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后现代”文化批评检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中国论文,批评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西方的一种时髦的文化思潮， 近三十年在西方整个文化艺术界以独特的文化策略和价值颠覆产生了惊人的话语转型。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以多元性，边缘性、不确定性，悖论性，差异性为标志，一扫传统文化艺术的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稳定性、超越性，重新生产出一套新词汇和新句法，彻底否弃传统的艺术语言和叙事规则，使得当代文化具有了尖锐的否定性，游戏性，先锋性特征。
一、后现代文化批评流变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严格地说是在八十年代后半期起步的。尽管八十年代初已有零散的译介或译介文字，但大多作为现代主义之一脉去看待。
1985 年，
美国学者弗·杰姆逊（FredricJameson）到北京大学作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专题讲座， 并于1986年在陕西师大出版了该书（唐小兵译），这使中国学界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框架。其后，一批学者在文化讨论中逐渐将视野从“五四”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转到世纪末的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现代化与心性价值之争上。于是，后现代主义问题凸显出来，引起了一批学者的关注。
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潮的转型，一些学者开始潜心译介西方后现代大师对当代文化精辟论述的篇什，出版了佛克马编《走向后现代主义》（91年），王岳川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92年），哈桑著《后现代的转折》（93年，刘象愚译）。其后，一些青年学者又推出他们研究后现代文化哲学和文艺美学的新著：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92 年）、 王治河著《扑朔迷离的游戏》（93年）、陈晓明著《无边的挑战》（93年）、张颐武著《在边缘处追索》（93年）、王宁著《多元并生的时代》（93年）、陈晓明著《解构的踪迹》（94年），赵祖谟主编《中国后现代文学丛书》（三本，94年），以及95年推出的《当代潮流：后现代经典丛书（四本）。国内一些重要刊物也刊发讨论后现代主义的文章，如《中国社会科学》（95 年第1期），《文艺研究》（93年第1期）等。 而全国报刊几年内发表讨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批评的论文约300余篇。另外，全国哲学界、 文学批评界先后召开后现代讨论会，如93年在北大召开的“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94年在西安召开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研讨会”等。据此，可以认为，九十年代中国确乎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并与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差异。也许，清晰把握这种差异使人可以窥其未来发展的动向。
二、后现代文化批评的转型
受西方后现代影响，中国文学八十年代后期确实出现了一些具有后现代因素的文学本文（text）大致可以马原、格非、余华、苏童、孙甘露为其代表。当然，这些作家确实在语言上、叙事结构上、价值取向上出现了语言错位，叙事零散，能指滑动，零度写作的倾向，颇类西方后现代本文，但总体上看，仍可以看到其模仿和拼接的缝隙。所以，这类本文可以称为“类后现代本文”，因其中往往还杂有某些非后现代因素。这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作品的先锋性和复杂性，加之理论界和批评界在八十年代后期缺乏相应的理论敏感性和学术潜能，因此，在变化不定的作品面前，批评家往往顾此失彼，出现了批评错位和观念陈旧的尴尬。进入九十年代，当理论界养精蓄锐，批评界也获得后现代的批评方略时，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崛起，将先锋作家们冲得七零八落，大众不再向后现代式的“精英”作家脱帽，而是转过身去，在肉身化的大众艺术和媚俗小说中感到“床”的沉重，而将拥有“牛刀”的批评家凉在一边，无“鸡”可杀。于是，部分批评家迅速与大众文化联姻，在后现代式的当下操作中，丧失了后现代式的批判否定精神，而玩着欢欣的“游戏”。后现代主义原初具有的颠覆性和批判性，如今同中国市民趣味相融合，而成为一种贫乏生活的时髦点缀，正如在西方摧枯拉朽的前卫性重金属摇滚，在这片黄土地上却不期然地变成成千上万老太太的“健身操”伴音一样。
但是，仍有一批真诚的文化思想家和批评家在关注后现代批评转型问题，并通过对伪理想的拒斥，对虚假乌托邦的颠覆，对僵化的意识中心话语的消解，而开出一片思想的自由境界，从而促进并完成了文化批评的转型。
首先，是写作观的转型。同八十年代相比，后现AI写作作观成功地扭转了写作中长期硬化成结的国家话语，使国家话语转向个人话语，使代神代政代集团立言转向代自我立言，从而阻死了那种借人民、历史、集体的名义，去强加于他人思想之上，并进而为独断、专制和思想控制留下空间的做法。这一后现AI写作作的革命性是不言自明的。然而，这种转型也付出了代价：当作家不再写艺术真理和历史深度时，他就退到小我的身体写作和所谓“纯客观”的“零度写作”上，在无判定，无价值归宿，无理想色彩的写作中，写作者终于感到只写个人的琐屑生活和感受使得自己阻断了历史参照系和人性的沟通，当脚下的井挖空只剩下欲望时，不仅世界的变形和流动再难把握，而且作为历史弃儿的话语编织物的“自我”也再不可能正常确立。这种文学完全斩断了社会现实的活生生联系，而一味沉醉在自我玩弄的感受感觉之中。这种跟着感觉走的感觉使笔头失去思想的向心力而成为一个无奇不有无所不包的万花筒。在话语膨胀中，作家以或朦胧，或调侃、或低语，或直白的语言向传统信仰和主题开战，但同样也因虚无而最终导致写作的无聊。因此，问题在于，是否必得在官方意识形态和个人身体欲望写作之间，作硬性的二元对立划分和非此即彼的选择？为什么多元论者反倒迷失在一元论之中？
其次，语言观的转型。二十世纪发生了三次语言学转向，即从传统语言观转向真美语言观，再转向德国解释学语言观，最后转向法国后现代语言观。后现代语言观在文学中表征为：不谈世界、对象、真理、历史、社会、人物、情节、而只谈语言、符号、本文、语境（Context ）、关系、结构、生成、转换、消解。这一转型具有革命性——后现代语言拒绝意识形态化，而保持自己的平面魔力，它抛弃任何升华净化之类的浪漫色彩，而向日常生活语言靠拢，一面反抗官方权力话语的束缚，另一方面又力求保持自己的先锋性，而设法与大众流行的“伪艺术”相区别。正惟此，后现代本文并不是作者思想情感的摹写，也不再是有内蕴的微言大义。相反，只使人感到语言对自身的剥离。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于是只能让无意识自然本能地流出，直接地呈现在本文中。这样终于用语言操作消解了意识、深度、所指。甚至，在语言的表征边界泛化以后，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立、小说与非小说的对立、文学与哲学的对立、文学与其它艺术部类的对立统统消解了。这一语言转型的负面效应也相当明显：语言变得绕舌而浅薄，真理被搁置不顾，思想扭身而去，只有文学符号写满纸张。在无聊的语言生产和消费中，大众发现文学成了无思想和通俗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再对“文学的虚墟”感兴趣，影视成了新的取代语言的刺激源。后现代作家在消解文学的同时也消解着自我。这恐怕是始料未及的。
第三，阐释观的转型。在后现代文学策略中，作家在写自我，而读者却在本文的互文性中看不到作家的“自我”，因而只能无视本文而由自己去“误读”。就其积极意义而言，这种写作和阐释的有意“误读”。，使得作品阐释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形象解读。因为，作家那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写作，是对某种秩序和规范的突破。对作品的解读当使这种内在压抑放大而使冲突明晰化，从而在“误读”中使作品的内在震动演绎为一种现实世界必然分裂和冲突的现世图景。尽管后现代文学是反阐释的，但正是通过作品，人们看到后现代作品将冷漠叙事作为自己的性格特征，这一冷漠性意在表征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冷漠性。当“误读”和“反阐释”推到极端时，阐释就成为言人人殊的东西，一种失真和表形的“游戏解释学”。
第四、批评观的转型。后现代批评的要旨是对差异的追求，一种永不停息的高智商的自我结构活动。后现代文学批评从八十年代的政治社会批评推进到文化批评。这使其逃离某些陈旧僵化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从相对偏狭的作家中心批评和本文中心批评走向多元文化诗学批评；从宣喻真理的浪漫激情转向冷静客观的本文精细分析；从中心话语立场撤出，而坚守其播撒性的，边缘性的批评话语立场。对旧叙事，旧观念，旧批评模式进行审查，坚持任何批评洞见本身就包含了排斥其他见解的“盲视”，强调任何批评结论都包含自我瓦解的危险。因为，文学作品自身永远包含着怀疑和推翻自己意旨的否定因素。后现代文学批评往往通过边缘、外在、异在、他者，对中心、内在、秩序加以嘲弄、错位、斥责，以贬损正统、消除中心、否定等级、内外翻转、上下移位、前后错置，并在对各种本文的新阐释中，强调比喻性的文字。这表明后现代批评家意欲通过比喻性语言将作者和读者引到本文所深隐的另一面，瓦解原意的向心性，以一种全新的角度使本文的“沉默”变为本文的“多音谐调”和“差异喧哗”。后现代批评不再去建立作品所谓统一的意义和思想，而是以怀疑为武器，从本文的不起眼的小地方或具有矛盾、含混的地方去翻掘在既定话语掩盖下的潜在意义，阻绝传统社会批评的直奔中心主题和寻找一个意义的作法，坚持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自由性，坚持意义的播撒性和批评的多元性。
最后，价值观转型。后现代文学观、语言观、阐释观、批评观的转型，最终落到价值观的转型上。后现代文化批评坚持怀疑一切——怀疑历史，怀疑真理，怀疑进步、怀疑终极价值、怀疑精神的超越性。后现代主义对煽情的伪理想文学保持着警惕，对绝对主义的独断论加以拒斥，坚持相对主义意识，差异意识和过程意识，以及思维叛逆性和价值选择性。因此，与八十年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相比，九十年代的后现代批评，更少建构而更多解构，更加强调政治被普化（pop）的价值取向， 更注重玩世现实主义的文化策略。这一切表明，后现代文化批评日益脱离纯文学或纯审美，而走向价值平面的反文学、反审美、反文化。虚无主义来临，“后乌托邦”时代已然来临。价值信仰发生转型：由一元走向多元，由群体性走向个体性，由民族主义走向自由思想，由对精神理想的追求走向对当下肉身感官的快乐。这个新的图景，显示后现代式价值逆反使当代人走出独尊主义，在多元价值的格局中达到宽容和互相理解（或误解），共同建构自由的信仰话语空间；任何价值判断均是有限的，都不具有政治性全权诉求的合法性，都只能对自己并要对自我这一选择负责。就此而言，后现代批评使人与终极价值相脱离，从而只能“生活在别处”，并不得不承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三、后现代文化批评的问题与发展
后现代文化批评的先锋性和问题都同样显明，其问题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后现代批评主体的复杂性。中国学者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困难在于，这一“泊来品”本身的多元属性和中国的前现代（或走向现代）的语境错位，加之九十年“后现代主义”本文创作和批评都既“新”又“热；”，既多又杂，不易评价，同时更因研究者各自的价值归宿、精神支撑点和学术意向不同，造成了批评群体中观点的彼此对立或价值判断的多元并存状态。
批评群体在交锋中逐渐分层，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是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推动者，这类批评者以后现代主义者自居，著文为后现代主义的无信仰、反传统、颠覆性叫好，对“后”这一缀词有特殊的好感，喜欢用后现代为尺度去看待并衡量一切文化现象；二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学者。这类学者不盲目追“新”逐“热”，而是以学者的冷峻眼光分析后现代主义的正负效应和得失利害。著书行文中保持客观性和清醒的批判性，为后现代主义颠覆伪价值形态和意识权力话语秩序而欣喜，同时又为后现代主义越过尺度边界而否定普遍性文化价值根基造成的虚无倾向表示担忧；三是后现代主义的尖锐反对者。这类批评者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站在传统理想主义和历史人文主义乌托邦角度反对后现代主义颠覆策略和“怎样都行”的游戏人生观，坚持以传统道德和精神信仰反击后现代主义；另一种是站在中心意识话语立场，以过时的政治性语言和僵化的思维方式去反对后现代主义，而保持自己的中心主义立场。
总体上看。这三类后现代批评者出发点和价值归宿截然不同，共同构成了起伏跌宕的中国后现代批评思潮。从批评群体的构成看，积极推进者大多是60 年代出生的更年轻的一代人； 而客观研究的学者大多为50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而坚决反对者大多为40年代出生的中年学者。这一构成颇有深意，值得另作分析。
二、批评的缺席（失去对象）和游击状况。后现代批评在九十年代初可谓红极一时，但由于大众文化的崛起并成为主流，使坚持前卫立场的批评家面临失去批评对象的尴尬。于是，批评出现了对象的缺席。在无批评对象的情势下，批评家只能将理论与批评实践相分离，热衷于在批评中不断抛出“后”的新组合词，将理论的炫耀和缺点深度分析的语言游戏作为后现代批评的装饰品，好讲一些新大话、新套话、新不知所云之话去唬人，以“后”的标取代思想本身，使后现代批评日益玄虚而使人避而远之，进而为人诟病为“伪批评”。可以说这种“词缀欲”、“术语轰炸欲”和“语言自来水”欲并不是真正的后现代批评，而是缺乏批判精神和学术规范的“语言失禁”。其直接结果是在文化溃败的时代，制造文化的废墟和批评的黄昏。
在批评的缺席中，出现了多元以至无元的批评游击状态。每位批评者标榜“怎样都行”的言说方式，任意解释和界定文学本文，出现了“后现代派小说”、“新现实主义”、“新潮小说”、“后新潮小说”、“先锋小说”、“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诗群”，“新状态”、“新体验”、“先锋戏剧”、“第六代导演”……，批评家的主体精神的不足和学养的不足，使得在学术规范不健全下制造主义和炒热点，而无视“问题”本身，从而使批评家有可能在自己的话语操作中误读后现代批评的历史语境和当代意义。
三、后现代文艺的发展目前已从文学本文转向了影象本文，即从小说、诗歌转向多媒体。因此，大众传媒批评将成为新的后现代批评。后现代批评是发展变化的，永不停滞的。在后现代主义批评中也得批评后现代主义。因为，哲学批判他者，也得接受他者的批判，否则就是新的独断和专制。
后现代批评只能保持一种“边缘性批评”的位势，它永远成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而且，一进入主流，所谓后现代批评就成了批评的靶心。后现代主义不会永远活跃于历史舞台，而终将成为过去。——但“后现代性”——怀疑，否定，批判精神——将作为一种新的质素植入人类的肌体，而永远葆有不盲从的清醒的批判意识。
最后，简单说：中国后现代批评的发展态势。我以为，随着旧的话语体系和等级结构的消解，批评将重建新的学术规范，进行批评策略，方式的自我检视，重建更合理的文化批评形，重铸更健康宽容的批评主体品格。因此，中国后现代批评之后仍将有新的批评存在，即就是“批评的批评”。
在世纪末的千纪年转换中，中国文学批评界和文艺美学理论界，将进一步检讨在九十年代理论镜像中忽略世纪之交的巨变中“问题意识”这一课题；坚持批评的正当性和思想独立性，将理论与批评实践相结合，在瓦解旧意识话语，旧观念体系时，注目文化重建问题；在多元格局中，以更宽容多元的态度，建树起更广阔、更健康、更具独立精神的文学批评体系，坚持从国家话语退回到个人话语的势态，但不仅仅拘于个人独白，而是重新整合“主体性”话语沟通系统，使后现代批评成为中国人文价值重建中的重要一环。
如此，中国文化界与中国文学批评界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