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后的德国与欧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德国论文,科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去年9月德国大选后，“科尔时代”结束， 代之而起的是联邦总理施罗德为首的德国红绿联盟新政府。“科尔时代”不仅是德国的一个时代，更是欧洲的一个时代。因此，人们很自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科尔之后的德国会与欧洲如何相处呢？
欧洲利益与民族利益
在德国，人们公认科尔有两大历史功绩：实现德国统一和成立欧洲联盟。正如科尔自己所说：1982年上台时德国是分裂的，1990年实现了统一，这是德国人历史上最欢乐的时刻；16年前欧元和欧洲联盟还是个乌托邦，如今美梦已成现实。
在德国之外，欧洲人更看重科尔对欧洲的贡献。他们认为：科尔在德国执政16年，对欧洲问题获得了有力的发言权，每当要进行决策，或对未来提出设计，科尔的意见往往举足轻重，他还经常独自承担“欧洲的重担”。“德国统一的功臣、欧洲统一的主角”——他们对科尔有如此评价。
欧洲统一是加强超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德国统一是加强独立国家的实力。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前身）当初成立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确：以一种新型的超国家机构的联盟来防止德国重新挑起欧洲战争。显然，一个统一、强大而又不受约束的德国，与这个目的是不一致的。“德国统一”与“欧洲统一”这两个本应是利益相悖的政治目标，科尔如何使它在自己身上实现了统一？
科尔是将欧洲利益置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吗？答案是否定的。不然，科尔不会将两大历史功绩区分那样清楚。惟一的解释是，科尔明智地将德国利益融合进了欧洲利益。由于战后德国历史地位的局限性，从阿登纳到科尔，历届德国领导人，在历史的重负下，不得不采取了“在欧洲利益中去最大限度获得德国利益”的指导方针。
“科尔时代”结束，这一指导方针是延续、还是随之结束？
德国新政府中施罗德54岁，内阁成员中只有一位超过60岁，最年轻的才38岁。舆论认为，与以往的历届政府相比，新政府属于“另一代人”，代表着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一代人，他们不再背负历史罪责的负担，将会以更强的信念捍卫德国的利益。
施罗德在上台以前就表示过：“德国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法国或者英国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一样自然。”可见，科尔那种以推动欧洲统一来实现德国统一，通过欧洲利益来实现民族利益的作法完全有可能被取代，施罗德会以更直接、更强硬的方式去实现民族利益。
政策调整已见端倪
科尔曾是欧洲联盟的主要推动者，所以有人称之为“欧洲统一的主角”、甚至“欧元之父”。而施罗德则不然。人们还记得，二三年前他还是个欧元的怀疑者、反对派，此后虽然改变了态度，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个坚定的支持者。至于他那位“绿色搭档”，新任外长费舍，不仅是欧元的反对派，还竭力主张解散北约。
如今，如果有人问及德国新政府的欧洲政策会有什么变化，一般得到的答复都较谨慎，认为不会有根本变化。言外之意是不排除局部调整。这里需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这种调整由谁来“主宰”、决策，二是首先会在哪些问题上显示调整。
据接近德国新政府的人士透露，由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与作用，尽管绿党领导人费舍执掌了外交部，但社会民主党不会将欧洲政策交给绿党去“主宰”。而社会民主党党魁、这次大选获胜的首席功臣、新任财政部长拉封丹应是影响德国欧洲政策的实力最大的人物。从几项已现端倪的变化来看，都与拉封丹的职权密切相关。
第一，欧洲中央银行（以及德国联邦银行）的“独立性”受到冲击。欧元能否顺利、能否稳定，一般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欧洲中央银行应当执行独立于欧洲联盟理事会和各成员国政府之外的货币政策。但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加深与蔓延，全世界出现了一股降息风，欧盟各国政府与此呼应，普遍要求降低利率，特别是欧元区的两个主要国家德国和法国带头要求降低利率，但遭到欧洲中央银行和德国联邦银行的抵制。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荷兰人威·杜伊森贝赫宣布：“在全世界降低利率的建议是不恰当的。”
对银行的压力，首先来自德国新政府。施罗德公开表示：“德国中央银行（即联邦银行）不只是要注意物价稳定，也应注意担负起支持德国经济增长的责任。”拉封丹还亲自出席了去年11月5 日德国联邦银行的理事会，要求联邦银行配合政府的经济政策，借降利刺激消费和投资。
尽管德国新领导人一再重申：新政府绝无意挑战德国央行和欧洲央行的独立性，但德国政府与两个央行之间的矛盾已是事实，这也许将对欧元未来运行有不小的影响。
第二，欧盟内部的重要改革将在德国新政府主持下进行。为了适应欧盟不断深化（欧元实施）和扩大（接纳新成员）的需要，欧盟内部面临深刻的改革。1999年1月1日起，德国取代奥地利成为欧盟轮值国主席，一举挑起欧盟改革的重担。
德国的决心是，到1999年6月， 努力完成欧洲联盟内部的财政金融改革，其重点是对占欧盟总支出50%的共同农业政策（PAC ）作出调整，并在金融结构政策上作出变动。德国还有一个大目标是，强烈要求调整目前德国在欧盟总支出中承担的过重份额。德国现在每年向欧盟交纳225亿马克（120亿美元），希望逐渐削减30%。这将是施罗德新政府“捍卫民族利益”的有力动作。
第三，在两个东扩问题上的疑虑。德国一直是欧盟东扩和北约东扩的支持者。但德国新政府不仅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因绿党的政策而受到质疑，而且在欧盟东扩问题上也因为态度暖昧引起了人们的疑虑。在去年12月召开的欧盟峰会上，施罗德以前所未有的明确态度把欧盟的东扩放在欧盟财政改革之后。
一直盼望加盟的波、匈、捷、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六国，一致希望德国新政府领导人不要延误他们加盟的时间。
法德关系与英德关系
德国大选获胜后仅三天，施罗德就以“准总理”的身份前往巴黎，会晤希拉克和若斯潘。此行的惟一目的，就是安慰法国领导人，消除欧洲舆论特别是法国舆论关于德国新政府不重视法德关系的疑虑。
这种疑虑出自两个原因。一是密特朗下台后科尔同希拉克的配合远不如从前，加上在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一职上的争吵、欧盟机制改革和财政分摊份额上的分歧，法德在欧盟中的“轴心”作用已受到动摇；二是施罗德早就流露过改变法德关系在欧盟中地位的意思，曾表示自己“更靠近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工党，而不是法国的社会党”，主张建立一种“法、德、英三角关系”。
在法国急匆匆的访问，双方虽然表示继续加强法德关系在欧盟中的特殊作用，但对于想将英国引进法德双边合作关系圈的设想，法国人的反应十分冷淡。
法德关系，历来是欧洲建设的晴雨表。戴高乐同阿登纳为法德关系奠定了基础，吉斯卡尔——德斯坦同施密特曾为法德关系度过一段蜜月，密特朗同科尔又将其巩固发展提高，由此形成的“法德轴心”，曾为欧洲联盟的建设增色不少。如今，希拉克—若斯潘同施罗德将如何维系法德关系？是用英德关系取代法德关系，还是将法德关系变成英法德关系，不管是哪种动向，都会在未来欧洲联盟建设及欧洲国际关系中引起波动。
不会大动干戈
那么，德国新政府的欧洲政策是否要另起炉灶？显然不是这样。以上罗列的材料以及分析和看法，只不过是提醒注意可能出现的某些变化。在目前的欧洲，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任何一个欧洲政治家，都不可能离开欧盟建设、离开欧洲一体化去创造业绩。就像英国，最初迟迟不参加共同体，后来又几次申请参加；前几年对欧元冷眼相看，现在又表示很快要考虑。欧洲一体化是个大前提，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他们才会有所作为。
因此，大可不必担心施罗德的德国新政府会在欧洲问题上大动干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