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科学的本质与科学知识的限度——评约翰#183;霍根《科学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科学论文,限度论文,科学知识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既是科学与技术迅猛发展的年代，也是地球村民们为这种迅猛发展而大喜大悲的年代。查尔斯·斯诺于本世纪六十年代挑起的“两种文化”之争，拉开了人们在现代意义上重新审视科学文化的序幕。在随后的运动中，产生了两股不利于科学的潮流，其一是来自知识界的非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其二是来自公众的反科学思潮。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日益明显、严重，反科学的呼声空前高涨起来。但这一思潮亦有其先天不足之处，即它主要是以伦理诉求为主旨，因而对科学来说还只是一种“外在的”评价。但就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美国职业科学作家约翰·霍根《科学的终结》一书问世了。此书不但迎合了公众的反科学思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为它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面市之后，立即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1〕并且很快传入我国，引起国内学者的相应关注〔2〕。当然，严格说来，这本书还称不上理论著作，但作为公众反科学思潮的代表作，它却也对科学作了独到的观察和分析，有些结论也的确触到了科学发展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正如霍根自己承认的，对其“科学终结论”的批评“来自每个大陆，只有南极洲除外”（引自霍根为1997年3月出版的平装本The End of Science所写的跋：The Loose End）。鉴于此书所代表的思潮和所提问题的严肃性，笔者认为国内科学哲学界有必要针对此书提出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同时，作为此书中文翻译工作的组织者和译员之一，也有义务介绍一下此书的基本观点，并就这些观点给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行家与各方读者。
一、《科学的终结》观点述要
霍根的中心论点是：以求知为目的的纯科学，存在着并已抵达了自身难以逾越的限度，现有的科学概念框架已是其最终的成就；科学（尤其是纯科学）已经终结，伟大而又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理由如次：
（一）从“知识就是力量”到“收益递减”——科学的社会支持日益减弱
科学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必然要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制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冷战结束后，各国都纷纷调整了科技政策，能否带来经济效益成了权衡科研投入的首要筹码，这种政策导向必将使科学（尤其是纯科学）陷入艰难的处境。但霍根并未就此止步，他引用生物学家、美国科学进步促进会前任主席格拉斯的观点进一步指出，科学的社会支持日益减弱的更根本原因，在于科学已抵达了其“收益递减”的转折点。“我们被科学在无可否认地加速发展这一辉煌成就深深打动，以致于看不到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收益递减的时代”，科学进步“迟早会被迫停滞，因为用于科学的人力和支出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限度”。（The end of Science,P.25.以下引自该书的文字均只注明页码）
“收益递减”本是著名的经济规律之一，指的是：“当我们连续地增加某种投入品，而保持其他投入量不变时，我们会得到越来越少的增加的产量。”这一规律表明，在生产过程中，持续地增加某一投入品数量并保持其他投入量不变，会增加总产量，但在达到某一点之后，从增加相同单位的投入品中得到的产量增加会趋于越来越少。（参见〔美〕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4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霍根认为，这一规律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并且现在就已抵达了其收益递减的转折点，继续增加科学投入，已不可能带来更多的科学成果。
在近代科学迅猛发展的早期阶段，培根喊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表达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的乐观态度；而霍根的“收益递减”说，却意味着科学的美好时光已经逝去。
（二）科学影响的焦虑
社会支持的减弱只是导致科学终结的外因，霍根更进一步从科学内部发掘其终结的原因，提出“科学影响的焦虑”说，认为：恰恰是科学本身的巨大成就，构成了它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现代科学家们在面对布鲁姆所谓“太丰足所以无所求的传统所带来的种种苦恼惶恐”（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1页）时，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奈，他们只能在主导“范式”的束缚下，试着去解答被科学哲学家库恩傲慢地称作“难题”（puzzle）的问题。
所谓“影响的焦虑”现象并不新鲜，凡累积的人类进步事业，都存在着既有成就对后来者的制约作用。霍根的新颖之处在于把它引入科学领域，用以探讨科学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他指出，对于科学以及所有人类事业的现状而言，始终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威胁。年轻的一代人单纯地为出人头地而喧嚣挣扎，但这种努力在科学界却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因为科学有着很强的保守主义传统。科学发展到今天，重大理论已基本上被发掘殆尽，未来的科学家们要想比肩甚或超越达尔文或爱因斯坦，只能是妄想。因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可能是无限的，而庞大的现代科学留给未来科学的发展余地已很小很小。霍根由此进入了有关科学限度的讨论。
（三）从“实证的科学”到“反讽的科学”——科学的限度问题
霍根认为，处身“影响的焦虑”中的现代科学家们，大体可分作两类，一类把既有科学成就看作是一座宏伟的大厦，自己只满足于作这一大厦的“清洁工”（借用库恩的说法）；另一类则像天真的孩子，他们把现有科学成就看成是积木搭成的玩意儿，兴致勃勃地随时准备推倒重建。后一类科学家把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理论贬低为社会思潮的产物，而不是建立在严格经验基础上的对自然的描述。他们像布鲁姆所嘲笑的“强者诗人”一样，试图误读并超越量子力学或达尔文进化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只有一种选择：以一种思辨的、后经验的方式去追求科学”（p·7）。霍根称这种科学为“反讽的科学”，意谓它们就像文学批评一样，尽管“所提供的思想、观点或许很有意义、很能引发争论，但却不能趋向真理，不能提供可检验的新奇见解，因而也就不能使科学家们对描述现实的基本概念框架做什么实质性的修改”。（p.7）
科学的强大生命力来自其实证性，能区分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主要标准也是实证性，但反讽的科学所缺乏的恰恰是实证性。霍根举出超弦理论作为反讽科学的代表，认为尽管由于计算上的便利，超弦理论曾一度被看作是最有希望发展成物理学统一理论的备选理论，但因为物理学家们永远也不可能通过实验手段观察到超弦的存在，并且这一理论也无法给出任何可检验的预言，所以它只能作为反讽的科学存在下去。
科学从实证走向反讽，说明它已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限度，而这些限度正是科学加诸自身的：狭义相对论给物质运动甚至信息传递的速度确定了上限，量子力学宣告了微观世界的测不准关系，混沌理论证明诸多宏观现象也是不可预测的，哥德尔不确定性定理消除了我们建构一个完备、一致的数学描述系统的希望，而进化生物学则不断提醒我们——人是动物，正如动物具有其无法克服的认识局限一样，人的认识能力也只能是有限的。
进步是科学所内含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但在霍根看来，科学存在并已接近其限度这一事实，说明科学并非永恒的进步事业；再者，进步的概念最多也不过几百年的历史，“从罗马帝国一直到中世纪，大多数真理追求者都持有一种堕落论的历史观；正是现代经验科学的奠基者们……才第一次阐述了如何通过对自然的研究，系统地掌握和积累知识的观点”，但他们都相信这一进程是有限的。“只是随着达尔文的出现，才开始有部分知识分子对进步如痴如迷起来，以致于认为进步可能是——或应该是——永恒的”（p·22）。从那以后，科学已繁荣了几百年，现在，霍根说，已到了急刹车的年代。
（四）从哲学方法论到“混杂学”等的实践方法论——方法的困境
为什么科学进步会出现“急刹车”状况呢？这与“近代科学为什么能飞速发展？”或许只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近代科学的勃兴和持续的高速发展，除开社会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独特的方法，即经验的、实证的方法。霍根认为，这种方法是科学与其他人类意识形态相比的优势所在，是区别实证科学和反讽科学的分水岭。
本世纪初主导欧洲哲学思潮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只有能被逻辑或经验证明的东西才是真的，他们把数学和科学作为真理最可靠的来源。然而，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等怀疑主义哲学家，却从方法论和历史的角度，向这一真理观提出挑战，认为不但不存在什么绝对真理，而且也不存在什么独特的方法可以保证科学的真理性，从而在哲学的层次上判定科学方法已陷入困境。
面对这种困境，科学家们试图在实践中开拓出一方新天地，这正是霍根所谓的“混杂学”(Chaoplexity)等新兴学科所欲达到的目的，即突破传统科学方法的局限性，探索一种更全面、更具整体性、有机性、灵活性的方法。这种努力的效果如何？霍根引用史密斯大学人类学家埃斯科巴的评论加以说明：混沌和复杂性虽然赋予我们一个与传统科学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但它们“不是科学，而是具体和局部的知识；不是定律，而是有关无机现象、有机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自组织动力学及相关问题的知识”。（p.216）霍根的结论是，对“混杂学”等领域的研究还会持续下去，但研究者们只能积累起一些技术性的经验，却不可能在洞悉自然方面取得什么突破。
科学方法的困境，归根到底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困境。对此，霍根用心理语言学家、哲学家乔姆斯基关于“耗子与素数迷宫”的比喻加以论证。其大意是：耗子通过学习，可以走出一个要求它碰到岔路口就向左拐的迷宫；如果设置任意一个素数，让耗子每隔这一数目的岔路之后再向左拐，那它永远也走不出去。原因很简单，素数迷宫问题已超出耗子的智力限度。假如你承认人是动物，那么，尽管人的认识能力是其他动物所无法比拟的，但肯定也存在其限度。面对这一极限，人类同样无能为力，一如耗子面对那座素数迷宫时的情况。
二、对霍根观点的评论
应该看到，《科学的终结》并非一本单纯的畅销书，作为一种反科学思潮的代表作，它必将助长公众的反科学情绪，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误导科技政策的制定，从而给科学的发展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特别是在极端民主化的欧美诸国，公众的好恶将直接影响国家政策。正因如此，西方科学家们才会那么激烈地批驳这本书〔3〕。一些中国科学家也表示了同样的忧虑，中科院院士郝柏林先生就曾不无担心地期望“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者们”不要被霍根所“误导”（郝柏林：《错把极限作终结》，载《中国科学报》1997年7月18日）。
那么，该如何看待霍根书中提出的论点呢？
首先，霍根用以支持其“科学终结论”的主要论点，是认为科学的发展阐明了越来越多的人类认识极限，并认为科学业已逼近了这些限度，因而，只能就此“终结”。对此，郝柏林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每认识到一处带根本性的极限，就是一个新科学方向的开始”，因为带根本性的极限，都是以否定的形式表达的最具普遍性的基本自然定律，它们并非科学终结的标志，而是为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和进一步发展的契机。霍根的失误就在于“错把极限作终结”。（同上）
其次，霍根所谓“影响的焦虑”说，无非表达了这么两重意思：其一是既有科学成就对后来科学家们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其二是现有科学已穷尽了一切可认识的自然现象。第一层含义似不值一辩，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位科学家，所面临的都是同样令人困惑的未知领域，牛顿面对的困难并不比今日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更小。如果后来的科学家们除了勃勃野心和满腹牢骚外，别无作为，那也是无关既有科学成就的事，因为前辈们虽然在发现某一重大理论上占了先机，但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认识手段。至于第二点，辩驳起来的确比较复杂。人确实是一种动物，其认识能力确实也可能有某种限度，但是，霍根先生无法证明人类的认识能力已达到了这一限度。霍根用这种无法证明的主观判断作前提，并进而推出“科学终结”的结论，倒的确具有某种“反讽”的味道。
霍根关于方法的论据，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击中了现代科学的要害，他所谓科学“久无发展的现状”（p.27），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方法的久无进展造成的。现代科学的纵深发展，使奠基于近代科学发展早期阶段的那种带有还原论倾向和机械论色彩的传统方法，显得日渐不足敷用。诚如霍根所观察到的，“混杂学”所代表的正是科学自身从方法上寻求突破的努力。其实这种努力，早在二战前后就已开始了，这期间先后诞生的“老三论”，在超越传统还原论方法方面已作了最初的尝试。自那时起，从耗散结构、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等理论，直到霍根所谓的“混杂学”，这种努力就从未间断。并且，这一方向上的追求，在各学科中都有所体现，如物理学对时间含义的研究，生物学对发育过程的探索，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潜能的发掘，创造学的普及，思维科学的诞生，哲学中生命哲学、过程哲学的沉思，等等。方法的困境体现出思维方式的困境，而上述种种努力，标志着人类正面临思维方式变革的前夜，一旦它们在哪一领域打开缺口，人类科学必将迎来新的春天。作为人类精神事业的科学，其旧有的生机未绝，新的生机又正在孕育之中，远未达到寿终正寝的地步。霍根所谓“科学的终结”，用以描述传统思维方式下的科学，也许有其合理之处，但无视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看不到人类思维的潜力，就此遽然得出科学终结的结论，就是武断、偏颇的了。
其实，霍根书中也约略感觉到了这一点。在一段讨论培根之“不断超越”（Plus Ultra）的寓意的文字中，他写道：“不论经验科学走得多远，人类的想象力总会走得更远……尽管我们的想象力也受到人类进化过程的限制，但它总是一往无前，总能超越我们真正已知的东西。”（p.30）不过他认为科学作为一种受到重重约束的考察自然手段，与想象无关，认为想象力不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但想象在科学中的作用，是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家都极为推崇的。有评论者断定《科学的终结》的未来观代表着“想象力的破产”（Sharom Begley：“The knoe－it-all Era"，New sweer，June 17.1996），这倒是极为中肯的评价。
最后，还有霍根的“收益递减”说。其实，综观《科学的终结》全书，它为“科学终结论”提出的最有力的论据，也正是有关社会因素的论述，像冷战结束后各国政府对科研投入态度的转变，世界范围的对科学的怀疑和抵触情绪，以及来势汹汹的反科学、伪科学浪潮等，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些方面与传统的勒德主义、原教旨主义结合在一起，正使科学陷入困境之中，但这并不足以支持科学终结的论点，因为窘迫的社会环境作为外因，是可以改变、可以朝着对科学有利的方向引导的。
三、《科学的终结》所引发的思考
如前所述，作为公众反科学思潮的代表作，《科学的终结》一书对科学的潜在负面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在伪科学泛滥的今日中国，更应对这种影响保持高度的警觉。近年来在中国泛起的伪科学潮流，与这里所说的反科学思潮稍有不同之处。伪科学表面上并不反对科学，它正是要借科学的权威，以逞其别样用心；但就实质而言，二者可算是“殊途同归”——都是与真正的科学精神相悖离。从某种程度上说，伪科学可看作是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结果，而反科学则是科学技术“过度”发达的产物。考虑到中国在科学的发展与教育上的不平衡性和层次性，反科学思潮还是有其萌生、成长的基础的。它一旦形成气候，必然会使中国的科学事业面临“两面作战”的艰难境地。
但是这本书也不无可取之处，它以对当代知名科学人物的采访为主线，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科学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不乏现实性和敏感性；同时，作为一名“门外汉”，霍根先生对广泛的科学领域都有着较为深刻的把握，姑妄名之，可称为一种“通俗的深刻”。他在《科学的终结》中，对过去15到20年里所取得的重大科学进展，给出了一种提纲挈领式的介绍，并且文笔生动活泼，可读性很强。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出版，为我们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反思始于本世纪后半叶的对科学文化的反思过程，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促使我们在步入新世纪之前，重新审视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知识的限度。
没有别的人类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堪与科学相媲美。科学的影响程度之广、之深，说明“科学及其方法是有些特殊东西的”，这使得它具有了某种无与伦比的“权威”。那么，“科学中什么东西是如此特殊呢？”“这利权威的基础是什么？”（A.F.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页）本文不可能给出有关科学本质的详尽阐述，只想联系我国现实强调一点：把科学技术合在一起，笼统地理解为生产力或第一生产力，自然是正确的，但单就科学而言，这种理解仍然局限在手段的范围内。应该看到，现代社会乃至整个属人世界，都已打上了科学的重重烙印，使它早已超出了单纯的认识手段范围。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成分，它已经、正在并且还将继续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但不管是在认识世界还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科学都已不再仅仅是一种手段，它已广泛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如道德观、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等方面。因此，有必要对科学的本质给予重新的界定。
还有科学知识的限度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人作为通过自然进化而来的物种之一，其认识能力显然具有某种限度。那么，作为人类认识之结果的科学知识，似也应存在着某种限度，这正是霍根此书的立论出发点。该如何正确理解这一限度呢？
其实，普赖斯早已提出了科学知识的发展存在限度的问题。他在《小科学，大科学》中给出的“指数—逻辑增长曲线”就曾暗示：科学确曾有过按指数增长的时期，但超过一定的转折年代，科学增长的速度就会放慢，并逐渐趋向其极限。对于如何理解普赖斯曲线中“极限”的意义，国内学界曾有过争论。笔者以为，争论中更多的是把这一极限等同于绝对真理，从而把普赖斯的曲线理解为人类认识向绝对真理无限逼近的过程；这种理解有意回避了普赖斯的字面含义，从而把“科学知识是否存在极限”的现实问题，转换成“人类能否达到绝对真理”的哲学问题。尽管这一做法避开了因承认极限存在而带来的种种麻烦，但把曲线中的极限理解为绝对真理，也许从根本上就误解了普赖斯的原意。现在，有必要对此重新展开讨论。这对于理解科学进步的速度为何会逐渐减慢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来说，既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注释：
〔1〕The End of Science:Facing the Limits of Knowledge in the Twilight of the Scientific Age,by John Horgan,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Inc..First printing,May 1996。其中文版即将由远方出版社出版。关于此书所引起的反响，可参阅《北京青年报》1996年10月4日署名“闻远”的介绍文章，题为“科学的终结”。
〔2〕国内学者们对此书的看法，可参阅：郝柏林，《错把极限作终结》，载《中国科学报》1997年7月18日；陈祖甲，《科学没有终结》，载《人民日报》1997年8月21日；纪树立，《两种文化间的傍徨》，载《读书》杂志1997年第8期。
〔3〕西方科学家的批驳文章，可参看：Lawrence Krauss,“Egual time for nonsense”，The New York Times,July29,1966;Modesto A.Maidique,“Are science’s glory days over？”The Herald,Sep.1.1996;David L.Goodstein,“The irony age”，Science，Vol.272,June 14,1996;另外，Chicago Sun Times于1996年8月25日就有关此书的评论发表了一篇综述，题为“Researchers dispute writer’s premise thatscience is at dea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