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间接调控的中国货币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基本职责。中国人民银行成立60年来，一直以稳定货币、发展经济为己任。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逐渐完善货币政策体系，货币政策已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央银行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逐渐建立了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中国人民银行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再贷款和再贴现等间接调控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的转变
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尚无货币政策目标之说。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首次将金融机构的任务界定为“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这可以理解为对货币政策目标的一个粗略表述。其后，这一表述逐渐演变为“稳定货币、发展经济”的双重货币政策目标。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对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双重目标的重大改革。199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为“价格稳定”的单一政策目标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转变的意义在于，它肯定了货币政策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并且能够发挥的作用，明确了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在于创造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考虑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金融宏观调控需在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同时，做好维护价格稳定的工作。
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直接调控方式下，我国将信贷总量和现金发行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从199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逐步缩小了信贷规模的控制范围，加速了对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分析与研究，从当年第三季度起，按季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分层次监测目标，并观察基础货币的变动。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开始公布M[，0]（流通中的现金）、M[，1]（狭义货币）和M[，2]（广义货币）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指标。此后，现金发行量不再作为货币信贷计划中的控制指标，仅作为监测货币信贷形势的一个辅助指标。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正式编制基础货币规划，货币政策操作向间接调控迈出了重要一步。信贷计划改为按年(季)下达的指导性计划，但仍将信贷总量指标作为经常性的监测指标。
在货币政策直接调控阶段，实际上信贷总量既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也是日常操作的目标。在货币政策间接调控阶段，货币政策的日常操作主要监测两项指标：一是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二是货币市场同业拆借利率或债券回购利率。
货币政策工具
随着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转向间接，中国人民银行从直接管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转向只负责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从过去依靠贷款规模指令性计划控制，转变为根据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综合运用利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货币政策工具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由侧重数量调节逐渐向价格调节过渡，同时不断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注重引导公众预期。各类货币政策工具在金融宏观调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信贷总量控制。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在l984年发布了《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在全国银行实行了“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将各专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全部纳入国家综合信贷计划。其后，综合信贷计划管理方式经历了1986年、1988年和1989年等数次改革。从1998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管理，对国有商业银行不再下达指令性贷款计划，实行“计划指导、比例管理、自求平衡、间接调控”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商业银行以法人为单位逐步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对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实行自求平衡。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对商业银行进行信贷总量直接控制，而是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及时调控基础货币，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再贷款。1984年，在“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融通”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的资金往来采用存贷款形式的运行机制，由此奠定了中央银行通过对金融机构贷款调控基础货币的基础。在原“借差计划”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核定了借款基数，并于1985年一次性贷款给专业银行总行作为铺底资金，此后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贷款成为吞吐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1994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回收国有银行的部分再贷款，对冲因外汇占款增加而投放的基础货币。自200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对再贷款实行分类管理，将再贷款划分为三类：一是流动性再贷款，包括短期再贷款和对农村信用社再贷款；二是专项政策性再贷款，包括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再贷款、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再贷款、对国有商业银行再贷款；三是金融稳定再贷款，包括地方政府向中央专项借款，用于处置证券公司等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再贷款。
再贴现。从1986年起，部分省市的银行开始办理商业票据的贴现业务。一些地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也相应开办了再贴现业务。1994年11月，为了发挥信贷资金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促进商业票据承兑、贴现业务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安排10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有关煤炭、电力、冶金、化工、铁道五行业和棉花、烟草、生猪、白糖四品种已贴现票据的再贴现。1998年，适应取消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管理、加强间接调控力度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再贴现利率生成机制，再贴现利率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率体系存在并发挥作用，贴现利率通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的方式生成，加强了再贴现利率与贴现利率之间的关联度。
存款准备金。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存款准备金制度。199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将原各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和备付金存款两个账户合并为准备金存款账户，健全了存款准备金的支付、清算和调控功能。对各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按法人统一考核，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到8%。自2003年9月至2008年6月，针对外汇大量流入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工具，先后2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由6%调至17.5%，发挥存款准备金工具深度冻结流动性的作用，同时对农村信用社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支农信贷资金来源。从200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对资本充足率较低、不良贷款比率较高的金融机构实行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从而建立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
利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了利率手段的运用。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调整利率水平与结构，发挥利率杠杆调节总需求的作用。如1993年5月和7月，中国人民银行针对当时经济过热、市场价格上涨幅度持续攀升的情况，两次提高了贷款利率。这两次利率调整，与1994年以来出台的其他重大经济改革措施配合，对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稳妥灵活运用利率手段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发展金融市场并创新市场化产品、逐步扩大利率浮动范围、简化利率档次等方式，实现了“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阶段性改革目标。一是以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突破口，通过发展市场和创新产品推进债券利率市场化；二是以渐进方式稳步推进存贷款利率改革；三是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市场利率；四是培育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完善金融机构定价机制。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简化了120种左右的利率种类和档次，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中，受利率管制约束的比例由改革前的几乎100%分别下降为51%和74%。
汇率制度。开放经济条件下，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汇率体制经历了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1980～1993年）的汇率双轨制时期。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通过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中国人民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并通过调控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放宽汇率浮动区间，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并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通过引入国际通行的询价交易方式和做市商制度，构建了以场外市场为主导，询价、撮合交易方式并存，保持联动、分层有序的外汇市场体系。同时，改进外汇管理，实施外汇流出入平衡管理。从宏观经济层面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培育了金融机构自主定价和风险管理的能力，增强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灵活性，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从微观经济层面看，市场微观主体经过努力调整逐步适应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
公开市场操作。伴随着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业务也从外汇市场操作开始起步。199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启动买卖国债的公开市场业务。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把国债、中央银行融资券和政策性金融债纳入交易工具之列，拓宽了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工具范围。2003年4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央行票据作为央行调控基础货币的新形式，通过发行央行票据收回银行体系多余流动性。自2007年9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启动并逐步加大以特别国债为质押的正回购操作力度，搭配使用央行票据、特别国债等工具，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操作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重要工具，对于调控货币供应量、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走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货币政策调控实践和经验
从实践中看，由于不同时期宏观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和微观基础不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和手段并不相同。在计划经济时期，货币政策目标隐含于信贷政策之中，按计划实现银行存放款的控制目标，按市场变化控制现金的投放回笼，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目标和调控方式。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货币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在1998年取消贷款规模之前，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是主要依靠对信贷及现金规模的直接控制来管理、调节经济运行，防止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货币政策向间接调控过渡，对间接调控机制和价格型调控手段的运用逐步加强。货币政策根据经济运行状况不断调整，既成功地治理了通货膨胀，又有效地防止了通货紧缩，在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六次较大的宏观调控，包括五次反通胀（1980年前后、1985年前后，1988～1989年、1993～1995年和2003年以来）和一次反通缩（1998～2002年）。前两轮宏观调控，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较大而偏重以行政的、直接调控的手段为主。其后的宏观调控虽然行政手段还比较明显，但经济手段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并注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等工具对经济进行间接调控。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2003年以来的金融宏观调控。
2003年年初，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能源交通出现“瓶颈”制约，物价上涨压力有所加大。针对经济运行中的苗头性问题，在“非典”疫情、伊拉克战争等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情况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在2003年4月就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启动央行票据收回流动性，8月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此后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窗口指导等多种工具加强金融调控。2005年消费物价趋于稳定，为当年平稳推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创造了良好环境。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2006年经济运行中贸易顺差过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的问题仍未缓解，特别是由国际收支顺差导致的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矛盾继续加剧，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采取综合措施加强流动性管理和货币信贷调控。2007年，经济运行中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并且主要在食品涨价的推动下，通货膨胀压力明显上升。2007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及时由“稳健”转到“适度从紧”，第四季度再转为“从紧”。中国人民银行在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的同时，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5.5个百分点，6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加强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指导。相关措施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形势，CPI同比涨幅在2008年2月达到高点后开始下行。
总体来看，较之先前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这一轮上升周期与近30年来全球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以及对外依赖程度显著提高相伴随，容易积累流动性偏多矛盾和潜在通胀压力。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人民银行深入分析新时期我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注意在把握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做好宏观调控工作，货币政策始终坚持抗击通胀、维护物价稳定的基本方向，比较早地提出要防范全球经济失衡可能出现的无序调整，加快以扩大内需消费为核心的结构改革，并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推进结构调整改革创造平稳的货币金融环境。
进入2008年7月份，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进一步显现。针对内外部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人民银行及时调整了政策操作，增强调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停发了3年期央行票据，适时调减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引导金融机构把总量扩大与结构优化挂钩，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和灾区恢复重建的支持力度，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的监测和预警。2008年9月份以来，以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为标志，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对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明显加剧。这次金融危机表明，美国长期以来借助宽松货币政策以及过度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也暴露了金融监管不当的重大弊端。为应对金融危机加剧可能带来的不确定冲击，人民银行对货币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并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1～10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3.7万亿元，其中7～10月增加1.2万亿元，同比多增2557亿元。目前来看，此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已迅速演变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其来势之猛、波及之广、影响之深超出各方面预料。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条件下，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引导货币信贷稳定增长，支持扩大内需，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这一轮金融宏观调控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二是更加注重间接宏观调控机制建设；三是更加注重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在一系列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近几年来货币信贷增长总体上控制在基本适度的水平，为维护总量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调控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密切配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并为推进结构改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从治理通货膨胀到防止通货紧缩的过程中，我们探索并积累了实施货币政策的一些经验。
一是货币政策调控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同时，做好维护价格稳定的工作。通过实施货币政策创造价格稳定的良好环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等多目标间的协调一致。
二是更加注重价格型工具的应用，发挥价格杠杆的基本配置功能。与行政手段相比，利率等价格杠杆的优势在于能够引导微观主体自发而有序地进行调整。因此，必须不断完善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发挥金融市场在价格发现、资源配置、风险评估等方面的作用。同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牢牢把握对国内经济的调控能力。坚持按照主动、可控、渐进原则推进汇率改革，增强汇率弹性，有利于提高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以及运用利率调节经济的能力，提高金融调控的自主性。
三是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发展、金融企业改革和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金融宏观调控提供基础性条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传导机制的效率。微观层面的金融企业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有助于提高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反应的灵敏度。同时，做好政策沟通与预期引导，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四是要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货币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需要一定时间，并且随着我国经济对开放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影响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货币政策决策和调控的难度加大。因此，必须对经济金融运行状况进行全面监测、科学分析和预测，以准确判断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强货币政策决策和实施的前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五是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一般来说，货币政策侧重于短期总量调节，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为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供适度的宏观环境。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在促进中长期结构调整方面更具优势。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根据经济运行情况有针对性地采用适当的政策搭配，才能取得最好的调控效果。同时要加强货币政策调控与金融监管的协调配合。金融监管的根本目的是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合规运行，夯实金融体系的微观基础；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职能是保持总量平衡，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两者各司其职，加强协调，形成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展望未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货币政策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对做好金融宏观调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金融工作的部署，不断完善金融宏观调控，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完善间接调控机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快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逐步建立中央银行政策利率调控机制。继续按照主动、可控和渐进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逐步推动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不断提高统计和研究水平，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加强对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支持。逐步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统筹协调物价、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就业、增长等目标，向更加注重价格稳定的方向发展，树立和巩固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的长期信心。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要特别注重研究和完善新形势下的货币政策调控。深刻总结和汲取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高度关注开放条件下各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和相互影响，密切监测国际金融形势和资本流动变化，深入分析资本流动对金融调控的影响。要不断加强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特别是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肆虐，合作和信心极为重要，要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经济金融稳定，不断完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此外，密切关注新时期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探索完善对物价稳定的监测与度量，不断增强货币政策在引导和稳定预期中的重要作用，改进货币政策调控框架。
从我国情况看，扩大内需是实现结构调整、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无论从外部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看，都需要切实转变我国主要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要按照“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要求，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和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从根本上增强平衡增长能力。要发挥好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的功能，支持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同时也要汲取美国的教训，防止过度运用货币工具给未来留下隐患。推动结构调整要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作用。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加快灾区恢复重建，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和完善财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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