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竞技体育低投入高产出的经济学分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宁论文,学分论文,竞技论文,体育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辽宁竞技体育的辉煌持续了几十年，尽管由于多种因素，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依旧实力强劲。如果我们看到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的事实，就会发现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那就是辽宁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辽宁省的体育投入相对有限。为什么辽宁省会出现那么多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呢？竞技体育的这种“低投入高产出”现象似乎无法按照经济学的投入——产出理论加以解释。因为，一般而言，投入与产出是成正相关的，即多投入一般会多产出，少投入一般会少产出。那么，这是不是表明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失去解释力了呢？另外，体育的投入很容易搞清楚，那么体育的产出究竟应该怎么界定？就是以冠军或奖牌的多少来衡量吗？究竟还有哪些因素在影响辽宁竞技体育的发展？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体育界和学术界关注。
一、辽宁体育的基本情况
辽宁城市人口比重大，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的54％，参与和从事体育锻炼的人超过总人口的40％。可以说，辽宁人的体育意识比较强。在大众体育即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方面，表现为辽宁的体育人口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值(截止到2000年底，全国体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1.4％，而辽宁体育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为47.6％)。[1] 另外，辽宁选手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拿到的金牌多、奖牌多，体育产业也有一定规模。辽宁竞技体育成绩突出，综合评价位列前茅。从为中国体育做出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数量上看，辽宁省培养了王楠、王军霞、王义夫等100个世界冠军，位列全国首位。此外，辽宁还涌现了马俊仁、王魁、蒋兴权、刘永福等一批著名的教练员。2004年，辽宁体育收获了8个世界冠军、10个亚洲冠军和76个全国冠军。[2]
截止2002年底，辽宁选手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上共获得214个世界冠军，占全国世界冠军数的13.3％(全国1608个)，创超世界纪录196个，占全国的18.1％(全国1086个)，共获得13枚奥运金牌。此外，辽宁选手还获得158块亚运会金牌和180枚全运会金牌。可以说，辽宁省的竞技体育成为中国体坛的一棵常青树。[3]
二、体育投入产出的界定
体育投入就是用于发展体育事业的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体育投入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府对体育的投入也就是一种体育投资，即从整个国家财政支出中，拿出一部分专门用于体育事业的投资，属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体育投入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获得最大的产出。[4]
从表面上看，体育投入包括各项经费，如体育竞赛经费、体育训练经费、人员工资与奖励、设备与场馆经费等等，主要以货币形式出现，而产出应该是奖牌数量。如果只看冠军数量的话，那就是一定时期内所获得的金牌数量。美国学者Andrew B.Bernard与Meghan R.Busse也是通过构建投入产出函数来分析奥运金牌数量及其绩效的。他们的模型是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的。[5] 我们认为，仅仅用金牌数量来衡量体育的产出是一种狭隘的计算方法。实际上，体育是一个产业链，体育事业的发展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建筑业、服务业、餐饮业和体育服装、休闲娱乐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既然体育产业能带来许多无形的产出，那么研究体育经济学的学者为什么主要以金牌数量作为产出的衡量标准呢？这是因为金牌数量可以量化分析，而许多无形的产出却是无法量化的。虽然无形的产出很难量化，但我们不能不以学者的眼光来关注它，因为体育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无形产出。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W·W·Leontief)于1933年首创了投入产出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就是研究经济系统各个部分(作为生产单位或消费单位的产业部门、行业、产品等)之间表现为投入和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经济数量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也可以用于分析体育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
辽宁竞技体育的投入是比较低的，这既是从总量和比例上来看，也是从与其他省份的投入比较来看的。所以本文所指的高产出显然是指奖牌数量。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产出不应仅仅局限于奖牌数量，因此本文的分析又会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
三、辽宁体育的投入产出的基本测算
我国的体育从体制上来看，是典型的举国体制。即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政府领导机构和社会体育组织相结合的体育管理体制，实际上属于结合型的管理体制。从体育投入来看，主要还是来源于国家拨款和省地市财政拨款。
以十运会为例，辽宁备战十运会的经费只有1.1亿元，与广东、北京、江苏等经济强省(市)拿出四五亿元备战十运会相比，作为体育大省的辽宁省却不得不格外节省。北京的投入达到了5.2亿元，江苏的投入也接近4亿元，相比之下，辽宁的1.1亿则显得太少了。按照一个官方的数字，十运会辽宁省对金牌的奖励是12万元，东道主江苏为40万元；在先期投入上辽宁为8200万元，江苏为3.2亿元。[6] 对于辽宁来说，每得到一枚金牌和失去一枚金牌，感觉都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增加一枚金牌就意味着回去后又多了一笔奖金开支，而失去一枚金牌则表明“辽老大”的光环又暗淡了一些。
我们从号称“金牌工厂”的辽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得知，在九运会上，辽宁代表团获得金牌17枚，银牌6.5枚，总分736分的优异成绩。1999年至2001年九运会专项拨款659万元，实际投入700万元，体育事业费填补4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353万元，占总经费的50.4％；公用经费322万元，占总经费的46％；科研经费25万元，占总经费的3.6％。八运会专项拨款341.5万元，体育事业费填补6.5万元。2003～2005年备战十运会专项经费总计836万元，其中高级体育设备费用达到624万元，集训经费达到212万元。以2004年奥运会为例，在备战奥运会的一年时间里，辽宁夺金和冲金的运动员的总营养费达到350万元，为奥运会而投入的资金总额达到439万元。[7]
我们以一块女子柔道奥运金牌成本为例，可以对辽宁体育的投入产出进行粗略的测算。一块女子柔道奥运金牌成本共分五个层次，即少年体校、大省队、省队、国家集训队、奥运冠军，还包括地方财政专项资金。少年体校：地市财政年花费35万，奥运周期花费35万×2(或3)年=70(或105)万；大省队：省财政年花费4.4万，40名省队队员花费32万，奥运周期花费4.4万×4=17.6万，32万×3(或5)年=96(或180)万；省队：省财政286万，地方企业赞助30万，奥运周期花费(286+30)×4=1264万；国家集训队：国家财政30万，地方财政19万，奥运周期花费(30+19)×3=147万；奥运冠军：国家奖励20万，省财政15万，地市、企业与其他奖励不计，奥运周期花费35万。最后，总计1795.2万元。由此可见，一块奥运金牌的总投入是非常大的。如果单看这个数字，我们极容易得出结论，培养奥运冠军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其实不然，奥运金牌的无形资产和影响同样也是巨大的，正是奥运的巨大推动力，我国的体育产业才方兴未艾。
四、低投入高产出的原因分析
辽宁竞技体育从横向来看，即与其他省份相比，投入确实是低的，而产生的奖牌数量较多；从纵向来看，虽然投入的绝对数量在逐年增加，但比例是下降的，因为辽宁经济在滑坡。必须说明的是，就绝对数而言，培养奥运冠军的投入是非常高的，但就举国体制而言就很正常了。所以，这里的低投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更多的是从横向的意义上来看的。那么辽宁体育低投入高产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表面看来似乎不符合经济规律？
一个重要原因是辽宁人的体质非常好。2000年国民体质测试表明，辽宁人20岁至54岁各个年龄段的人群身高高于全国平均值2厘米，体重重2公斤，肺活量大200毫升，反映身体素质的其他指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身体素质是高产出的前提条件，因而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在此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
(一)原有的制度安排所产生的良好的绩效惯性作用
辽宁竞技体育最辉煌的时期是在计划经济时期，那时辽宁是工业大省，经济产出总量很高，在举国体制下体育事业的投入自然没有问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辽宁经济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经济出现了大幅滑坡。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必然影响到它的体育投入，所以辽宁的体育投入自然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体育的投入是靠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撑的，地方财政投入减少了，整体投入必然减少。那么为什么体育产出还是很多呢？因为辽宁体育内嵌的制度安排是比较稳定的，长久以来形成了良性循环发展机制，即从基层体校到省队再到国家队的多级选拔体制以及师傅带徒弟的训练模式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尽管投入减少了，这种制度安排下的绩效由于惯性作用不会立刻出现太大的变化，会有一个延续的过程。因此从短期来看，辽宁竞技体育依然实力强劲，但从长期来看就不容乐观了。经济基础是体育发展的根基，随着其他省份的崛起，辽宁竞技体育必然面临更激烈和更严酷的竞争，如果依旧维持现有模式，势必走向衰落。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项好的制度安排(这里就是指好的训练体制和管理体制)，它所产生的绩效不会突然消失，而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缓慢地发生变化。[8] 制度发生变化的方式是：作为正式制度安排，改变会容易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那么改变就会有比较大的时滞。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模式可以看作是正式制度，同时也可看作非正式制度，因为它实际上是自发形成的，只不过后来有了政府的倡导并有了明确的规定，这种非正式制度就变成了一种正式制度。因此，这种制度安排具有很长的时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正式制度投入不足的矛盾。
(二)人力成本较低使低投入的影响成为相对
辽宁竞技体育的投入低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辽宁的人力成本较低。辽宁省整体的工资水平较低，与发达省份(城市)相比差距很大，但是由于辽宁省的消费水平也比较低，所以从相对意义上说较低的工资收入是可以承受的。[9] 低投入对辽宁省运动员带来的负面影响比较小，不会直接影响到到运动员自身的生存问题，只不过与发达地区相比，运动员的心理落差会比较大。低投入对训练设备和技术的更新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因为辽宁有一支非常优秀的教练员队伍，训练水平相当高，所以对于成绩即产出的影响不是特别大。随着体育训练越来越强调它的科学性和营养调配，经济投入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从长期来看，辽宁体育能否维系“体育大省”的地位是很难判断的。
(三)人才壁垒阻碍了体育人才向外流动
通过课题组对运动员的访谈，我们发现运动员大多数是比较理性和客观的。尽管他们知道辽宁体育的投入低，但他们认为要出成绩关键是要靠自己。如果自己没有实力，那么谈别的就没有意义。而且，他们普遍感觉辽宁的教练员水平非常高，通过刻苦训练会有好成绩，所以思想状态是比较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体育行业的机会成本比较小。因为竞技体育是技术性极强、专业化程度特别高的行业，所以运动员一旦进入这个行业就很难退出。同时，因为机会成本太小，也使运动员选择其他行业的收益很小。通俗一点说，就是因为它过度专业化，所以运动员的特长只能在这个行业里才能得到发挥，换个行业就没有优势了。此外，辽宁竞技体育人才的相对稳定，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所谓的人才壁垒。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非常不规范的，劳动力流动具有很多的附加条件。虽然在经济转轨时期，某些行业的劳动力可以实现有条件的流动，但这个条件在体育行业里尤其严格。人才外流壁垒实际上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一种表现，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不利于我国体育人才资源的充分利用；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不利于运动员在有限的运动生命里充分发挥其才能。因此，尽管辽宁体育人才外流的现象比较严重，但由于外流壁垒的存在，可以保证优秀运动员相对稳定地为辽宁省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五、政策建议
要想实现辽宁省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防止辽宁竞技体育出现大幅度滑坡，必须采取有效对策。
(一)变人才外流为人才输出
辽宁人才外流现象比较严重，是体育行业人所共知的。随着辽宁经济的滑坡，这种现象会更加严重。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如果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限制人才外流实在不是明智之举，靠感情留人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应该换个思路，把人才外流变为人才输出。
辽宁省具备人才输出的强大优势和有利条件。辽宁省在训练机制上，实行所有制形式多元化、组织形式多样化、培养输送有偿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国家设在辽宁省的体育后备人才训练基地共有39个。足、篮、排三大球成绩辽宁最好。辽宁省拥有一批高水平的教练员队伍：辽宁省的体育运动学校共有专职教练员284人，业余体校有专职教练员822人。辽宁省共有体育传统项目学校2085所，其中省级传统项目学校135所，参加训练的学生达到83000人。[10] 辽宁省三级训练网的建立，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充实的后备人才基础。此外，辽宁省还积极创办体育名城，如沈阳市的足球、体操、举重；大连市的足球；抚顺市的乒乓球；本溪市的自行车；阜新市的篮球；铁岭市的柔道和丹东市的羽毛球等体育名城。辽宁每年由传统项目学校向各级体校、运动队输送大批优秀体育人才，使辽宁省体育人才选材面更宽、更广，优秀人才辈出。
人才输出的根本条件就是要具备人才，人才的大量储备是辽宁省体育的优势，所以应该转换思路，继续巩固和扩大这一优势。巴西是足球人才的输出大国，人才都在国外扬名，这是非常好的人才实施战略。我们应该完善多级训练体制，把后备人才的培养纳入人才输出的战略。这样，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人力物力把自己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让辽宁省成为体育人才输出大省。长期以来，培养后备人才只是输往一线队，随着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这种人才输出策略会有较大的市场价值。
(二)完善激励制度，使运动员和教练员都能人尽其才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制度也是投入的一种要素，即除了劳动、资本之外，还有制度要素。一直以来，我们把制度看作是外生变量，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内生变量。[11] 为什么在具备同样资源禀赋的条件下，绩效会有所不同？这就是制度在起作用。因此，制度非常重要。辽宁竞技体育必须从挖掘潜力和能量中找到自身的优势，并加强激励制度的建设。现在采取的把争夺金牌任务与个人奖惩挂钩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激励措施。激励的关键不是感情，而是制度。还可以尝试其他激励制度，比如可以对队员或教练提出的对于训练方法或器材的建设性意见进行奖励，可以对在后备人才培养做出突出贡献的教练员进行重奖，可以给教练员更大的权限，对于成绩突出的队员给予奖励等等。只有激励制度完善了，运动员的绩效才会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三)体育市场化，变举国体制为市场体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体育事业一直主要服从政治需要，这使得体育事业越来越远离大众。在过去的体制下，体育运动只能由国家投入，而且成为一种“政府工程”。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国家只能全力培养重点，力求打造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各个项目的国家队。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使体育走向了神坛，而不再是大众的体育。体育一旦脱离了大众，就失去了体育所应有的意义。
据有关数据显示，在大众体育上我国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的体育人口已占人口总数的70％～80％，而我国不足1/3。最近十年，世界平均身高增长了5厘米，而我国只有0.74厘米。[12]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国民总体健康水平”的评估报告中，我国排名在114位。由于大众缺乏参与体育运动的意识和条件，体育运动就成了一种由少数运动天才为国家争光的事业，而不是人人可以参与的活动。在我们无可非议地变成了竞技强国的同时，我们依旧是体育弱国。
体育必须走向大众，只有大众体育繁荣，竞技体育才会有良好的土壤。辽宁体育之所以走在全国体育界的前面，就是因为倡导体育市场化、大众化。只有这样，体育才能发展成为繁荣的产业，就像美国NBA的存在，绝不是为了金牌，所以是真正意义的产业。辽宁有着肥沃的体育土壤、丰富的体育文化和多年积淀的体育资源……所有这些都可以使辽宁体育成为亲近大众从而真正走向市场，成为最有竞争力和潜力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