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项基本原则的新的时代内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项基本原则论文,时代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突出地体现在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容。不懂得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够真正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不了解邓小平同志赋予四项基本原则哪些新的时代内容，也同样不能真正理解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对这两个方面的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关系到我们党的方向和形象，关系到我们能否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
一、必须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容
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要取得解放，就必须在本阶级的先进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然后走向共产主义。所以，四项基本原则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原理。正因为这样，它们又必须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实现具体化、本国化和当代化，获得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否则就会变成空洞的口号，甚至被随意曲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所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变化不断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党和人民面临着新的历史课题，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由于历史任务不同了，国际环境也接连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时代的主题发生了变化，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不仅要适合中国国情，而且要适合新的形势和任务。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年里，不但没有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科学内容，而且对它产生了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把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歪曲推向了极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亿万群众曾怀着捍卫这四项原则的真诚愿望投入运动。但实践的结果却是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受到极大削弱，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乘机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部分领导权，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受到肆意歪曲，不良风气和丑恶现象泛滥成灾，全国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重新拉大，信仰危机、信心危机、信任危机愈演愈烈。这充分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一个真坚持还是假坚持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拨乱反正，逐步纠正了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歪曲，真正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但有些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毒害的人却攻击党中央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而另一些人则把歪曲四项基本原则所造成的恶果作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理由。这两股错误思潮交织在一起，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危害。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专门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严肃指出：“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1 〕同时指出：“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2〕这些话里， 已经蕴含着要用新的事实来创造性地丰富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的意思。正是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总结了粉碎“四人帮”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真正坚持、拨乱反正和丰富发展。
此后，我们党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又在科学总结国内国际历史经验，正确认识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在积极探索的过程中，赋予四项基本原则大量新的时代内容。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此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概括，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3〕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 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经得起风险和考验，取得空前伟大的成就，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惨痛教训则从反面证明，抛弃四项基本原则是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发生剧变的直接原因，而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僵化的观念对待四项基本原则，对待它在某个国家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实践形式，甚至把对它的歪曲也当成不可违背的原则照抄照搬，则是在人们心目中败坏其形象，动摇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根源。
二、邓小平理论赋予四项基本原则哪些新的时代内容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创造性实践过程中，我们党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广泛总结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了深刻的论述，赋予四项基本原则崭新的时代内容。
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反思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经历的曲折和停滞，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试图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遭受的严重挫折，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科技全球化和资本主义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的严峻挑战，引导全党解放思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取得了许多新的认识，解决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但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在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主要采取综合国力竞争和思想政治斗争形式的国际环境中，怎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发挥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在1989年就指出：“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4 〕“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5 〕不久又进一步概括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总方向、总目标和总的指导方针，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为我们在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时空方位，为改变那些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名义下推行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政策和僵化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经过十多年的深入思考，邓小平同志又从正面回答了如何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现象层面深入到本质层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从社会基本矛盾这个最高层面上，从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的高度，讲清了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怎样才是、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克服了静止地看待社会主义的缺陷，把社会主义看成一个逐步实现这些目的渐进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为我们考虑使用什么手段和怎样使用这些手段来达到这些目的，以及检验手段是否得当提供了根本依据。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飞跃，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解决了如何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是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增添的最重要的新内容。
由于我们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先夺取政权，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然后再来为社会主义奠定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的，这就容易造成一种以为依靠政治权力、政治手段、政治觉悟、政治热情就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错觉。然而实践证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经济社会管理水平和文明程度不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使人们不容易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而会产生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盲目崇拜。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困难所在。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综合国力优势，特别是经济和科技优势。能否在这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将决定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只有使生产力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和更高的精神文明，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用事实而不是用空话和吹牛来证明社会主义确实优于资本主义，才能坚定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邓小平同志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针对着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生产力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一次次大声疾呼：“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6〕“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 它就站不住。”〔7〕“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 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8 〕根据这样的科学认识，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中心任务、根本任务，作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头等大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国家环境中赋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一个新的时代内容。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定极大地解放了被旧制度束缚的生产力。但实践证明，只有建立起适应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管理水平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才能保持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理解为坚持主要从苏联学来的具有很大局限性和很多缺陷的体制模式，而把克服其局限性和缺陷的许多尝试看成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看不到正是这种僵化体制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把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某些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和经济活动方式、经营管理方式以及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当成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残余；把各种反映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客观要求的主张和实践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成“继续革命”的对象，结果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这种“坚持”恰恰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而对着这样的历史遗产，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9 〕他把改革作为解放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措施，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全党义无反顾、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使社会主义事业焕发了生机和活力，真正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并在实践中创立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特别是作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突破了把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看成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标志之一的传统观念。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十五大又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原则。这些都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增添了极其重要的新内容。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自然意味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过去我们曾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绝对化、简单化。而在实际上，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物质基础上还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因此，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与资本主义国家还有许多共同点。而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它的积极成果是不可能被某一个阶级或民族长期垄断的，它们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由于先进入工业社会，现在又率先进入信息社会，它们在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有许多是符合现代社会化生产客观规律的，与社会基本制度没有必然联系。而两种社会制度长期竞争共存局面的形成，使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成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条件。邓小平同志正是根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在当前的基本态势，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和基本任务出发，反对抽象地争论姓“资”姓“社”问题并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割裂开来、绝对对立起来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思想。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邓小平同志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有机结合起来的充满辩证法的思想，及其二十年来的成功实践，也是赋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的时代内容。
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科学总结了社会主义各国在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正确估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的性质和范围，深刻剖析了苏联式的传统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供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思路。
邓小平同志关于民主和专政的思想都是建立在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他指出，现阶段同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11〕这样认识同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作斗争并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必要性，是完全符合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既能避免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能避免无视阶级斗争的错误。邓小平同志还强调必须“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12〕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样既能保证专政职能的有效行使，又能防止它被滥用。这些思想，都给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主要着眼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方面，着眼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大大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思想。他把民主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全局性问题，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3〕“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14〕并要求把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政治保证。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地位。在排除各种干扰，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系统思想。他进一步强调了民主的全面性和民族性，认为民主建设应该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他还确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着重点，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5〕。他始终把民主和法制看成一个有机统一体，主张两方面都应该加强，缺一不可。他还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行政，依法处理经济关系，依法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这些思想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确立后如何巩固、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到一个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同志还从我国实际出发，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途径。他深刻剖析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突出弊端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揭露了它们的体制根源和思想根源，指出它们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16〕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前进和生产力的发展，保障四个现代化的成功。他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提出了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步骤方法，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党的十三大对此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十五大又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针，抓住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邓小平理论的上述思想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的具体政治法律制度，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指明了方向，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领导我们党真正实现了从革命时期的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通过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及其造成的种种弊端，使党的领导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及依法治国的需要，为加强党的领导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
我们党执政以后，未能及时适应党的地位和主要任务的根本性变化，调整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法，在认识上和实践中，都在很大程度上把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包办一切、干预一切，由党组织直接行使国家权力，根据党的政策来管理社会，通过政治运动来推行党的主张。这种党组织行政化的倾向似乎是加强了党的领导，实际上削弱了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分散了党组织的精力，不利于党发挥应有的政治领导作用，也妨碍了国家政权依法行使职权管理社会，还造成了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总结了这一教训，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17〕“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18〕
邓小平同志认为，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19〕我们党已经执政多年，并已牢固确定了党对国家政权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全部社会政治生活的领导地位，党的主要任务已从领导人民破坏旧世界变为领导人民建设新世界。我们国家的政权体系已经完整地建立起来，共产党员是国家机关的基本骨干。在这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党的组织不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直接管理者，而应该充分发挥先进阶级政治先锋队和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团结全国人民的政治核心作用。共产党执政的最本质的内容，是组织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因此邓小平同志要求划分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的职权范围，指出：“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20〕党的十二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发挥全体党员在一切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21 〕这就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党的领导作用和实现党的领导必须遵循的正确原则和方法。十二大党章还写上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的工作。”〔22〕并且专门规定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要保证行政负责人充分行使职权，不要包办代替他们的工作。这就是说，党应该使自己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转化为社会生活的规范，由国家政权机关组织来保证实施，同时通过示范、号召、吸引、影响的方式带领群众实现党的主张。这些思想正确解决了执政的共产党如何实行领导的问题。实践证明，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法的这一重大改革使我们党能够集中精力抓好理论路线、政治方向、大政方针、重大决策问题，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克服党不管党的倾向，有效地加强了党的领导。
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纠正了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种错误态度，扫除了阻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新的实践相结合，阻碍我们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教条主义精神枷锁，把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要求和必要前提，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首先率领全党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他先是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接着又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和精髓，把它明确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导全党同志端正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实现了全面拨乱反正。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同志遵循这条思想路线，根据实际生活的巨大发展变化，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他深刻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23〕决不能只是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因此，我们决不能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也“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24〕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25〕
由于恢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二大报告充满信心地说：“我们长期地坚持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26〕这个新的理论已被党的十五大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普遍规律的基本理论；突破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个阻碍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大思想障碍，突破了一切以书本为准、以传统为准的思维模式和精神状态，突破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误解、曲解和教条式理解，突破了过时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突破了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邓小平理论真正吃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通，而不拘泥于它的个别结论，不去寻找老祖宗的片言只语作为现成答案；它既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又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不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它既系统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进行系统的创新，形成了新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的杰出典范。它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它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赋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新的时代内容。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三、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容的主要经验
要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容，首先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实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说到底就是要坚持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所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和指导思想，而不是拘泥于某一种具体形式、具体做法。如果舍本求末，就会事与愿违。
要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容，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正确认识时代的特征和主题，认清总体国际形势，弄清基本国情特别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才能科学地确定社会主义事业的当前任务，确定现阶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
要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容，必须从人民利益出发，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和当家作主，是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又不可能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蓝图来施工，只能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探索和创造。但“左”的思想却总是对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对群众从切身利益出发自愿作出的选择，抱怀疑、否定的态度，把它们看成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加以限制、反对。许多后来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都有过这样的遭遇。历史经验证明，这些“左”的做法都没有巩固社会主义，相反却削弱了社会主义。只有象邓小平同志那样，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才能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才能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任何探索都不可能一次成功，群众的尝试也不一定都正确。但失误也只能在群众的实践中发现，根据实践的结果来判断，在群众的实践中纠正。
要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容，还必须以实践作为检验是否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唯一标准。判断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看是否经常把四项基本原则挂在嘴上，也不能用过去的老经验、传统习惯做法作为标准，更不能用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误解、曲解和种种僵化观念来衡量，只有用实践的结果来衡量，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步。如果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实行的结果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国家日趋强盛，人民日趋富裕，政治日趋稳定，管理日趋民主，法制日趋完备，社会日趋文明，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得到实惠，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提高，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增多，那就证明了我们是真正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并取得了良好成效。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前进，在改革中完善。各个阶段的客观环境、具体任务不同，不可能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做法。只有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和三个“是否有利于”标准，我们才能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
这几条历史经验，实际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基本的要求。这充分说明，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同志正是坚持了这些基本要求，因而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它再次有力地证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内在统一的。
注释：
〔1〕〔2〕〔4〕〔5〕〔7〕〔9〕〔11〕〔12〕〔13〕〔14 〕〔15〕〔16〕〔17〕〔18〕〔19〕〔20〕〔23〕《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166、179—180、313、312、191、150、169、371、168、175、146、333、342、269、276、365、114页。
〔3〕《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2页。
〔6〕〔8〕〔10〕〔24〕〔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 、375、373、291、146页。
〔21〕〔22〕〔26〕《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68 、68、60～61页。
标签：四项基本原则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