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威胁还是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斯兰是威胁还是挑战？从80年代末以来，国际学术界就一直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不是一个遣词造句的问题，甚至也不仅是如何认识持续了数十年的“伊斯兰现象”问题。考虑到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先生已经预言一场“文明的冲突”即将来临，如何对伊斯兰作出判断已成为关系各国政府行为的重大问题：如果是威胁，无论如何应该将之消除；如果是挑战，那就应该寻找与之打交道的方法。
一、伊斯兰威胁论的泛起
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当冷战的阴影和美苏对抗的恐惧逐渐离人们而去的时候，与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有关的一些重大事件却占据了人们的视野：苏丹的伊斯兰化和南北旷日持久的内战、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在选举中的惊人胜利和随后的政治动乱、波斯尼亚的种族屠杀、阿富汗塔利班的崛起、中亚的伊斯兰化倾向、埃及等国家的恐怖主义泛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爆炸案，等等。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与西方的战争将被一场穆斯林与西方的战争所取代”（注：Willian Plaff,Help Algeria's Fundamentalists,The New Yorker.January 28,1991.）。于是，一种伊斯兰威胁论迅速流行起来。
伊斯兰威胁论的泛起显然不是偶然的。首先，苏联解体后，沿着东方阵营的边缘，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民族冲突和政治运动普遍加剧和高涨：在巴尔干半岛，有波黑内战和阿尔巴尼亚族的动乱；在外高加索有纳卡冲突；在中亚则是伊斯兰复兴党的迅速扩散；俄罗斯内部则有车臣危机；在阿富汗，塔利班民兵组织实际上已控制了包括首都喀布尔在内的大部分地区。其次，沿着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界地区，伊斯兰运动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从阿尔及利亚到埃及、从北非到地中海东岸，各种伊斯兰组织与政府的冲突不断升级，甚至在有长久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历史的土耳其也一度出现伊斯兰政党控制政府的局面。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来说，它长久以来就面对着仇视西方的穆斯林民众，如今，它很可能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对西方的穆斯林政府。第三，伊斯兰因素还渗入西方社会，对西方国家的内部整合产生负面影响。据估计，生活在西欧的穆斯林超过了 1000 万（注： Edited by A.Jerichow & J.Simonsen.Islam in a Changing World: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Curzon Press.Britain,1997,p.137.）， 美国的穆斯林则有600万（注：Graham E.Fuller & Ian O.Lesser,The Geopolities of Islam and the West,Westview Press.U.S.A.1995,p.51.）。这些因经济（劳工）或政治（流亡）原因来到西方的穆斯林移民，很难或根本不愿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由于这些移民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乡村地区，受教育程度低，因此，在经受生活与工作艰辛的同时，他们更感到都市化的西方社会在文化、宗教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与自己格格不入。一位西方观察家发现，“居住在德国的150万土耳其人中， 大部分人比他们在土耳其的同胞更传统、更严格地遵守伊斯兰教的习惯”（注：Graham E.Fuller & Ian O.Lesser,The Geopolitics of Islam and the West,Westview Press,U.S.A,1995.p.52.）。这种远离主流社会、内向封闭的穆斯林社团不仅与许多社会犯罪（如走私、贩毒、暴力活动等）有牵连，而且诱发了西方社会久已存在的毒瘤——极右势力和种族主义。更为重要的是，穆斯林世界的宗教与政治分歧已蔓延到这些穆斯林社团，他们在西方社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冲突。第四，伊斯兰教与西方的民主和人权观的差异。冷战后，西方越来越把民主化和人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向全世界推销。在西方人眼中，不仅伊斯兰教法中类似断手、鞭刑这样一些条文严重违反人权，穆斯林世界普遍存在的政治专制也与民主制度格格不入。在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那里，这种因文化传统、政治现实和发展进程所引起的差异更演绎成了“文明的冲突”，而且具有不可避免的性质。第五，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长时期以来，绑架、暗杀、恶性爆炸等恐怖活动一直在中东地区泛滥。恐怖主义者除了袭击政府要员和官方设施外，还把普通民众、外国游客、开明知识分子和学校、医院等民用设施当作打击目标。更有甚者，恐怖活动还蔓延到了欧洲和北美，制造了像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这样一些震撼西方社会的事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生化武器的扩散使国际恐怖主义所带来的威胁更加巨大，也更难以防范。 1995年3月，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投放沙林毒气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引发了一场世界性恐慌。西方社会深感不安的是，如果这些被称为“穷人的原子弹”的武器落入对西方充满敌视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考虑到一些伊斯兰组织和穆斯林国家激烈的反西方倾向，特别是考虑到一些激进的穆斯林国家不仅涉嫌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而且渴望得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西方国家的担心也是不无道理的。
除了这些地缘、移民、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伊斯兰威胁论在西方社会的流行还受到了一种可称为“冷战后遗症”的驱动。冷战后，笼罩西方40余年的苏联威胁的阴影终于消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极大的热情和自信期待着“世界新秩序”的到来，尤其是当美国成功地动员国际社会的力量击退萨达姆在海湾的冒险后，这个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的自信也达到了顶峰。布什总统宣称：“我们期待各国有超越冷战的新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关系要以咨询、合作和集体行动为基础，尤其要透过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集体行动。这个伙伴关系是依原则和法制而团结，并借由分摊成本与承诺所支持。这个伙伴关系的目标是增进民主、增进繁荣、增进和平和裁减军备。”继布什之后，担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以更加坚定的口吻宣称，“在新的危险与机会交替的时代里，我们最大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强化全世界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社会”（注：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746页。）。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越来越把“民主”、 “自由”和“人权”当作对外政策和世界新秩序的支点，当民主化的浪潮似乎席卷全球的时候，民主本身却遇到了挑战。首先，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为民主化付出的高昂的社会代价引起了不少国家的高度警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则把西方所推销的民主和人权视为对国家独立与主权的威胁，干脆予以拒绝。其次，民主化对西方国家来说也有巨大的风险：一些与西方结成战略盟友的国家，一旦实现民主化，很可能产生强烈反对西方的政府。再次，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经历了民主化的地区出现了大量“不自由的民主国家”。美国《外交》杂志总编辑法理德·扎卡里亚无奈地叹道：“那些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那些往往通过全民公决获得连任或重新得到确认的政权，一般无视宪法对其权力的限制，剥夺本国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注：法里德·扎卡里亚：《不自由的民主制国家的兴起》，美国《外交》杂志，1997年11～12月。）。
在推销民主、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所遭受的挫折只是“冷战后遗症”的部分表征，真正的麻烦还是在西方阵营内部。首先，苏联解体，西方国家“失去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威胁或战略威胁，使得各国越来越以其眼前的国家利益，执行其外交政策”（注：亨利·基辛格：前引书，第747页。）。围绕着波黑内战、中东和平、 制裁两伊和北约东扩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美国与欧洲发生了分歧。最近的一次重大分歧是围绕着伊拉克武器核查而发生的，除了英国紧紧追随美国的政策，西方大部分国家对美国再一次在海湾地区使用武力表示了强烈反对。其次，种族与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美国的主要特征，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移民的增加以及各种族集团对各自文化特性的强调，“潜在的制造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抬头——它一方面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认识，承认美国社会的多样式的现实；但另一方面，通过蓄意贬低共同语言、共同的历史传统和政治价值观念的民族统一和社会平等的作用，它可能使多民族的美国巴尔干化”（注：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应该强调的是， 布热津斯基的上述判断是与美国其他19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并列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布氏并未把“潜在的”“美国巴尔干化”当作美国惟一的、决定性的威胁。然而，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文化的作用被提升到了决定一切的高度。在他看来，“在争取生存和霸权地位的斗争中，胜利属于文化上最统一、最坚定和最能适应追求全球权力的文明国家”（注：查德·鲁本斯基、雅勒·克罗克：《向亨廷顿质疑》， 美国《外交政策》季刊， 1994年秋季号。）。因此，“使美国非西方化”就成了对美国利益和西方利益的严重威胁。
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学术界来说，“一代学者的事业是建立在探讨冷战问题——如军备控制、核战理论和遏制一心推行扩张政策的苏联——的基础上的”（注：格雷格·马斯泰尔：《收起冷战思维》，美国《商业日报》，1996年9月20日。）。因此， 面对冷战后西方推销民主过程中的挫折和西方集团内部的离散，那些冷战的斗士几乎是出于本能就找到了使西方重新振作起来的方法：为西方寻找一个新敌人，动员所有的力量和资源对之进行遏制。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伊斯兰教及伊朗、伊拉克、朝鲜等国先后被视为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威胁。亨廷顿显然是这些人中最高明的，他反对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文化在全世界进行推销，也不赞成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他主张，当务之急是保持西方的活力和凝聚力，“团结一致，西方将仍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令人生畏的角色；四分五裂，它将成为非西方国家利用其内部分歧的尝试的牺牲品”。为了保持西方凝聚力，亨廷顿开出的药方一是“在西方内部保持西方文化”，二是“明确规定西方的界限”。要达到前一目标，必须控制非西方移民，并使那些承认西方文化的移民融入西方文化；要达到后一目标，显然得费点周折，经过改造，拉美可以成为西方文明继美、欧之后的第三根支柱。另外，那些历史、宗教和文化属于西方的国家都可以加入北约。（注：塞缪尔·亨廷顿：《西方文化是特有的，但不是普遍适用的》，美国《外交》杂志，1996年11～12月号。）显然，穆斯林世界和亚洲都被排除在“西方的界限”之外了。如果按照亨廷顿的方案，一场新的冷战为期不远，所不同的是，已经过去的冷战是以意识形态为分野，而新的冷战则是以文化为界限；过去的威胁是苏联，现在的威胁则是伊斯兰教—儒教的联盟。
二、伊斯兰威胁论质疑
从总体上来说，当代伊斯兰的复兴是伊斯兰教——穆斯林世界传统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对穆斯林社会同时经历的两种历史发展进程所作出的反应。第一种历史进程是西方的扩张及其对穆斯林社会所形成的压力；第二种历史进程是伊斯兰教的衰落和穆斯林社会的解构。应该说，在这种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的交相作用下，穆斯林社会内部自救图强的努力与尝试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的崛起很大程度上阻延了伊斯兰各民族衰落的趋势，也满足了普通穆斯林民众复兴民族、宗教和社会的希冀。然而，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和各穆斯林国家政府在解决最基本的社会问题方面的无能，普通民众的不满与失望迅速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穆斯林国家所面临的现实是：对外，他们难以摆脱大国的全面控制；对内，不适当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引发了普遍的不满。由此看来，当代伊斯兰复兴不仅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和改革主义特征，而且它的崛起也存在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
然而，对当代伊斯兰复兴民族主义和改革主义特征的注意，对其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复兴思想就是能够解决穆斯林世界所面临问题的灵丹妙药。尽管当代伊斯兰思想家和理论家无一例外地强调伊斯兰教及其经典《古兰经》对穆斯林社会所有事务的指导作用，并尽其所能对现实社会问题作出伊斯兰的回答，但伊斯兰复兴思想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被大多数伊斯兰思想家视为至尊的伊斯兰教法并不能指导、约束和规范当今社会的所有事务，即使是最为激进的伊斯兰政权，如伊朗者，也不能排除一些世俗法律的广泛使用。其次，作为一种革命理论，伊斯兰思想极具煽动性，尤其是它对社会不平等、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等社会弊端的揭露与批判更是极具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揭露和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能为社会构建崇高且具现实依据的政治思想。在这一方面，大部分的伊斯兰思想家把先知所创建的乌玛和四大哈里发时期的统治奉为理想的政治模式予以宣传，并试图付诸实践，但“复制”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霍梅尼所创建的伊斯兰共和国，即使抛开其什叶派特质，它也很难在穆斯林世界得到广泛认同。再次，当代穆斯林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在经济与科学加速发展、全球竞争与合作日趋广泛的情况下，如何为国家的发展寻找适当的模式，虽然伊斯兰的思想家们普遍对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持否定态度， 强调“伊斯兰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Islam is the solution），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最后， 当代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伊斯兰教的经典中未加叙述是十分正常的。因此，许多学者（其中也包括笔者）认为伊斯兰教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要看伊斯兰思想家怎样对《古兰经》和其他经典作出新的解释（Interpretation）。然而，不幸的是，出现这样的宗教—政治思想权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注： As'ad Abukhalil.The
Incoherence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Arab Islamic Thought at the End of the 20thCentury,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1.48,No.4,Autumn 1994.）现有的一些思想家也更多地是强调当代社会对伊斯兰的背离，而对事关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妇女的作用、人口控制等）则持极为保守的态度。
伊斯兰思想的诸多局限性显然是伊斯兰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更不用说对西方、对世界构成威胁了。另外，无论是从伊斯兰运动的现状还是从穆斯林国家的对外关系来看，我们也很难相信伊斯兰威胁论这一政治神话。
由于穆斯林各民族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在文化与传统上对伊斯兰教的认同，伊斯兰思想和伊斯兰运动的跨地区、跨国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伊斯兰运动绝不是铁板一块，不仅穆斯林世界不存在组织相联的伊斯兰运动，甚至一国内部的伊斯兰运动也呈现多元倾向。除了教派分歧引发的纷争外，影响当代伊斯兰运动的因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利益。各国的伊斯兰运动基本上是以政府的反对派而出现的，他们大多也强调穆斯林共同体——乌玛利益的一致性。然而，在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中，这种政治和宗教的一致性往往不复存在，不同民族的两个国家（如伊朗与伊拉克）如此，同一民族的两个国家（如科威特和伊拉克）亦复如此。2.多中心倾向。近代以来，除了像阿富汗尼、毛杜迪、班纳、库特卜和霍梅尼等一大批在穆斯林世界享有广泛声誉的思想家以外，各穆斯林国家还有许多拥有众多追随者的宗教领袖和乌里玛，不同的师承、不同的思想渊源往往形成不同的组织和派别。3.政治分歧。政治上的纷争是伊斯兰运动产生不同派别的重要原因，有的伊斯兰组织致力于社区服务，有的则进行暴力和恐怖活动；有的伊斯兰组织转变结构和职能，努力在现行体制下进行合法的斗争，有的则不愿与政府合作，宁愿以隐密的方式向重要的政府机构渗透。伊斯兰运动中的复杂派系不仅造成内部争吵和不断分裂，而且严重影响伊斯兰组织在普通民众中的声誉。
伊斯兰教对于国家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的影响不能随意夸大。我们不否认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对外政策有很强的伊斯兰色彩，但对穆斯林国家来说，决定外交政策及行为的主要是国家利益，而不是伊斯兰意识形态。应该看到，在当代的国际政治中，民族、国家依然是行为的主体，而文化和文明这些抽象的概念并不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由此，我们才会看到，政教合一国家中，既有伊朗这样美国的死敌，也有沙特阿拉伯这样美国的坚定盟友。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它们不会因为埃及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文化色彩而减少对它的援助和支持，也不会因阿萨德对伊斯兰组织的严厉限制而把叙利亚从“黑名单”上抹掉。另外，伊斯兰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并不全是负面的，除了输出革命、支持恐怖活动和拉什迪事件这样一些西方国家大肆渲染的“伊斯兰威胁”外，伊斯兰教及伊斯兰国际组织还是国际政治中一支极具建设性的力量。当年，若不是阿富汗伊斯兰组织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圣战者对苏联的侵略进行殊死抵抗，美国可能根本无法阻止苏联南下；冷战后，以伊斯兰会议组织为代表的众多伊斯兰国际组织在一系列重大的地区事务（如阿以和平、波黑内战、海湾危机等）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影响。至于西方国家宣传的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所造成的威胁，可以说与伊斯兰教并无直接关系。首先，涉嫌卷入恐怖活动的不只是伊斯兰组织。根据美国国务院1997年10月8日公布的恐怖组织名单， 恐怖组织遍及各大洲，其“文化”背景也可谓丰富多彩。其次，受到指控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如哈马斯（巴勒斯坦）、真主党（黎巴嫩）和伊斯兰武装组织（阿尔及利亚）等主要是民族冲突或政治斗争的产物，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只是它们动员、组织和宣传群众的工具。宗教可以激发人们的献身精神，但宗教本身绝不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涉嫌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受到美国指责的穆斯林国家，如利比亚、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很难证明它们是出于伊斯兰宗教的目的才如此行事。明显的事实是，巴基斯坦不愿放弃自己的核计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长期对手印度实际上已是一个核大国；中东的一些穆斯林国家致力于发展“穷人的核武器”（意指生化武器，前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语——作者注）则是因为以色列不仅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而且早已跨进了核门槛。当然，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外，每个追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穆斯林国家肯定还有其他的目标，但将之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却是过于牵强了。
三、伊斯兰挑战
所谓“伊斯兰威胁”，不过是西方在冷战后制造的众多神话之一。然而，遍布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复兴和伊斯兰运动的不断高涨，还是给国际社会提出了众多的挑战。
（一）理论和思想的挑战自从哲学和其它各门学科摆脱神学的束缚后，主要以西方为背景兴起的各种占主导地位的近现代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和发展理论都把科学与理性、世俗化与政教分离等作为最基本的原则。当代伊斯兰复兴不仅在理论上强调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和综合性，反对各种世俗的意识形态，而且在实践上把伊斯兰化当作主要的政治和社会目标。于是，一些理论和思想上的疑问由此而生：除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有没有一个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模式（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世俗化、政教分离对于现代化是不是必不可少？伊斯兰教与现代民主有没有相容性？等等。
（二）制度性的挑战首先，穆斯林各国的伊斯兰组织和反对派把反对现政权、改变现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作为主要的目标；其次，穆斯林国家和各种以穆斯林国家为主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对主要由西方控制的国际秩序表示不满，这不仅表现在贸易、投资和环境等经济社会领域，还表现在人权、安全和武器控制等政治领域。总之，在国内、地区和国际政治等3个层面， 带有伊斯兰特征的力量都表现出对现存秩序的不满。
（三）决策的挑战全世界的穆斯林大约有10亿，他们主要分布在非洲、西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50多个国家。同时，欧洲和北美的穆斯林也处于迅速增长当中。在穆斯林民众中，他们因信仰真主而成为兄弟，但教派、民族、国家和政治等方面出现的分歧又使他们陷入分裂与争吵；在穆斯林国家当中，由各种矛盾引发的争论更为激烈，有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对于各国的决策者来说，应付这样一种局面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尤其当伊斯兰组织和穆斯林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与自己相互交叉、相互重叠时，挑战更为严峻，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如何对待伊斯兰通过“投票箱”，而不是通过“子弹”获取政权这样一种前景：既然民主、选举是政治进步的重要标记，那么，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能否坦然接受一个民选的伊斯兰政府呢？从以往的经验看，西方国家还没有作好这样的“思想准备”：它们默许了阿尔及利亚军方对政治变革的干预，它们支持一些国家对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的镇压，它们对土耳其把埃尔巴坎和繁荣党赶出政治舞台则不愿发表评论。
伊斯兰教和伊斯兰运动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断定伊斯兰因素会从国际政治舞台上消失。因此，把伊斯兰当成一种威胁即使不是别有用心，也显得过于轻率。当全球化越来越成为新世纪的发展特征、当战争与对抗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摈弃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对话与理解、通过伊斯兰自身的反省与变革，穆斯林世界一定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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