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基础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框架论文,思想论文,制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投稿日期：2007-03-25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4-0433-10
本文从追溯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历史入手，发现支撑中国竞技体育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体育制度框架及其背后深刻的思想基础。中国竞技体育的制度框架是中国竞技体育运行和发展的物质载体，没有体育制度框架的不断改革、发展和完善，中国竞技体育的迅速崛起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竞技体育制度框架的改革和发展不是自发和随意地进行的，它从根本上又受到中国人民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精神因素的制约和指导。因此，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基础是摆在当代中国竞技体育界面前必须认真研究和着力解决的新课题。中国竞技体育肩负着重要的职责和使命，中国的竞技体育工作者在面临机遇与挑战同在、困难与希望并存的时刻，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成功经验，努力探讨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基础以及二者之间的本质联系，深刻认识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规律，为科学地制定新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统一思想认识，才能为中国竞技体育夺取和保持世界领先优势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由于主客观原因，学界对中国竞技体育制度框架和思想基础的关注和研究较晚，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且以往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把中国竞技体育的制度框架和思想基础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命题来研究，局限于个别具体历史事实的说明和解释，未能通过对中国竞技体育历史发展的系统考察来研究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规律。本研究从系统梳理中国竞技体育的历史发展入手，把中国竞技体育及其制度框架和思想基础三者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命题来研究，努力揭示三者之间内在、本质和必然的联系，这是一项有价值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1 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框架的研究
中国的竞技体育伴随着新中国创业的步伐甩掉“东亚病夫”的耻辱帽子，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鼓点塑造东方巨人的脊梁，迎着新世纪的曙光跨入世界竞技体育二强。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竞技体育的制度框架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起着保证和促进作用；制度框架是竞技体育崛起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是竞技体育崛起由可能到现实的中介桥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竞技体育发展方向和竞技体育崛起的快慢。
1.1 制度制定促进中国竞技体育崛起 唯物史观表明，在社会的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不是消极乏力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都具有巨大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反作用。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不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上层建筑也会成为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制度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制度设计就是破除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过程。只有通过制度设计与安排，才能解除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制度设计与安排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在促进中国竞技体育崛起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形式发挥作用。
首先，通过竞技体育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局部调整推进竞技体育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基本上建立了较完备的体育管理体制。其基本特点是：以团中央为主管领导，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具体操作，以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等部门系统为各方协作的体育管理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到1952年上半年，鉴于全国体育的发展和共青团自身的特点，团中央认为继续由团中央主管全国体育工作已不太合适。1952年7月，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也是首次参赛的苏联代表团获金牌22枚、奖牌71枚，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居世界第二位，总分和美国并列第一，而我国代表团却空手而回。这不能不给中国体育代表团以极大刺激。1952年8月21日，团中央军体部部长、全国体总秘书长荣高棠上书党中央，9月6日教育部长马叙伦向政务院呈递建议书，两份报告都明确提出建议，在政务院设立一个全国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最好请贺龙同志任主席。1952年11月中央体委成立，贺龙任主任。这一制度设计安排既体现了党和国家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而且更体现了发展体育事业的决心。这一变化首先证明在根本制度不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局部的调整，是针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的某些经常性矛盾，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个别环节和方面，采取一些过去没有过的新的制度设计安排。
制度是流，价值是源，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竞技体育价值的认识，所以在制度安排上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竞技体育的高度重视：新中国诞生以后，中国为了发展体育运动，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运动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融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并力争成为能够从遵守服从国际竞技体育运动的规则到能够参与制定或修改国际竞技体育运动规则的角色转变，善于学习的中华民族在借鉴和学习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竞技体育的经验和做法的同时与中国当时的国情相结合，成立了专门司职体育的行政机构且数十年职能无大的变化，足见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竞技体育的功能认识之深刻，发展其决心之坚定。
毋庸置疑，我们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形态决定着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制度制定。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刚一建立就紧紧与中国国情及党和政府对竞技体育的期望与需要紧密结合，以国家体育行政部门为主导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在建国后近六十年的沧桑巨变中经受住考验，是耐人寻味的。
其次，通过具体的竞技体育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也就是通过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促进竞技体育实现大的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竞技体育一系列管理体制的改革措施出台和实施，一系列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就是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革除束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弊端，推进制度创新，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扩大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确立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目标，使我国竞技体育体制和机制改革的目标朝向，在投入方式上，不仅逐步加大国家对竞技体育的投入，而且努力拓宽社会投入渠道，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新格局；在运动项目管理改革上，实行运动项目分类管理，建立效益投资体系；强化运动项目的纵向管理，建立责权利相统一，若干项目综合管理与专项管理相结合体制；在引入市场经济的竞争理念上，努力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形成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多强对抗的国家队体制；在树立科技兴体的理念上，建立“体育振兴依靠科技进步，体育科技面向运动实践”的体育科技体制；在人才强体方面，改革人才管理体制，促进运动人才的合理流动；在注重竞技体育发展的规模、效益和质量方面，建立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竞赛体制和与竞技体育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1.2 制度变革构建制度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制度变革。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框架也随之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对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框架的演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第一次重大制度变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制度变革。全面负责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工作的原国家体委从诞生之日起就置身于公有制取代私有制，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取代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成为国家的主导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社会的全面政治化的进程中。在这种格局下，新的制度安排、政策规定以及所受规制的经济体系会对中国竞技体育产生特殊影响。竞技体育的政治地位取决于原国家体委在国家政府中的位置，竞技体育的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国家分配资源时所处的位置，因而广大的体育工作者的经济利益取决于他们在国家分配体制中的权力地位，以及他们接近被国家高度集中的资源的途径与机会的大小，在这些意义上来讲，无论是竞技体育事业或是其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与其说决定于他们的经济收入和财富地位，不如说取决于他们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和政治化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十分庆幸的是，中国的竞技体育在建国不久就位于制度设计的顶层。
同时，中国竞技体育的制度框架也反映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特征。因为在该体制下，中央计划的制定、落实和完成使经济运行无不带有制度的计划性和集权型的根本特征。宏观经济管理也就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时期的(如十年、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保证这些规划或计划的实施。就一般规律而言，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竞技体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决定竞技体育发展的模式。又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在计划经济运行体制中没有被边缘化。发展体育事业首先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增强责任感，树立全局意识和长远眼光，把体育事业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体育工作摆在应有的位置，统筹安排，明确责任，狠抓落实。要求加强体育管理机构建设，根据本地区发展体育事业的实际需要，设立必要的管理机构，明确职责，真正把当地的体育工作抓实抓好。在几次政府机构改革中，中央都要求体育管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二次重大的制度变革发生在1978年11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基本动力是消除束缚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制度弊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推动了体制转轨、机制变活而且也带动了社会转型。那就是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制度变革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具有深远的意义。由于在逐步地改变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国家会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让渡给社会或市场控制，毋庸置疑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会改变中国竞技体育多少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由于体制转轨、机制变活和社会转型也会不同程度地削弱传统的中央高度集权的再分配体制对人们的控制力，肯定会增加社会活动的自由度，再加上随时调整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扩大就业空间，改变职业结构等等，也肯定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竞技体育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发展空间。这样就又一次为制定和完善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框架提供了契机。
国家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致力于不断深化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竞技体育体制。而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竞技体育的制度框架时，建立在竞技体育的改革一定要适应我国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需要，服务于我国体育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祖国争光的目标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竞技体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竞技体育的建章立制方面始终随着时代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在继承和吸收以往传统制度的基础上，注重补充原有体育体制和发展模式的不足，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构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坚持多年来的好的经验和做法，一方面根据新形势、新变化、新环境、新需求，不断注入新理念，创造新模式，采用新体制，运用新方法，采取新措施，使竞技体育保持了强大生命力。
通过建章立制，逐步明确政府和社会的事权划分，不断提高体育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政策规划进行行业管理、协调和提供服务的能力，处理好政府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关系；不断探索和完善群众体育组织管理的新制度、新模式，不断研究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政策杠杆和进一步落实竞技项目层面上的措施；不断探索项目管理新思路，健全项目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各类联赛赛制；正确处理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的关系等等，通过制度框架引领进入良性互动的轨道，为中国竞技体育增添新动力、注入新活力。
改革开放以后，竞技体育的制度框架进行四个方面大的卓有成效的改革，一是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抓住政府机构改革的契机，进一步实行体育工作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政府主管部门在加强宏观调控、政府引导、行政监督、组织协调等方面下大力气，切实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努力做好政府应当做的各项工作；二是深化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抓住事业单位改革良机，借鉴国际上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的经验，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根据运动项目的不同性质、特点、发展状况和水平，制定不同政策，实行分类指导；三是努力提高科研含金量，高度重视体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不断提高体育运动训练和体育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提高现代科学技术在体育中的应用水平，面向知识经济和体育发展的需要，培养大量合格的体育管理、训练、教育、科研人才；四是积极发展体育产业，提高竞技体育的造血、输血功能，研究制定有利于体育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广泛吸引社会投资，积极引导大众消费，大力培育和繁荣竞技体育市场，加强规范管理，加快体育产业的发展。
1.3 制度创新确保后发优势 杨桦在《坚持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研究》一文中深刻地分析了后发优势在体育领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运动技术的后发优势；二是运动人力的后发优势；三是体制的后发优势；四是体育资本的优化优势。这是对后发优势较为全面的阐述，尤其是把体制的后发优势理解为体育落后国家在发展体育的过程中可以借鉴体育先进国家如何运用这种有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借鉴和改造、选择和形成符合自己国家发展的运行模式和管理体制，可节约制度创建成本和时间，从而有利于加快体育落后国家，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1]
所谓后发优势，一般指的是一些后进国家力图改变落后的状况用较低的成本和较短的时间，学习借鉴先进国家长期积累、高成本发展的技术、知识、信息，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通过改革开放和经济贸易进入国内、国际市场，从中获得比较利益，促成新追赶战略目标的实现。后发优势在我国竞技体育领域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学习和模仿先进国家的先进运动技术，从而比创新更节约时间，使运动技术水平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提高。二是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吸取失败教训。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可以是主体从自身实践中直接概括产生，即通过自主创新形成，也可以通过学习、移植域外的经验和模式，根据自身特殊情况加以整合改造的途径形成。例如我国竞技体育崛起的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框架就是通过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同国际惯例接轨而形成的。三是具有强烈的超赶意识。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先进国家的示范效应，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制度安排，对中国竞技体育特别具有激励作用，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中国曾是长期位居“天朝上国”的经济强国，这种历史对比效应更应使中国竞技体育的制度框架建在“奥运战略”之上；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追比先贤，励精图治，不让屈辱的历史重演，是中国任何理性的领导者和国人的必然抉择。在制定中国竞技体育的制度框架时，至少中国领导者和国人都认识到实现“奥运战略”无论是增强国家软实力还是维护和树立大国形象都是十分有利的，这种强大外在压力和自我加压同样是中国竞技体育后发优势之一。可以说，这些后发优势是中国竞技体育得以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动力。
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框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也更进一步证明现代市场经济是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载体，它既包含了刺激竞技体育微观活力的能力，也涵盖了完善竞技体育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能力。“这种现代市场经济的灵活有效性、公平竞争性和法规有序性等特征，决定了它对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是可以接受和适应的，具有巨大的制度弹性、意识形态弹性、文化弹性和地域弹性。说明现代市场经济具有极强的吸纳能力和兼容能力。它既可以吸纳伊斯兰文化，也可以吸纳基督文化；既可以兼容欧美文明，也可以兼容华夏文明。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也各异等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即使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相同或相近，由于历史、文化、地域的不同，也会形成各方面的差异。这就是说，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趋势与市场经济模式多元化趋势是并存的。”[2]
中国竞技体育在崛起之路上后发优势十分抢眼，关键在于建立了有效的制度创新保障。第一，用制度创新保障后发优势的选择优势。一般来讲凡善于从先行国的经验教训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作出适合自己的决策，并付之于自己的竞技体育发展实践中，就有可能创造奇迹。在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史上应该深入总结的是，在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中，深刻认识竞技体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重视对竞技体育发展规律的把握；深入研究运动项目的制胜规律、体育运动的备战参赛规律、运动队伍的管理和训练规律等，密切关注和分析世界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向和趋势。重视对国内、国际先进训练经验的总结和借鉴，根据项目运动规律、运动员成长规律和奥运会备战规律，逐步编制好奥运会备战方案。第二，用制度创新保障后发优势的途径优势。吸收和引进先行国的技术开发成果，要比从无到有的摸索和发明容易得多。不断完善项目结构和布局，努力促进竞技体育各项目协调发展，水平全面提高，多少年来逐步形成的优势项目争取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对潜优势项目加大投入，争取重点突破。探索实施“119项目工程”，不断提高基础类大项和集体球类项目的水平，提高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上的综合竞争能力。第三，用制度创新保障后发优势的精神优势。后进国的竞技体育落后的现实能唤起强烈的奋进意识，以便有利于加强运动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能够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同时，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全面提高运动队伍的素质。第四，用制度创新保障后发优势的学习和改革的优势。在中国竞技体育制度框架中，这一优势最重要。因为引进、消化和变革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更重要的是要根据本国实际，与时俱进地探索合理科学的制度框架。例如建国初期，我国的各项体育制度的建立唯苏联的马首是瞻，但当我们发现苏联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体体制绝对化、凝固化，而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富有成效的改革时，就毅然决然与其分道扬镳，建立起适合我国竞技体育崛起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一直注重加强各级国家队建设，不断完善国家队竞争和激励机制，完善国家队组建、选拔、训练、管理等各项制度，建立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的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大赛的运动员选拔制度，逐步建立健全责、权、利统一，进出有序，科学合理的国家队管理体系。为解决运动员后顾之忧，逐步完善运动员文化教育和保障体系，为退役优秀运动员能够免试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实施工伤保险和运动员奖学金制度，引导其通过市场自主择业，长期实施老教练员、老运动员关怀基金计划，等等。这些与时俱进的竞技体育制度框架体系确实为中国竞技体育崛起和辉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是，后发优势也不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在后发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也会伴生诸多阻碍和约束因素。例如：第一，制度性阻碍和约束因素。制度因素是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它包括制度供给不足、规划间断和弱化以及资源配置机制无效。但由于中国竞技体育制度供给及时、规范有效且注重改革资源配置机制，使这一阻碍和约束因素影响较小。第二个因素是物质性阻碍和约束。这主要反映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受到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和限制。但是由于中国竞技体育的制度框架把发展竞技体育的状态调整到思想同心，目标同向，工作同步，有力地克服了这一因素的阻碍和约束。第三个因素是人文性阻碍和约束因素。人文因素对竞技体育发展的阻碍和约束有时是巨大的，这种消极影响尤其表现在传统社会和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和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它使社会转型成本十分高昂，后发优势有时会严重受抑。但是中国竞技体育制度框架体系中也对这些不利因素进行了规制。例如，一如既往地狠抓赛风赛纪，净化赛场风气，加强体育行业作风建设。由于充分认识赛风是体育行业作风的集中体现，就着重建立健全体育赛事的仲裁制度和赛风赛纪的监督、检查、认定和处理机制。针对体育赛事纠纷，研究制定体育仲裁条例，及时解决规则和法律之外的行业违规行为。
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杨桦教授所论：“后发优势是体育落后国家赶超体育先进国家的基础条件，要使后发优势得以充分的利用和发挥，后发国家还必须创造一个有利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就如一个天资聪慧的孩童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成才的道理一样。”[3]
2 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的研究
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它根植于中华民族5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56个民族在长期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特别是在征服自然，反对侵略，争取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拼搏中，中华民族逐渐凝聚成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同、推动广大人民和整个民族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人格品质，构筑了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根基。
几代中央领导人的体育思想都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折射着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倡导磨砺吃苦耐劳能力，是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精神宝藏和思想源泉。
2.1 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之源 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从表层看得益于不断改革和完善的制度框架，从深层看是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在起作用。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政治文化思想、民族性格、传统道德观念的升华，是维系和支撑中国竞技体育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内在凝聚力的源泉，是中国竞技体育制度框架的灵魂。它为各民族所认同，并且已经内化到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行为方式乃至风俗和习惯中。
自强不息，弘毅自励。“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这种尚健尚动、追求向上的思想精髓，对于中国竞技体育思想基础的形成、发展、积淀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帮助渡过一道道难关。“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凝聚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历史使命感，它感召中华体育健儿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勇担重任，建功立业。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作为当代中国竞技体育的主导思想，我们在认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同时也能够挖掘其固有的民族性，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脱胎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这一雄厚的母体之中，它必然继承了这一母体的诸多营养价值。众所周知，中国竞技体育多元功能的龙头是为国争光，只有更好地实现为国争光的任务，才能使竞技体育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才更有利于实现多元功能，才能做出更大贡献。如果要为竞技体育在激发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寻求根源的话，如果要为为国争光、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寻祖的话，这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无疑是活水源头。
利群爱国，居安思危。爱国主义思想牢固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之中。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蕴藏在中国人思想深处的高尚、伟大、神圣的“基因”被充分地激发出来。“人们诀别亲人，舍弃荣华，摒弃私心杂念，弥合个人或团体间的恩仇，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中国历史上有数不清的民族英雄，有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有无数令人壮怀激烈的史诗。有发誓‘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以‘精忠报国’的岳飞，有高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慷慨就义的文天祥，有‘苟以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驱避之’的林则徐，有‘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在这种铁肩担道义，柔肠牵天下的思想精髓中，我们感受到一种伟大、一种崇高，感受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4] 竞技体育的根本特征是“竞争”，它既是运动员个人之争，更是民族与国家之争。竞技体育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与国家的。竞技体育的规则必须为各国人民认同，具有普遍性，这体现了它的世界性，同时竞技体育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民族动机、民族期望和民族情感，优胜者能使这种民族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所以，竞技体育既交流文化、传播友谊，也激发竞争，并在竞争中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竞技体育之争是公平友好之争，它不同于战争之争，竞技体育激发的民族情感是纯洁的、高尚的、有益于人类发展的情感，而战争带给人类的更多的是扭曲的、狭隘的民族意识。
和衷共济，崇尚统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历来是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矢志不移追求的目标和理想。中国人比较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认同意识，具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崇尚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共同观念。“从西周开始，这种观念便扎根于中国人心中。‘天下一家’、‘同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凝聚全社会的重要精神力量。以国家统一为乐，以江山分裂为忧，这就是中华民族天经地义的政治价值取向。经过几千年的实践，这种取向逐渐渗透到民族思想文化深层结构中并转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成为我们民族的政治思维定势，推动我们民族的整体发展和文化进步。”[5]
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应该说是高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但从竞技体育崛起的角度来审视，一国两制最早的实践，是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尤其是邀请台湾运动员参加1973年8月24日在北京举办的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邀请台湾运动员参加第七届亚运会选拔和参加1975年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等，为稳定台海局势，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尝试一国两制、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做了很多的铺垫。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访问美国期间的一次讲话中提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制度。”[6] 不久，中国允许台湾的体育组织作为一个地方机构，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留在奥林匹克委员会内。从1958年8月19日我们毅然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到1979年11月26日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设在台北的奥委会仅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留在国际奥委会内，这种一国两“制”，谁不承认它已涅槃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和平的象征。
包容和谐、博采众长。“中华民族的先民‘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淮南子，泰族训》)，以中正和谐为理想境界，视天地人为统一整体，崇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方位、多层面的统一，形成‘贵和’的理念。‘礼之用，和为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些警句隽语将包容和谐的精神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民的思想深处，内化成一种民族心理，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7]“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在这种思想引领下，中国一般都容许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并存。如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以及近代以来中国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借鉴和吸收，中国文化正是因为广撷百家、通融诸说，才能历久弥坚，历久弥新。
正是中华民族的包容、和谐和博采众长，才使中国的竞技体育不仅呈现在现代文明绚丽斑斓，日益广泛深入地融合在越来越多的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在世界竞技体育舞台上与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政治见解、不同信仰的人们同场竞技中以最高的竞技体育水平反映中国的综合国力。
2.2 思想基础的科学内涵 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所蕴含的思想建设实际上包括思想理论和道德建设，其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科学理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道德，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劳动者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观念，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理想等等。中国体育健儿在竞技体育实践中创造出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人生能有几回搏”、“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一系列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警句格言，被广大人民群众经久传诵的同时，也从人民群众那里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一是为国争光的精神，也就是爱国主义，祖国至上，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奋斗。这讲的是思想觉悟。二是无私奉献的精神，也就是爱岗敬业，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事业全身心投入，坚忍不拔，胜不骄败不馁。这讲的是职业道德。三是团结友爱的精神，也就是集体主义，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这讲的是传统美德。四是科学求实的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这是体育的一个优点和特点，来不得半点虚假，要想成功，必须借助科学之翼。这讲的是科学态度。五是遵纪守法的精神，也就是公平竞争，依法活动，这也是体育行业的一个特点和优点。这讲的是法制观念。六是顽强拼搏的精神，也就是艰苦奋斗，对运动员来讲，在赛场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训练时吃大苦，流大汗，在生活中艰苦朴素。”[8]“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不仅浸润在运动健儿的训练场，弘扬在高水平的竞技场，而且成为全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思想基础是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重要保证。
2.3 思想基础的三维认识 所谓从三个维度认识和把握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就是指理解思想基础的三个视角。只有把这三个角度的内涵理解透彻，才能把握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精神实质。
相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传统而言，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应该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吸收借鉴人类文明历史的一切优秀成果之大成。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对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继承性。没有一个民族或一项事业完全可以脱离自己的历史而独立发展，中华民族更不例外。数千年的社会思想积淀为我们塑造了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根基和灵魂。
相对于人们所处的现实社会生活而言，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应该是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存在的文化。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之所以是先进的，就在于它是针对我们党和国家在当前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现实问题，能够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就在于它可以对现实的竞技体育发展和进步能够发挥指导和推动作用。只有面向社会实际，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所具有的推动竞技体育进步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毛泽东以著述《体育之研究》来抒发其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结，从此以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中他都把对体育的情结转变为爱国爱民的实践。全心全意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把体育列入先进文化之中，在历史长河中随时可以找到竞技体育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先进文化脐带相连，国难当头之时是其动员军力、民力的法宝，建设时期是其弘扬先进文化的亮点工程。
相对于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而言，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应该是代表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文化元素。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既没有脱离历史传统，也没有脱离现实生活，但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实现人类的文化进步。这是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具有时代性和感召力的根本所在，中国竞技体育的思想基础审视历史传统，就是要从历史传统中发现和吸取对竞技体育发展有用的东西，是以批判的眼光从历史传统中为未来的发展摄取不断成长的营养。中国竞技体育的思想基础之所以重视现实生活，就是要使现实的社会发展成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前奏”和“序曲”，为竞技体育的发展确定方向，并把这种方向落实在现实生活具体有效的工作中。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之所以那么坚实，归根结底，就在于其代表的是竞技体育未来发展的方向，就在于它能够汇入未来社会的主流。
2.4 创新科学的思维方式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思想基础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弘扬主旋律”，就是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就是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用党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宣传教育竞技体育工作者，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的思想武装竞技体育工作者，用一切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精神产品占领竞技体育阵地，大力弘扬社会正气和时代精神。“提倡多样化”，就是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激励广大竞技体育工作者，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健康、有序发展。要处理好一元化与多样性的关系，首先要在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上转化为科学的思维方式。
1)变封闭性思维为开放性思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开放性思维是首先要提倡的。因为，封闭性的思维前途暗淡，理念的封闭和落后最为可怕，它将直接导致落后的行动和落后的后果。无数事实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思想路线。正是由于我们在竞技体育崛起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竞技体育才保持了创造活力和蓬勃生机。
2)变收敛性思维为发散性思维。发散性思维注重创新。由于人们往往习惯于收敛性思维方式而变得过于保守和集中，抑制了创造性思维，知识经济时代特征下的竞技体育尤其需要人们思路开阔，富于创新。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事实说明：竞技体育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是通过影响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得以实现的。所以竞技体育的文化力对崇高理想信仰和共同价值取向在全社会的形成，对于社会发展和人格塑造的作用都是巨大的。竞技体育新文化因素的萌发，使人们的思维更趋自由、理智和多元化，使人们的价值取向更加面向未来、尊重主体、讲求效益和锐意创新，这也是中国竞技体育文化现代化运行的真实动力之所在。
3)变求同思维为求异思维。求同思维的特征在于追求一种一成不变的状态和秩序，习惯于在遇到新问题时会同过去遇到的旧问题一道求解；而求异思维旨在遇到新问题时采取“独特解决”的思维方式，寻求更有效的新的状态和秩序。例如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进入了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体育发展模式的新阶段，在“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指导下着重从运行机制的转变入手，推进体育全面改革，是进行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重构的必然产物。其重要程度足以说明，90年代的改革是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创新，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第二次创业，其艰巨程度和伟大意义，都不亚于50年代初新中国体育的初创。
4)变分析思维为系统性思维。系统思维方式会把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看作一个完整的系统，不仅要考虑这个系统的各要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要考虑与国情、环境之间的关系，把该小系统放在更大的系统中加以考察。这样就会拓展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潜力和增强中国竞技体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蕴藏在中国竞技体育崛起过程中的内部软实力如竞技体育制度创新、竞技体育意识形态的培养、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的管理、竞技体育文化辐射力的提高、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的增强、竞技体育高科技能力的发挥等，以及外部软实力如中国竞技体育在国际竞技体育界形象的丰满，对国际竞技体育机制适应和控制力的提高，对国际竞技体育规则创造力的发挥以及对国际竞技体育义务承担能力的增强等才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5)变静态思维为动态思维。静态思维方式容易限制决策者不失时机地根据变化了的国情等调整自身状态的主动性，不易调整决策主体的计划和策略。而动态思维的优点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根据变化了的外界环境不断调整竞技体育的发展战略。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过程，体现了决策者动态思维的能力和水平。“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奥林匹克战略的制定与实施；80年代中期体育社会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90年代初体育市场化改革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这3次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就像3次巨大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推动中国体育事业滚滚向前。”[9]
6)变传统思维为现代思维。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呼唤具备现代观念的领导者，要具备现代观念必须从继承传统、勇于创新上变革领导者的自身思维能力。原国家体委在深化改革时期，改革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赖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思维，这朵“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也赋予了中国竞技体育强大的生命力。
3 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基础的研究结论
邓小平在总结我们党的历史教训时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0] 支撑中国竞技体育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体育制度框架及其背后深刻的思想基础。
3.1 制度框架与思想基础在中国竞技体育崛起中的作用 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竞技体育的制度框架对竞技体育的崛起起到保证和促进作用。事实证明，只有将竞技体育的发展、运行与相应的具体制度相连接，才能促使竞技体育的崛起进入良性运行的轨道。
我国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表现为：国家、省(区、直辖市)、市(地)、县四级的政府设立主管本行政区内体育业务部门，并自上而下垂直地建立明晰的业务管理指导关系；政府主管体育的部门决定、制定并推动竞技体育发展规划与战略；国家、省(区、直辖市)设置优秀运动队；市(地)、县两级业余体校与优秀运动队配套形成“一条龙”的人才训练选拔培养网；政府下拨竞技体育发展经费；运动员、教练员的进出程序由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数十年一贯制的全国综合运动会的竞赛制度；“为国争光”与“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思想政治纲领和动员机制；各级党团组织、党团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核心、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
1984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2002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两个重要的文件都高度评价了体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成就，透彻分析了体育战线的形势任务，对体育运动的方针，政策，措施都作了十分重要的指示，要求全党加强体育工作的领导，包括思想上重视，财力物力上支持，以及健全组织机构，对体育界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仅是对体育界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最关键的是保证了体育管理体制的坚固和运行机制的畅通。
“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政府职能、外部环境、人们的价值取向都在改变，体育的举国体制暴露出一些问题或者说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比如，行政命令不如过去灵验，呼吁更多的使用契约手段；经费要求日渐增大，政府拨款不足；不计成本，不讲经济核算；国家奥运战略与省区市全运战略有矛盾；调集各路精英组建国家队已非简单明了的易事；运动会的准军事化管理遇到挑战；运动员由国家统包统分的办法难以为继；围绕优秀运动员的利益之争增加；业余训练主体县级体校萎缩，后备人才选拔困难很多；‘国家利益至上’、‘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的精神已不如过去有动员力。”[11] 出现这么多新情况、新矛盾，如果不深化改革，不加强因势利导，中国竞技体育不仅不能迅速崛起，而且会危及生存。在中国竞技体育的制度框架中，机制与体制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既表现在机制必须依托体制来形成和运作，没有体制依托，机制就没有用武之地；同时又表现在，机制是体制发挥作用的载体和运作形态，体制需要依靠机制运作来实现自身的功能和价值。
在这个时候就要对制度进行变革和创新。当代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始终是以制度变革与创新为主线的，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通过对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体育竞赛、运动训练、人才培养、科技体制的深化改革，出现了崭新的制度创新形态和制度实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竞技体育制度框架的认识和理解，丰富了竞技体育制度实践的内涵。所以，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历史进程，充分体现在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不断取得新进展的过程之中。“多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举国体制是实现我国竞技体育目标的成功做法和独特经验。……为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还必须努力把举国体制落实到实践层面和技术层面。”[12]
思想基础是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先导。思想基础是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所必须具备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等主观条件，集中体现为观察和处理社会实践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或开展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
首先，思想基础中蕴含着促使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正确的价值观。认为竞技体育运动有利于培养人们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思想品质；有利于弘扬团结合作、公平竞争的社会风尚；有利于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有利于各国人民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我们在国际体育比赛中涌现出来的众多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如长盛不衰的中国乒乓球队，曾经夺取过五连冠的中国女排，被誉为“梦之队”的中国跳水队，等等，都已在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的同时，又进一步固化这些价值观念。多少年来，我国在重大体育比赛中叫响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等口号，不但鼓舞了一代代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屡创佳绩，而且成为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宝贵思想财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与文化计划办公室针对‘公众认为怎样的民族成就是重要的’这个问题进行国际社会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体育在所有能引起对国家成就自豪感的指标中比例位居第一。其他指标依次是历史、艺术和文学、科学成就、军队、经济成果、民主、社会安定、公平待遇和政治影响。”[13] 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大力发展体育事业，目的是进一步推进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
其次，思想基础中蕴含着促使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理想信念。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能够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竞技体育蕴含着极其丰富和宝贵的精神价值，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方式都具有日益重要和广泛的影响。中国竞技体育工作着眼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在全社会树立顽强拼搏、公平竞争、团结合作的风尚，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勇敢顽强的性格、超越自我的品质、迎接挑战的意志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协作精神和公平观念。大力弘扬“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大力弘扬“重在参与”、“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和理想，使竞技体育中蕴藏的丰富精神内涵成为宝贵的社会教育资源，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鲜活教材。这些思想成果，在其巨大的影响早已超越竞技体育本身的同时，更坚定了加快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理想信念。正如江泽民所说：“体育健儿们所发扬的振兴中华、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顽强拼搏、争创一流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和青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14] 江泽民号召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同志都要向体育健儿学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敢于创新，勇于走前人没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发扬爱国奉献、艰苦创业精神，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好。
再者，思想基础中蕴藏着促使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不仅反映我国的体育实力，更重要的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对我国的发展和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在竞技体育中体现出的团队凝聚力、竞争拼搏精神、勇敢顽强品质、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操等，是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体育对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强化具有重要作用。在国家内部，体育经常被用来促进政治的社会化，以训练全民的社会政治观，支持国家政治系统的运作，维持国家政治生活，有助于保证国家政治的稳定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在国际关系中，体育则被用来建立国家声望和提升综合国力。”[15] 在国际大赛中取得好成绩，就是维护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具体体现，就是在为增强综合国力作贡献。竞技体育运动可以使人们获得一种精神力量，形成一种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创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竞技体育运动的每个项目都是积极健康的，绿茵场上的拼搏和竞争能够鼓舞人心，培养人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具有很强吸引力。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顽强拼搏，取得好成绩，对弘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连获佳绩，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改革开放的信心，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以后，北京上万人自发到天安门广场庆贺，充分表现出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其次，竞技体育还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进步程度的体现，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人民的风貌和民族的精神状态。解放前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现在早已摘掉了这顶帽子。但是还有很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状况，不了解中国人民昂扬的精神面貌。竞技体育作为健康、文明的文化运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是在各国人民之间促进了解、增进友谊、加强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是反映我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一个窗口。“奥运会能成为研究的焦点，除了其制造国际主义的话语和想像的潜能外，参加大型体育赛事如奥运会也是为了那一刻本国国旗能够高高飘扬。”[16]“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在诸如国际奥委会这样的团体中体现了一种基本张力，用以将这种赛事作为国际间加强理解的催化剂；但同时它也为‘国家主义情感的公开崇拜’提供了平台，那就是国家要伸出手臂同每一个人握手，而同时又自我满足地挺起胸膛。”[17] 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恰恰扩大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中国的体育健儿就是不断地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泱泱大国的风度和优异的体育运动成绩，让世界更加广泛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民，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团结、友谊、进步”。第三，高水平的竞技体育比赛可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充分认识到了竞技体育对强身健体、培养情操、继承传统、启迪智慧、壮美人生，以及培养团结、合作、坚强、献身和友爱精神，维护和彰显大国尊严的重要作用。
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确实为祖国赢得了令人赞叹的荣誉，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凝聚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的辐射力。在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历程中，又把筹备和举办奥运会作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作为提高我国竞技体育运动水平和国际大型赛事组织能力的大舞台，作为学习和熟悉国际体育事务、掌握和运用现代体育运作方式的大学校，作为淬炼体育队伍思想、业务素质的大熔炉，一定会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体坛的地位和声望。
3.2 思想基础在制度框架形成中的作用 思想基础是制度框架设计和形成的指导原则，影响制度框架的形成，但制度框架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同时对思想基础具有反作用，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我们不能仅仅把中国竞技体育的制度框架理解为看得见用得着的文字规则。因为任何完整的制度框架既包括规则，又包含规则背后的制度理念。竞技体育的制度理念是制度规则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目标定位，不同的思想理念指导下的制度框架就会体现出不同的性质。因此，竞技体育的每一制度安排都要受一定的制度理念的支配，根本不存在没有理念指向的竞技体育制度。“一定的制度理念是一定的制度得以产生的理念先导，是某种制度赖以产生和存在的价值观念。每一个时代的主要制度都是其时代精神的体现。”[18]
由于竞技体育是积极进取、公平公正、规则至上的事业，所以，意识形态是竞技体育制度框架中的一种特殊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思想观念，美国学者诺斯把意识形态作为制度的一种形态，后来也有很多学者把意识形态归属于非正式制度。在竞技体育中，意识形态的制度性表现得比较明显。意识形态在竞技体育实践中具有动员潜质、激励斗志的功能，能激发体育健儿的热情、斗志并树立必胜信心，从而达到实现为国争光的目的，中国竞技体育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宏伟目标也具有吸引力、说服力和感召力，体育健儿愿意为实现崇高目标做出各方面的牺牲。
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创新以思想基础更新为前提。思想基础的变革越彻底，制度创新就越顺利。只有竞技体育工作者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才能以新的视野、新的思维去审视和考量制度，并把对制度的创新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我们在发现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与制度创新有密切关系的同时，我们更要注意到，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思想基础承担了为制度创新扫清障碍、创造条件、开辟道路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前，中国竞技体育的一些具体体制、机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但由于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领，要想进行体制机制的变革非常困难。
3.3 制度框架与思想基础的辩证统一 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框架与思想基础的辩证关系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和体现为什么样的形态，两者在什么样的意义和层面上具有相关性，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梳理清楚了对于更好地彰显思想的光辉和有效地发挥制度框架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看，制度框架是竞技体育崛起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是竞技体育崛起由可能到现实的中介桥梁。因为制度框架可以联结、整合生产力、生产关系，也包括思想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竞技体育发展方向和竞技体育崛起的快慢。
制度的生成、演化、运行背后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思想基础本身所具有的引领和规范成分又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制度的色彩。制度框架的思想依托使得制度的价值指向更加积极和明确，思想基础的制度支持促进了思想基础的有效实现和践履。
由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思想可以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是思想在发展过程中的多元。思想发展的最终方向是趋于统一。这种统一即形成了该社会的思想基础，即一定制度框架内的思想基础一元化，这是主流，但同时也可能存在着其他的非主流的思想或思潮，各种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冲突。所以，思想基础需要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为支撑。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也概莫能外。
竞技体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其思想基础往往是超前的，而相应的制度框架又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思想基础对制度框架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具有指导作用，而制度框架在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又不断地修正着思想基础，一定的制度框架是一定的思想基础的表现形式。
制度框架和思想基础是互相影响、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制度框架是成熟思想基础的结晶，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具体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思想基础对制度框架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思想基础具有内在自觉性的特点，制度框架具有外在强制性的特点，都具有长期性。
竞技体育的制度建立以后，在实践运行中会产生一些问题，制度通过解决这些问题，进而修正思想基础，使之更加完善。而修正后的思想又会进一步指导制度实践。这样，思想基础与制度框架之间便呈现出一个相互作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态势。二者永远处于动态的互动中。
4 建议
4.1 加强对竞技体育制度载体的研究 “一种内容的制度可以有多种载体形式，一种载体也可以容纳和服务于多种制度内容。比如，同样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内容，既可以通过法律的载体以强制的形式出现，也可以通过道德观以自律的形式出现。”[19]
因此，加强运动员思想教育、心理变化规律的研究十分必要。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运动员思想、心理问题也显得更加突出。他们肩负重任向身体的生理极限、心理极限挑战，长时间在封闭的环境中重复枯燥艰苦的训练，各种伤病时刻对身心的折磨，激烈比赛中，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境，如果运动员心理素质不过关，关键时刻就会功亏一篑。“中国乒乓球队坚持以先进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在争标夺冠的征途上，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旗帜，创造出许多比金牌更宝贵的精神成果。大量的警句名言汇集成丰实的乒乓文化，为我国乒乓球队长盛不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20] 中国乒乓球队50余年来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对于各竞技体育项目都有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要充分认识和重视这种宝贵的思想财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要求竞技体育工作努力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努力摒弃违背和谐社会建设的各种思想行为。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尤其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调节功能。要不断加强运动队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作风建设，筑牢思想堤坝和道德防线，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要把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一代体育队伍结合起来，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享受主义、拜金主义和各种歪风邪气。“要把‘报效祖国’，‘为国争光’的口号喊响，让‘报效祖国、为国争光’的价值观进训练场、进训练课、进赛场、进头脑。”[21] 牢牢把握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时刻激活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努力挖掘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潜力，整体提高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实力。
4.2 竞技体育制度价值的落脚点——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指“人以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2] 竞技体育人才的全面发展是外在发展和内在发展的综合统一，是其自身发展的最高境界。不断满足他们物质文化需求，实现其物质文化生活的高质量、高水平、高追求的发展，体现竞技体育人才的外在发展；而与时俱进地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实现精神、能力、个性的全面发展则体现其内在发展。因此内在发展和外在发展对竞技体育人才都同等重要，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是竞技体育人才的全面发展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基本需要的满足；二是基本素质的提高；三是基本潜能的发挥。在这三个层次中，基本需要的满足是其发展的基础保障，基本素质的提高是其发展的关键，而基本潜能的发挥则是其发展的目的所在。只有运动员的基本素质提高了，才能真正发挥其潜能，也才能实现其可持续发展。而这三个方面都离不开竞技体育制度框架体系的促进与保障。基本需要的满足可以依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的进步，基本素质的提高可以依赖于社会的文明进步，潜力与能力的发挥则有赖于制度提供良好的空间。笔者认为，中国竞技体育制度框架的完善应该树立以人为本的制度价值理念。力争做到在确定制度的界限时，给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充分的空间，能够充分发挥运动员、教练员的潜能，激发其创造的活力。使制度成为运动员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中介。
1)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动力。真正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不只是物质资本的不足，也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落后，更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源没有得到真正开发。我们缺少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又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运动人才。高层次、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短缺，市场配制竞技体育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还有待消除，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也有待完善。因此，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力资源的开发作为我国发展竞技体育的根本制度和根本途径，真正通过科教兴体战略的实施，把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转移到提高运动员素质的轨道上来，努力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为我国的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才强体”战略作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战略。人才问题是关系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曲折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竞技体育制度的设计与安排中，必须把竞技体育人才工作纳入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大力开发人才资源，走人才强体之路，把人才强体战略作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性战略。
3)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体育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促进竞技体育的全面发展。从事竞技体育的各级各类管理者都要努力做到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体贴人，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把依靠人作为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根本要求，把为了人作为根本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竞技体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4.3 思想基础需要增加代价意识 代价是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在追求、创造价值的同时所产生的与价值取向相悖的负面价值。追求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是竞技体育工作者的本性之一，但是近些年来，人们在竞技体育发展代价理论方面涉足，最重要的是唤起人们的代价意识。代价意识是竞技体育工作者发展竞技体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代价在头脑中的反映，是其对待代价的总体态度。可以说在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的思想基础中，代价意识比较苍白，以致在有些时候陷入一种发展困境，即所取得的进步与所付出的代价同步增长，甚至于所取得的进步越大，所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多，但在面对代价问题时或者是理论盲点或者在解决代价问题时举措乏力。要正确解决中国竞技体育发展与代价问题，需要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根据中国国情，正确把握竞技体育发展的度，这个度的上限是指发展竞技体育的资源条件、技术条件及体制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可能增长率，其下限是资源、技术、体制等因素所允许增长的最低限。所谓的适度增长就是在这一范围内波动进行的持续增长。
2)补偿条件。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代价的持续付出能否保证其持续发展呢？这要看竞技体育的发展能否对已付的代价作适当的补偿。补偿的能力越大，竞技体育发展的力度就会越强，代价的承受能力也就会越强。补偿的形式多种多样，在发展中国竞技体育时，较为直接的“机会补偿”最为关键，即为曾为竞技体育崛起做出透支健康和按揭生命的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特别是新的就业机会，使其在利益损失后能够找到充分发挥自己作用的新职位和活动空间。
3)新因素的成长条件。新因素主要是指新体制机制因素。由于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体制机制下运行的，因此研究竞技体育的发展与代价必须考虑体育体制机制变革的状况和新体制机制因素成长的状况。新体制机制因素的成长对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示范效应，竞技体育的新体制机制因素所展示的效果有助于克服改革的思想阻力，强化竞技体育工作者的改革动机；二是补偿效应，即竞技体育的新体制机制因素的成长可以提供不断增长的收益来为旧体制机制的改革提供必要的补偿，以增加竞技体育改革的动力；三是推动效应，即竞技体育的新体制机制因素的成长有助于吸引和推动旧体制机制成分迅速变革，以减少磨合时间。
标签：体育论文; 竞技体育论文; 体育管理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