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袁世凯在清末军制改革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制论文,清末论文,试论论文,作用论文,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开始，清政府在军队中进行了长达17年的军制改革。这场改革，涉及到军队建制、部队编制、兵役制度、训练内容和管理教育等方面，使中国军队“向近代化阶段发展，缩短了与先进国家间的差距”①。在这场改革中，李鸿章、胡燏棻、张之洞、刘坤一等是作了很大努力的，但袁世凯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有人认为，“新军的建立，是清代军制史上最后的一次重大改革，袁世凯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②”本文就此试述如下，以求同行赐教。
呼吁军制改革
经过甲午战争惨败，清“中外臣工条列时务”，大抵都以“筹饷练兵为急务”③。“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④”清廷也连发上谕：“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认为这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1894年11月成立了以恭亲王奕为首的军务处。
在清末的军制改革中，袁世凯也是一个积极的鼓吹者。甲午战争刚结束，袁世凯就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认为“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驰”。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汰冗兵”，“退庸将”，聘洋人，严教习，练器械，学指挥⑤。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袁世凯被调督办军务处差委。他又进一步指出，甲午战争之失败，“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要求朝廷“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袁世凯通过编练武卫右军，更加感到练兵重要。他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深有感触的说：“夫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不如法，与不练同”。“练习洋操，备极繁难，约而计之，其端有四：一则陋习必痛与扫除，一则将弁必讲习韬略，一则士卒忌惰游充数，一则器械参差不齐”。他恳请皇太后“饬下统兵大臣，参仿各国戎政，详拟兵法操法军规器械”，颁发各直省军营，一体遵照，认真训练⑦。
袁世凯的这些话，应该说是切中时弊，符合当时清军实际的，对当时的军制改革是有积极作用的。
立定划一章程袁世凯不仅是军制改革的鼓吹者，也是军制改革的组织者和实践者。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八日，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接练新建陆军后，就很快参照西制和湘淮军制度，拟定了新军营制、编制、饷制和军律，初步统一了武器装备。他把新建陆军分为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下设营、队、哨、棚，使新建陆军成了合成军；规定了上至统领下至伙夫的饷银数额，提高了军人待遇，解决了部队的后顾之忧；制定了斩律18条，使军队纪律有了严格要求；创办了炮兵、步兵、骑兵、德文等随营学堂、讲武堂和学兵营，使将弁士卒有了深造的场所，在小站的三年时间里，袁世凯做了这么多事，应该说成绩是不小的。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凯被调山东编练武卫右军。这一期间，他组织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46人总结练兵经验，绘制操规图说，共造册12本，阵图1本，图说清单1件，并修订了营制饷章。《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系统地阐述了“训练总说”、“训将要言”、“训哨弁要言”和“训兵要言”。“图说”中虽有忠君效将思想，但对于在训练军队中统一认识、统一步调、严格管理、严格要求，有着重要的意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向中国发动了猖狂进攻。在同八国联军的作战中，新军“唯袁世凯的武卫右军这支近代化的部队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加之，袁在山东编制了武卫右军先锋队，“军队数量比原来增加了二倍”⑧；而且因围剿义和团“有功”，清政府就在李鸿章死去之后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他接练了自强军，创建了北洋常备军。并在带兵实践中，制定了募兵章程，确定了士兵服役年限（3年），创立了新的军队体制。这些制度，对于军队建设都是必要的。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为了统一军权，成立了练兵处，任命奕劻为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这时袁虽为会办大臣，但却操纵了军队实权。他借着这一权力，凭着慈禧支持，在各省设立督练公所，在各省普练新军，统一番号，统一营制，统一饷章。至1911年，全国共编练新军14个镇18个协4个标共17万余人。至此，新军的营制、编制、兵制、官制、饷制、训练、征调、奖惩、服装、军器等制度基本确立。这在中国军事史上不能不算是一个成就。美国军事专家拉尔夫·尔·鲍威尔指出：“直到1911年革命到来以前的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中国的正规军队是陆军。这是一支比它的前辈都远为优越的军队”⑨。
新军生面别开
规模空前的改革，使清末军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军制的变化，清军成了一支新型的、近代化的军队。这支新军与旧军相比，有许多重大的区别。
军队编制：清军先后编为八旗、绿营、防军、练军、乡兵、土兵以及私兵制的湘军和淮军，兵种多为步兵和马兵，水师很少。建制最高为营，这样很难适应大规模作战。新军除水师外，陆军“以两镇为一军，每镇步队二协，每协二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马炮队各一标，每标三营，每营马四队炮三队。工程队一营，每营四队。辎重队一营，每营四队。步炮工每队皆三排，每排三棚，马队二排，每排二棚，辎重队二排，每排三棚。各种队伍每棚目兵14名，计全镇官长司书等748名，弁目兵丁10436名，夫役1328名，共12512名。⑩”这为后来的合成兵种及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建制打下了基础。
兵役制度：清军开始沿袭明代“世兵制”，兵籍与民籍分开；后效法戚继光，建立私兵制。而新军“军分三等，一曰续备军，选土著之有身家者充之，屯聚操练，发给全饷，三年出伍，退回原籍；一曰贯备军，以常备军三年出伍之兵充之，分期调操，减成给饷，三年递退；一曰后备军，双续备军三年递退之兵充之，仍分期应操，饷又递减，四年退为平民。(11)”这种兵役制度是前所未有的，它一直影响到民国。
征兵条件：以前由于实行世兵制和私兵制，征兵条件很难考虑。新军实行的是义务兵与募兵相结合的办法，征兵条件有了相当要求：“一、年纪限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二、身体限官裁尺四尺四寸以上，南方人躯干较小，酌减二寸，其五官不全，体质软弱及有目疾暗疾者不收；三、臂力限平举100斤以上；四、来历必须土著，均有家属，应募时报明三代家口住址箕斗数目；五、品行：曾吸食洋烟及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并规定了“每名准免差徭30亩”(12)的待遇。这些条件，虽然湘军和淮军也提过，但他们没有作过征兵和身高的规定。
军官任用：旧时军官多是行伍出身。湘、淮两军将领虽选用了封建书生，但很少有人受过正规军事教育。新军中，设有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和陆军大学堂，并开办了宪兵、军医、马医、军械、测绘、电信专科军事学堂和速成军事学堂。“所有军中委用人员，应先尽曾习武备暨曾带新军者选择委用”，“遇有官弁出缺，仍先尽学堂毕业之员选充”，“概不得在学堂新军以外随意任用”(13)。
训练内容：新军之前，军队训练主要练习操法、射击，战法练习较少。新军开始，“首重训兵，其次练兵”，注重了政纪、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政纪训练，要求士兵励忠义，敬官长，守营规，勤操练，奋果敢；技术训练，主要练射击、器械、体操、踢球、拉绳、摔跤、举土袋；战术训练，侧重练冲锋、防守和遭遇战法。训练情况，分级校阅。钦派校阅，三年一次；本省校阅，一年一次；本年校阅，按期进行。这样的训练，必然使新军军事素质大大提高。
军队纪律：过去旧军虽有些规定，但都不够系统和全面。袁世凯编练新军后，军纪逐步完善。新军军纪体现了先宽后严、先教后惩的精神。袁世凯编的《劝兵歌》，是想教育士兵自觉遵守纪律。他在歌中写了七条歌词：一要用心学操练，二要打仗真奋勇，三要好心待百姓，四莫奸淫人妇女，五莫见财生歹念，六要敬重朝廷官，七戒赌博吃大烟。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14)。袁世凯制定的《简明军律》规定了严厉的斩罪，凡不候号令、临阵退缩、临阵诈病、临阵怠慢、临阵失火、诈功冒赏、结盟立会、奸淫妇女、泄露密令、遗失军械、惊呼乱伍、持械斗殴、守卡不严、吸食洋烟者均问斩。还规定了两条并斩罪“官弁有意纵兵忧民者并斩；长官阵殁，首领属官援护不力，无一伤亡，及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徇。这些斩律中的某些条文虽有过头之处，但其绝大多数是铁的军队所不可缺少的。新军之所以战斗力较强，与纪律严格有着密切关系。
改革中的问题袁世凯等人推行的军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陆军部原定全国编练陆军36镇，直到武昌起义前只编成14镇18协4个标，离编练任务相差甚远。常备、续备、后备兵役制度的确立与旧军相比虽是一大进步，但常备军多由防军改编，续备军多由勇营及杂牌军组成，名称变了，指挥并未统一，除少数常备军听从号令外，其余部队还是各自为政。在常备军中只有少数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格，装备较新，多数部队即使配有德国和日本教官，也很少有过野外演习，并仍然用弓箭和火绳枪打靶。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一月陆军部成立后，清政府除了注重海军和巡防队建设外，其整个军制改革几乎没有多大进展。
清末军制改革出现的以上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袁世凯个人势力的膨胀，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袁赴小站练兵不久，御史胡景桂就告他“营私蚀饷，性情谬妄”(15)。由于荣禄掩饰、开脱，才得以幸免处分。成立陆军部后，清政府要袁交出一、三、五、六镇兵权由部管辖，次年又要他交出二、四镇，并调他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就完全削夺了袁世凯的兵权。
第二，财政困难，是影响军制改革的一大原因。“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白银）大致在八千万至九千万两之间”，“其中赔款每年需二千五百万两，洋务需要二千余万两，军队需三千余万两，这三项用掉八千余万两，再加上其它所需，清政府每年要短亏一千至两千万两”。军制改革后期，北洋每镇需款150.7万两。36镇部队每年需款5425万两。这个财政支出，清政府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由于财政的困难，新军的数额、薪饷、武器、装备自然就要受到影响。
第三，政局不稳，也是军制改革的重要障碍。军制改革，军队建设，不仅需要经济支持，而且需要政局稳定，清末军制改革的17年，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17年。在这样的局势下，清政府既要防内乱，又要防外患，既要顾生存，又要顾打仗，要把军制改革抓到底是不可能的。
注释：
①(16)黄亦兵：《甲午战争后清朝的军制改革》，《军事史林》，1987年第1期。
②⑧侯宜杰：《袁世凯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74页。
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德宗本纪二》。
④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志二》。
⑤《袁世凯致李鸿藻函》，转引自刘凤翰《新建陆军》，第42页。
⑥(14)《新建陆军兵略案存》卷一，1898年版，第、26页。
⑦《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一。
⑨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页。
⑩(11)(12)(13)《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
(15)《德宗实录》，第卷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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