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韩国论文,座谈会上论文,文艺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也许在本文伊始首先回答“为什么是韩国”、“为什么是1980年代”以及“为什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几个问题是恰当和必要的。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既关系着对韩国现代文学史及现代化思想史的关心和探讨，也关系着对1970年代晚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及现代化思想史的关心和探讨。为了更利于问题的阐明并兼顾行文的方便，笔者在此仅对上述三个问题中的后两个问题以及第一个方面关心加以简要说明，而关于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方面的关心的思考和说明则留置本文的结语部分。
1970至1980年代的韩国社会处于两种主要对峙性力量的激烈交锋中，一方面是由军事政权(历经朴正熙、全斗焕和卢泰愚三位军人总统)主导的强硬、急遽的产业化推进，一方面是由此引发的来自左派知识阵营、政治阵营、广大进步青年学生以及城乡工农大众的普遍、顽强的抵抗，最终在这两种主要对峙性力量与其他次要动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于1993年艰难走进了“文民政府”(即金泳三政府)的新时代。这段动荡的历史因具有错综复杂、相互交叠的多重面孔以及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多重纠缠而成为韩国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重大疑难课题，对它的阐释始终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激烈争议和脉络复杂的多种意见分歧。虽然韩国人文社科界在1970—198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就曾以年度、5年、10年等为单位对之进行过多次反思和总结，在1990年代尤其在世纪转折点上又进行了更具历史深度、更为系统的多领域总整理，在新世纪的头一个10年里又不断突破研究雷区，锐化问题意识，拓进研究深度，取得了值得自豪的研究成果，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部分重要的研究领域仍处于待开拓或待深度拓展的状态，其中毛泽东思想作为外来思想资源之一在1970—1980年代韩国民主变革运动中的译介、传播及影响就是一项待开发的重要研究课题。笔者曾在《鲁迅在韩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接受方式》一文中对此进行过侧面涉及，描述了毛泽东思想在1970年代韩国社会变革运动中被引入、传播及利用的代表性路径和方式，在此意义上，本文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的继续探讨，将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对《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民族·民众文学运动中的译介样态及其意识形态颠覆潜能进行形态描述和本质分析。为此，有必要首先对1980年代以前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总体接受状况进行简要追溯。
一 1980年代以前毛泽东著作在韩国的总体接受状况
在南北分裂之前，朝鲜半岛对毛泽东著作的接受曾出现过成果显著的短暂活跃期。据笔者检索①，至迟在1943年，朝鲜半岛即已出现了由本土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朝鲜语译本——《新民主主义论》，译者署名“新人社”，由新人社出版，从属于“新人文集”丛书第1辑。1946年②，新人社又编译、推出了从属于“毛泽东·朱德选集”丛书的“新人文库”，其中毛泽东著作的译本有《配本新民主主义论》《文艺政策论》《论持久战》(同年由高丽文化社工务局再版)以及《论联合政府》等。同年，新章阁也出版了毛泽东著作的编译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此外，同心社还于同年出版了由印贞植等翻译的埃德加·斯诺的名著《红军从军记：中国解放区实况及其领导者》(即《红星照耀中国》)等相关英文书籍的朝鲜语译本。而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讲话》，据其他中国学者考察，至迟在1945年12月即已被译介到朝鲜半岛，并于次年8月出现了新译本，其间的1946年春还出现了诸如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举办的《讲话》学习讨论会(约有四五十位作家和评论家参加)这种有组织的研究与传播活动。③虽然半岛分裂前的这段时期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韩国史，但从地理位置的继承和思想流传的角度看，半岛分裂前对毛泽东著作的接受有可能借助某种历史契机、以某种方式成为此后韩国相关译介和研究行为的最切近的源头，因此本文仍将该时期纳入了自己的追溯、考察范围。
南北分裂以后，半岛的韩国境内对毛泽东著作的接受陷入了荒芜状态。韩国学者也认为这种情况的形成主要应归因于当时韩国政府对世界冷战格局的积极追随以及朝鲜战争导致的中韩两国敌对关系的加剧。④依据笔者的考察结果，即使计入翻译文本，该时期涉及毛泽东的韩文⑤书籍也寥寥无几，毛泽东著作的韩语翻译呈现为空白状态，相关论文则仅见1篇(《中共主席毛泽东的卸任与刘少奇的登场》，1959)。在现存的几种书目中，唯一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著作是《中国何处去》([韩]金炳道著，首尔文化社1953年版)，该书以韩国利益为着眼点，从国际政治角度叙述、分析了国共博弈的历史，具有较大的信息量和一定的历史概括力。此外，在收录了中国人物的通俗读物《改变了世界的人》([韩]朴琦俊编著，东亚出版社1952、1966年版)一书中，作者依照韩文字母顺序依次介绍了蒋介石、朱德、周恩来、郭沫若、刘少奇、毛泽东、彭德怀、宋美龄等中国人物，由此可以管窥当时韩国一般大众对中国的兴趣点，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60年代，韩国对毛泽东著作的接受开始回暖。虽然毛泽东著作的韩语翻译文本仍处于空白状态，但有关毛泽东的韩文书籍(包括韩文译著)却有了一定数量的增加，并首次出现了以毛泽东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毛泽东思想》([韩]金相浃著，知文阁1964年版)。由于该书作者金相浃的重要身份(历任高丽大学教授、高丽大学校长、国务副总理等职)，也由于该书此后多次再版(1967，1972，1975，1979)，将之视为1960年代韩国毛泽东研究复苏的标志和标本恐不为过。推究1960年代韩国毛泽东接受回暖的原因，其中既有中日关系长足推进、中法建交、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性影响等中国方面因素的影响，也有该时期韩国本土正在萌生的进步民族·民众话语这一内部因素的作用，而此后1970年代的毛泽东接受也处于这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延长线上。
1971年中国成功重返联合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这些重大政治事件显示出的国际关系新变化使韩国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激增的研究中共的需要”⑥显得越发迫切。1972年，高丽大学、檀国大学、淑明女子大学、延世大学、全南大学等高校相继开设中文系，突破了韩国外国语大学(1944年设立中文系)、国立首尔大学(1945年设立中文系)和成均馆大学(1955年设立中文系)三分韩国中文天下的局面⑦。1974年5月，韩国政府在汉阳大学设立中国问题研究所，标志着新中国研究这一领域正式获得韩国官方的通行证，韩国的中国研究也因此在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等综合性研究平台之外获得了一个更具专业性、研究条件也更为优裕的平台，从而进入了较60年代更具规模和力度、影响也更为深远的中国研究开拓期。从实绩上看，汉阳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在韩国毛泽东接受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是由李泳禧这个对该时期和此后韩国的毛泽东接受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确立的。作为积极投身于民主变革运动的进步舆论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李泳禧将毛泽东思想及其政治实践用作批判朴正熙政府的亲美反共意识形态及其以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激化为代价强硬推进经济发展的产业化政策的重要参照，成为奠定韩国毛泽东思想接受史上第一块基石的里程碑似的人物。除李泳禧外，1970年代韩国较重要的毛泽东研究者还可举出吴炳宪、罗昌柱、金忠烈、李大雨等。虽然这些研究者政治立场不同，文化观点歧异，专业水平参差，但他们的著述成果仍是研究者全面把握1970年代韩国文化界的政治氛围及毛泽东观的重要参照资料。
综观1970年代韩国的毛泽东接受，可总结出以下三个要点：一是有关毛泽东的韩文著作出版及再版活跃，量的递增迅速、明显；二是出现了一批较为引人注目的专业研究者；三是在价值判断方面，虽然该时期仍存在积极追随官方反共意识形态的著作和译著，但以李泳禧为代表的积极、正面评价毛泽东思想及其政治实践的声音明显增强，回避意识形态色彩、追求中立学术研究价值的著作也在增多。不过，还需附注一笔的是，中国大陆自1970年代晚期开始的对毛泽东时代的批判和反思已开始渗入到韩国的毛泽东谈论中。这一反思声音的加入客观上对韩国的毛泽东接受发挥了两种功能：一是为韩国官方的反共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舆论材料，二是为韩国知识界和社会一般读者确切把握毛泽东思想及其政治实践提供了新的认知参照。在1970年代晚期的韩国，上述两种功能中首先显示出作用效果的是第一种功能，第二种作用的发挥至1980年代才开始显现出来，且这种作用的范围仅限于小部分知识群体，对更大范围的知识群体来说，毛泽东思想仍是一个可有效指导现实斗争实践的理论宝库。换言之，对1980年代试图向毛泽东寻求思想和实践上的方向突破的大多数韩国进步知识分子来说，较之作为客观的认知对象，毛泽东思想及其政治实践更是他们应对当时韩国社会现实的有力、有效的“他山之石”。正是此种历史契机造就了毛泽东在1980年代韩国的不同命运，当中国大陆的去毛泽东化步步深入之时，韩国对毛泽东的接受正在走向高潮。
二 《讲话》译文的出现与1980年代韩国历史脉络的关系
1980年代是韩国译介、研究毛泽东著作的高潮期。该时期不仅有关毛泽东的研究著作大量增加，而且出现了一批毛泽东著作的翻译文本，改变了韩国建国后毛泽东著作翻译、出版的空白局面。据笔者考察，除多人著作合编的译本形式外，该时期韩国本土至少编译、出版过11种毛泽东个人著作(含诗词)的韩文译本，《讲话》的完整韩语译文则至少有4种，填补了韩国毛泽东文艺论著翻译的空白。推究该时期毛泽东著作译介、出版高潮出现的原因，笔者认为至少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这一高潮的出现位于1970年代以后韩国社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关心日益升温的延长线上。进入1980年代后，韩国社会自1960年代开始抬头的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关心继续扩展、深入，关注的焦点由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迅速扩大至文艺领域，这种变化体现在大学教育上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虽然自1970年代起开设中文系的韩国大学数量一直持续上升，但在韩国大学中文系的学科建制中却始终没有设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教授和研究生们的研究选题基本集中在语言学和古典文学领域，这种主要由意识形态控制造成的不健全的学科建制格局极大束缚了包含国统区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新中国文学在内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拓展。1980年代中期，这种不健全的学科建制格局得以重新规划，不仅半数以上的中文系设置了中国现代文学专职教授，而且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也于1986年正式成立，从而使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结束了“史前”时代，进入了规范、健全的发展轨道，为在学术研究领域突破意识形态禁区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可以说，作为1980年代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热点的中国左翼文学研究、《讲话》研究以及包括《讲话》在内的毛泽东文艺论著和部分大陆文艺理论教科书的译介多多少少都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这一名分的庇护和依托分不开的。
1980年代毛泽东著作接受高潮出现的第二个历史脉络是进入80年代后韩国社会民主变革运动以大规模联合罢工、罢课、示威的形式向工人、农民、学生阶层的广泛扩散以及由此引发的80年代后期民族·民众文学运动的迅速激进化。早在始于1960年代的急速产业化进程所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已扩大、凸显为社会结构性矛盾的1970年代，由诗人金芝河引领的民众文学话语即已开始将1960年代以“参与文学论”与“纯文学论”的论争为标志正式浮上韩国文学史地表的强调文学的社会干预功能的进步民族文学思想，由主体身份暧昧不明的以“市民文学论”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论，导向关注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底层的“民众文学论，使1960年代以后相继成为韩国文坛论争焦点的“文学何为”、“写什么”、“为谁写作”以及“如何写作”的问题⑧找到了在当时韩国社会脉络中最具现实适切性因而也最具思想感召力的最新解答。由朴正熙统治的1970年代进入全斗焕、卢泰愚统治的1980年代后，伴随1980年光州的民主抗争及1987年围绕修宪展开的民主大抗争促成的民主变革运动在韩国全社会的扩大和激烈化，也由于始发于社会科学界和经济学界的韩国社会结构论争对韩国文坛的渗透，以“民众文学论”为主导的民族·民众文学话语再次发生分化，更为激进的“运动文学”、“劳动文学”、“劳动阶级党性文学”等话语后来居上，成为1980年代韩国文坛论争、瞩目的焦点。激进的民众文学论者力主文学为民主变革运动服务，倡导韩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到生产现场的工农大众中去，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启发阶级觉悟，依据在工农大众中的亲身体验写作，现场写作，集体写作，扶持工农独立创作，吸收工农参加专业作家的集体创作，通过实际投身民主斗争实践将自己的小布尔乔亚立场转变为劳动阶级的立场乃至劳动阶级的党性立场。显然，激进民众文学论者的上述主张与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实际上也早已有韩国学者明确指出过毛泽东的文艺论著对1980年代后期韩国激进民族·民众文学话语的影响。
1980年代毛泽东著作接受高潮出现的第三个历史脉络是以“游击战术”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大量不定期杂志书(即“MOOK”)和地下出版物的出现，该现象在韩国文学史上统称为“MOOK运动”。韩国学者金炳翼曾高度评价MOOK运动对韩国现代文学的积极贡献，他说：“托福于这种牺牲性的努力，我们才在该时期阅读到了左派书籍、被禁的社会主义圈的书籍、越北作家及南北分裂后北朝鲜作家的作品；通过MOOK运动，我们才阅读到了劳动者突破既存文体、粗糙却生动地记录了生产现场的笔墨。”⑨由此可见，作为民主变革运动和民族·民众文学运动的有效组成部分，MOOK运动不仅通过译介、出版社会主义圈的书籍使一般读者有可能在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之外阅读到毛泽东著作或与此相关的书籍，也以其推重“劳动文学”的价值取向为毛泽东文艺观在当时韩国社会的接受犁耕了土壤。在此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部分韩国学者在论及MOOK运动的兴起时倾向于将之与自1970年代以来两分韩国文坛的《创作与批评》(1966年创刊)、《文学与知性》(1970年创刊)两大期刊巨头在1980年被查封这件事联系在一起。本文认为不应将上述两大期刊暂时退出文坛中心视为MOOK运动兴盛的主要原因，而只应将之视为一个契机。查阅一下当年的进步报刊就会发现，当时质疑体制媒体以牟利为第一要义、与当局协力掩盖真相的声音极为高涨，一方面民主变革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需要有掌握在己方手中的进步媒体来揭露事实，启迪民众，传播民主思想；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始终风云激荡，牵动全社会关心的重大事件频频发生，一般受众也渴望通过多种渠道迅速了解他们急于知道的事实真相。这两种原因都大大增加了对新报刊的需求量。资料显示，1988年2月末至3月间，计有50余家周刊、100余家月刊向韩国文化公报部提出登记申请，在3月间提出申请或已通过审批准备运营的日报有30余家，电台4家，此外，还有多家报刊复刊。⑩这说明当时的韩国正处于报刊需求急速增长、全社会公共意识日益增强的读书、读报时代。因此，杂志书运动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此外，从近年来韩国青年学者更倾向于从文艺民主、颠覆文坛话语霸权的角度审视 MOOK运动的研究倾向来看，以激进的“左派意识形态文学”为首的文学新生力量对相对保守的既有民族·民众文学话语的超越乃至反叛也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不恰当地强调具有不同程度进步性的两大期刊的被禁与MOOK运动的兴盛之间的因果联系，一方面有可能造成对全斗焕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专制行径的混乱认识，另一方面又会造成对MOOK运动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不可压抑的生命力的过低评价，而这两种情况都有碍于我们准确勘测包括《讲话》在内的毛泽东文艺著作被译介到1980年代韩国时的文化地理条件。
1980年代毛泽东著作接受高潮出现的第四个历史脉络是1988年夏韩国政府对“越北作家”(在抗战胜利及韩国建国后逃往三八线以北的朝鲜作家)作品的解禁。解禁虽然是政府行为，并且与韩国主办198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南北共同声明的发表有关，但同时也应被视为韩国国民民主斗争的成果，因此不应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从进步期刊杂志频频报道的社会暴力事件(警民、劳资流血冲突事件，警方性拷问事件及电刑拷问致死事件，强制拆迁导致的非命事件等)来看，暴力是1980年代韩国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尽管当时社会各界进步力量的变革热情空前高涨，但仍难低估各种“紧急措施”对变革参与者言行自由的钳制效能。据1980年代率先翻译了《讲话》的朴宰雨介绍，他当时之所以使用了“赵星”这一笔名而回避使用真实姓名正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此外，从11种毛泽东著作韩文选本中的9种以及4种《讲话》韩语译文中的3种是出版、发表于越北作家作品解禁后的1989年这一事实也可以推知越北作家解禁这一法律变化的重要性。对越北作家作品的解禁使当时韩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有可能在促进南北统一的框架下更自由地谈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而毛泽东思想与金日成“主体思想”的关联则大大增强了它对那些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乃至民族主义倾向的社会变革者的吸引力。
综上所述，包括《讲话》在内的毛泽东著作对1980年代韩国的亲和力植根于自1970年代中期以后持续升温的中国热、由急速资本主义经济开发激起的韩国进步知识界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潮以及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换言之，对包括《讲话》在内的毛泽东著作的译介是一种基于韩国本土需求和可能性而发生的对异域文化的“拿来”行为。由于本土文化语境的规定性，无论其操作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其行为本身不可避免地被投射上深浅不一的文化干预色彩乃至主流意识形态颠覆色彩。至于这种文化干预或主流意识形态颠覆色彩与译介操作者的主观动机究竟相距多远，其潜在的文化干预功能或主流意识形态颠覆功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则需在对翻译文本及其影响做进一步考察后才能做出判断。
三 作为文化干预行为的《讲话》翻译
1980年代《讲话》的4位韩国译者目前有3位为现代中国文学学者(朴宰雨、李旭渊和金宜镇)，1位为兼涉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典中国文学学者(李腾渊)，而从4位译者的学位论文来看，其中只有2位学者(李旭渊和金宜镇)的研究方向一直为现代中国文学，其余两位学者(朴宰雨和李腾渊)最初的研究方向均为古典中国文学。为什么不同专业背景的学人在1980年代都从事起了《讲话》的翻译呢?本文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出发去寻找答案：一是专业角度，二是现实角度。从专业领域和日后研究方向转换的角度看，对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李旭渊和金宜镇来说，《讲话》翻译可视为学科及自身专业基础建设的基本项目之一，而对由古典中国文学研究转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接近的朴宰雨和李腾渊来说，则可视为1980年代韩国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向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留下的预示了其未来研究领域变化的足迹。从现实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1980年代韩国的崛起并非学术自然增长引发的研究领域的相应扩张，而是长期被压制的自然增长能量以及这种能量的领域扩张欲求以国际关系和国内形势变化为契机的瞬间释放。这种累积能量的瞬间爆发尽管是多向度的，却并非是无主流的。具体来说，在1980年代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占最大比重的是对左翼文学的研究，研究者所选择的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左联时期和解放区时期左翼文学内部的各种论争，而在价值判断方面，对左翼文学的肯定性关心占主流地位，至1980年代中后期尤其如此。(11)因此可以说，1980年代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向既有赖外部社会条件的许可，又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性。而这种意识形态指向性的形成是与当时韩国的民族·民众文学运动这一特定的历史脉络分不开的，这已在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界达成共识。在本节涉及古典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脉络中，可引用朴宰雨的下述文字作为佐证：
研究现代文学的大部分学者经过了以激烈的民主化运动为象征的八十年代，大都持有较强烈的民族民众意识与敏感的触觉，倾向于把韩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要求跟学问研究互相配合，一面慢慢产出对韩国真正有进步意义的学术成就，一面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推动古典文学研究而让它获得现实性以及进步性。(12)
由此看来，不同专业背景的学人在1980年代后半期(尤其集中于1989年)同时投入到由不同出版社支持的《讲话》翻译中并非巧合，而是1980年代韩国特定的政治氛围和文化倾向的产物，确切地说，是1980年代韩国民族·民众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引起的呼应和回响。对此，本文将从《讲话》译文所属译文集的篇目构成以及编、译者的“前言”、“解读”等文字中寻找佐证，并进一步从译者以非学术活动方式参与社会变革运动的实践中寻找佐证。
从4种《讲话》译文与当时韩国本土现实的关联来看，尽管编、译者对当时的民族·民众文学运动有不同的关心点，对运动中的具体问题也存在观点和认识程度上的差异，但从整体上看，他们都明确赋予了自己的编译行为以某种现实针对性。4种《讲话》译文中最早出现的朴宰雨的译文隶属于包括“欧洲篇”、“中国篇”和“韩国篇”三部分在内的混合型译文集《文学理论与实践》。从译文集所属丛书(“四季新书”)的性质来看，该丛书对入选书籍在内容和倾向上并无严格规定，编译者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有较大的自由度。因此，选择翻译对象这一行为便获得了更易辨识和确认的译者操控性质和色彩。该文集的“中国篇”(朴宰雨编译)所选择的篇目均为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或探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重大事件的研究论文(含1篇第三国文献)(13)，主题明显集中于与当时的民族·民众文学运动密切相关的“革命文学”和“文学大众化”问题。虽然译文前所附的简短《解读》仅强调《讲话》是“整体考察和理解当时以及迄今为止的中国文艺所不可或缺的文献”，但文集所附的署名“编者”的《前言》却直接论及了当时的民族·民众文学运动。《前言》的主要篇幅用于对所选篇目逐篇进行评介，在此之前，编者首先扼要概括了对“作为运动的文学”与“作为制度的文学”的斗争性质的认识以及这种斗争在当代韩国演进的脉络，进而在肯定“作为运动的文学”所取得的丰盛业绩的同时，指出“作为运动的文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还存在许多自身的问题和弱点”，亟需“踏实而坚决的文学运动理论建设和实践水准的提高”(14)，明确表示译文集的编译正是基于此种问题意识，目的在于“为今后探索‘文学运动现象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更进一步，为探索文学实践的姿态、方法和战略提供核心性的参考资料”(15)。
金宜镇的《讲话》译文也隶属于混合型的编译文集(《文学与政治——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不过后者并非前者那样的多国合集，而是中国专集。由于《文学与政治——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从属于整体规划性较强的“中国现代文学全集”，要求能体现出现代中国文论发展的主要脉络，因此与其余3种从属于基本上(考虑到出版社编审的因素)由译者独立编译的单本著作，因而编译者相对具有更多的文本操控余地的《讲话》译文，该译文的译者乃至编者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操控的自由度较小。由于编辑体例的原因，作为译者的金宜镇并未在《讲话》译文前后附加说明性文字，在笔者检索的译者的学术论文中也未发现其有关《讲话》的论述，因而无从了解他承担《讲话》翻译的具体机缘、动因以及他对《讲话》的认识。不过，该译文集前后所附的分别具有全集总序和该集总论性质的《中国现代文学全集辑毕》及《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两篇文字仍直接表明或间接折射出了全集和该文集总体的现实干预动机。《中国现代文学全集辑毕》指出，民族文学往往是在主体地、能动地与世界文学的纠缠互动中确立和发展自己的统一性的，但由于“反共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以及“西方中心主义作祟”，“韩国的所谓‘世界文学’长期以来只不过是‘西方文学’的代名词，第三世界文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一直被排斥在‘世界文学’之外”，致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与韩国同属“汉字—儒教文化圈”且拥有近似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因而对韩国来说尤为重要的中国的现代文学一直未能在韩国得到系统译介，坦言全集的编辑是顺应1970年代末以来韩国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以及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认识深化基础上的“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意义及价值并介绍其作品的呼声”，目的在于满足“克服反共意识形态的压制所导致的知性及感性贫弱，总体认识和把握人与人生的强烈愿望”，为“较系统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同时也为具体感受和总体理解现代中国及中国人的生活提供助益”，而“这种理解将有助于扩大我们自身在知性和感性两方面的开放性，使我们的未来规划变得更加充实和丰富”。(16)《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对编译方针的阐明——在时期上以192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前期为主、在内容选择上立足于中国革命与文学的关系——也明确显示出了编译者的意识形态干预指向。作者明言将力排此种编辑方针可能招致的“过分偏颇”或“使积极的政治性或在文学外部设定评价基点的倾向等等仿佛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流”等诸如此类的指责，力主“这事实上正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主流”。(17)作者的这一主张是与前文提及的自1960年代“参与文学论”与“纯文学论”的论争以来强调文学的社会干预功能的进步民族·民众文学思想相一致的，更确切地说，它与《中国现代文学全集辑毕》分别关联着民族·民众文学话语的两个层面——“第三世界文学”话语层面和“作为运动的文学”话语层面，只不过《中国现代文学全集辑毕》显示出的是对“第三世界文学”话语完全同调的立场，而《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对“作为运动的文学”话语则持有条件的支持和理性批判的立场。(18)
在4种《讲话》译文中，李旭渊和李腾渊的译文因皆从属于毛泽东著作的独立编译本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李旭渊的《讲话》译文所属的《毛泽东的文学艺术论》，可谓1980年代(直至今日仍是)韩国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毛泽东文艺论著的译介成果。该译文集依据中国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选集》(1—5卷，人民出版社1966、1977年版)、《毛泽东选集》英文版(1—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版)以及《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等源文本编译而成，不仅在文集前后分别附有《译者序》和具有毛泽东文艺思想总论性质的“解读”文字(《革命与文学的辩证法——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的文学艺术论》)，而且在部分重要篇章前另附了专门的“解说”文字，以阐明或重申译者的编译目的、编译原则、对毛泽东文艺论的认识以及由此衍伸出的对读者的告诫等重要问题和内容。在翻译动机方面，译者阐明自己的编译行为是出于双重义务感的压迫，一是基于专业认识的学术义务感，即“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文学理论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对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是必需的课题之一”；二是基于现实干预意识的社会义务感，即“为设定我们的文学在我国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和位置提供有效的例证和经验”，“为丰富和变革我们的文学和生活提供哪怕点滴帮助”。(19)在对毛泽东的文艺论的理解和认识方面，译者既力主“所谓‘文学的’或‘文学性’等等，在本质上无法排除党派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文学观，启示读者将此作为理解毛泽东文艺论的出发点(20)，同时又强调了毛泽东(至少是革命时期)的文艺论与其孕育于农村革命且以注重并信任主观能动性为主要特征的哲学思想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与同样由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中国革命战略(即以农民为革命主体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以及统一战线战略)之间的有机联系，告诫读者警惕对毛泽东文艺论的非历史的、断章取义式的理解，以使毛泽东的文艺论能以真正有助于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旨在“超越肆虐于这块土地上的各种反动和改良”、“创建在这块土地上尚无前例的民众当家作主的新世界的艰辛历程”(21)的方式被消化、吸收和利用(22)，体现了译者激进而审慎的左派立场。
李腾渊是4位《讲话》译者中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译本最多的韩国学者。1989年，杜来(音译)出版社连续推出了3种由李腾渊编译的毛泽东文选——《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延安文艺讲话·反对党八股》，各收入译文2篇至10余篇不等，称得上是毛泽东著作韩文出版史上的重要业绩。这种连续出版的方式无疑更易受到关注，从而使译著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反响和影响。就收入《讲话》译文的《延安文艺讲话·反对党八股》一书而言，其中不仅收入了书名所显示的《讲话》和《反对党八股》，还附加了中国大陆1980年代上半期出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新论》(李准、丁振海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的两节相关内容。虽然译者在该书的《译者序》中仅阐明了编译者的专业出发点，即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比重上稍有所变化，但至今仍被视为革命文艺的基本指针”，“是我们总体理解当时直至今日的中国文艺流脉所必须研究的首要文献”(23)，但在此后的访谈中回溯此段翻译经历时，译者却补叙了可供参考的重要现实内容。据译者自述，当时因无法适应台湾的考据学风等原因而中断博士学业回国的译者一直在耽读具有现实针对性的社会学书籍，《讲话》《矛盾论》和《实践论》等毛泽东著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完成的。译者还强调指出，尽管译作是以提供专业资料的面目出现的，但它们实际上也抒发和体现了译者当时对即使身为古典中国文学学人也一直在强烈关注的现实问题的苦恼和探索。(24)
从以上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不同编、译者对《讲话》以及韩国当时的民族·民众文学运动存在认识和立场等方面的差异，但他们的编、译行为无一不与本土的政治文化现实息息相关，既无法免除时代思想文化性格的客观烙印，也强弱不等地体现了编、译者本人的现实参与意识及意识形态干预意欲。事实上，对当时众多进步的学人、学子来说，以社会主义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内容的学术实践活动并非参与社会民主变革运动的唯一方式。雨后春笋般的MOOK运动和学习小组活动，深入劳动场地的“现场写作”运动以及吸收劳动者参加的“集体写作”运动……所有这些和平的研究和创作行为，在当时其意味都远远超出了学术和文学本身，获得并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实践功能和作用，成为当时社会民主变革运动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而因参与和平游行示威而遭受的暴力镇压和牢狱之灾更加重了学人、学子们这段特殊生涯的学术—社会双重实践的色彩。据朴宰雨自述，在大学时代(1970年代)，他就曾因参加抗议朴正熙军事独裁政权的进步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1983年由台湾留学回国在大学执教后，又积极参与“全国教授协会”对全斗焕军事独裁政府的批判、抗议活动，并应进步媒体之约撰写连载文章向韩国工人介绍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李旭渊在其《译者序》的致谢文字中首先感谢的前辈学人金河林也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25)，这也可间接指示出译者本人与民主运动圈的紧密联系。此外，虽然前文曾将1988年对越北作家的解禁视为1980年代晚期《讲话》翻译高潮出现的客观条件之一，但依照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刘世钟的陈述，即使在德国统一、苏联解体、韩国已“度过了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1990年代初(迄今为止韩国最后一位军人总统卢泰愚在任)，“鲁迅仍被认为是共产主义阵营的作家而被作为应该警惕的研究对象”，反共也仍“是大韩民国的第一原则”。(26)由此可见，以“越北作家”的解禁为标志的政治解冻是极不彻底、不均匀的。选择鲁迅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尚需颇费踌躇与周折，遑论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因此可以说，在1980年代那种高压政治气候下，敢于选择或承担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就已可视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直接挑战了，而翻译行为本身也就不再仅被视为民主变革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回响，而是也应同时被视为民主变革运动的一个名副其实的组成部分。
代结语
从理论上讲，一个完整的译介研究不仅要考察翻译、编辑及出版的动机，还要考察译文的文化标识特征和译者操纵文本的痕迹，并进一步考察译文的传播情况及其对受众的影响。但受篇幅等因素的制约，本文只能暂时放弃对后两项内容的考察，并以“代结语”的方式表明笔者对未尽任务的充分意识。
选择以“代结语”的方式来结束全文还与本文引言中提出的“为什么是韩国”的问题以及对1970年代晚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和现代化思想史的关心有关。对这两项内容的思考，涉及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现实，新的前景的出现，有可能赋予本论题以新的思考框架，使本文的立论获得更利于清晰观察的新的制高点。在此意义上，本文的研究也并非是一次完成、就此封闭的，而更像是既相对完整又向着更高层次敞开的一层螺旋，保留了在新的视点上继续审视本论题的可能性和权利。这是本部分冠以“代结语”的另一含义。中韩学者常将曾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并共有过遭受日本(半)殖民统治的近似经历作为中韩两国文化亲和力的两个重要来源，但对探索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1970年代以降这段路程而言，上述两个相似点就显得缺乏说服力。本文暂未论及的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和《讲话》所阐释的毛泽东的大众路线之所以能在社会制度相异且曾为朝鲜战争敌对国的韩国引起进步知识分子的广泛共鸣，其原因在于韩国受美国军事及政治控制的外交现实以及在急速产业化道路上爆发似地露呈出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弊端与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以及作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建设独立强国方面取得的成就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与1970—1980年代正处于谋求脱离第三世界的途中，产业化政策虽初见成效，但该成效尚不足以弥补和抚慰被牺牲者所遭受的损失和创痛，且对外背负着美军基地，其国际影响力也相对微弱的韩国相比，毛泽东生前领导的依然属于物质贫乏、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却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且在国际关系舞台上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地位和日益增强的外交吸引力的中国不仅具有明显的道德优势，而且具有功利上的实证说服力，因而极大鼓舞了当时的韩国进步知识分子向社会主义方向探求韩国出路的热情、期待和努力。
由此反观1970年代晚期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路程，重新审视1990年代以来学界的“新左派”思潮及民间的“毛泽东热”现象，便可意识到难以将这些即使与官方意识形态有重叠之处但仍与之明显有别的对毛泽东时代的新关心、新向往、新观察和新诠释全部简单地归结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模仿性追随或者对本土既往的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极“左”路线的无反省、无批判性的“招魂”。如果虽在1930年代与中国共有过近似的左翼文艺经历，但此后却未曾有过中国“文化大革命”式的经历的资本主义韩国在其产业化急遽推进的历史阶段曾经出现过向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理念寻求出路的尝试，那么在政府和社会全体成员所面对的现代化困境方面与当时的韩国有着虽时间错位、层次和程度不同但仍不乏可比项的相似性的中国为什么就不会有同样出现(再次)向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理念叩问现实出路的探索欲求的可能性呢?毕竟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可用于指导人类谋求幸福的理论资源仍极其有限，而可供不同国家、民族、阶层乃至性别实际参照的成功实践经验则更为稀缺。因此，在广泛参照近似案例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在当下仍处于展开过程中的城市化脉络和体制改革脉络中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探寻潜藏于其中的解决问题的线索和契机，慎重而务实地寻找解决问题的良策，这也许才应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指针和付出实践努力的方向。回到文学的话题上来，当韩国文坛开始向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西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投入探索热情的时候，中国文坛正在疗伤、反思和寻根中以向毛泽东传统诀别的姿态积极追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遗迹，渴望在其中找到解读和重新想象中国现实和历史的新密码和新法则，而当韩国的民主变革运动和激进的民族·民众文学思潮随着本国民主政府的建立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转向沉寂、潜行的时候，中国的“打工文学”、“草根文化”和左翼文学研究热潮却在悄然萌生、崛起。韩、中文学史上的这种时间错位、层次不同、面目同中有异的现象对应表明，这些现象绝非少数人的主观意志或历史偶然性的结果，其中存在着必须正视并认真加以探究的文学自身运行的规律。
要言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对《讲话》的译介曾是1980年代对国家前途怀有极度焦虑的探索渴望的韩国知识分子引入他山之石的途径之一的话，以相似的焦虑为本文出发点之一的笔者也希望通过对这一译介行为的研究为思考当下及既往的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提供些许有益的参照。这并非袭用套话的敷衍、堂皇之辞，因为笔者深知，这种希望将不得不在与未来现实的对话中验证自己的道德诚意和理性根基的牢固程度。
注释：
①主要依据金时俊、徐敬浩编著的《韩国中国学研究论著目录——历史·哲学·语文学1945—1999)([韩]松2001年版)以及韩国权威文献数据库http：//www.riss.kr和http：//www.dbpia.co.kr收录的著作目录及论文资料，暂不包括报纸内容。
②从目前的资料看，1946年是该时期毛泽东著作译介、出版最为活跃的一年。
③李准、丁振海编《毛泽东思想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
④⑥参见申永澈《金相浃教授的〈毛泽东思想〉》，[韩]《国际政治论丛》1964年11月第3集，第111、112页。
⑤本文尊重韩国习惯，将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后韩国的朝鲜语文本称为“韩文”文本或“韩语”文本。
⑦参见金时俊、金泰万著，尹成奎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南朝鲜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4期；朴宰雨：《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介绍近16年的情况分析(1980—1995)》，[韩]《中国研究》第16卷，第93页。
⑧参见柳钟镐等31人《现代韩国文学100年》，[韩]民音社1999年版，第413页。
⑨金炳翼：《产业化时代的文学与进步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其形成过程为中心》，《现代韩国文学100年》，柳钟镐等31人著，[韩]民音社1999年版，第423～424页。
⑩参见金东铣《报刊创刊之春倒计时》，[韩]《新闻与放送》第207号(1988年3月)，第10～13页。本文认为，即使计入1988年奥运会的因素，该文所提供的数据也能折射出1980年代韩国社会的一般文化氛围。
(11)参见全炯俊撰写的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韩国学术研究》，[韩]韩国学术院2001年版，第130、122～123页。
(12)朴宰雨：《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介绍近16年的情况分析(1980—1995)》，[韩]《中国研究》第16卷，第94页。原文为中文，引文为原文直接引用。
(13)包括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瞿秋白的《大众文艺问题》，周扬的《现实主义试论》，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毛泽东(原为“毛润之”)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艺莎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论争》，丸山胜(即丸山升)的《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
(14)(15)《文学理论与实践》，李得宰、赵星编译，[韩]四季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16)参见编辑委员(许世旭、金时俊、柳中夏、成民烨)《中国现代文学全集辑毕》，《文学与政治——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金宜镇、沈慧英、成民烨共译，[韩]中央日报社1989年版，第12～13页。
(17)成民烨(全炯俊的笔名)：《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文学与政治——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金宜镇、沈慧英、成民烨共译，[韩]中央日报社1989年版，第456页。
(18)参见全炯俊《前言》，《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韩]文学与知性社1996年版，第vi页。
(19)(20)李旭渊：《译者序》，《毛泽东文学艺术论》，李旭渊编译，[韩]论藏1989年版，第13～14、11～12页。
(21)(22)参见李旭渊《革命与文学的辩证法——中国革命与毛泽东的文学艺术论》，《毛泽东文学艺术论》，李旭渊编译：[韩]论藏1989年版，第202～204、200～201页。
(23)参见李腾渊译《延安文艺讲话·反对党八股》，第10页。
(24)参见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编辑部《李腾渊教授访谈录》，[韩]《中国小说研究会报》2005年6月第62号，第4页。
(25)参见金河林《鲁迅，李泳禧和我的人生》，《从韩中鲁迅研究对话走向东亚鲁迅学》，朴宰雨主编，[韩]晨2008年版，第181页。
(26)参见刘世钟《在黑暗中我见到了鲁迅》，《从韩中鲁迅研究对话走向东亚鲁迅学》，朴宰雨主编，[韩]晨2008年版，第179页。原文为中文，引文为原文直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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