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两个根本转变 展现媒介市场生机——当前我国新闻事业的现状与趋势分析（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生机论文,当前我国论文,现状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把文化事业的地位和作用提到“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高度，在党的政治报告中还是第一次。这是对文化事业在国家和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进一步肯定，是对人类社会现代发展规律和我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准确概括和把握。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作为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是什么，如何保证新闻事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并越来越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这是实施党的十五大确定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以下试对当前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现状与主要趋势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新闻事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一些选择性思路。
近年来，中国新闻事业在新闻报道、经营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都有进展，一方面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确立，一方面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调整自身的发展步伐，从各方面为形成面向21世纪的新型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格局和机制作进一步的探索和准备。进入1998年后，中国新闻事业在争取受众和广告收入方面，将出现更为激烈的竞争与优胜劣败的局面。为在市场中发展，一些非机关报采用的行之有效的业务方式将影响到机关报的办报形式，出现“大报”向“小报”趋同的态势。如我国党报事业的代表——人民日报已开始改变多年不变的老面孔，通过创办“生活周刊”、改变版式等形式上的改进，与侧重社会性、新闻性的其他类报刊竞争。一些基础和条件较好的新闻媒介，会采取稳扎稳打的战略，步步为营，后劲十足。如实力雄厚的中央电视台将进一步实行栏目改版，加强节目的冲击力和深度，其午间的“新闻30分”计划在今年扩展为60分钟的新闻节目就是一例。而一些底子并不好但能把握发展机遇的媒介，则会以一些新思路、新办法浮出水面，成为“报海（广播、电视）台林”中的新军。另有一些经营层次低、管理力度差、抱残守缺的新闻媒介会进一步丧失竞争力，难以为继。总之，在1998年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新闻媒介的内部和外部市场特点将更加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和发展关系如能积极稳妥地得到处理，中国新闻事业将以其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成为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助推器”；但如处理不好，也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一、当前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状况和主要特点
从跨世纪的高度来看，我国新闻事业当前在发展趋势上呈现出三大特点：结构转型的集团化趋势、体制转轨的市场化趋势、市场竞争的跨地区和跨国趋势。这些趋势性特点，在80年代初露端倪，90年代以来逐渐明显。以刚刚过去的1997年为例，以上特点就表现得相当突出。
到1997年底，我国共有公开发行的报纸2200多种、广播电台1416家、电视台近1000家、有线电视台约1300座、教育电视台1000多家，另外还有新华社、中新社两家通讯社。从事采、编、播、译和相关工作的新闻工作者达55万人。整体规模较1996年变化不大，但集团化、市场化和地区间、国际间新闻事业竞争的趋势却又有新的发展。
（一）围绕国内外重大事件，展开全方位报道，竞争空前激烈。
1997年，是中国新闻界的“大忙季节”。围绕着一系列具有爆炸性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国内新闻界为尽可能抓住读者、观众、听众，开足马力，竞相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新闻报道活动，并与国际新闻界展开了全面的竞争，其间所经历的考验和冲击，为90年代以来所罕见。
2月，邓小平逝世。中国新闻媒介隆重庄严地报道了中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地有关人士满怀深情哀悼这位世纪伟人的各种活动。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千家万户无不得益于“总设计师”邓小平所倡导和开创的改革开放。所以，他的去世立即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悲哀和关注。2月20日，全国各地的报摊，凡有登载前一天邓小平逝世消息的报纸销售极快，连一些平常滞销的机关报刊也不例外。如北京建国门立交桥下的报摊，一小时内卖出各种报纸800多份，创了纪录。
各地新闻媒介按照中央宣传部门的严格要求进行报道，内容以新华社的通稿为主，所以首都和各地新闻单位有关邓小平逝世及悼念活动的报道，从内容到版式、播出形式和文风都很一致。另一方面，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为了尽可能满足不同行业、地域、职业特定受众群体的多层次需求，中央和各地的新闻单位也作了一些有特点的报道，记录了人们对邓小平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哀悼之情，使人民群众更加感到邓小平可敬、可亲。如江西某报对邓小平“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劳动的工厂作了专访，《中国体育报》刊登了邓小平1978年为太极拳运动的题词，《粤港信息报》以二、三版通版的篇幅刊出黑底白字的“恸哭”，许多行业报还首次刊发了邓小平视察该行业时的一些图片，中央电视台则用特写镜头记录了在遗体告别时卓琳吻别邓小平及撒放骨灰时的悲恸场景，这样利用现代媒介手段特点的报道，深深地表达了受众的哀思，令人刻骨铭心。
5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5·29"讲话作为中共十五大的基调性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在发展及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澄清了十四大以来特别是邓小平逝世后围绕着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发展方向的种种疑惑和困扰，发出了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先声。新闻媒介对讲话的内容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并配发了一批评论、言论和文章，为十五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7月，香港回归。中国新闻界全力以赴，对这件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百年盛事，进行了详尽、权威、生动、深刻的报道，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报道时间持续之久，报道量之大，报道内容所涉及的领域之广泛和报道样式之丰富多彩，均属前所未有。
对于香港回归，海内外到港参加采访的记者多达8500名，代表着全球770多家新闻机构，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在所派出记者的国家和地区中，香港人数最多，共有106家机构派出2816人。其余依次是：日本，45家机构派出1300人；美国，108家机构派出1047人；欧洲其他国家233家机构派出727人；英国，63家机构派出688人；中国内地，16家新闻机构派出610人；中国台湾，42家机构派出528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91家机构派出441人；澳大利亚、新西兰，34家机构派出159人；加拿大，26家机构派出76人；其他国家和地区，18家机构派出31人。这次新闻界的聚会可说是一次“世纪新闻大战”，这么多新闻机构派出如此多的记者就同一事件、在同一时刻聚集在同一地点，在世界新闻史上也不多见。
在7月1日前后最关键的二三十个小时，各新闻单位的主要领导都坚守在岗位上，切实保证每一篇稿件、每一个画面准确、及时地发出。中央电视台连续72小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48小时不间断地播发新闻，有些报纸紧随事态的发展作第一次、第二次及至第三次印刷，滚动地把最新情况向读者作报道。各新闻单位为香港回归所运用的最新器材、最新技术手段也空前之多。如中央电视台投入了11辆转播车、43套中继微波设备及250套摄像机、200台录像机、9个演播室、11套多媒体设备、3架航拍直升机和一套空中稳定摄像机，还在天安门广场搭建了可将26路微波信号直接传回电视台的微波架设平台。在空中，运用了9颗卫星的30多个转发器，其中5颗卫星6个转发器向全球播出，共计185小时。世界18家电视台和电视机构在各自的节目中直播或转播了中央电视台72小时中文频道节目和41小时英语频道的节目。
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在十五大召开前，有关的新闻报道和宣传已渐进高潮，各种有关的新闻栏目、节目、专刊、专版不断出现。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选出了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并明确提出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大会后，中国新闻媒介立即开始积极、全面、准确、深入地宣传十五大精神，力图通过生动、实际的宣传报道，把中国社会的力量进一步凝聚到十五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中。
新闻界同时也努力将十五大精神贯彻到内部建设中来，着力加强新闻队伍建设，以进一步发挥广大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推进新闻界自身的改革。如10月份中宣部召开的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座谈会强调，把新闻界开展的典型宣传、热点引导、舆论监督提高到新的水平。会议提出对典型宣传一方面要坚持，另一方面要改进；对热点问题的引导要正确，方法要多样，结论要明确；开展舆论监督，既要敢于监督，也要善于监督。
10月，八运会召开。对本世纪最后这一次全国运动会，中国新闻媒介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密集报道。
10月底到11月初，江泽民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过去几年中曾五次会晤，但此次意义不同，这是中国国家元首12年来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江泽民访美的近10天里，高潮迭起，成为全世界各大新闻媒介关注的焦点。中国新闻界展开了一场近年来少有的高强度、大力度的全面报道。由于中美两国地处东西两个半球，相距遥远，存在着巨大的时差，所以广播、电视两大媒体充分发挥了即时及时、声情并茂的特点，从早间、午间到晚间不断地在整点新闻中详实地报道江泽民的访美话动。
10月底和11月初，黄河小浪底工程和长江三峡工程分别截流。10月28日，黄河小浪底工程成功地实现了按期截流。11月8日，长江三峡工程截流成功。这两项人类历史上重大工程在规模和难度方面均可纳入“世界之最”的行列，对中国治理黄河长江的水患、开发其水利、整治下游河道江道、保持中上游水土、平衡生态环境具有深远的意义，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大局。小浪底截流时，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前往祝贺；三峡截流，江泽民、李鹏等又亲自到场，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两件大事的关注。
对这两项重大工程取得的关键性的进展，中国新闻媒介在前后五六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连续报道，用重要和显著的版面、栏目、节目时间，以现场的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等形式跟踪记录了两大工程惊天动地的艰难而壮观的足迹。其中电视再次发挥其媒介的特点优势，以现场直播的方式使亿万观众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与工程的建设者们一起参与到20世纪中国这两次空前的人与自然的“对话”中去。中央电视台在这场国内外数以百计新闻机构的光声电文图的激烈竞争中，再次技压群雄，拔得头筹，对这两次大江大河的截流均进行了连续的现场直播。10月7日，在主要承担小浪底截流现场直播报道的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节目的有关研讨会上，首都的专家学者对直播这种形式在重大工程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重大新闻的现场感和接近性。11月8日晚李鹏在长江三峡工程工地上，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船，慰问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并对一些具体报道方式发表了意见，如报道中的“解说词要使专家和老百姓都能听得懂”，同时李鹏还现身说法，直接在转播台前与转播中心控制室的主持人对话：“为了三峡工程的建设，全国人民每度电的电费上调了四厘钱，长江两岸受益人民的电费则每度上调了七厘钱。我们有12亿人口，通过这样的努力才有了这项世界上最大的工程。”一席话，将“全国人民支持三峡工程”这个大道理讲得通俗易懂，明明白白。而这一切，在11月8日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和“新闻联播”中，都及时迅速地传到了全国和世界观众的面前。这种上下同心、艰巨卓绝，但又有张有弛、精彩纷呈的场面，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加强队伍建设，继续探索新型发展之路。
1、以遏制有偿新闻为突破口，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
1997年1月23日，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新闻出版署、中国记协联合召开“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电视电话会议。中国记协随后向全国的新闻单位印发了5万册《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手册》，内容包括禁止有偿新闻的“十条规定”和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同时公布了举报电话，成立了举报中心办公室，还分别召开了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和首都社会各界人士禁止有偿新闻座谈会。截至9月底，有关部门共收到举报信和举报电话900多件（宗），初步核查600多件。
中宣部等四单位联合检查组对四川、重庆两省市查处有偿新闻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对重点举报线索进行了调查；对五起顶风违纪收取礼金的人和事进行了查处；对抵制有偿新闻的记者作了通报表扬。以上活动促进和带动了各地核查工作。但由于社会大环境及新闻事业体制、机制的内在原因，1997年新一轮的“禁止有偿新闻”战役取得的成果尚属阶段性，有偿新闻存在着回潮和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可能。
2、新闻界深入贫困地区采访、调查，尝试“新闻扶贫”的新途径。
围绕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记协1997年3月上旬召开新闻扶贫座谈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开展新闻扶贫活动倡议，得到了广泛响应。全国各地的新闻单位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开展新闻扶贫活动，收到了一定效果。如中国记协、国务院扶贫开发办、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组织了“中国百名记者志愿扶贫团”，从6月到9月分6个分团到贵州黔西南、宁夏西海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陕南商洛山区、湖北大别山、云南红河等贫困地区采访、调查。扶贫团成员大部分是青年记者，大多数是第一次到贫困落后地区采访，几个月下来，了解到大量信息，通过多种形式的报道，使落后地区的发展状况和困境得到了具体的反映，促进了这些地区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同时也锻炼了记者的思想作风，落后地区和扶贫团记者都有收获，实践证明，新闻扶贫的做法可以进一步总结经验，在更深的层次中开展下去。
3、新闻产业继续得到发展，为改善新闻传播手段，促进新闻事业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97年，中国新闻事业的产业化特点进一步凸现。据1997年9月的统计，1996年全国的广告营业额约为364亿元，而中国新闻媒介中的“经营大户”——电视和报纸的广告经营额为169亿元，占全国广告经营额的46%，其中电视广告经营额为90.8亿元，占全国广告经营额的25%；报纸广告经营额为78亿元，占全国广告经营额的21%。如果加上广播和期刊的广告经营额，整个中国新闻界的广告营业额肯定超过全国广告经营额的一半。
中国广告业从1992年-1997年，经营单位增长了292%，经营额增长了947%，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而从上述统计数字不难看出：中国新闻传播媒介产业化的进程，有力地推动着广告业的发展；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广告业的发展，促进了新闻事业产业化的深化。二者相辅相成。
广播电视和报刊在计划经济时代，其管理体制实行国家“统包”。高度集中，指令性计划，行政干预是这个体制的显著特点，新闻事业事实上存在的产业属性被忽略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国家对广播电视业、报刊业的管理也逐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规律进行调整，积极稳妥地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从经费的国家“统包”到“差额拨款”直到完全实行自收自支，已在越来越多的地区、越来越多的新闻单位中间试验和确立。管理体制的这种变化，客观上确认了广播电视业和报刊业自身具有的产业属性。而中国新闻事业经过多年的实践，开始形成越来越系统的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和运行机制，通过自我积累、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实际上已经走上产业化的道路。报业集团和广播电视集团越来越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它们是以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新闻媒介为核心，以新闻媒介及带有新闻事业外延性质的实业为主体，兼容其他新闻业经营实体的新闻传播业联合体，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后劲。这种特点，在《1996-1997年中国发展状况与趋势》的关于报刊业和广播电视业的两个分报告中曾作过的详细分析，1997年新闻事业进一步朝着这样的趋势向前发展着。
1997年3月28日，在“面向21世纪中国报业经济发展研讨会”上，中宣部有关领导在谈到“正确认识报业经营问题”时，指出：(1)报社要搞经营，这是大势所趋；(2)政策要求报社搞经营；(3)根据这十几年的实践，中国报纸完全可以通过经营来解决自己的资金来源问题；(4)从报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说，也必须搞经营。
目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明确，报业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经营条件，面向市场，增加收入，确保报社的事业发展和人员工作、生活的经费来源，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在内，也要实行自收自支。在这样的大趋势及相应的政策下，许多地方报纸、行业报纸利用“船小掉头快”的优势，在营造自身传媒市场机制方面捷足先登，东南沿海的一些市报、晚报远远地走在了国内同业的前面。
如实力在全国报业中名列前茅的广州日报在1996年初被中宣部、新闻出版署确定为国内第一家报业集团后，1997年马不停蹄，继续大力改善新闻传播手段，促进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为进一步大发展“充电”。其动作之一是大力兴建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暨印刷博物馆。该工程总投资7亿元，从瑞士和德国引进印刷设备和自动化发报系统，可在2.5小时内印刷报纸100万份，每份40版，1/3彩色，其余套红。这些设备是世界印刷界和新闻界公认的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最先进的设备。这项工程在1998年7月1日完成后足以使广州日报在跨世纪的国内、国际竞争中如虎添翼，而其所以有如此的气魄和胆略，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已积累了丰厚的经济实力。上海的新民晚报也是报业经营的佼佼者，在国内接连兼并一系列报刊，形成集团；在国际上，则大力参与竞争，先后在北美出版美国版和加拿大版，成为我国第一张在国外出版发行的地方报纸。
而广播电视业，随着科技的进步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特别是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兴起，有效地扩大了覆盖面，提高了传输质量，拓展了服务功能，也带来了空前激烈的竞争，但业内发展很不平衡，如中央电视台一年的广告营业额数以10亿计，1997年春山东秦池酒为竞争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广告时段投入了3.2亿元，这样一个迄今为止中国新闻媒介的广告“天标”一时为之轰动。
但总体上看，广播电视业也已踏上产业化经营的不归路，而且由于其自身特点，有率先进入国家信息业宏观发展框架的趋势。如有线电视网由于高入户率和高传输容量，在1997年召开的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已被确定为国家信息业的基础网之一。在4月召开的全国首次有线电视台台长会议上，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提出，有线电视台的工作内容除基本业务和拓展业务外，还要担负起增值业务，即为用户提供计算机联网、数据服务、家庭购物等。这就是纯粹的经营行为。为了在竞争中生存，进而在未来主流产业——信息业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广播电视行业正在积极探索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在确保社会效益最优化的前提下，努力创造经济效益，走出新型的媒介产业和市场化的发展之路。如青岛广播电视系统经过两年的努力，于1997年5月调试验收了全国广播电视系统第一个区域性光纤同步数字环形网(SDH)。这个网络应用视频压缩技术，可传输数百套电视和广播节目，可实现双向大容量数字信号传输，为有线电视网的多功能开发应用并与国家信息化工程接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它具有同步复用、标准光接口和强大的网管功能，是理想的下一代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高速公路的物理传输平台。利用这个网络的视频数字压缩技术，一方面可以开展与新闻事业有关的内涵和外延业务，如传送数10套乃至数百套高质量的广播电视节目和上千套普通广播电视节目，也可用于新闻回传、远程数字传输、远程医疗、电视会议等；另一方面，还可以用于计算机联网、数据通讯、电话、可视电话、传真、家庭办公、节目点播、家庭购物、电子游戏、保安等声、文、图、像一体化的交互式非新闻信息服务。青岛广播电视系统投巨资开发光纤同步数字环形网，目的在于充分发挥未来网络资源的优势，在完成新闻媒介的主要任务之外，比一般的广播电视机构先走一步，应用网络其他方面丰富的功能，为社会提供多方面的信息服务，从而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高水平发展新闻事业产业化创造条件。
4、新闻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重新趋于活跃。
1997年，国务院发布《出版管理条例》，从2月1日起施行。这个条例规范了我国出版活动的行政管理，同时也包括以出版形式进行的新闻传播活动的行政管理，是新闻出版领域目前具有较高权威的一项法规。
在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下，新闻传播事业也将逐步走向法治的轨道。80年代中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开始主持起草新闻法，一些具体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来做，随后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第一件草稿，并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数易其稿，成为中国新闻立法工作的重要基础。1987年新闻出版署成立，牵头成立了新闻法起草小组，10年中形成了十几个草稿，但因意见不尽一致，始终未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过。在这个过程中，《出版法》的立法进展似乎稍快一些，曾被预计会比《新闻法》先行通过，但1990年和1993年立法机构两度审议出版法，均未通过。
由于新闻法的制订短期内不可能完成，《出版管理条例》的实施就显得很有意义。根据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权威统计，在该条例颁布以前，国务院颁布的相关新闻出版法规很少，而且主要针对专项问题。如1985年的《国务院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1987年《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等。长期以来，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主要依据部门规章，如《报纸管理暂行暂行规定》《期刊管理暂行规定》等。而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宪法、基本法律、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制度和行业规范是一个由高到低的系列。其中部门规章的层次较低，法规以上才是司法机构判案的主要依据，规章及规章以下只能作司法参考而不能当做主要适用的法律依据。《出版管理条例》对设立报刊社的申请，报刊社的合法权利，报刊社对于受到侵害的当事人承担的更正和答辩义务，有关奖励和处罚办法等，都作了规定。这个条例，对于依法开展出版活动及依法行政，都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法律框架。
在广播电视业法制建设方面，1997年8月也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了《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成为目前广播电视业中涵盖面最广的法规。其内容包括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设立，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建设与管理，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与播放等广播电视活动主要方面。该条例还针对当前突出存在的多头批台、擅自设台、建网、乱播滥放等干扰广播电视业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同时，该条例还明确了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在国家信息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广播电视的产业化、信息化发展开辟了道路，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广播电影电视部负责人认为，该条例明确了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职责，体现了分级负责、依法管理的特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在新闻法制建设的理论研究方面，1997年也出现了90年代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
3月17日-18日，中国信息化法制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信息办、国务院法制局、国家计委、国家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信息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160多人，围绕加快中国信息化法制建设，健全信息化发展的法制环境涉及的重点、难点问题，展开充分的研讨。与会者提出信息化立法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但难度很大，网络的安全、信息传输的收费、网上知识产权与人格权纠纷、网络犯罪等问题亟待规范，但又无前例可援，亟需加大研究力度，尽快提出有效的有关法制建设意见。这是中国信息化法制建设首次研讨会，与新闻事业的发展关系极其密切，电子网络出版物、交互式广播电视传输等问题都在讨论之列。
5月29日，“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并举行了首次学术研讨会。该中心在中国新闻法制研究十多年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系统和广泛的研究目标，其关注的领域包括：侵害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新闻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舆论监督与保障公民人格权的关系问题；新闻媒介采访、报道、批评、评论等权利与保密、司法审判等权益冲突与平衡；国际上新闻立法与司法的比较研究；电子出版物；电子网络传输等信息时代传播手段引起的新型法律问题；新闻传播法律与自律的关系；等等。此外，该中心还围绕新闻侵权纠纷等问题向社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研究力量方面，该中心将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出版署、中国记协、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对新闻法制问题最有研究的领导、专家、学者及京沪新闻媒介和司法机关的实际工作者聘为顾问和特邀研究员，形成了一支理论与实践很好结合的新闻法制研究队伍。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王强华认为：过去很长时间司法界和新闻界对新闻侵权问题争论很大，很难坐在一起开会，只能两方面分别征求意见。现在，“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把新闻、司法以及其他几方面的人士聚集起来，共同研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说明“新闻法制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6月12日，全国新闻出版法规研讨会在合肥举行。
8月29日，《检察日报》与中国记协在北京联合召开“新闻与法”研讨会。针对法制新闻报道、新闻法制建设、新闻侵权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9月7日，北京广播学院《现代传播》编辑部主办“新闻与法制”研讨会。
10月15-17日，由“新闻与传播法制研究中心”主办的新闻法制与道德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除了研讨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一系列迫切问题外，还围绕戴安娜之死引发的国际新闻界对于新闻报道与公民隐私权的关系等问题交换了看法，从而在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有针对性和启示意义的新观点、新思路。
如此高密度、多视角、广泛参与且又成果丰富的新闻法制建设研讨活动，说明中国的新闻事业领域的法制建设和理论研究经过数年的低迷后，已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