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桂北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论桂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G03
从地图上看，所谓桂北，是一个以桂林市为中心的大致的环形地域。同心圆的圆心是今桂林市区，内圆圈连缀、包孕着阳朔、临桂、灵川和兴安四县，外圆圈连缀、包孕着全州、资源、灌阳、荔浦、平乐、恭城、永福和龙胜八县。也就是说，本文所言的桂北，指今广西北部，即以桂林市为中心，包括周围10个县的区域范围。
从历史沿革和文化演变的角度考察，千百年来，中原和外地人，通常把桂北故土呼为桂州或桂林，换言之，可以用桂州或桂林作为桂北故地的代名词。此地，文化源流相同，风土人情相通，桂林话作为流行语言在区域内为各民族共同使用，区域内各民族形成了近似或相互认同的生活习惯与文化基础，具有天然的聚合力、趋同性。
从历史上分析，不能不承认，相对中土而言，桂北长期属于蛮荒之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中原人士视为畏途，朝廷把这里作为贬谪官吏的流放地。可是“每一种缺陷都有补偿”（钱钟书语）。桂北的山山水水，因此逢遇了知己，因此得到发现，得到开发，得到传播，以至彰显于世，声震华夏，逐渐形成了有容乃大的，不同于荆楚、吴越、巴蜀、中州的文化传统。桂林，和整个桂北地区，由于漓江的恩泽，自秦汉以降，便比广西其他地方首先受惠于中原先进文明，整个封建时代，桂北的文化、教育领先于粤西各地，一直发挥着核心主导作用；桂林，作为该区域的中心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则一直决定影响着该区域的发展进步，区域内各县，都接受桂林的引导和辐射，各族民众，对桂林有一种天然的神往之情和向心力。桂林文化的传统，集中反映了桂北文化传统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精神，探讨桂林文化传统，是把握桂北文化基本精神的终南捷径。所谓文化的基本精神，用张岱年先生的解释，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亦即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见老品、王平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散文精品》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4出版，第291页；本文所引张岱年先生的言论均出自该书该文，以下恕不一一注明。）
桂北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推动桂北文化不断发展变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我以为，这个基本精神或者说基本思想可以大体浓缩为下述四点：
一、兼容并包
桂北文化，有着鲜活的兼容并包的特质和精神。众所周知，古时候，桂北为百越之地，其文化的源头是百越文化。作为广西境内的一系，叫骆越文化。这是桂北文化的母体或底层。但是，桂北文化又绝非仅仅是一种封闭的地域文化，而是一种能包容天下美好事物的开放型文化。现今一般人都知道，骆越文化或者说桂北文化很善于“拿来”和“吸收”，都说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连绵流入，桂北文化逐渐积累起了丰厚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底蕴；人们还知道，桂北故地，地扼“三楚、两广之咽喉”，桂北文化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广受荆楚文化浸淫，同时也跟岭南文化发生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联系；后来，还接受了佛教文化的影响。因此，桂北文化从来就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有独特个性的复合体。对此人所共知的情形，本文不想多说。
我在这里欲强调的主要有两点。
第一，有人说，桂北文化受中原影响起始于秦汉时期，这是缺乏研究的不负责任的说法。桂北文化和中原文化发生联系，从中原文化吸收养料以发展壮大自己，早在商周与春秋之际，乃至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有学者曾经指出：已出土的新石器和印纹陶器，表明在新石器时代，岭南文化即与中原文化发生了联系，而《逸周书·王会》和《诗经》中的某些文字，可以证明周代之际这种联系仍在继续，至于70年代在灌阳、恭城、平乐等地先后出土的圈带纹铜钟和一批其他式样的青铜器、陶器，更是充足的证据。（注：张益桂、张家璠：《桂林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20～22页。）
第二，桂北文化的这种兼容并包精神一直在发扬着，深化着，并以此推动着自身的演变。如果说，隋唐以前，桂北文化还主要是在骆越文化原始母体上，溶入了中原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以及岭南文化、荆楚文化的某些成分，具有较浓的本土色彩，那末，自此以后，桂北文化更加敞开她宽广的胸怀，广泛接纳新近涌入的外来文化，如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文化。桂林七星岩洞口上方，至今还留有隋代高僧昙迁的手迹刻石，桂林开元寺等佛教寺院，隋代业已建立，唐初桂林西山脚的西庆林寺成了中国南方五大禅院之一，桂林城内外的石山上（如西山、伏波山、叠彩山、骝马山等），至今仍留在当年镌刻的各式摩崖造像好几百尊，这些佛像成为桂北文化一道耀人的风景。这种情形不独见于桂林，桂北地区各县也屡见不鲜，如全州便建有声名远播的湘山寺。随之而来的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文化。尤其叫人感慨的是，在桂林，居然存在让儒、道、佛、伊斯兰共处同一景区的现象，全然不同于华夏许多地方，诸教各不相容，占山为王的情形。最典型的例子是七星岩，在这里，既建有佛教的栖霞寺，又有筑道教的庆林观和乌龟盘蛇浮雕，还盖了代表伊斯兰文化的清真寺，在伏波山，也有儒道释共存共荣的情况。我甚至感觉，桂北文化正因为拥有自古以来所形成的有容乃大的兼容并包精神或基因，才天生的得天独厚地玉成了后来流淌于李、白、黄新桂系血液中较为开明的文化基因，在抗战那一特殊时期，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天条件，促成了“桂林文化城”那“独特的历史现象”的产生，桂北文化由是写下了自己新的一章。
二、吐故纳新
吐故纳新，语出《庄子·刻意》，本指人之呼吸，口吐浊气，鼻吸清气。比喻扬弃旧的，不好的，吸收新的、好的。考察桂北文化发展的历史，吐故纳新精神尤其突出。
桂北区域，本来地处僻荒之所，经济、文化落后。但是，桂北古人很善于吸收中原先进的文明成果，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成效很大。到唐代，作为桂北中心城市的桂林，不再僻荒，成了该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并且影响中国南方。城池的建设，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教育的兴办，均已有相当规模，带动了桂北所辖各县，其蔚成之风气已为中原和其他地区人士所叹服。唐人莫休符在《桂林风土记》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桂林城昌盛的情景：“增崇气色，殿若长城，南北行旅，皆集于此。”据《唐书·食货记》记载，桂州（今桂林）所铸钱币，“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桂州的特产铜镜和桂布都成了贡品，深得满朝官员和皇上的喜爱，穿桂布衣一度成为当时的“时髦”。大诗人白居易穿着桂布做的棉衣欣喜异常，赋诗一首，抒发激动之情：“桂布白如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馀温。”（注：《新制布裘》，《白氏长庆集》第一卷，转引自张益桂、张家璠：《桂林史话》第35页。）
当时，桂林办起了历史上第一座学府，私塾学馆日渐趋多，一批封建人才被培养出来，乾宁二年（895年）桂林人赵观文考中状元，桂北人、广西人考中状元由此起始，随之诞生了名重一时的诗人曹邺、曹唐，与此同时，旅游活动、民间文体活动如登山、对歌、划龙船、踢球也如火如荼开展起来，至迟中唐，桂林已名震华夏，以至连平生没有到过桂林和桂北的大诗人杜甫、韩愈都写下了令今人依然传颂的诗句，如杜甫：《寄杨五州谭》（五律）中说：“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韩愈：《送桂州严大夫》（七律）中说：“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说，古代桂北人如果只懂拾人牙慧，不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形取人之长进行建设创造，桂林的发展是不可能如此迅速的，也是不可能吸引众多的名人雅士注意，且留下那么美好的赞语的。
到了宋代，桂林升格为静江府，成了当时广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其引导和辐射的面积超出了桂北区域，扩展到全广西和岭南其他区以至滇黔，有所谓“西南会府”之称。这时，桂布依然坚挺，其工艺、其质量均为全国一流，每年要向朝廷上贡大量桂布。根据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等古代文献介绍，宋代桂林新增了一批土特名产，如：铅粉（又叫桂粉）、瑞露（三花酒）、羊毫笔（毛笔）、羽毛扇、梳篦、瓷器、腰鼓、戏面等。在桂林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带动下，桂北一些地方的圩市十分热闹，规模也逐渐扩大。如阳朔县城、临桂县的会仙、两江、灵川县的大圩等贸易就十分发达。
在此，尤其要专门提一提戏面、腰鼓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桂林傩。这是桂北文化吐故纳新精神的“活化石”与典型体现。这里说的戏面、腰鼓，不同于今天人们习见的脸谱、面具和腰鼓，而特指古代桂北人表演桂林傩所创新的两种艺术道具。
傩，是由原始宗教仪式发展而成的一种古礼，最早起源于中原乡间，逐渐传播到朝廷，主要用于表达驱邪逐疫，纳吉引福的意志、愿望和理想，后来发展成既可娱神，又可娱人的一种表演艺术。《周礼》、《论语》、《吕氏春秋》等典籍中均有关于傩的记载。从这些典籍中，我们知道，先秦时，傩已有宫廷傩、乡人傩之分（所谓“官傩”和“民傩”），也有“国傩、天子傩、国人傩”之提法，还有一般傩和大摊之区别。在冬季（腊月前后）举行的，谓之大傩，在春、秋两季举行者则曰傩。随着时代的进行，傩在逐渐演变。到宋代，桂林出现了诸军傩，并演化为傩舞、傩戏。傩，于是达到它发展的鼎盛时期，鼎盛之地便在以桂林为中心的桂北地区。
桂林傩，主要是一种在乡人傩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型傩，在宋代，人们常称之为桂林傩舞、傩戏。当时，桂林和桂北各县之间均流行傩舞傩戏，从各县县志和散于民间的某些碑文中可以寻觅出当时表演傩艺术的某些面影，即使从今天桂北等地乡间还存在的“师公戏”，我们还可以推溯出当年傩艺术的盛况。桂北山民，当初是将歌舞跟祭坛、跟狩猎、跟咒兽生活习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到了宋代，早已开化，失去了原始野味的桂林先人，他们在表演傩舞傩戏时候，虽然没有完全褪尽傩诞生之初的逐邪驱鬼和酬神报赛的仪礼民俗色彩，但已明显表现为主要是一种娱悦的艺术形式了。其主要标志是演出的专业化和配有桂北人特制的腰鼓、戏面。根据南北朝时期宗懔《荆楚岁时记》一书记载，中原和荆楚一带流行的傩，表演者通常头戴“胡头”，身配“细腰鼓”，而桂林傩的戏面和腰鼓在此基础上有许多创新，这正是以桂林人为代表的桂北人善于吐故纳新的结果，是他们智慧和富于创造力的生动体现。桂林傩的这种创新，在当时就引起了京城和神州各地的轰动。
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在桂林任职三年的浙江温州人周去非，曾写有一本专门记述桂林风土文物的著作，叫《岭外代答》，在书中，他以纪实的笔调介绍了他所目击的桂林傩：“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期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值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矣。”
又说：“静江腰鼓，最有声望，出于临桂县职由（“由”为“田”之误）乡，其土特宜，乡人作窑烧腔。鼓面铁圈，出于古县，其地产佳铁，铁工善锻，故圈劲而不偏。其皮以大羊之革，南多大羊，故多皮。或用蚺蛇皮鞔之。合乐之际，声响特远，一二面鼓，已若十面矣。”
周氏这两则关于桂林傩的史料，至少向后人传递了如下信息：
1.桂林傩艺术表演队早已名闻京城；2.桂林傩主要有两种，一为军傩，一般在军中表演，为军人服务；一为民傩，一般在市井乡间流传；3.表演队修饰、着装精良，华美瑰丽；4.表演技巧娴熟，好看耐看，引人入胜，赛过傩之发源地中原的傩表演队；5.桂林傩技压群芳，名满华夏的主要原因，是桂林人善制面具和腰鼓；6.桂林傩面具很值钱，精品者一副值一万钱，桂林腰鼓最有声望，以一顶十；7.华夏各地十分看重桂林戏面，设法购之。
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和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也有近似的记载。
这足以证明，在南宋时，桂林傩艺术在全中国已达一流水平。由于乡人傩自古不入正史，只或多或少地留存在地方县志和某些骚人墨客的笔记杂说之中等等原因，故而后人对曾经盛极一时的桂林傩缺乏了解。桂林傩发展到明清之际，已成强弩之末。作为历史礼俗、祭神驱邪的一脉蜕化成了今日乡间百姓口中时常提到的“跳神”；作为娱人的一脉，演变成了适应民间礼俗的“师公戏”。不过，这已是桂林傩的余波了。傩从中原而桂北，而鼎盛，而声震神州，而逐渐湮灭的历史，是颇耐人寻味的。
三、天人相谐
桂林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以其鲜明的特色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在桂林，人在景中，城在景中，千百年来，城、人、景共存共荣，不可分离，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了唐代诗人李渤所体验到的“年年相望两依依”的和谐相融的境界。
桂林人对自然，对山水，表现出一种天然的随顺、依赖与亲和。比如对岩洞吧，桂林人与之朝夕相处，或生产于其间，或纳凉于其间，或避灾避难避祸于其间，再僻再黑再狭，也不为之惧，反而相亲相容。今天，人们还可以从岩洞壁上看到数百年前桂林先人写下的“免打损”的墨迹，只有在“裁成辅相”思路的驱使下，桂林人才有可能为华夏各地之先，开凿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岩洞，并不断美化之，而为自己服务。今天，我们才不时听到，哪里哪里的岩洞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赛过芦笛、七星，殊不知，他们的举动已经晚了好几百年了。二者实在是难以比拟的。对此，唐代中原名流雅士倒显得眼光独具，他们不仅欣赏桂林先人的创造，更从内心发出未可忘记如是山水的感怀。兹引述与李白、杜甫同时，在桂林做过参佐的诗人任华写的一段文字加以说明：
岁十有一月，二三子出饯于野。霜天如扫，低向朱崖；加以尖山万重，平地卓立，黑是铁色，锐如笔锋；复有阳江、桂江，略军城而南走，喷入沧海，横浸三山。则中朝群公岂知遐荒之外有如是山水？山水既尔，人亦其然，衮乎对此，与我分手，忘我地尚可，岂得忘此山水哉！（注：任华这段文字的篇名是：《送宗判官归滑台序》，载《文苑英华》，转引自《桂林旅游大典》第437页。）
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篇描写桂林城景交融给人以深深感受的文字，也是迄今最早的一篇桂林山水散文。此外，柳宗元留下了“桂州多灵山，发地峭竖；林立四野。署之左曰漓水”，宋代诗人刘克庄吟出“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佳句。可见，桂林人随顺自然，依赖自然，利用自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悬殊于华夏诸多城市，叫人侧目，并深深镌刻在人们的心中。
桂林人也善于引导自然，调整自然，使人与自然更加调适。桂林这地方，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人们纵情山水，娱悦山水的意识特别强。众所周知，古代桂林人，在唐朝的时候就在城内外开辟了二三十处旅游景点，当初，开辟这些景色并不是为了旅游者旅游，主要是为当地人生活服务的。然而，外地人来到桂林，也深深喜爱上了这些景点，众多保持下来的诗文和摩崖石刻可以作证。天下优美的岩洞何其多，为什么独独桂林人先将它们开发了出来，而且能“甲天下”？这中间有何奥妙？这还不足以证明桂林人之创新精神吗？
同时，古代桂林人发现，“桂林山有余而水不足”，尤其是城西，由于少水，使人感到枯涩无灵气。唐代桂州刺史、诗人李渤开发隐山的时候很注意引水造湖，到了宋初，结合水利的兴修，开凿了一条“朝宗渠”，“东接漓江，西入西湖，达于阳江，用补形胜之所不及”。（注：张鸣凤：《桂胜》，齐治平、钟夏标点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135页，以下所引张鸣凤语均出此书，恕不一一注明。）这样，渠把虞山、鹦鹉山、老人山、西山、隐山连缀起来，使环城有水，改变了城西少水的干涩局面。宋代桂林，实现了全城山光水色，相得益彰的美好境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宋代桂林水上环城旅游系统。范成大、黄庭坚、徐霞客等一批名流均留下了关于桂林山水旅游的诗文。朝宗渠的建成和西线水流的贯通，固然增添了人们旅游的情趣，更重要的是调节了城市的空气，提高了城市的环境质量，对灌溉城西的农田，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后来，桂林城西的壕圹，还一度成为城西的护城河。宋末抗元，元末抵御朱元璋，明末阻抗清军等，城西的一线水流均为当时统治者固城的良好屏障。可以说，桂林人对山水自然的随顺、引导和利用，充分反映出桂林文化千百年来发展的基本格调。他们对自然的随顺、是亲和的，他们对自然的引导、利用，是保护发展式的，是调整辅助式的，古代桂林人关于人与自然问题的思考和实践的宝贵遗产，实在值得后人吸取。
四、和与中
桂林人深得和之真谛，并将它灌注到生活与城市建设之中，桂林文化由是得以发展。在此仅举两个实例说明。
一个例子是米粉。桂林人爱吃米粉不仅仅是一种生活口味上的嗜好，而且是一种文化情结，是中国“和”文化的产物。借用晏子的话，和如米粉焉。粉条细长白洁。卤菜薄片乌亮，锅烧黄爽舒脆，小葱、芫荽，翠绿新鲜，辣椒透红刺激，黄豆、花生香而爽人，加以特制的卤水，拌而和之，真真色香味俱全，尽善尽美，大大适宜雅俗共赏，让人垂涎欲滴。有了如此美味，桂林人几近拒绝或者说少品尝了天下诸多美食。或许，这也正是米粉情结阻碍桂林人接受新东西的一个不足？兴许，突破米粉情结，能成为今天桂林人寻求发展创新的一个切入点，惜此非为本文所论，不赘。
再一个例子是靖江王城、王陵。王城、王陵是明代桂林人的杰作。虽说享受者是当时的藩王及其至亲，但设计者和建造者主要是当地劳动者。明王城、王陵的最大特色是具有浓厚的桂林地方文化色彩。我以为，倘若把王城、王陵看成园林，那么它们既得承德皇家园林、北京十三陵之雄伟之显赫，又得苏州拙政、狮子诸私家园林之精巧之典雅，更难得的是，它们都依山傍水，占尽山水之灵气，减少了人为雕凿的成分，较多拥有自然之清幽之恬静且稍带一分乡情野趣，于此，为北京、承德、苏州诸园林所难望其项背也。促成靖江王城、王陵格局的文化底蕴，窃以为，只能追溯到前述西周及春秋之交产生的“和同”思想对桂林文化发展的导引之上。
桂林文化，可以说，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在中庸思想哺育熏陶下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地域文化。
桂北故地，远离中原，本属瘴厉之乡，荒僻之所，但由于灵渠之开凿，漓水之清纯，青山之俊美，较岭南和粤西其他地方，颇得中原文明之先，加之汉初至唐宋一千多年，尽管中原一带战争频仍，而此地相对安谧，一批批移民南来定居，一批批正直而有才干的贬官放桂效力，他们带来的儒家文明和中庸之道深深地塑造了桂林人乃至整个桂北人相对稳固的文化性格和行事标准。自古至今，桂林人素以清淑、儒雅、沉稳的性格闻名，处事不急不躁，善于“执中”，恪守传统定势，深得温良恭俭让之风气，不像它邻近的荆楚文明，尚武好巫，充满幻想，也不像它隔壁的岭南风格，如海潮巨浪，善变求新，斗猛猎奇。桂林先人，儒雅敦厚，以民为本，钟情家园，常怀远虑，尊重名声，目标专一，不卑不亢，坐怀不乱。这一类在中庸思想浸淫下形成的思维和处事风格，或许可以从明代桂林学者张鸣凤著述《桂胜》、《桂故》中看出一个侧面。
张鸣凤，明嘉靖壬子（1552年）举人，曾离桂在外做官，晚年辞官返，巨居象鼻山下，自号漓山人，好读书，好山水游历。时钦差两广总督刘继文甚爱桂林山水，惋惜无志书加以彰扬彪炳，以讽语“有胜如此，不如无有”激励张鸣凤。张遂在刘继文钦拨出的人力物力的支持下，历经一年深入考察，查找资料，写成了《桂胜》、《桂故》两书。“《桂胜》以志形胜”，是历史上第一部由桂林人撰写的关于桂林山水风景的专著；“《桂故》以征故实”，专门记述自前汉以迄两宋桂林历史沿革和人事故实。二书的完成，满足了时人对桂林山川形胜渴望了解的需求。问题是，关于桂林山水的材料汗牛充栋，必须精选。张鸣凤作为桂林人的文化个性和人格特征就在资料的精选中淋漓尽致表现了出来。现略举一二例加以说明。
其一，张鸣凤在介绍完隐山、西山景区情况后写了一则评语，说到他对是否恢复隐山下的西湖的看法，实在发人深省：
复湖之事，殆难言哉！田既负郭，又便引水，公赋所入，已有定额；兴大役以市众怨，不免以此摊彼，偿所损赋；其山虽润，其民则悴，所谓“玩细娱而不图大患”者，得无近之耶？于李公时，为沮洳萑苇之区，穿泉筑室，植菱芰于其中，且答民劳，兼畅羁思，时哉时哉！南宋斯季，神州化为异域，虏马牧于江濡，兹何时也，洒新亭之泪犹以为耻，况可慕钱塘之湖，穷财力于此哉？臣主同乐，鲜有竞志，尤之效矣，乱何济乎……
齐治平、钟夏两先生1985年在校点这两部书时就此段发议论道：这里的“湖”指桂林西湖，张鸣凤认为在唐李渤开凿桂林西湖的时候，那里是“沮洳萑苇之区”，加以修筑，把它变为风景区，可以供大家游赏，“以答民劳”；而到南宋末年则早已变为水田，再加修复，就必然劳民伤财，“以市众怨”。特别是当时蒙古贵族已率兵南下，南宋不久即被灭亡，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反而“臣主同乐”，真是太无心肝了。张氏以下更痛斥当时地方官“不国之忧而祸是乐，其罪乌可数哉”！他对南宋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只图享乐，不顾国计民生的无耻行径，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斥责，义正辞严，激昂慷慨，使我们今天读起来还受到强烈的感染，这就不是专凭资料和考证所能达到的效果了。至于他论西湖的当开与不当复，则能从时、地等客观条件及其对人民和利害来衡量，应是桂林人自古而来儒雅敦厚，以民为本，钟情家园的最好体现。
其二，张鸣凤重山水介绍，更重人德之品评，在介绍了屏风山程公岩形胜后评道：
“余从岩壁读李彦弼《兑州记》，而重在感于立名之难焉。程氏帅挂，暴兵竭赀以奉异类，外之夸示州部，内自结于君相，显有荣名，世载不替，宜矣！未几而贻梁安世之剌，其指以《宋史》符，岂汉法所谓‘附下罔上，怀谖迷国’者耶？夫既偷取了及身之荣，又欲规徼永世之誉，假宠文士，雕篆名山，自以为计之得，李《记》艳矣，如罔功实何？故不敢取。载侯语卑卑，第为山存之，至今里人亦无复知有何程公岩者。范文穆在镇坦示绥怀，不矜威略，公府多暇，率游宴水石。方赴桂，记《骖鸾》；比去桂入蜀，《虞衡》有志，今见传世间。吴则丹青石湖，桂则俎豆名宦；不期名，而名随之。太史公曰：“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兹岩见之矣。”
齐治平、钟夏先生对这段言论则有如此评品：程氏指程邻，他命文干李彦弼为他作一篇《建筑兑州记》，用以夸耀自己的功德政绩，其实完全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张鸣凤不但揭穿了这一骗局，而且不录其文，以示斥绝。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取材的谨严和正义感。他还以范成大来和程邻相对，指出范氏帅桂，“坦示绥怀，不矜威略”，深得人心，所以当地人一直纪念他；而程氏则早就被人遗忘，连姓名也无人知道。最后引用司马迁“名不虚立，士不虚附”的话来加判断，可谓非常中肯，因为任何虚伪的东西都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而在这一取一舍，一褒一贬之中，桂林人重各节，重为民造福的儒雅性格和盘托出了。
至于《桂故》，作为《桂胜》的续篇，大都为《桂胜》中诗文、题名所涉及人物的传记，弥补了正史之不足和错误，难能可贵者，齐、钟二先生指出：张鸣凤对人物的立身行事，尤其注意，或褒或贬，或微词见意，或大书特书，都直抒己见，辨别是非善恶，而又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评论中反复强调“宽其征发、薄其调敛”，“要在保民”，“以宽民力”等民本思想；对于“开边徼功，为国生事”的官僚则以斥责，表现了正义的睦邻观念，而张鸣凤本人的人格魅力也随之突立。
桂林人的这种“中庸”品味曾经深深叫唐宋时期中原名流雅士惊讶、叹服和认同，在此也举两例。
当年，鉴真和尚五次东渡日本未果，从雷州半岛经广东沿线过梧州溯桂江辗转到达桂林，本打算稍稍歇息即返扬州老家修整，以利再渡，岂知，他一踏上桂林土地，便感到民风纯朴，仿佛回到中土，对气候、文化、礼仪、风俗、饮食均十分满意，遂决定定居桂林，一住就是一年，在桂林，鉴真完成了东渡日本前的准备，第六次，他终于渡海成功。
再一例是苏州人范成大对桂林的感受。范成大在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到桂林任职，在桂两年，尔后入蜀。在入蜀之船中，他写了《桂海虞衡志》一书，记下了他对桂林民风的真切感受。范成大说：
始余自紫薇垣出帅广右，姻亲故人张饮松江皆以蛮荒风土为戚。余取唐人诗考桂林之地，少陵谓之宜人，乐天谓此无瘅，退之至以湘南江山胜骖鸾仙去，则宦游之适宁有逾行此者乎！既以解亲友而遂行，乾道八年既至郡，则风之清淑，果如所闻，而岩洞之奇绝，习俗之醇古，府治之雄胜，又有过所闻者。
古代桂林人这种沉稳、儒雅的文化性格，至今，似乎没有多大改变，仍在左右桂林文化的发展。
作为一种相对稳固的优良文化传统，桂林人还有一个维护民族独立，为“报国”献身的优良传统。张岱年指出：在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一个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的过程，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各民族中，都有许多为国家为本族献身的志士仁人，表现了复杂的情况，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不能用简单化的办法随意抹煞的。这种情形，在明清之际的桂林，集中表现为与城共亡，誓死不降清的瞿式耜、张同敞二公身上，连同他们的好友，浑融和尚也是这样的人，他们宁死不屈，所发扬的民族气节，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桂林人，就是在抗战时期，与城共亡的阙维雍等将军，也曾从瞿张二位身上获得精神力量，而“桂林文化城”的主导精神，无疑是一种为民族为祖国而献身的爱国精神，无疑是对桂林爱国主义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这种精神，当时桂林乃至桂北人民弥足珍贵的财富，它必将继续促进当地文化的丰富与发展。
新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是对过去时代文化进行批判总结后创新的结果，新的文化巨人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必然是能站在过去时代文化巨人肩膀上，无畏艰险，勇于向上攀登而达到光辉峰顶点的跋涉者，充分认识过去，充分认识前人，取法众上，改革创新，是今天一切宣誓创造有特色的桂北文化的志士仁人者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