科尔曼还分析了影响社会资本创造、保持和消亡的各种因素：第一，社会网络的封闭性，保证了相互信任、规范、权威和制裁等的建立和维持，这些团结力可以保证能够动员网络资源。第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除了以职位为基础建立的组织，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都依赖于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本消亡殆尽。以职位而不是人为结构元素的社会组织的创立，提供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资本，使该社会组织在人员变动的情况下仍能维持稳定；但对于社会资本而言，个人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第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创造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其信仰者，即要求信仰者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的利益。集体意识形态如宗教的这种作用尤其明显。但是，强调自得其乐，信奉个人独立与自由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则会抑制社会资本的形成。第四，官方认可的富裕及需要的满足，将降低社会资本的价值，并使已经形成的社会资本无法更新，因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相互帮助的人越多，所创造的社会资本的数量越大；而富裕、政府资助等因素使人们相互需要的程度越低，所创造的社会资本越少。总之，社会资本的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贬值，需要不断更新和增值。无法保持期望与义务关系经久不衰，没有定期的交流，规范也就无法维持（Coleman,1990：第12章）。
科尔曼的局限主要有两点：第一，他对社会资本的界定相当模糊。正如波茨指出的，他的界定为许多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解释重新贴上社会资本的标签大开方便之门。在社会资本的术语下，既包括产生社会资本的机制，也包括社会资本的后果，还包括为原因和效果具体化提供背景的“可利用的”社会组织。他并没有区分资源和通过不同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涉取资源的能力。要全面系统地界定这个概念，必须区分：(1)社会资本的拥有者，(2)社会资本的来源，(3)社会资本本身。在科尔曼之后，这三个因素在讨论中经常被混淆，因此带来了这个概念的用法和使用范围上的混乱(Portes,1998:5-60)。第二，他用社会资本的功能为社会资本下定义，在逻辑上混淆了原因和后果。由于后续的许多研究者非批判地接受了科尔曼的定义，因而也重复了他的错误，因此引发了理论性不足、过于简单化和缺乏概念表述的论点，至今仍然困扰着社会资本领域的学术研究。众所周知，不同的原因可以导致相同的结果，或者同样的原因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对各种可能性进行分类需要细致的经验研究。不幸的是，许多研究者都错误地认定，社会资本可以从其结果来界定，或者认为社会资本总是导致“生产性”或积极的后果。这种“功能的”观点暗含着同义反复：当且仅当社会资本发挥效力时，它才能被识别；社会资本的潜在因果解释只有通过其效果才能得出，或一种投资是否依赖于对一种特定行动中的特定个人的回报而显示出来。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研究的大部分工作是开创性的和富有洞察力、启示性的，只是他在概念界定方面的错误需要纠正(Brown,1999)。
也许出于不能把社会资本与其结果区别开的观点，也许出于他的假定，即作为集体动产的社会资本可以在它的许多不同形式诸如信任、规范、制裁和权威中发现，科尔曼本人也质疑“社会资本是否可以像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将成为社会科学中有用的一个定量概念，这有待于发现；它的当前价值主要在于社会系统中定性分析和运用定性指标进行定量分析的有效性”(Coleman,1990:304-305)。
（三）亚历詹德罗·波茨对社会资本的系统表述
亚历詹姆罗·波茨对社会资本提出了精致和全面的表述。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embeddedness)的结果”(Portes,1995:12-13)。
借用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的说法(1985)，波茨区分了理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理性嵌入即双方的互惠的预期，建立在双方关系取得强迫对方承认的预期能力的基础上。但是，当行动的双方成为更大网络的一部分时（即结构性嵌入），信任就会随着相互期待而增加，更大的社区会强制推行各种约束因素，波茨称之为“可强制推行的信任”。波茨认为，互惠的期待与可强制推行的信任二者都是借助于对约束因素的恐惧而推行的。通过从双方约束预期调节的社会联系向由强制推行的信任调节的社会联系的过渡，波茨把社会资本概念从自我中心(ego-center)层次扩展为更宏观的社会结构影响的层次。他区分了另外两种社会资本，即：第一，使价值和规范内化，能够驱使一个人建立社会联系，或者因为一般道德命令而把资源转让给别人；第二，有限团结(bounded solidarity)，可以推动一个人建立社会联系，或者因为认同内部人集体的需要和目标而把自身的资源转让给他人(Portes,1995:14-50)。
波茨的社会资本理论的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详细阐述了不同自我之间社会联系特征的差异。他把这些差异解释为包含自我在内的社会网络不同特征的结果，解释为嵌入网络的程度或类型的结果。沿着波茨的思路，我们可以把社会资本构想为一个有过程的、自我与社会结构之间因果互惠的能动结果。第二，他区分了社会资本结构化背后的各种不同动因，因而进一步阐明了波茨的单向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使我们可以从自我嵌入的视角出发，用各种不同的动力、动因和社会结构理论系统地阐述社会资本概念(Brown,1999)。
（四）罗伯特·D.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的社区观
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D.普特南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Putnam,1993:35-36)
在普特南看来，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正像货币交换比以物易物更有效率一样，因为信任为社会生活增添了润滑剂。他还认为，像信任、惯例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提高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因为当政治和经济谈判在社会互动的密集网络中进行时，就会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公民参与的网络体现了过去的合作成果，它可以充当未来合作的文化模板。一次成功的合作会建立起联系和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形成有利于未来的充分和连续合作。由于把“我”扩展为“我们”，提高了参与者对集体利益的“兴趣”，互动的密集网络有可能扩大参与者对自我的认识。总之，和常规资本不同的是，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物品”，它不是从中获益的那些人的私有财产。和清洁的空气、安全的街道这些公共物品一样，社会资本不能由私人部门提供。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必然是其他社会活动的副产品，并且可以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转移(Putnam,1993,1995a)。
实际上，普特南把社会资本等同于市镇、都市甚至整个国家这样的社区中的“公民精神”(civicness)的水平。在他看来，社会资本的存量就是一个社区中人们参加、参与社团活动的水平，测量的标准包括阅报、参与志愿组织以及对政治权威的信任表达等等。他用参与投票、家长—教师协会、妇女选民联盟、红十字会、工会、宗教群体、互助及嗜好俱乐部的活动等指标来分析美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模式，得出了美国社会资本在1960-90年代急剧下降的结论(Putnam,1995a,1995b)。他有关社会资本正在下降的论著一问世，立即遭到了来自多方的抨击。有批评者指出，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忽略了其他类型的公民行动。比如，人们也许放弃了对妇女选民联盟或家长—教师协会的热情和投入，转而参加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其他活动诸如单身俱乐部、职业培训、社会福利服务、幼儿服务等等；人们也许离开了传统的个人或功利性的公民组织，转而加入了商业组织，像以前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是为了使用体育馆，现在人们则多选择去健身俱乐部；另外，随着以问题为导向的政治运动的增长，人们更经常地参与具体的政治活动和公民活动（如美国面向教育兄弟会、适宜人类栖息组织）。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跨阶级和组织的动力。实际上，许多公民社团正是由于这种动力而形成、存在和衰落的。他漠视美国1960-70年代的文化断裂，这也使他的结论不那么令人信服(Skocpol,1996)。
波茨指出，虽然上述批评具有合理性，但是并没有解决普特南观点中的致命问题，即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和同义反复：社会资本作为社区和民族的特征，同时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它既可以导致良好的结局，也同样可以引发糟糕的结果。城市和民族—国家的发达与否与社会资本的丰富或匮乏密切相关，这是典型的循环论证。他的社会资本的定义是从结果开始的（这点有点像科尔曼，他的社会资本的定义就直接来自于前者）。波茨告诫社会资本的分析者，要避免同义反复和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必须遵守特定的原则：第一，要在理论和实证上把概念的定义与其结果区别开；第二，要在因果方向性上有所控制，这样可以在论证中使社会资本的存在先于它的可能结果；第三，要控制其他的、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及其结果的因素；第四，要全面认识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历史来源(Portes,1998)。
（五）罗纳德·博特的“结构洞”社会资本观
罗纳德·博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Burt,1992:9)，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如果说科尔曼、布迪厄和普特南等强调紧密联系的网络是社会资本出现的条件，那么博特强调的是相反的情况。在他看来，正是联系的相对缺乏（他称为“结构洞”）推动了个人的流动、信息的获得和资源的涉取。博特指出，从谁“那里”获取资源从属于通过网络结构获取这些资源。由于构成双边关系的个体与大多数类似者共享利益、财富、权力和价值等等，所以自我封闭的网络只能提供重复的资源。网络中的结构洞不仅有更大的获取非重复资源的机会，而且可以为由结构洞连接的一组组结点之间控制资源流动在战略上进行定位，因而他构造了一个有关社会资本系统内各种权力关系的概念框架(Burt,1992)。
与格兰诺维特相反，博特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重要的因素不是关系的强弱，而是它们在已经建立的关系网络中是重复的还是非剩余的。他认为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受到网络限制、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网络等级制等因素的影响(Burt,1992,1993:65-103,1998a,1998b)。(1)网络限制与社会资本负相关：围绕某个人而形成的网络限制了中介机会的出现，网络直接或间接地集中在某个单独的人身上。网络限制越多意味着结构洞越少。(2)网络规模与结构洞的社会资本正相关：在一般情况下，网络规模越大，网络中的成员占有结构洞的机会就越多，因而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在网络规模确定的情况下，网络中非剩余的关系越多，相应的社会资本越丰富。(3)网络密度与结构洞的社会资本负相关：网络密度越低，网络成员中的结构洞越多，社会资本越丰富；相反，网络密度越高，社会资本越贫乏。(4)等级制与社会资本负相关：等级制测量的是间接联系集中于一个中心关系人(contact)的程度。集中度越高，社会资本越贫乏。博特(1998b)用实证资料对上述四个有关社会资本网络效应的假说进行了验证。
在最近的研究中，博特(1998b,2001:31-56)对作为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封闭网络和开放网络（即结构洞）进行了概念上的整合和经验验证。博特认为，科尔曼和普特南等所说的封闭或紧密网络强调的是内在的凝聚力，它描述了紧密甚或等级制网络如何降低了与制裁和信任相关的风险，后者与社会资本的使用者的表现相关。而坚持开放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结构洞理论关注的是与某个社会群体之外的人的联系，它解释了机会如何为跨越结构洞的中介人增加价值，这也与社会资本使用者的表现相联系。可以说，博特首次不把开放网络和封闭网络视为对立或竞争的社会资本范式，相反认为它们是相互补充的。一方面，开放网络范式以结构洞的分析为典范，如果联系超越了群体，就会增加群体及其成员的价值；另一方面，当群体内部的资源是充分的且被用于群体或个体成员的获利时，封闭网络也是有效的。相对于经验论证而言，博特在此所做的理论综合显得有些薄弱。他仅仅认识到当中介者跨越结构洞时是价值增加的源泉，封闭网络对于实现嵌入在结构洞中的价值是关键的因素。
（六）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
笔者认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表述、指标测量和理论模型的建构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林南。社会资源理论的首倡者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因此，“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的概念包括三种成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行动中的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因此可以构想，社会资本包含的三种成分涉及到结构和行动：结构的（嵌入性），机会（可涉取性）和行动导向（运用）方面”(Lin,1999a:35)。
林南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在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投资”。这种一般界定与所有对该讨论做出贡献的学者的各种表述一致（例如，Bourdieu,1986;Burt,1992;Coleman,1988,1990;Erickson,1996;Flap,1991:Lin,1982;Portes,1998;Putnam,1993,1995a）。个人为了创造收益才参与互动和建立网络。他把社会资本的功能概括为四个方面(Lin,1999a:30-31;2001:19-20)：第一：促进了信息的流动。通常在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处于某种战略地位或等级位置中的关系人，由于较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可以为个人提供以其他方式不易获得的关于机会和选择的有用信息。同样地，这些关系会提醒处在生产或消费市场中的一个组织及其代理人甚至一个社区关于在其他方面未被意识到的个人的可用性和利益。这些信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使组织招募到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也使个人找到可以使用其资本和提供适当回报的“较好的”组织。第二，社会关系人可以对代理人（如组织的招募者或管理者）施加影响，这些代理人在有关行动者的决定（如雇佣或提升）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某些社会关系，由于其所处的战略位置（如结构洞）和地位（例如权限或监督能力），在组织代理人的决策中也拥有更有价值的资源和行使更大的权力（例如，对代理人依赖的极大不平衡）。因此，在关于一个个人的决策过程中“说一句话”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三，社会关系资源及其被确认的与这个人的关系，也被组织及其代理人视作这个人的社会信任的证明，某些信任反映了个人通过社会网络和关系，他／她的社会资本涉取资源的能力。个人背后的身份通过这些关系为组织及其代理人提供了保证——个人可以提供超出个体的个人资本的另外资源，某些资源对于组织也是有用的。第四，社会关系被期待着强化身份和认可。一个人被确认和识别的价值作为个人和社会群体成员共享的类似利益和资源，不仅提供情感支持，而且获得某些资源的公共认可。这些强化对维持心理健康和资源所有权是必不可少的。
林南(1999a)认为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应该包括三个过程：(1)社会资本中的投资；(2)社会资本的涉取和动员；(3)社会资本的回报。他把社会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Lin,1986,1990,1992)。工具性行动被理解为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而情感性行动被理解为维持已被行动者拥有的资源。这种对行动的分类类似于波茨的工具性行动和完善性行动的分类(Portes,1998)。
对工具性行动而言，可以确认三种可能的回报：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每一种回报都可被视作增加的资本。经济回报是直接的。政治回报也类似于直接，表现为一个组织中的等级地位。而作为社会回报的声望是社会收益的一个指标。声望可被定义为对一个社会网络中的某个人做出的善意／非善意的评价。社会资本交换中的一个关键争端是，交换也许是不对称的：他人把好感给予自我，自我的行动受到促进。不像经济交换，在那里，互惠的和对称的交易是短期和长期所期待的。社会交换不需要这种期待。社会交换所期待的是自我和他人都承认不对称交换会造成前者对后者的社会债务，后者增加了社会信任。自我必需在公众场合公开地承认其社会债务，以维持他／她与他人的关系。网络中的公开承认可以传播他人的声望。债务越多，网络越大，自我和他人维持关系的需要越强烈，在网络中传播信用的倾向越明显，因此，他人所获得的声望越高。在这个过程中，他人通过伴随着物质资源（如财富）和等级地位（如权力）的声望得到满足，这构成了工具性行动中三种回报之一的基础。
对情感性行动来说，社会资本是巩固资源和防止可能的资源损失的一种工具(Lin,1986:17-30,1990)。原则上是接近和动员享有利益和控制类似资源的其他人；因此，为了保存现有资源，可以储存和共享嵌入性资源。情感性回报包括三个方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身体健康包括维持身体功能的合格、免除疾病和伤害。心理健康反映了抵抗压力、维持认知和情感平衡的能力。生活满意指对各种生活领域如家庭、婚姻、工作、社区和邻里环境的乐观和满足。
对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的回报经常是彼此增强的。身体健康提供了承受持久工作负担的能力和获得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可靠性。同样，经济、政治或社会地位经常提供维持身体健康的资源。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也同样被期待着对经济、政治和社会收益产生交互的影响。然而，导致工具性和情感性回报的因素被期待着表现为不同的模式。如前所述，开放的网络和关系更可能接近和运用“桥梁”去获得一个人的社会圈子中缺乏的资源，增强其获取资源和工具性回报的机会。另一方面，一个在成员中具有更亲密的互惠关系的紧密型网络，会增加动员拥有共享利益和资源的其他人以保护现存资源的可能性。此外，外生因素诸如社区和制度安排及与竞争动机相对的传统动机会对网络和关系的密度和开放性及工具性或情感性行动的成功做出不同的贡献。
林南(Lin,1999a,2001a)预测到，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的方兴未艾，为社会资本研究者提供了另一重要阵地。这种刚出现的新制度和文化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间的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基础。在他看来，所有形式的资本发展的全部范围和效用都可以在计算机网络中考察到，计算机网络基本上是关系和嵌入性资源（这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是理解计算机网络是如何建立和分割社会资本的。最重要的是，社会资本研究者应该解释：社会资本是否和如何在意识、影响和市民社会方面超过个人资本。在此意义上，社会资本并不是垂死的，可能是扩张的和全球性的。
笔者认为，第一，林南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在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投资”也是存在问题的。林南本人一再反对科尔曼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来下定义（Lin,1999,2001；林南，2001），但是他本人的定义实际上也带有功能主义的嫌疑。反对按照功能的方式来界定社会资本的概念，并不是否认社会资本可以发挥积极的功能。然而，按照林南的定义，是否那些“不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的投资”就不是“社会资本”了呢？虽然社会行动多数是有目的的和理性的，但是如果说所有的社会行动都是受到理性和目的支配的，未免陷入理性选择论的沼泽。实际上，社会行动区别于经济行动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前者经常导致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outcome)。比如人们在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时，并不一定能准确预测到可能的后果。况且，目的性或功利性很明显的社会资本投资往往会带来消极的后果。第二，林南是“开放网络更能带来丰富的社会资本”的主张者之一，他的这个命题在工具性行动中得到了验证，但却不能有效地解释情感性行动。林南及其同事(Lin,Simeone,Ensel & Kuo,1979;Lin,Dean &Ensel,1986;Lin & Ensel,1989;Lin & Lai,1995;Lin & Peek,1999:241-258)和其他人（例如，Laumann,1973;Fischer,1982;Wellman,1979,1982:61-80,1988:19-61;Wellman & Wortley,1990;Wellman & Potter,1999:49-82）关于社会支持网络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封闭或密切联系的关系网络更有利于既有良好关系的维持，促进身心健康，减轻精神压力。这可能预示着社会资本具有不同的模式，并非只有开放网络或仅仅由弱关系形成的网络才能构成社会资本。
二、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
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争论与研究者选择或偏爱的分析层次有关，一种是将分析的层次划分为个体和群体（或组织），另一种是将分析的层次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
（一）个体和群体的分析层次
林南(Lin,1999a,2001)认为，在个体层次上，焦点在于通过个人运用社会资本，如何涉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获得工具性行动中的回报和保持情感性行动中的收益。因此，在这种微观层次上，假定个人进行的这些投资对于个人具有期望回报，那么社会资本就被视为与人力资本类似。个人回报的聚积也对集体有利。然而，这种分析的焦点是：(1)个人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2)个人如何获得嵌入于关系中的资源以产生回报。坚持这种分析战略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有林南（注：林南自己认为“以网络和其嵌入资源为基础，以个人与人际关系的联系”为分析取向的社会资本理论建立在中观层次上（林南，2001）。笔者以为，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及其进行的实证检验是建立在微观或个体的层次上的。）、博特、弗兰普(H.D.Flap)和波茨等。
另一个阵营的学者集中研究群体层次上的社会资本，他们关注：
(1)某些群体如何发展和维持或多或少的社会资本作为其集体资产；(2)这些集体资产如何增加群体成员的生活机会。布迪厄(1986)和科尔曼(1988,1990)广泛讨论了这种观点，普特南的经验著作(1993,1995a)也是这种分析的典范。这种观点的中心兴趣是探索集体性社会资本的创造和维持的要素及过程。例如，关系密切的网络被视为手段，集体资本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得到维持，群体的再生产也可以实现。另一个主要兴趣是为什么一个群体的规范、信任、制裁和权威等等是群体的社会资本得以创造和维持的基本要素。
不管从社会群体层次还是从关系层次上来考察社会资本，所有学者都承认下述观点：网络成员的互动使社会资本的维持和再生产成为可能。两个重要和不同的理论地位把集体资产阵营中的学者区别开来。对于布迪厄来说，社会资本表示一个过程，统治阶级中的个人通过相互认可和承认，强化和再生产一个拥有各种资本（经济、文化和象征资本）的特权群体。贵族和头衔概括了这类群体及其成员的特征。因此，社会资本是维持和再生产统治阶级的另一种方式。关于集体资产作为社会资本的其他地位的观点表现在科尔曼和普特南的著作中。科尔曼在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由任何对特定行动中的个人有用的社会结构特征或资源时，突出了作为社会资本的公共动产。这些集体资产的特征对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有效的；不管它的成员实际获得的是什么，都对这些资源有所供给或奉献。
（二）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分析层次
另外一些学者如托马斯·福特·布朗和乔纳森·H.特纳等把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归纳为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三种(Brown,1999;Turner,1999)。在布朗(1999)看来，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嵌入自我的观点(the embedded ego perspective)。在这个层次上，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个体自我通过包含自我在内的社会网络动员资源的潜力。这里所关注的是个人行动的结果，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情境中来讨论的。笔者认为，科尔曼、波茨、林南等重视社会资本的功能（特别是其积极功能）的理论可以归在微观分析的阵营下。
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结构的观点。在这个层次上，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是特定社会网络的结构化，社会网络中自我之间联系的状况，以及资源作为其特定结构的结果从该网络中形成的途径。换言之，中观分析关注的是网络形成的过程及其分配结果，而不是组成网络的个体自我。博特的结构洞理论是中观层次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的经典(Burt,1992,1993)。另外，所有以组织作为对社会资本的基本分析单位的研究（如Knote,1999;Podolny & Castellucci,1999:431-445;Uzzi & Gillespie,1999:446-459，等）都属于这个层次。
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被称为嵌入结构的观点(embedded structure perspective,Brown 1999)。这个层次的社会资本理论关心的是形成、证明和展开社会资本的网络如何嵌入在较大的政治经济系统或文化与规范的系统之中。与社会资本的嵌入结构观点相关的理论出现在文化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但是它们并不直接关注社会资本。布朗的工业结构化理论即把对影响社会资本网络的文化要素引进分析之中(Brown,1999)。泽利泽一方面批评一般经济社会学的“结构绝对主义”，即把一切化约为社会结构关系和网络的倾向(Zelizer,1988:629)，另一方面也反对“文化绝对主义”。他赞同采用一种把结构、经济和文化要素均考虑在内的均衡方法。祖金和迪马吉奥引入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的概念，因为看到了经济行为总是在大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而且经济学的假设、规则和理性是受到文化限制和塑造的(Zukin & DiMaggio,1990:17)。做宏观层次分析的社会资本理论家认识到，社会资本的网络嵌入政治、经济和文化重迭的系统中。这些宏观社会制度有可能决定社会网络有效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搞清楚可以和谁建立关系，因而构建网络；为交易立法和进行调整；针对制度的行为建立和实施交易；描述和调整网络的社会状况；建立和推动网络交易；建立和调整不同网络之间的竞争等等(Brown,1999)。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试图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解释一个社会、民族—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型（例如，World Bank,1993;Woolcoke,1998:Jordana,1999:45-72;Turner,1999）都可以归到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范畴中。
然而，无论是在个体和群体两个层次、还是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上分析社会资本，不加限定地在不同层次间随意变动，并做所谓“自由的”讨论，必然造成一些理论和测量上的混乱。例如，布迪厄在说明统治阶级和贵族群体的再生产时提出了一种结构观点作为对社会资本的重要解释，即社会资本表现为：(1)群体或网络规模的聚积；(2)成员所拥有的资本数量的聚积(Bourdieu,1986:248)。这种描述仅仅在假定所有成员都维持强关系和互惠关系时才有意义，所以关系强度并没有进入计算。然而，布迪厄也描述了个人互动和对作为一个网络或群体的成员相互承认和肯定的强化（Coleman,1990：第12章）；在强调个人如何运用社会—结构资源获得较好的行动结果时，重点讨论了作为社会资本的成分或形式的社会资本在强调信任、规范、制裁、权威和封闭时的集体性质。
三、社会资本的概念化和测量指标
究竟用哪些指标来测量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资本，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事实上，任何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的形形色色的测量，均与他们对社会资本的不同界定密切相关。
（一）网络位置
一些学者把焦点对准社会网络中个人所处的位置，并把此视为理解社会资本的关键。博特的著作(1992)是这种探讨的典范。通过确认个人在网结中的位置，有可能评估行动者与一个结构位置的距离，诸如一座“桥梁”，在获取更多的、不同的和有价值的信息方面，“桥梁”的占据者有可能处于竞争性优势。
（二）关系强度
关系强度也被证明为测量“桥梁”有效性的网络位置尺度。这种测量方法或明或暗地包含着如下论据：网络位置是识别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一个重要的观点提出了“桥梁”或接近“桥梁”促进了行动中的回报的论据。格兰诺维特的桥梁概念被表述为“弱关系的强度”(1973,1974)，他从4个指标来测量关系的强弱：一是互动的频率，也即花费在某种关系上的时间，花费的时间长和互动的次数多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二是情感密度，情感较强、较深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三是熟识或相互信任的程度，熟识或信任程度高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四是互惠交换，互惠交换多而广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边燕杰在中国职业流动研究中则用关系类型和熟识程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度。他把亲属和朋友以及熟识程度高的关系界定为强关系(Bian,1994,1997,1999:255-278)。博特在结构洞和限制的概念中对“弱关系强度”论点作了详细说明并使之定型化(1992)。对“桥梁”进行的其他测量（如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中距性[betweenness]）也被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候选方法，即使它们很少被运用到社会资本脉络中。
林南指出，还有许多其他的测量如社会网络的规模、密度、同质性、异质性、内聚性和封闭性，也是测量社会资本的候选指标。然而，关于它们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可行性并没有提供十分清晰的研究论据。除非有在任何特定测量中运用的明确理论论据，像对社会资源和网络位置所进行的测量一样，简单地把任何社会网络的指标运用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中是欠谨慎的(Lin,1999a,2001)。
（三）嵌入性资源——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
社会资源理论指出，在多数社会中有价值的资源表现为财富、权力和地位(Lin,1982)。因此，社会资本被按照与一个人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他人特征的数量或种类来分析。社会资源测量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是通过比较社会资本的两种概念成分所产生的两种测量方法，它们把社会资本当作社会网中的个人所获得的资产来测量。网络资源指嵌入在一个人的自我网络中的资源，表示可以涉取的资源，它所开发的资源表现在一个人所涉取的网络中。它们典型地包括：(1)关系中资源的范围（或最丰富和最贫乏的有价值资源之间的距离[range]）；(2)网络或关系中最大可能的资源（或资源等级体系中的最高可达性[upper reachability]）；(3)网络中资源的多样性或异质性(extensity)；(4)资源的构成（平均或典型资源[composition,average or typical resources]）。而关系资源指嵌入在关系人(contacts)中的在工具性行动中被作为帮助者使用的资源，指一个特定行动中的关系人或帮助者所拥有的有价值资源。它表示在工具性行动中可以被动员的资源。对关系资源的测量是直接度量关系人的财富、权力和地位特征，这典型地反映在关系人的职业、权威位置、工作部门或收入等指标中。（注：关于关系资源的具体测量方法的详细介绍参见Lin & Dumin,1986；林南，2001;Lin,Fu & Hsung,2001。）
在这种测量中，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被视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因此，测量集中于个人在其网络和关系中所涉取的其他人所拥有的有价值资源（例如财富、权力和地位）。有一致和强有力的论据表明，网络资源和关系资源都积极地影响了工具性行动的结果(Lin,1999a)。
总之，网络位置应当被视为社会资本的外生变项而非内生变项。社会资本远比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丰富；它引发了嵌入性和涉取性资源。然而，不识别网络特征和关系，就不可能获得这些嵌入性资源。网络位置是嵌入性资源的必要条件。在一项既定的研究中，对网络位置和嵌入性资源结合起来测量是明智的。
林南(2001)最近利用1997年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的资料首先从经验上证实，网络中的嵌入资源是社会资本的核心指标；市民只有参与在跨区域的组织（不包括地方性的组织，如村／邻里和庙宇组织）中才与网络、教育和社会经济回报等测量相关，亦即市民对跨区域组织的参与才构成社会资本；而普遍信任由于没有通过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ation)和判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ation)的检验，不能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测量指标。
四、社会资本理论的局限性
尽管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型，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运用，并且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是社会资本理论仍然存在着一些阻碍学术发展的共同缺陷。（注：每个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的不足之处，前文已有所提及。这里是针对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社会资本研究领域而言的。）
（一）多数学者只是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对于它可能产生的消极功能甚至反功能却鲜有论及
绝大多数有关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集中在其积极功能方面。（注：例如，一些经验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具有促进社会控制和社区团结(Hangan et.al.,1995,1996;Zhou & Bankston 1996:197-220)、家庭支持(Hao 1994;McLandahan & Sandefur 1994)、职业晋升和社会流动(Lin 1982,1990,1999a,2001)、提高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Laumann 1973;Wellman 1979,1982,Fischer 1982;Wellman & Potter 1999)、成功创办和经营移民或少数民族企业(Light & Bonacich 1988;Zhou 1992;Sanders & Nee 1996;Sassen 1995)、整合社会发展目标促进社会进步(World Bank 1993;Woolcock1998)等积极作用。）而波茨(Portes,1998:15-8;Portes & Sensenbrenner,1998:139-145)却正确指出，社会资本亦有四个方面的消极功能：第一，在一个群体之中，为群体成员带来收益的强关系，通常也会阻碍该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获得为该群体控制的特定社会资源。这意味着非群体成员在涉取这种资源时必须要付出更昂贵的代价。第二，个人所属的群体或社区的封闭性，将会阻止成员的创新能力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整个群体从社会资本获益，是以牺牲和限制个人自由为代价的。社会联系的加强，必将导致个体服从群体甚至令个体消失于群体之中的局面。第四，由于少数民族或劣势群体共同的敌视和反对主流社会的经历，在群体团结得到巩固和保持被压制群体成员基本稳定的同时，使更有野心和创新精神的成员被迫离开其熟悉的群体和社区。简言之，“社会联系能够极大地控制个人的任性行为并提供涉取资源的特许渠道；但是社会联系也限制了个人自由，并通过特殊的偏爱阻止局外人进入获取同一资源的渠道”(Portes,1998:21)。社会资本消极作用的产生，与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于特定的群体或社会空间密不可分。换言之，封闭性的社会结构或结构性壁垒(structural barriers)，或用博特的术语——结构洞的存在，是社会资本产生消极功能的根本原因。
（二）社会资本理论是另一种形式的理性选择理论，因而忽视了人类行动的非预期后果、非理性后果、无理性后果的存在
理性选择理论家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和控制手段，是理性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行动者为了彼此的利益而相互协调和适应。第一，人类参照周围世界提供的可能性而做出理性选择，并把对选择的追求视作为了实现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如果把行动过程看作一套以科学为基础的理性计算，可能就是不可接受的了。社会资本理论只有在一些特定的理性行动理论中才是可以证明的。即使在这样一个有限理性的观念当中，宣称选择的依据是理性而非其他因素，如此假设也只能是方法论上的权宜之计，而非一种逻辑严谨的理论模型。第二，许多人类行动确实不是理性的，如韦伯所言，习惯行动、情感行动和价值行动，都不是基于工具性假设的理性选择行动；绝大多数人类行动都属于传统的或习惯的类型，体现在例行化的规范遵从之中。非理性和无理性的行为只能通过与理性行为的比较才能进行分析。这就意味着，作为一种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是自我限定的理论，它们将自己限定在初始的或基本的社会生活领域，而在探讨复杂情况时，经常会遇到确实的困难。第三，社会资本理论只有使用同义反复式的定义和论证，才能获得简洁的解释力。多数社会资本理论家主张，人们之所以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是因为这有助于实现未来的利益。然而，利益体现在行动结果中。他们不得不用行动的结果来揭示其原因，在逻辑上重复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谬误。
（三）来自不同传统的社会资本的修正主义理论家冒着试图用太少的理论解释太多现象的危险，从而使社会资本的术语和理论有可能流于时髦，而不能成为一个严肃的知识和学术领域
从最先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各位社会学家在定义上的不一致，到其后一批追随者的不加批判地借用，再到最近超越社会学学科界限不加限制地任意沿用、不加鉴别地进行篡改，含糊地加以使用，从而出现了“社会资本的过剩现象”（或“社会资本的泛化”——笔者语），一些社会学家开始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特征都从实质上归结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Woolcock,1998)。换言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的一切东西被一些社会学家概述为“社会资本”，从而扩大了其内涵和外延，力图使社会资本成为解释或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Portes,1998)。实际上，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理解、应用和解释采取随意性态度的潜在危险将使这个概念变得毫无科学意义。如果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社会资本不能满足理论研究的效度和信度的最低要求，不能形成一个共享的视角，不能达成系统的操作化和进行有关的实证研究，社会资本面临的危险是变成昙花一现的学术时髦，最终会因其缺乏独特的特征及其对科学知识的贡献而被严肃的学者摒弃(Lin,Cook & Burt,2001)。
结语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被一些研究视为把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强调为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则，它在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中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关系”似乎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突生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广泛关注。这种情况确实为中国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在有关中国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中，应该避免几种倾向：第一，将中国社会中的关系现象特殊化，忽视对在西方已经相对成熟的社会资本理论和测量工具的使用。第二，将西方的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测量工具照搬到中国，忽视中国社会中“关系”的真实内涵。在弄清关系内涵和变化规律的前提下，将关系的研究提高到概念化、理论化和模型化的层次（边燕杰，1999），是未来中国社会资本实证研究的努力目标。第三，将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扩大，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称之为“社会资本”，这实际上会导致社会资本概念的泛化和滥用。第四，与国外多数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重视社会资本积极功能的趋向正好相反，国内往往把运用关系、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当作不正之风甚至腐败的代名词，（注：笔者在进行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研究项目时，当问到被访者是否在职业流动中使用了关系时，他们经常以否定的方式来回答，似乎使用关系和网络就低估了自己的人才资本或工作能力，而且人力资本越丰富或行政级别越高的被访者，往往越具有这种倾向。）新闻媒体也多从消极方面报道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本的作用。另外，有些人把社会资本的投机行为——如通过贿赂达到自己的及时性目的——与社会资本的正常投资混为一谈。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为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正常使用正名，还其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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