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看比较优势战略的适宜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阶段性论文,大国论文,适宜论文,比较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立足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在有利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取得长足发展，但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动增长，技术进步贡献较低。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带来了资源和能源的短缺、环境的恶化、贸易条件恶化、众多产业甚至关键部门竞争优势的缺乏、外商企业控制中国诸多产业以及由于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导致经济收益少等现象，使得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势所必然。那么，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应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导向？比较优势战略是否适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及其受到的质疑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使她走向繁荣，也可以使之走向衰落。欠发达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实现工业化并赶超发达国家？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提出了非常有影响力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发展战略是决定收敛是否会在这个国家发生的重要因素，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没有能够成功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主要根源于它们的政府采取了不适当的发展战略”（林毅夫，2002）[1]。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它的技术和产业的函数”，“发达国家的富裕根源于它们的产业和技术优势”[1]。而“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①（林毅夫、孙希芳，2003）[2]。“假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选择优先发展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合的产业/技术结构，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优先发展部门的企业将缺乏自生能力。……结果，这个经济的发展绩效会很差，收敛也就不会发生。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比较优势作为产业发展的基本准则，这个经济才会有运行良好的市场，才能易于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维持高的资本积累率，达到快速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实现收敛”[1]。所以“欠发达国家政府应该以促进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为目标，而不是以结构的升级为目标，因为一旦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就会驱使企业自发地进行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1]。
以上分析逻辑展示“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清晰地构建了“要素禀赋—自生能力—技术、经济结构选择—经济增长（收敛）”的分析范式，即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经济结构，而技术、经济结构又内生于要素结构（资本劳动比），不遵循要素结构的比较优势，则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则经济发展绩效差。这一理论基于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实施发展模式和战略转型的若干经验教训，并通过对大量历史证据的归纳，对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实践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但自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创建以来，关于该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适宜性也从多方面受到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是否能够取得较高的经济发展绩效？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持续的恶化态势引致了对比较优势战略有效性的质疑（如徐建斌、尹翔硕，2002[3]；王佃凯，2002[4]；徐元康，2003[5]；李稻葵，2006[6]）。按照比较优势战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当前主导产业，在现代贸易格局下，不能够获得较高的经济发展绩效，因而也没有较多的经济剩余来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王允贵，2002[7]；郭克莎，2003[8]，2004[9]）。（2）是否有利于竞争力的提升？廖国民、王永钦（2003）[10]指出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并不是一国产业竞争力和企业自身能力的充分必要条件，缺乏技术优势使得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更是难以为继。洪银兴（1997）[11]也认为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3）是否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郭克莎（2004）[9]指出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能不能实现主导产业的转变，是否有利于比较优势的转换”。虽然林毅夫（2002）[1]指出东亚四小龙通过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顺利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但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有其特殊性，资本稀缺而劳动力异常丰富，这使得我国要素禀赋在短期内很难改善，造成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刚性[12]。并且，就贸易结构而言，郭熙保、胡汉昌（2005）[13]指出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自动、自发地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
我们认为“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做出了很好地解释，遵循比较优势理论使我国持续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我国正面临着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鉴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受到的诸多质疑，需要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适宜性做进一步探讨，以明晰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受到诸多质疑的理论逻辑根源，探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发展战略导向。本文遵循林毅夫教授提出“对一个理论的批评，不是针对其内部逻辑的一致性，就是针对其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一致性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在中国这一发展中大国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的适宜性做系统分析。
二、大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
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外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物质资本），二是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也就是所谓生产率（包括一般效率的改进和要素质量的提高）。这两种增长源泉构成方式的不同，反映增长方式的区别。一般认为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在50%以下，则基本上属于粗放型（数量型）的经济增长；达到和超过50%，则属于集约型（质量型）的经济增长（张平、刘霞辉，2007）[14]。世界经济的增长史表明，经济增长方式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从“劳动投入驱动”向“资本投入驱动”再向“技术知识驱动”型转变，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主导产业结构的转变规律，如图1所示。
大国经济应当遵循经济增长阶段的一般性规律。所谓大国，是指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和市场潜力大的国家。大国经济一般具有市场潜力大、资源总量大、经济规模大、产品多样性、区域差异性和经济完整性等特征（欧阳峣，2010）[15]。小国可能凭借国外的资本和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大国由于其经济规模大，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经济发展按照一定的路径逐步演进。并且大国具有经济完整性的特征，使得其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大国受到国外影响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难度更大，大国经济更应当遵循经济增长阶段的一般性规律。
三、大国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比较优势战略的有限适宜性
从劳动力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阶段到资本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主导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转换阶段，无论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内部逻辑体系的一致性还是该理论与现实经验的一致性方面，都说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对于小国而言的基本适宜性。根本原因是，资本积累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要素。从理论的内部逻辑体系看，“要素禀赋—自生能力—技术、经济结构选择—经济增长”理论逻辑体现了内部逻辑体系的一致性。在要素投入数量驱动型经济增长阶段，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自生能力的决定因素是要素成本。企业技术结构是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还是资本密集型技术，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转换都取决于资本的相对丰裕度。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有利于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从理论与现实经验的一致性方面，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与经验事实一致。首先，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史来看，从农业经济到劳动力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再到资本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过程符合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推理，即随着资本丰裕度的提高，其主导产业从农业到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再到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转变。其次，从前苏联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赶超经验看，由于在资本缺乏的条件下进行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发展，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也确实没有取得成果。再次，从新兴崛起的亚洲四小龙来看，其产业结构也是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
但在大国经济条件下，即使在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如果大国以总体要素的比较优势介入国际分工，比较优势战略也呈现有限适宜性。首先，如果大国以总体要素比较优势介入国际分工，会受到“大国效应”的不利影响，减少经济增长的福利，降低可供产业升级的“经济剩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逐步推行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导向战略。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加工环节的出口极大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得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2.2万亿美元，中国进出口占世界市场比例不断提高，特别是中国制成品出口占世界比例不断提高，2008年达到12.8%（见表1），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额，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消费品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给国。同时，为维持高速的出口贸易增长，也导致了金属、矿产品及其他原材料的巨额需求，如随着我国外贸增长，我国未加工的铝的消耗量占全世界比例在2004-2006年间达到22.9%，精炼铜达到21%。所以，中国外贸增长基本满足“大国效应”产生的条件。大国的外贸增长的“大国效应”使得恶化贸易条件，降低外贸增长的福利，使得经济剩余减少，延缓产业结构升级。
其次，如果大国以总体要素比较优势介入国际分工，则会遭受产业结构升级刚性。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要在整体要素禀赋结构改善的条件下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但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资本稀缺而劳动力异常丰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这使得我国整体要素禀赋在短期内很难改善，造成产业结构升级的刚性。
无论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内部逻辑体系还是该理论与现实经验的一致性方面，都说明比较优势战略在要素投入数量驱动型经济增长阶段对小国而言的基本适宜性②。但同时，如果以一个大国的总体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介入国际分工，会受到“大国效应”的不利影响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减少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剩余，并且也会遭受产业结构升级刚性，导致比较优势战略在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对大国经济发展的有限适宜性。
四、大国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比较优势战略的欠适宜性
当今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融入全球经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可能还处于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但与之竞争的却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发达国家，这使得比较优势理论分析环境发生了变化。在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无论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内部逻辑体系还是该理论与现实经验的一致性方面，都表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在该经济增长阶段的欠适宜性，并且大国经济也强化了这种欠适宜性。
1.企业自身能力决定因素：要素成本还是要素使用效率
企业自生能力是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联系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由于主要考虑的是资本这一要素，所以资本成本（利率）是决定企业自身能力的关键。但在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要素使用效率（即TFP）对产出的贡献超过资本的贡献，企业自生能力的决定因素还是要素成本吗？
为解答这一疑问，首先从我们较熟悉的印度经济的案例入手。从资源禀赋结构比较，印度的储蓄率大约为24%，中国是40%；加上每年流入印度的FDI规模只有中国的10%（Diana Farrell et al.,2004）[17]，可以得出“中国比印度资本要素更丰裕”的基本结论。根据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中国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应该比印度更强、更多。但相比而言，印度更成功地培育了一大批目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营企业和公司，而且这些公司多数以经营最顶尖的信息技术为基础③，例如在软件方面有著名的信息系统公司（Inosys）和维普罗公司（Wipro），在制药和生物技术方面有著名的兰巴克公司（Ranbaxy）和雷迪博士实验室（Dr Reddy's Labs）等。
为什么资本要素较中国缺乏的印度却更成功地培育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这实质上是由于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自生能力不单单由要素成本决定。在世界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的趋势下，企业自身能力的决定因素也发生了变化，由要素成本转向要素的使用效率。在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要素使用效率对一个企业的销售收入的贡献大于要素投入的贡献，才有宏观总量上的TFP贡献超过要素的贡献。内生增长理论对要素的使用效率给予了较详尽的解释，生产率可以由两个因素决定：技术④和效率。技术可由研发和国际技术扩散得到；而效率是一个总的概念，即生产要素与技术结合产出的有效性，用于描述解读生产率差异而不是技术差异的任何东西。其影响因素也包罗万象，如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⑤、非生产性活动（如经济寻租）⑥、闲置资源（即生产要素没有被完全利用）⑦、管理，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在资本并不太丰裕的条件下，却有大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企业的原因——要素使用效率真正决定了企业的自生能力。
当然，要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可能也需要投资⑧，如技术的改进需要大量的投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必然需要大量的投资。投资的来源只能是企业和整个经济过去的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经济剩余。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来组织生产活动，企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林毅夫、李永军，2003）[18]。但这一逻辑有两个问题：其一，单单从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一个因素——技术方面来讲，技术的领先地位也足够弥补资本的成本，即使这一利率较高。因为新技术产品市场具有垄断特性，而垄断定价带来的高额利润可弥补资本的贷款成本。那么，在世界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借贷（因为世界市场上资本是富裕的）实现技术进步，使得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获得自生能力。其二，从技术产生来看，新技术产生的决定因素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而高质量人力资本是政府的公共教育培育出来的，其数量和质量对于企业决策来说是一个外生变量，政府即使在资本相对较贫乏的条件下也可以提高高质量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投入。
其次，有关企业的企业竞争优势源泉的解释有多种理论观点，也并不都把要素成本优势视为企业的自生能力的决定因素。如资源学派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企业所控制的战略性资源，如企业内部的技术知识、高技能的雇员、品牌、贸易联系和资本等。动态能力学派则认为企业最宝贵的资产是以组织知识为基础的能力，如何发展、保持和增强组织能力对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具有关键作用。竞争力是能力和资源的结合，能力比资源更重要。企业的核心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商业能力和管理能力等。金碚（2001）[19]认为资源是形成优势关系的实力前提，能力是决定企业市场适应性的最主要资源，知识是能力的内在因素，具有创造性和决定性。蔡昉等（2003）[20]也指出在开放、自由和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竞争力就是企业的经济效率，包括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两个部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既要关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等来实现产出最大化问题，又要关注产品和要素价格、盈利能力、市场份额等来实现成本最小化问题。前者是为了获得技术效率，而后者是为了获得配置效率。
最后，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受到的质疑来看，基于贸易条件恶化和竞争力缺乏而质疑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逻辑根源也在于对企业自生能力的决定因素的不同理解。这是因为在世界经济向“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的趋势下，企业自生能力的决定因素不是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是由于知识、技术的领先导致的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所以单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出口，贸易条件自然不佳，也自然就没有竞争力。从而很自然地，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也就受到了如“按照比较优势战略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当前主导产业，在现代贸易格局下，不能够获得较高的经济发展绩效”（王允贵，2002[7]；郭克莎，2004[8]）；“单纯的比较优势不一定能成为竞争优势”（洪银兴，1997[11]）；“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并不是一国产业竞争力和企业自身能力的充分必要条件，发展中国家应该需要在诸多关键技术加强创新与突破……而不是刻意追求什么比较优势战略”（廖国民、王永钦，2003[10]）等诸多质疑。
2.技术、产业结构是否一定内生于要素结构
在要素投入数量驱动型经济增长阶段，技术、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结构是成立的，因为资本在这一阶段是决定性要素。但在要素使用效率驱动型经济增长阶段，技术、产业结构是否一定内生于要素结构？也就是说，要素丰裕度越高、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也越高吗？
首先，从技术结构⑨与要素禀赋的关系看，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的理论根据是“适宜性技术”理论。如“对于欠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要升级的产业和技术是新的，需要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学习成本在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下要比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小”（林毅夫，2002）[1]，因而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则可以引进与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的更高的技术结构。但这一逻辑有两个根本性问题：问题一，如果技术可以引进，为什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没有“在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的驱动下引进“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的”技术？是否仅仅因为这些国家都实现了赶超战略、都着眼于引进不能被利用的前沿技术？如果是因为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相适应的技术不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问题二，为什么发达国家不能研发出适应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技术，然后卖给发展中国家（既然他们有能力研发出最前沿的技术）？显然，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这一逻辑一定是忽视了技术进步中某些重要因素。因为就所能观察到的经验来看，技术结构也并不是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而改善。这方面的经验甚多。如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国家间技术水平的比较能说明这一事实。根据表2，加拿大的劳均实物资本和劳均人力资本几乎与美国相等，因此，在要素积累方面，加拿大与美国大体相当。但是，如果比较它们的生产率，我们发现加拿大只有美国水平的77%，明显比美国贫困。芬兰和英国的劳均产出水平大体相等，但芬兰的劳均产出水平主要依赖于要素积累，而英国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要素积累大体相等，但肯尼亚的生产率是坦桑尼亚的两倍多，因此，其人均比坦桑尼亚高得多。类似的经验如Young（1995）[21]关于经济大体相似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比较，发现中国香港的生产率增长率为2.3%，而新加坡仅有0.2%。这些宏观总量上的证据表明技术水平不一定随着要素结构的改进而提高。
再从企业微观经验上看,Michael Polanyi（1962）[22]曾经描述过两个国家利用电灯泡生产机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经历，20世纪50年代，匈牙利进口了这种机器，可是整个一年都没有生产出一个没有缺陷的灯泡来。同时，同样的机器在德国运转良好。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康明斯发动机公司在日本和印度分别设立了一家合资公司，生产同样的卡车发动机。在日本的工厂很快就达到了该公司的质量和生产率水平。相反在印度的工厂，成本比美国的工厂高2倍，产品质量却依然低下。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23]认为在这些例子中，关键不在于实物资本的数量与质量存在差距，而在于主要工程和管理人员的实践经验不同。
既然所观察到的经验与比较优势理论“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的逻辑并不一致，那么，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这一逻辑忽视了技术进步中什么样的重要因素？实际上，在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增长理论重新解释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认为技术进步而非物质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并非取决于物质资本，而是人力资本，这一点在内生增长理论关于技术进步的刻画中得到明显体现。而在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中，人力资本在技术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由于强调物质资本的决定性作用而被弱化了。如“人力资本的作用和物质资本的作用是互补的，单方面提高人力资本，而没有一定的物资资本和其配合，高人力资本无法发挥其作用”（林毅夫、李永军，2003）[18]。“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只看到了先进技术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技术进步的要素约束”（林毅夫、刘明兴，2004）[24]。当然，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需要配备必要的物质资本是不容否认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在向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比物质资本更具有决定性。这一点在有关人力资本贡献率的研究中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即使“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必然需要大量的投资。投资的来源只能是企业和整个经济通过过去的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经济剩余，只有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才有充足的剩余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但根据舒尔茨的计算，1900-1957年间，美国在“物化”方面的投资增长了45倍，而教育投资增长了85倍，但“物化”投资创造的利润仅增加35倍，而教育投资创造的利润增加了175倍。既然人力资本投资的贡献如此之大，为什么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就不能弥补投资于人力资本培育的物质资本的成本，而非要在此成本很低的条件下才进行呢？另外，影响企业技术选择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本水平，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市场规模的大小、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隐性知识的可获得性等诸多因素。
其次，从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的关系看，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也是基于与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相同的理由。伴随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技术、知识产业结构也逐渐成为支柱产业，但由于技术、知识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技术和知识，而技术和知识又取决于高质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和相关的制度环境等，而非资本要素。所以当高质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以及相关的制度环境（如知识产权、大的市场容量、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等条件不能满足时，技术和知识就不能畅通获得，从而产业结构升级也无法实现。自然地，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不可避免地受到诸多质疑，如“（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能不能实现主导产业的转变”[8][9]，“比较优势战略忽略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动态贸易利益”[4]。
3.遵循比较优势战略能够实现经济收敛吗
发展中国家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是否能够实现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实际上，前两个问题的解答使得这一问题的解答水到渠成。在经济转向要素使用效率驱动型经济增长阶段，要素禀赋结构（K/L）的改善并不一定导致从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生产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提高，也并不一定导致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那么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的条件下也就不一定能够实现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
经济的收敛必须由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来实现。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企业“自生能力”的决定因素从依赖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转向依靠科技进步的新阶段。发达国家利用自身技术优势保持领先地位，用技术控制市场和资源，形成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凭借其在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产品和生产环节上的技术优势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技术优势，凭借在劳动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只能出卖低价的劳动力和牺牲本国环境和资源来换得微薄的加工费。这种根据科技—劳动资源比较优势决定的分工范式使得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追赶的前景并不乐观，主要是由于基于技术—劳动资源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分工范式产生了两个效应：（1）这种研发—劳动的分工范式使得发达国家从研发“干中学”产生了更多的内生技术进步，并随时间推移强化这种优势，这样会导致南北经济增长和技术上的永恒差距，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无法实现经济赶超；（2）技术的自主研发具有提高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的两面性，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注重加强自主研发提高对国外技术的模仿能力，也不能通过知识产品的自我累积提高创新能力，技术赶超也就无从谈起。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无论其内部逻辑体系还是该理论与现实经验的一致性方面，都表明该理论在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的欠适宜性。究其根源，在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或者说在世界经济向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转变趋势下），企业自生能力的决定因素不再是要素（资本）成本，技术、产业结构不再仅仅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K/L），所以在依靠要素使用效率改进才能实现经济赶超的阶段，遵循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就可能无法实现经济赶超。纵然比较优势理论考虑到高质要素的作用，但其逻辑是，即使企业自生能力的提高和技术、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高质要素，而培育高质要素需要资本投资，进而认为经济中的最外生变量是资本禀赋度。这恰恰忽略了资本只是生产高质要素的一项工具，而非高质要素本身，而决定经济是否收敛的关键高质要素又并非仅仅取决于资本，并且高质要素带来的回报也能弥补培育它的资本成本。如果说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这一忽略，在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由于资本的关键性作用而使得该理论适应于工业化初期，那么在经济增长方式向质量型转变过程中或者说在工业化后期，这是一切对该战略理论质疑的根源，因为这些高质要素才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
4.大国经济对比较优势战略欠适宜性的强化
在质量型经济阶段，大国经济特征强化了比较优势战略的欠适宜性。首先，大国经济为提升企业自生能力提供了更多途径。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企业自身能力的决定因素由要素成本转向要素的使用效率，而大国经济的巨大经济规模与国内需求为有效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提供可能。大国的生产要素规模大和国内市场规模大，既可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又可形成资源集聚和产业集聚，从而推动技术细分和技术进步，有利于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使得大国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自生能力的提高并不仅仅依赖于要素成本。其次，大国经济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更多可能。即使大国的高质要素和要素禀赋（K/L）总体水平较低，但大国资源总量大的特征有利于大国形成规模经济，培植支柱产业。同时大国经济具有幅员广阔和资源丰富的特征，发展经济的资源要素比较充裕，产业布局的空间比较大，凭借这种优势可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布局，建立一个包括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相当完备的产业体系，使得提升产业结构并不一定依赖总体要素禀赋（K/L）的改善。再次，大国经济条件下，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介入国际分工，并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发展绩效以实现经济向发达国家收敛。我国巨大贸易规模加剧国际市场竞争，增加南北矛盾和南南冲突，增加经济收敛的难度。且大国更倾向于受到“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诅咒”，因为大国产出的增加，通过贸易条件恶化，使得产出的价值下降，放大要素积累边际报酬递减的影响，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福利。
五、结论与展望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比较优势战略受到越来越多质疑。本文从大国经济增长不同阶段讨论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适宜性，认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适应于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因为在这一阶段资本起着关键性作用。但如果大国以总体要素的比较优势介入国际分工，比较优势战略也会呈现有限适宜性。而从“要素投入数量驱动”到“要素使用效率驱动”转变的阶段，遵循“要素禀赋—自生能力—技术、经济结构选择—经济收敛”分析范式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无论其内部逻辑体系还是该理论与现实经验的一致性方面都表明该理论在此经济增长阶段的欠适宜性，并且大国经济会强化这种欠适宜性。为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在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1）我国现阶段需要利用劳动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在提高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应。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在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和关键部门实现“重点突破”。那么，如何选择适宜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其既能反映我国劳动力丰富这一重要的资源禀赋条件，又能使我国产业顺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实现向高技术价值链的推进和升级，是推进我国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一个具有重大战略现实意义和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如不同区域如何根据各自的发展阶段进行主体功能定位并采用不同发展战略布局，如何健全区际间协调联动发展的机制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不同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目标与路径以及相应的政策支持等。
（2）改变微观企业内在技术和生产要素组合的生产方式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政策重点是“基本政策应该是为自由、开放和竞争的产品与要素市场的运转消除各种可能存在的障碍……以确立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要素价格结构”。而在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对微观企业的政策重点是克服科技进步中的市场失效。需进一步探讨如何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高质人力资本的培育效率，改善高质人力资本的长期供给弹性，以外生地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从而提高研发的积极性；如何提高科技创新的预期收益，克服新兴技术产业发展资本市场的不完善。
（3）根据大国特征与优势探讨有效推进大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适宜经济发展战略。大国经济有其特点和优势，其发展战略和模式上也有自己的特征。如大国特征体现在国内市场潜力大、国内资源总量大、经济规模大、产品多样性、区域差异性以及经济完整性等方面，由大国特征而产生规模经济、差异性、多元结构和独立系统等优势，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工优势、互补优势、适应性优势和稳定性优势（欧阳峣，2008）[26]。那么，通过剖析大国经济的典型特征，探析大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性机理，研究大国经济的动力机制、发展规律及战略模式，根据大国特征与优势采用适宜的经济发展战略，可望有效推进大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①关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定义，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给予了明确的定义“……当我们讨论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时，通常指资本相对（劳动）丰裕度的提高”（林毅夫、孙希芳，2003）[2]。
②因为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在多篇论文和著作中，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立论逻辑和依据做了详尽论述，对此我们只作简单的分析。
③这些企业的霸主地位是由于掌握了核心软件和关键元器件的设计与生产。资料来源：《2006年世界电子通讯工业发展概况》，《中国投资指南》电子版2007年7月24日。
④关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也有考虑，但从技术进步的物质条件强调物质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如“技术进步可能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引进，也可能是一种需要大量资金的自主研究和开发活动，两者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因此，技术进步往往也要受到资本积累程度的局限”（林毅夫、李永军，2003）[18]。但本部分强调在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在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就具有决定性。
⑤例如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和其部件供应商关系非常密切，这样有利于流水作业并提高生产率。相反德国和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的关系则是对抗性的，供应商担心，如果他们提高生产率，那么需求零部件的企业就会压低价格，这一点削弱了企业提高效率的积极性。
⑥这一点的普遍性在转型国家是不言而喻的。
⑦如国有企业的冗员导致效率低下。
⑧而有些效率的改进并不需要多大的投资，如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的改进等。
⑨关于技术结构的理解，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特别强调一定的技术水平是和一定的产业区段相联系的，如“技术结构（或者说产业区段）”（林毅夫、孙希芳，2003[2]；林毅夫、刘明兴，2004[24]），又说“当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时候，企业能够相应升级它的产品或技术”（林毅夫，2002）[1]，“显然，现有的技术是从高到低的不同水平的技术组成的”（林毅夫、潘士远、刘明兴，2006[25]），等等，从这些表达中我们不难看出，比较战略理论的“技术结构的升级”实质就是技术水平的提高，或者说技术结构的升级必然导致技术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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