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理性精神下的文论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话语论文,理性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新启蒙主义，出现于中华民族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行进中。作为对“文革”封建性逆流的强烈反弹，它以现代理性精神为主体，以科学理性及人本理性为旗帜，构成了持续整个八十年代的以文化开放与自省为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
“新启蒙”与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
社会主义改革的国家目标与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启蒙情怀汇合于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中，共同为民族的现代化未来作出承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主流话语与知识精英的人文主义憧憬，重新点燃了迷茫于“文革”废墟之上的中国民众的现代化的梦想，整合了时代的精神信念。正是基于这种文化信念的共通性，“反封建”成为一个全民性口号。它一方面倡扬科学精神，以讨论检验真理标准的方式，批判“文革”中横行的个人意志的非理性专断；另一方面呼吁人的自由、解放，从而为现代性追求确立了新的价值目标。
随着封建性政治固堤的损毁，理性启蒙思想在社会各个领域建立了相对的自主性和主体自由。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经济领域的改革扫除了障碍，启动了由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历程；在文化领域，中国封建性历史文化结构遭到批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共同描绘出中国历史新图景；而在文学领域，先前的政治——社会批评的旧范式面临转换和变革，为了疏离和淡化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断有学者对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提出质疑，朱光潜先生首先在1979年的《华中师院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一文，指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区别，阐述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和非上层建筑性，引起了一场有关文艺的本体位置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两种主要观点相交锋：一种是强调文艺的上层建筑性和意识形态性，于是也就肯定了文艺是由政治和经济决定的观点；另一种强调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非上层建筑内涵，由此疏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而为文艺向自己的本体位置回归及文艺的主体自由的获得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大潮推涌下，后一种声音愈来愈响亮。在1979年11月底至12月初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祝词时指出：“我们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艺术事业，提高文艺水平，创作出无愧于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代表人民打破陈旧政治禁锢的愿望，明确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以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观念。至此，文艺开始摆脱政治的捆绑，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品格和主体自由。从此，政治的绝对权威下大一统的文学共同体迅速分化、解体。新时期文艺学进入了一个学术共同体自由选择与重组的历史时期。
“新启蒙”与西方现代文化思潮
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新启蒙知识分子重要的话语参照和理论资源。萨特、海德格尔、胡塞尔，自然科学的“老三论”“新三论”、现代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接受美学等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的时代机遇刚刚到来之际，便急切地将目光投向了西方，如饥似渴地引进现代西方的哲学观念、科学方法及文论成果。而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学术主潮由于同“新启蒙”的精神及文化需求的契合而得以翻译、改制并获得广泛传播，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文艺观念带来强烈的震撼和冲击，加速了旧范式的迅速失效，促使理论家们竞相提出新的范式设计和理论假说，各种新方法新观念异常壮阔、异常热闹地涌现出来，以系统论的引进为标志的科学主义流向与以主体意识强化为标志的人本主义流向的对峙、竞争、交融，“新启蒙”精神由此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具体的实践。与此同时，启蒙话语内部存在的科学理性与人的主体性原则的冲突与融合也开始突现出来。
在西方思潮的参照中，人本主义倾向构成了新时期文化及文论发展的主潮，整个八十年代正是人道意识、主体意识、个体意识不断深化发展的十年。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不断超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过程。整个新时期文学，都围绕着人的重新发展这一轴心，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人的尊严和价值。因此，在科学理性与人本理性的实践与表达中，人本主义被逐渐突现、强化出来。作为一种群体性抒情和叙事的社会启蒙，一种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话语，它直接针对的是当代中国的极左文化以及一家独尊的政治性思想禁锢。而它手中所操持的还是从西方近代启蒙主义者那里拿来的充溢着年轻人的自信甚至是自恋的人道主义武器。然而，随着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新启蒙主义所面临的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商业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发育使得个人性的境遇和私人化的叙事开始成为启蒙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新的出发点。于是，那种针对专制政治、标志着“社会正义”和“公众真理”的人道主义话语后来渐次失却全面应对现实问题的阐述力和批判力。显然，当代中国的启蒙任务难以完全交付给这种近代意义上的文化及文学思潮，这个任务终于历史地落在更具现代性意义的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思潮的肩头。
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新启蒙主义文化语境中，西方现代主义是一种具有更新启蒙意义的文化选择。在这里人本性具有现代性，但现代性却不仅是人本性，它更具有与人本理性相对的个人性、非理性、反社会性等内涵。从人文主义启蒙到现代主义启蒙，经历了一个以人本理性为核心的社会性精神理想到以个人精神为核心的个体自觉的价值取向的逻辑转折。如果说人的意识的觉醒对封建意识的反拨曾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那么个体意识的觉醒则为当代文学乃至社会注入了摆脱极左精神禁锢的更加强有力的思想力量。在文论领域，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则带来了主体个性化的审美叙事的解放及意识形态中心的认识论叙事的沉沦。
“新启蒙”与民族文化的自省
随着新时期启蒙主义的批判对象的转换，以及人文主义启蒙向现代主义启蒙的推进，人文知识分子的思考也开始由社会政治的反思转入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批判，从社会启蒙转入文化启蒙，从当代思考转入历史探询。以历史和心灵为载体的文化性叙事取代了以时代政治生活表象为载体的社会性叙事。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在满足了人们重新选择生存的精神欲望之后，也唤起人们对异域文化渗透的担忧和疑虑，由此激发出人们对自身文化特性的审视与重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情结”聚讼纷纭几十年，又一次热烈活跃起来，繁衍成中西文化优劣之争的错综局面。李泽厚带着防范“现代病”于未然的警惕，重新认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他着眼于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稳定性和宿命性，指出了儒家文化仁家结构在“人格理想”、“理性态度”、“实践精神”层面的历史进步作用；萧功秦、金观涛、王富仁等人则批判了儒家文化的排斥异质文化的保守心态、封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停滞凝固性及其自我封闭的非科学和反科学性。他们似乎都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大部分学者将自己的理论主张建立在学理研究的基础上，以理性主义精神呼唤中国文化的新生；也有一些青年学者在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冲动中打出了“反传统”的旗帜，以焦躁狂放的偏激情绪实施对传统的反叛，“刘晓波现象”正是这次非理性主义反叛的“文化标本”，他在1986～1988年，发表了《一种新的审美思潮》（《文学评论》1986第3期）、《无法回避的反思》（《中国》1986年第4期）、《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等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捣毁和轰炸式批判，他标举新潮文学对人格独立的追求和对封建意识的自觉批判，呼吁中国知识分子摆脱深厚的民族惰性，摆脱理性化教条化的束缚，解放人的感性生命及个性意识，在中国青年学生中掀起了挑战传统的狂潮，一篇《与李泽厚对话》成为青年学子反理性主义的理论纲领。从李泽厚到刘晓波，从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到非理性反叛，在时代文化精神变迁中，中国文论的内在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由“文学——政治”双重结构向“文学——文化”双重结构的变化。
文化意识的觉醒，使文论家们的思维具有了超越现实的思想力度。伴随着80年代从政治主题到文化主题、从社会话语到文化话语的转换，文论家开始关注文学表象之下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及历史文化积淀，透视文化生成中的文学及文学生成中的文化。在这里，文学作为艺术化的社会象征符号系统，成为文化信息的记忆方式、交流媒介及文化识别的标记。有的学者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上研究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对民族性格及文化心理结构进而对中国文学的观念体系的制约作用，并且从文本出发探讨社会时代的文化心理内涵和文化流向。有的学者则着手从民族文化传统构成上，去分析中国文学的总体特点。还有的学者努力寻找中国艺术和美学的主题及艺术特征背后那悠久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诸如中国文艺具有深沉生死蕴含的文化心理结构，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背后的“将无限有限化”“将宇宙生命化、情感化”的中国文化特质。总之，新时期文论的“文学—文化”双重构成的批评实践开启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新视角，较之“文学—政治”双重构成的政治话语，它深化了文论对文艺现象的理性把握，并推动文学艺术创作朝向自身精神家园的回归。
在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新启蒙主义并不是作为一个历史与哲学的范畴，而是作为一个文化实践的功能范畴，构设了新时期中国文化的一个背景和一种语境。它涵盖着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及现代化追求的精神特质和历史脉动，显现着丰富的多元可能性和动态的历史发展性。同时，作为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思想能量，它也向新时期文论昭示出重大的历史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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