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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质量和数量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在党的建设学术研究中，谈论党员队伍质量的很多，而专门研究党员队伍数量的几乎没有。江泽民同志在去年“七一”讲话中号召我们：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笔者认为，控制党员数量问题实际上已成为党的建设面临的新的现实问题，因而很有必要予以探讨。
一 目前我党党员数量多
党的十四大后，我党“数量已经不少了”，本应该“把数量控制在一个合适的限度上”。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党的党员已经达到6000多万，这么大的一支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他在去年“七一”讲话中又指出：“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这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新活力，也提出了新挑战。”
1.从纵向来看，党民比例不断提高，增长势头不可低估。据笔者计算，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民比例（全党数量与全国人口之比）由1949的不到1%、1956年1.7%、1960年2.6%、1969年约2.7%、1973年3.2%、1977年3.7%逐渐提高到1999年的5%。1949年10月至1978年的28年多时间里，我国增加了4亿人口、3000万党员；1978年以后21年间，我国增加了3亿人口、3300万党员。目前，党的规模庞大，党的基层组织有350多万人；党员基数也大，有6450万党员。平均每个基层组织两年只发展一个党员，则一年大约新增175万党员。
随着人口的增多和任务的加重，党员数量适度增长是必要的。但增长太快，队伍太大，就容易产生忽视质量，难于管理等多种问题。
2.从横向来看，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相比，我党党员比例不高，但数量很大。笔者根据求实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现代世界政党》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党员数量和党民比例如下页表：
党名
党员数量
党民比例
朝鲜劳动党320万 16%
苏联共产党1900万7%
罗马尼亚共产党
350万 15.4%
古巴共产党 70万6.4%
德国统一社会党
230万 13.8%
波兰统一工人党 212万
5.7%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67万 15.4%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14万4.7%
保加利亚共产党 93万
10.4%
蒙古人民革命党 8.8万
4.6%
南共联盟 220万
9.5%
越南共产党 220万
2.9%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87万 8.2%
老挝人民革命党
8.4万 1.7%
以上14国总人口5.3亿，共有党员3900万，党民比例为7.36%，我党十二大时就有3960万党员，就已超过其总数。全世界现有共产党、工人党7000多万，我党就占6千多万。同这14个党比较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欧洲国家的党，建党时间一般早于我党三四十年；执政时间早于我党；工人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我们，党内工人成份一般在30%以上（罗马尼亚61%）；有些党受“全民党”和民主社会主义影响大，党员标准较低，投机钻营者多；党民比例虽高，但垮得早、快、惨；这些国家同我国相比，经济发达得多，人口密度小，人口总量小。二是朝鲜半岛是世界上多种矛盾、不同利益交织在一起的热点地区之一，北南双方军事力量庞大而紧张对峙，这给朝鲜劳动党带来了很大的政治、军事压力，其党民比例明显高于其它执政党。三是古巴共产党党民比例高于我们，这与美国的巨大威胁和孤立的地理环境有关。四是越南共产党与我党最具可比性，两党路线、方针、政策相同或相似，改革和建设的成就都很大，但其党民比例低于我们。
3.从基本国情看，目前的党员数量与我国国情不大相符。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还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在八十年代中期只有1.5亿人左右；封建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还在严重影响着人们；有些人对共产主义信念动摇不定，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以致于我党不得不开展“四信”教育活动。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我党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到6450万（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省份的总人口），这是不是很正常呢？
综上所述，我党党员数量多。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来说明党员数量多的合理性，而应该认识到：如果党员队伍少而精，讲究党员规模效益，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很可能更大。
二 党员数量多的负面影响
1.容易影响党员队伍的质量。“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这就告诉我们：党员数量多，就有可能达到或超过“工人阶级先锋队”、“三个代表”者所能容纳的数量范围，把一些本来不够党员标准的人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从而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果数量过多，使量变转化为质变，党就会变成“全民党”、“社会民主党”等等。苏共的垮台与其数量多、质量低有关。苏共出现过几百万党员相继退党现象，在剩下的150万人中相信马列主义的不足300万人。俄罗斯共产党指出：苏共在党的建设上，追求数量，不能防止越来越多的投机者混入党内。这是导致执政党内危机和后来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2.影响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当党员数量较少时，人们很尊重和信任党员，对他们的期望值很高，党员们也有光荣感、自豪感、责任感、使命感，因而能在急、难、险、重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当党员数量多时，人们对党员的期望值降低，党员起带头作用的机会也减少，党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减弱，从而出现相互观望、推诿、攀比等心理，经常产生“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现象。另外，党员多了还不重视群众的批评监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压力减轻，动力减弱。
3.给教育、管理、监督和发展党员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人多思想复杂，认识难统一；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难确定；流动者相应增多。这就使教育、管理、监督工作难上加难。对此，江泽民同志也发出了“这么大的一支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的感叹。党员数量多类似政府机关“满编”或“超编”。一方面党员队伍要“消肿”，另一方面还有优秀分子加入。如果“增编”，党员数量将更多；如果拒绝优秀分子加入，又怕产生关门主义，使党受损失。这样一来，发展党员的工作就处于两难境地。
三 应适当控制党员数量
1.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牢固树立质量建党思想。如何对待发展党员问题，是党执政后自身建设所必须正视的基本问题之一。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建设我党，首先就要建设一支能够体现“三个代表”要求的党员队伍。而搞好党员队伍建设首先就要研究和解决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既要保持适当的党员数量，更要注重党员质量。江泽民同志在去年“七一”讲话中，用“五个必须”阐释了如何“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笔者认为，其中的三个“必须”与控制党员数量紧密相关：只有建设一支精干的、高质量的党员队伍，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为“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提供前提条件，从而防止降低党员标准、突击入党、无节制地大量吸收党员等问题的出现，把各方面符合党员条件的真正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才能为“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奠定坚实基础；才能切实体现“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
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地不是取决于党员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党员的质量。1949年，我党只有450万党员，仅占现在党员总数的7%，却能领导全国人民推翻拥有600万党员的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新中国。1919年10月，列宁在《工人国家和举行征收党员周》一文中表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1989年8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党员要重视质量，千万不能单纯追求数量，不能搞滥竽充数。滥竽充数的党员放在党内比在党外更危险。如果党员队伍质量很低，数量再大也没有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长期处于“非法”地位；质量较高、数量不够，入党积极分子供不应求。而现在我党是执政党，数量多、质量不佳，入党积极分子供过于求，我党有必要也有条件提高党员标准，实行优中选优，走质量建党之路。为此，我们务必克服发展党员越多功绩越大，把党员数量的增加等同于党员队伍壮大和战斗力增强的老观念。只有牢固树立质量建党思想，才能为控制党员数量提供前提和基础。
2.控制党员数量关键在于确定最佳适度的量。最佳适度的量包括总量和增量。要确定它是件难事，因为人是活的，质量标准和数量大小都是不断变化并相互影响的，但这并不等于不可确定。对此，笔者的意见：一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质量互变规律中寻求哲学指导。如“必须从实际出发，研究具体事物的特点和它与其他事物的关联”这句话告诉我们：首先要研究我党的历史、现状及特点；然后研究与我党有关联的事物，如时代特征、国际共运及其经验教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改革和建设的形势与任务、我国社会阶级与阶层结构的变化等等。二是通过过去与现在的比较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之间的比较，寻找比较适度的量。如从过去某个时期党民比例多少、效果怎样和现在党民比例多少、效果怎样的比较中，选择大体适度的数量；从我党与苏共、越共的比较中选择一个可供参考的比例。三是参照现代数学、系统论、控制论、管理科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如“企业最佳规模的判断标准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这一论断对确定最佳适度的量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行政管理学中关于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改革、行政效益的论述具有很大参考价值。其中“公务人员规模效益”告诉我们：党员数量要适合国情要求的数量，它取决于党员比例和党的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之比的科学性，以及党员群众和个体的素质高低。我国经济欠发达、财政承受力不大、人口密度大、人口总量大，党民比例应该偏低。我国公务人员与全国总人口之比即官民之比现为3%，党民之比为5%，随着官民之比的降低，党民之比也可以相应调低。四是综合多种研究结果，设定一个最佳适度的量，再通过实践检验和校正。国际国内形势在不断发展变化，党的任务有难易之分，党员整体素质有高低之差，党员个体主观能动性有大小之别，因而任何理论研究设定的最佳适度的量并非十分准确，它最终都要通过实践检验和校正。对一个行政组织来说，接近满编、留有余地比满编、超编要主动些。同理，我党数量宁可适当少些，也不可偏多或过多。
3.坚持和完善发展党员的工作方针。一是在“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工作方针中，应加进“控制数量”四个字。“十六字”工作方针的核心是“保证质量”，其他三句是该句的派生。它的实质是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它的实践效果是比较好的，因而必须继续坚持。另一方面，今天看来它又存在不足，即没有明确写上“控制数量”，而是将数量寓于各句之中，从而造成数量上的模糊性和随意性。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只讲质量不讲数量，显然具有历史局限性和片面性。二是坚持标准，就必须明确党员标准并使标准刚性化。《党章》中的党员标准是原则性的，比较笼统，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和各级党组织的指示，往往说法不一。这就要求与发展党员有直接工作联系的党组织，必须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本行业的特点细化党员标准，使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当然，该标准必须做到科学化、规范化、权威化，必须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必须得到党的组织部、工委的认可。《党章》中关于党员义务的条文缺乏逆向思维，致使一些不履行党员义务者免受组织追究和处理，例如，不“认真学习”者，不“密切联系群众”者，不“反对坏人坏事”者，不“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者等等。因此，必须在《党章》条文或具体标准中增加一些类似法律条文的语言，如“不挺身而出，就劝其退党”。三是慎重发展贵在“认真”。我党本应最讲“认真”，但许多基层组织和党员现在不大讲“认真”。有的为了完成发展计划凑数发展；有的为了争当“先进”超额发展；有的拿“党票”做人情。不彻底转变这种不讲“认真”的风气，一些投机钻营者将会涌进党内，从而导致党员数量增长，质量下降。
4.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控制党员数量。一是促使发展党员的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要避免受一些政治运动影响而不适当地强调大发展、搞突击入党以及发展重点的朝令夕改。二是控制增长速度，缩小发展规模。三是严进宽出。严把“入口”关，严格按标准吸收；对自愿退党者既不报复也不挽留；通过党员评议、重新登记、惩治腐败等活动果断劝退、开除和清除一些人。四是从严从快从重惩治腐败分子，让企图混进党内的投机钻营分子望而生畏和却步。五是用改革的精神，不断研究新情况、拿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如在党员发展规模、发展程度、发展水平、总量控制等方面加强理论研究，对入党介绍人、党员预备期等规定大胆思考；加强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