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谈判影响下的世界农业发展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前景论文,气候论文,农业论文,全球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一方面，农业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主要排放源之一，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0％～12％，而且仍在迅速增加(Metz et al.,2007)；另一方面，农业又是最容易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部门，并且这种影响以负面影响为主。此外，农业蕴含的巨大减排潜力也使其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所有这些都使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农业议题也正逐步被纳入全球气候谈判的议程之中。
目前，关于农业与全球气候谈判的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有益探索，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演变和现状。来自国际粮食与农业贸易政策委员会(IPC)、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ICTSD)、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ATP)以及未来农业国际联盟(Future-Agricultures Consortium)等研究机构的学者从多个视角考察了农业议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以及当前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二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应该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借助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论证了将农业纳入全球气候谈判正式议题的必要性和途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进行的系列研究。三是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影响。此类研究的重心主要在于农业议题地位的变化如何影响全球气候谈判进程，代表性的分析当属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发布的“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Food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系列报告①。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虽然对农业议题在气候谈判中地位的演变做了相对细致的分析，却未能回答如下问题：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将对世界农业发展带来何种影响？它将给中国农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与挑战？这些正是本文努力要解决的问题。
二、全球气候谈判中农业议题地位的变化趋势
全球气候谈判启动之初，农业领域并未引起谈判各方的注意和重视，但随着世界各国对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农业的生态脆弱性和减排潜力的重新认识，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也开始发生变化，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对农业议题漠视的阶段(1988～1995年)
20世纪80年代末开启的全球气候谈判最初并未直接涉及农业领域，各缔约方批准生效的《公约》只是非常模糊地提及农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其表现为：首先，《公约》第2条谈及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强调“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应当稳定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在可持续的时间范围内实现’的水平上”。其次，《公约》要求所有缔约方制定、定期更新和公布其所有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和各种汇的清除，涵盖农业领域。同时，《公约》也要求各缔约方制定、执行、公布和经常更新国家的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区域的减缓气候变化的计划和相关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农业也被纳入其中。再次，《公约》第4条第1款也呼吁缔约方支持、合作发展、应用和传播(包括转让)各种用来控制、减少或者防止温室气体人为排放的技术、做法和过程，而这些行业和部门包括农业和林业。
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农业议题基本上不为《公约》缔约方所注意，全球气候谈判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应对气候变化基本原则和国际气候合作框架的确立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划分上，《公约》只是提及农业应该包含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之中。
(二)农业议题关注初显的阶段(1995～2005年)
1995年，《公约》缔约方第一次大会(COP1)决定启动《议定书》，以落实《公约》确立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和目标，由此全球气候谈判进入了“京都气候时代”。在这一阶段，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和改观，农业领域所采取的措施也被纳入缔约方实现减排目标的手段之中。其主要表现为：
首先，把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and use,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以下简称“LULUCF”)领域的活动计入减排目标的实现之中。《议定书》第3条第3款规定：“自1990年以来直接由人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限于造林、重新造林和砍伐森林——产生的温室气体源的排放和汇的清除方面的净变化，作为每个承诺期碳贮存方面可核查的变化来衡量，应用以实现附件一所列每一缔约方依本条规定的承诺”。同时，《议定书》也授权《公约》缔约方大会制定如何将涉及农业土壤、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各种温室气体源的排放和各种汇的清除，计入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减排目标的方式、规则和指南。在《议定书》后续谈判中达成的《马拉喀什协议》(Marrakech Accords)对LULUCF的原则和规则做了进一步说明，即LULUCF活动仅包括森林管理、放牧及其管理、植被恢复和农田管理。
其次，《议定书》下发达国家实现减排目标的京都灵活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DM)首次明确将农业领域的减排包括在其中。根据CDM的规则，发达国家通过CDM获得的排放许可可被用于冲抵《议定书》为其规定的减排目标，而农业领域是开展CDM项目的主要领域之一。由此，农业领域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逐步进入全球气候谈判议程。
再次，《议定书》首次就农业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了直接的要求。《议定书》第10条b款呼吁缔约方制定、执行、公布和定期更新载有减缓气候变化措施和有利于充分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国家的方案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区域的方案，这些方案“除其他外，将涉及能源、运输和工业部门以及农业、林业和废物管理”，从而农业议题正式出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安排中。
(三)农业议题地位迅速提升的阶段(2005年以来)
2005年，《议定书》最终生效，全球气候谈判进入“后京都气候时代”。在这一阶段，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不仅首次成为独立的谈判议程，而且在各种气候谈判场合被多次讨论，其主要表现为：
首先，农业在气候谈判中被提及的场合和次数迅速增加。自后京都气候谈判启动以来，缔约方对农业议题的关注度大大提升，他们不仅就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多次交换意见，而且农业议题也在谈判文本中的多个地方被提及。根据全球农村发展捐助者平台(Global Donor Platform for Rural Development)的分析，构建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文本中涉及农业的条款多达72处，《公约》下长期气候合作特设工作组(AWG-LCA)的谈判案文将农业议题单列一章，并建议成立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计划小组。2010年，各国依据《哥本哈根协议》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计划中，2/3的发展中国家将农业纳入其中；2010年底坎昆会议后投入运作的2010～2012年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快速启动基金、绿色气候基金以及新建立的“坎昆适应框架”均将农业囊括其中；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缔约方大会(COP17)要求研究成立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计划小组的可能性；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和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均围绕着农业议题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讨论。根据相关学者的分析，各国在将农业纳入全球气候谈判上的共识越来越多(Murphy and Boyle,2012)。
图1 2005年以来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举行的农业边会数量统计
其次，在正式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之外，对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日渐增多，也趋于激烈。一般来讲，在正式气候谈判会议召开的同时，《公约》秘书处也会邀请学术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参加会议，举办气候大会的边会(Side Event)，就尚未纳入正式谈判的气候议题和观点进行交流，从而使边会成为塑造正式气候谈判结果的重要途径(Hjerpe and Linnér,2010)。在近年来的几次气候大会上，举办的边会和参加边会的人数迅速增加，涉及农业的边会和活动也大量涌现(见图1)。不仅如此，2009年12月12日举行首次“农业和农村发展日”以来，这样的活动已举行了多次，而且还发布了“农业和农村发展联合宣言”。此外，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还联合地球之友(Friends of Earth)、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环境非政府组织举办了多场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会议。这些都极大地扩大了农业在气候谈判中的影响。
再次，要求将农业纳入国际气候制度的呼声高涨。随着气候科学的发展，各缔约方、学者、环境非政府组织对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地位的认识更加清晰，因而越来越强烈地呼吁给予农业在气候谈判中应有的位置，改变以往应对气候变化中对农业的忽视。2009年4月，各缔约方在德国波恩首次召开《公约》下农业议题专题研讨会。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迫于各种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农业被写入《哥本哈根协议》文本草案中，后虽因多种原因，农业未能出现在《哥本哈根协议》最终文本中，但在此后的历次谈判会议上，农业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②。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前夕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农业、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国际会议制定了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路线图。在坎昆气候大会上，不少国家呼吁成立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计划小组，并促使2011年年底的德班气候大会决定就成立该小组的可行性和方式进行研究并交换意见，力争在2012年的多哈气候大会上做出最终决定。截至目前，多哈气候大会和刚刚结束的华沙气候大会均未能就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做出最终决定，但各方对提升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热情和兴趣却愈加高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农业议题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正在迅速上升。虽然全球气候谈判仍未能就将农业纳入国际气候制度做出实质性的决定，但是，它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为农业议题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因此，农业必将在未来全球气候谈判和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三、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对世界农业发展前景的影响
伴随着世界各国对农业与气候变化关系认识的加深，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由此推动各国在农业领域采取更多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从而使全球气候谈判对世界农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一)世界农业的低碳转型愈加凸显并进一步加速
气候科学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对农业在造成以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中的角色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由此也促使各国开始在农业领域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业议题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农业减排不仅对那些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也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目前，已有35个国家在提交给《公约》秘书处的文件中详细阐明了它们在农业领域拟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举措，其中包括20个发展中国家将农业活动纳入适当国家减排行为(nationally appropriate mitigation actions，简称“NAMAs”)中(Hedger,2011)。不仅如此，不少发达国家还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领域开展清洁发展机制合作项目(CDM)来实现减排目标。2007年，全球碳市场上可交易的排放许可有18％来自农业CDM项目。截至2010年12月，全球运行的CDM项目达到5824个，其中1022个为农业领域的CDM项目(Larson et al.,2011)。这些举措的落实将使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大大下降。
第二，提高农业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和发展生物质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替代能源。农业部门能源利用效率不高，也是典型的能源密集型产业。提高农业领域的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替代能源，不仅能够减少农业对化石能源的消耗和依赖，而且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为此，许多国家正在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转而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等新型农业。目前，已有包括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内的不少地区和国家已经或者正在通过立法对农业部门的能源利用效率以及替代能源使用做出规定。
第三，对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强度日渐加大。伴随着对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脆弱性和农业减排潜力的新认识，世界各国加大了对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和资金的投入力度。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越来越多的气候融资倡议(Climate Financing Initiatives)将农业纳入其资金支持的范围之中，它们不仅包括一些《公约》框架下的气候基金，例如绿色气候基金(GCF)和适应基金(AF)，而且包括一些多边机构和国家政府的碳基金，譬如世界银行碳金融单元(Carbon Finance Unit)和战略气候基金(Strategic Climate Fund)等(Shames et al.,2012)。而就技术支持而言，根据2009年进行的技术需求评估，26％的减排技术和43％的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与农业相关(Hedger,2011)，《坎昆协议》创设的技术研发机制也侧重于农业领域，这些都有利于提升对农业发展的技术支持。以上三个方面的农业应对气候变化举措会随着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而进一步加强。这些举措将促使各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改变农业生产过程和环节，从而不仅使农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幅下降，而且使农业生产更具可持续性和更加“低碳”，进而加速世界农业向低碳农业和环境友好型农业迈进。
(二)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虽然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仍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但农业却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的部门之一。由美国子午线研究所(The Meridian Institute)牵头进行的“农业与气候变化全球对话”研究项目显示，2050年，世界上超过22％的重要谷物种植地区将遭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而在南撒哈拉非洲和亚洲，这种影响将分别达到56％和21％，气候变化也将影响水利灌溉的有效性、粮食的营养价值以及粮食储存和流通安全(Campbell et al.,2011)。可以说，农业适应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然而，由于各缔约方对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重视不足，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进展异常缓慢。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提升将使这一现状有所改观：
第一，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所需资金缺乏的状况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2008～2009年，全球碳市场融资的6％(约8.16亿美元)流入农业领域，官方发展援助(ODA)对农业的投资也不到70亿美元；而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所需要的资金将超过70亿美元/年，要将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2004年的水平，所需要的资金则会达到350亿美元/年③。伴随着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发达国家更是通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领域的合作来获得减排信用。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第四份评估报告的研究结果，2030年前，农业减排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并且碳价越高，农业减排的潜力就越大(见图2)，农业由此获得的排放许可拍卖所得的资金量将非常可观，这对农业适应气候变化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图2 不同碳价情境下的农业减排潜力
注：图中两种颜色表示不同碳价格情境下农业减排量的范围，譬如，碳价为2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农业能够减排15亿～1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资料来源：Metz et al.(2007)。
第二，农业应对气候变化举措的落实有助于降低农业在气候变化中遭受的负面影响。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出现和地位的上升会促使各缔约方逐步为农业规定更加具体和更具约束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由此也使得农业领域会制定、出台和执行越来越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这些措施涵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融资、环境友好型技术转移以及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不仅如此，全球气候谈判也愈来愈重视适应气候变化问题，而农业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所有这些将为发展更具适应性和可持续性的农业创造机遇，从而满足土壤保持、水质保持和农田保护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对农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及能力建设将提升农民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推动和支持农民转变经营土地的方式，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而使农业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面前更具适应性。
(三)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将对世界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安全产生一定的冲击
气候科学研究表明，虽然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也有积极影响(例如高纬度地区的土地变得适合耕种)，但其影响以负面影响(例如农产品产量和价格波动)为主(Murphy,2011)。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农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的现代化程度不高，农业产出的增加仍要以温室气体排放的剧增为代价，因而全球气候谈判虽然能够推进农业的低碳转型，但也可能使农业生产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粮食生产水平下降，世界粮食安全面临挑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机构的研究，2011～2013年间，全球有8.42亿人口仍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占全球人口的12％④。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长至91亿，加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满足其生活需要，世界粮食产量需增加70％⑤。农业纳入全球气候谈判有可能会使上述目标的实现更加困难，因为农业领域减排在很大意义上将意味着牺牲粮食生产，减少粮食出口，威胁世界粮食安全。第二，农业用地将进一步减少。相关研究认为，将林地转变为耕地是森林砍伐的最大驱动力，由此导致的排放也是全球温室气体的主要增长源(Lindsey,2007)。然而，随着减少源于森林砍伐和破坏的排放(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简称“REDD”)被纳入全球气候谈判中，原本以扩大农业用地为目的的森林砍伐将受到控制，乃至最终停止，这意味着世界将失去一条增加农业用地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许多国家还制定了长期的退耕还林政策，并将许多农业用地用于种植各种能源作物，以开发生物质能源。这些举措大大减少了农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但也使得农业用地进一步减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农业生产。第三，农业领域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的政策导致世界粮价上升。近年来，由发展生物质能源驱动的对相关原料的需求被认为是导致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和市场扭曲的主要原因(Lee et al.,2012)。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牵头开展的研究显示，美欧和其他国家采取的强制推进生物质能源生产与消费的措施导致了包括粮食在内的诸多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见图3)。
图3 美欧发展生物质能源授权导致的世界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化
资料来源：Al-Raffai et al.(2010)。
在此情况下，不仅联合国粮农组织、乐施会(Oxfam)、国际行动援助(Action Aid)等机构对发展生物质能源表示担心，而且一些大的食品跨国公司例如雀巢(Nestle)、联合利华(Unilever)等也在多个场合要求欧盟和其他国家逐步取消对发展生物质能源的支持。可以说，由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粮食生产水平下降、农业用地减少和粮价扭曲与上涨进一步冲击了世界粮食安全，成为未来世界农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四、全球气候谈判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而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牧业、森林与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和海岸带等方面。根据2013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气候变化引起中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农作物病虫害加重，农业生产损失增加，主要作物产量下降，等等⑥。农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必须考虑的因素。因而，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对中国农业发展来说，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第一，全球气候谈判中农业议题地位的上升将为中国农业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增添新的机遇和动力。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现代农业的多功能特性；2008年，中共第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农业的发展目标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2012年，中共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农业自然也囊括其中。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是把农业建设成为富民的生态产业，这也要求中国农业必须实现向绿色低碳的发展转型(张伟兵，2013)。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将给中国农业的上述转型提供新机遇。近年来，在全球气候谈判的推动下，中国在农业领域采取了不少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主要包括：①完善和强化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规。中国健全了以《农业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为基础的农业法律体系，制定了农田、草原保护建设规划，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力，增加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碳储量，而且使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土地开垦、草地破坏和土地浪费得到了严格控制。②在农业领域推行了不少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措施，例如低排放的高产水稻品种、规模化饲养管理技术、优良反刍动物品种、畜禽粪便处理生产沼气技术、秸秆还田和少(免)耕技术等。以沼气利用为例，仅在2012年，农业部就投入43亿元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对沼气利用的补助力度，使该年沼气用户达4100万户，实现了6000万吨温室气体减排量⑦。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测土配方施肥行动。2005～2007年，中国已在1200个县开展了测土配方施肥行动，引导农民科学施肥。截至2009年年底，测土配方施肥推广面积达10亿亩以上；通过测土配方施肥，2009年，小麦、玉米、油菜等产区减少不合理氮肥施用70万吨⑧。2012年，中央财政又安排补贴资金7亿元，支持2463个项目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农业部也启动实施了“百县千乡万村”测土配方施肥整建制推进行动，开展农企合作推广配方肥试点。④全面推动畜牧业向科学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的现代养殖业转型。2013年，中央财政投入30亿元资金继续实施生猪、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项目，重点支持规模养殖场对畜禽圈舍进行标准化改造，建设储粪池、排粪污管网等粪污处理配套设施⑨。这些措施的制定和落实不仅使中国农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比“照常发展”(Business as Usual)情景下减少了很多，而且使农业管理更具可持续性，农业发展更加绿色，从而使中国农业发展模式转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二，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有利于中国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和提升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农业在中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基础产业，然而，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偏低，农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也使中国农业在气候变化中的脆弱性凸显。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上升并最终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将为改变中国农业现状创造条件。其主要表现是：①中国农业领域将因参与温室气体减排而获得新的资金和技术支持。2005年以来，中国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不少资金注入农业应对气候变化项目中。不仅如此，中国农业通过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外资金和技术支持。仅以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为例，截至2013年10月31日，全球登记注册的CDM项目为7366个，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CDM项目接受国——占了其中的50.59％，从而为中国农业发展赢得不少资金和技术收益⑩。另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计，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2050年将达到2100亿/年，亚洲占其中的57％，而这之中约40％的资金将流向中国和印度(Campbell et al.,2011)。与此同时，全球环境基金(GEF)、绿色气候基金(GCF)等气候变化融资机制下的资金和技术也将大量用于农业领域。借助于这些资金和技术，中国农业发展财政投入少、资金和技术缺乏的状况将大为改观。②农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推行也将有利于降低中国农业的生态脆弱性，并提升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面对愈加严重的农业生态脆弱性和全球气候谈判压力，中国农业领域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不仅包括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也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后者主要有：调整农业结构；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和旱作节水技术，加大对节水灌溉机具设备的补贴力度；实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加大良种补贴力度；积极发展畜牧水产规模化、标准化健康养殖，促进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扩大退牧还草工程的实施范围，加强人工饲草地和灌溉草场建设；逐步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在草原牧区进一步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等草原保护制度，以恢复天然草原植被并防治草原退化(11)。不仅如此，中国还借助于全球气候谈判，敦促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加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等方式来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农民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可以说，在全球气候谈判的影响下，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不断提高，这也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良好的支撑。
第三，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也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带来新的挑战。如前所言，中国是世界上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而农业是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表现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将使全国粮食总产量减少10.1％，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五个地区粮食产量都将减少，全国粮食自给率下降到69.4％，对中国粮食安全构成挑战(周曙东等，2013)。然而，在全球气候谈判驱动下采取的一些措施不仅没有改善中国的粮食安全状况，反而有可能使其进一步恶化。这些措施主要有：①发展生物质能源导致粮食价格波动幅度增大。发展生物质能源是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国不仅出台政策在农业领域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而且已成为世界生物质能源生产大国。根据2013年6月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生物质发电建设统计报告》，不仅中国生物质发电的标杆企业在技术、成本方面已经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已投产生物质发电项目的盈利功能也得到了初步验证，2012年度，全国(不含港澳台)生物质发电上网电量211.43亿千瓦时(12)。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资料显示，发展生物质能源对粮食价格的负面影响很大，很有可能会提高全球农产品价格，并明显加大中国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②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冲击中国农业生产用地。发展生物质能源和农业碳汇是农业减排的主要措施，但为此不得不将原本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改种生物质能源作物和植树造林，从而减少农业可用耕地面积。仅以退耕还林工程为例，自1999年启动试点以来，该项工程遍及全国2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完成任务4.15亿亩(13)。这些措施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利，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农业用地构成冲击。再加上中国城市化也对耕地产生的冲击，保障充足的粮食生产能力的压力不小。因此，随着未来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保持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之间的平衡，将是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五、结语
综上所述，伴随着世界各国对农业在气候变化中脆弱性、温室气体排放状况和减排潜力的认识的加深，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正不断上升，它也必将成为未来全球气候谈判中的重要议题和组成部分之一。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提升将对世界农业以及中国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提升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不仅面临着技术上的一些障碍，例如土地利用的变化和农业碳汇计算上的不确定性，而且世界各国对将农业纳入气候谈判仍存在较大的政治分歧。因此，全球气候谈判对未来世界农业发展的最终影响也将取决于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
注释：
①参见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网站(http://www.iisd.org)。
②参见Global Donor Platform for Rural Development:Agriculture and Climate Change:Beyond Copenhagen,Platform Issue Paper No.9,March 2010.
③资料来源：UNFCCC: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Flow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2007.
④资料来源：FAO,IFAD and WFP: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13: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Food Security,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2013.
⑤资料来源：《联合国报告称2050年全球增23亿人，粮食需增70％》，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2009年9月24日。
⑥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http://www.ccchina.gov.cn)，2013年2月。
⑦资料来源：《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2年度报告》，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http://www.ccchina.gov.cn)，2012年11月。
⑧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http://www.ccchina.gov.cn)，2013年2月。
⑨资料来源：《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3年度报告》，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http://www.ccchina.gov.cn)，2013年11月。
⑩资料来源：CDM Executive Board:Executive Board Annual Report 2013: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2013.
(11)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http://www.ccchina.gov.cn)，2013年2月。
(12)资料来源：《2012我国生物质产业发展状况》，《中国能源报》2013年6月10日。
(13)资料来源：《中国退耕还林总投入将达4300多亿元》，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0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