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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4)01-0071-05
西方一些学者在研究人口迁移时，把引起迁移的各种因素归纳为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所谓‘拉力’是迁入地的社会经济自然条件优越于迁出地所形成的吸引力，而‘推力’则是由于迁出地的社会经济自然条件落后所形成的排斥力，人口迁移过程往往是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但在这两种力量中往往有一种力量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人口迁移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力量。”[1]
国内学者对人口迁移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存环境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自然环境的恶劣、自然资源的枯竭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是直接推动人口迁移的基本力量；战争、政治动荡、民族冲突等人为因素是推动人口迁移的另一基本力量。[2]还有的学者提出，游牧民族的迁徙，主要是以畜牧为生的游牧民族人口的增加、骑马术的发明和草原气候的变迁。[3]除了从战争、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以外，许多学者注意到了气候、环境的变迁对游牧民族迁徙的作用。特别是竺可桢先生在《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以来，对气候变迁与民族迁徙的关系问题，学者们有了更多的关注。但总的看来，对游牧民族迁徙原因的全面探讨还不够。本文参考“推—拉”理论，以先秦至隋唐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迁徙为例，分析游牧民族迁徙的主要原因。
一、推力因素
（一）生产力的发展。
民族迁徙，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恩格斯指出：“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历史，而不是相反”。[4]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游牧民族人口的增加与草场不足的矛盾上。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5]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可牧羊不到190只，只能供养6人生活。而游牧民族的牧场大小是不变的，并且随着气候的变迁和环境的恶化，草地还在不断地缩小。于是，有限的草场与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间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一方面游牧民族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就会发生争夺草场的斗争，失败的一方被迫迁徙，寻找新的游牧地；另一方面，游牧民族南下农耕区，把农耕区变为牧场，或使一部分人改游牧为定居的农业生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草场面积是基本固定的，载畜量也是相对固定的，草原上的政权和民族可以不断更替，但人口数量只能保持相对稳定，当人口过量，即所谓人口爆炸时，草原上的部落，或者联合起来向外扩张，去夺取草场，或者发生内战，将一部分部落消灭或赶走。”[6]因此，“在整个中世纪里，亚洲腹地草原地带游牧民族一次次的大迁徙，对周围农业地带的入侵，也应是人口对生产力的压迫的重要原因之一。”[7]如匈奴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进入铁器时代，到汉朝时匈奴人口在150万—200万之间。[8]匈奴对周围民族的侵扰以及迁徙，与其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二）气候、环境的变迁。
游牧经济，其特点表现为生产资料种类少，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基础薄弱。正是这种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使游牧民族对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其有限，在自然环境面前常处于被动状态。一旦受到天灾的袭击，水枯草死，往往造成牲畜大量死亡，瘟疫流行，民不聊生，游牧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尤其是气候变化影响游牧民族的主要生产生活资料——牲畜的生产。因为牲畜以牧草为食，气候条件的好坏，影响到牧草的生长，而牧草的优劣，又是直接构成牲畜生产兴衰的重要因素。[9]古代北方草原地区处于典型的干旱、半干旱温带大陆性气候带，游牧民族深受突发性自然灾害的影响，干旱、暴风雪冷冻、蝗灾、瘟疫等是游牧民族生存的大敌。
英国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在谈到农业和畜牧业起源的自然背景时说：当时大陆上的冰川收缩，大西洋的气旋地带向北移动，结果出现了逐步干旱的过程。面对这种变化，受影响的狩猎居民只有三种出路：一是追随他们所习惯的气候环境，追随猎物向北或向南移动；二是留居原地，靠不怕干旱的生物勉强过活；三是仍然留在原地，通过驯化动物和从事农业，把自己从恶劣的环境中解脱出来。[10](P86-88)汤因比指出：“近年来气象学方面的研究结果证明在比较干旱和潮湿的气候之间好像有一种有节奏的循环，这种现象可能具有世界意义，它可能促成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彼此侵扰。当干旱过程达到了一定程度，当草原不再能为游牧民族所饲养的畜群提供足够牧场饲料的时候，这些牧人就不得不撇下他们每年移居的定轨来侵入周围的农业地区，为他们的畜群和他们自己寻觅食物。”[10](P212)气候的变化导致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恶化，游牧民族通过迁徙故地来躲避灾害。
中国古代游牧民族的迁徙与气候的变化尤其是与寒冷和干旱有很大的关系。据竺可桢先生《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发展过程可划分为四暖、四冷期：四个温暖期是：公元前3000年到前1000年左右为第一温暖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为第二温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为第三温暖期；公元1200年到1300年为第四温暖期。四个寒冷期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前850年左右为第一寒冷期；公元初到公元600年为第二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为第三寒冷期；公元1400年到1900年为第四寒冷期。
距今5000-3000年，我国南北地区平均气温约比现在高2℃至5℃，降水量也比较丰沛。正是在第一温暖期，西北地区的原始居民发展了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四坝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这一时期相当于夏、商和西周初年。此时位于西方的戎族虽对夏商有侵扰，但并不激烈，戎族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到西周初年，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东亚季风格局发生突变，西北季风势力大大增强，从此进入一个相对寒冷、干旱、少雨的时期，导致环境恶化，水土生物资源退化，动摇了旱作农业和游牧业经济发展的基础，缩小了这些民族生存、生活的区域，出现了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迫使这些民族为了生存而不断寻觅新的生存空间。西周是我国比较寒冷和干旱的时期。关于寒冷的情况，据《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周孝王时，汉水流域曾两次封冰，公元前888年周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磨”。《诗经·豳风》也记载了当时寒冷的情况：“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喻寒风紧逼时发出的声音），二之日栗烈（凛冽）。无衣无褐，何以卒年。……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阴凌（冰窖）。”从而证实这期间气候确实寒冷。
气候的寒冷伴随的也是长达近160年的干旱。蒙文通先生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一书中，根据《竹书纪年》和《诗经》等文献的记载对西周末年的气候情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从周厉王起，经共和、宣王、幽王至平王时期（公元前9世纪初至8世纪中叶），西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持续不断的旱灾。这场持续百余年的大旱灾，直接地引起了一场民族大迁徙。居于北方和西北方的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被迫离开原居地，来到平原江河流域，寻找新的水源和草地。《诗经·小雅》载：“
狁匪茹，整居焦获，侵京及方，至于泾阳。”后来戎族更进一步南下，灭东周，势力深入到关中和中原地区。
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是我国气候的第二个寒冷期，气候开始变冷并逐步加剧，到公元三四世纪为最冷，以后逐渐减弱。竺可桢先生认为战国时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但“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不少穷苦人民”，根据竺先生绘制的“五千年中国温度变迁图’表明，秦及西汉的平均气温比今天大约高出1.5℃左右，而东汉时期的气温则比现在低0.7℃左右，前后气温变化幅度超过2℃。[11]史书的记载，也印证了这种寒冷的气候，如西汉元封六年（前105年）冬，“匈奴大雨雪，畜产多饥寒死。”[12]西汉本始二年（前72年），匈奴“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13]寒冷造成匈奴人口、牲畜大量死亡，如西汉地节二年（前68年），匈奴“人民畜产死者十之六七。”[13]东汉光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在第二个寒冷期的几百年中，原居住于我国东北、西北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氐、羌等民族纷纷南下或西迁。到了西晋时，“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14]其中匈奴迁徙到内地的人口约有70万。[15]我们常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其中气候对民族迁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总之，少数民族的迁徙活动，与气候的变迁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我国北部地区三四千年以来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植物带的移动，也就是农耕区的扩大或缩小，正同历史记载中农、牧民族势力的消长情况相契合。”[16]从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的情况看，凡少数民族迁徙频繁时期，基本上是气候寒冷时期，而迁徙较少、规模不大的时期基本上是温暖时期。“秦汉时期气候由暖而寒的转变”和“移民运动的方向由西北向东南的转变表现出大体一致的趋势。”[17]贾敬颜先生也认为，匈奴、突厥的西迁，除了阶级压迫、贵族内讧外，“自然灾害对那些游牧国家给予的威胁和袭击，不能不是原因之一和导火线之一。”[18]
（三）战争。
这里的战争包括三层意思：一是因外族或政权的侵略、进攻，迫使战败的少数民族离开原游牧地或被强制迁往他方；二是本民族内部统治阶级发生战争或纠纷，失败的一方离开原游牧地而迁徙；三是既有外族的入侵，又有内部的斗争，内外战争交困，被迫迁徙。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因战争而迁徙的情况看，有远徙他方的，但更多的是迁入内地降附，尤其是在中原王朝强盛时期更是如此。
1.因外族的入侵而迁徙。古代民族之间常常因争夺牧场、掠夺人口而发生战争，战败的一方被迫放弃故地远徙他乡，这是一种强迫性迁徙。这种迁徙在古代西北很普遍。在秦，汉时期，随着匈奴的不断强盛，在“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及畜产”后，又联合乌孙“西击走月氏”，占据河西走廊。大月氏被迫放弃原来的生活区域，由敦煌、祁连山间先迁到伊犁河流域，后来又迁到了大夏的领土上。而大月氏的西迁又引起了塞人的迁移。吐谷浑、党项的迁徙与异族的战争也有关。如北魏先后发动了三次针对吐谷浑的战争，隋朝也不断用兵，使大批吐谷浑内降迁徙。唐朝时期，吐蕃也对吐谷浑频频征战，最终灭其国，其部众四处迁徙散居在今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等地。
2.因本民族内部的斗争而迁徙。这种斗争一般表现为同一民族内的不同家族、支系或利益集团之间因纷争，加上中原统治者的挑拨，导致失败的一方迁徙，这种迁徙一般频繁但规模相对较小。如匈奴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促使南匈奴贵族归附汉朝。再如隋朝皇帝采取大臣长孙晟提出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分化突厥内部的政策，先后劝说处罗、阿波内附，挑起阿波、达头、贪汗、地勤察与沙钵略的矛盾，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
3，因内外战争而迁徙。这种情况主要是外有异族进攻，内有统治集团争斗，加上自然灾害的威胁，迫使民族四散迁徙。这种迁徙是被动性的迁徙，并且迁徙的方向往往不定。如840年回鹘的迁徙就是这种情况。当时内有统治阶级的斗争，又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削弱了回鹘的内力，外有黠戛斯的进攻。可谓内患外忧，天灾人祸交织在一起，导致回鹘汗国灭亡，其部众被迫四处迁徙，远的迁徙到西域地区。
（四）强迫迁徙政策。
统治阶级为了从政治上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会采取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迫使古代少数民族迁离故土，这成为一种外在的推力因素。如将少数民族迁离原游牧地，安置到内地或边远地区，被迁徙的民族，或继续游牧，或变牧为农。这种迁徙以强制型迁徙为主，非强制招诱手段为辅，而统治阶级往往二者兼而用之。如匈奴和羌族的内徙就是这种迁徙的具体体现。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后，匈奴大量向中原地区迁徙，并且主要由中原政府或地方政权安置，规模较大的迁徙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50年，南匈奴单于经东汉政府的允许将其部落分散居住于北方八郡，即从今甘肃庆阳以东至陕北、内蒙古、山西一带；第二次是东汉末南匈奴继续南迁，匈奴与汉族进一步杂居；第三次是西晋时期有30万匈奴人入居内地。[19]再如羌族，在西汉景帝和宣帝时，统治阶级为了断绝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把羌人迁徙到塞内，使之实行屯耕。两汉还设有护羌校尉，专门加强对羌人的统治和剥削。东汉时，为了防止羌族的反抗，对羌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先后把聚居于青海湖周围的羌族部落迁到天水、陇西、扶风、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洛阳、安定诸郡，致使“西北诸郡，皆为戎居”。
二、拉力因素
（一）怀柔政策。
中原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上层往往以高官厚禄为诱饵，使他们迁往内地或者迁到容易统治的地区。汉朝对待匈奴就是采取既拉又打的政策。汉武帝在出兵攻打匈奴的同时，对于附汉的匈奴贵族和部众采取优待政策。昆邪王归汉后，对其上层则封侯、食邑、受赏赐，对其部众则置五属国安顿，并且对属国“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12]尊重其固有习俗和生活方式，并且不征租赋，遇有灾荒还要“赡其衣食”，“供以牛羊”。属国人民安定的生活，对塞外匈奴的迁入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隋、唐两代统治者，继续采取对少数民族上层优待、开放的政策。“由于唐君臣能以比较平等的态度对待周边民族，中原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较前增强”。[20]唐朝规定；“乐住之制，居狭乡者，听其从宽；居远者，听其从近；居轻役之地者，听其从重。”[21]就是允许从“狭乡”迁入“宽乡”，从边远地区迁往近地，从轻役之地迁入役重之地。因此，周边各族纷纷“委身内属，请同编列”。[22]唐政府对内附于唐的少数民族在其地置羁縻州进行管理。“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户所领，著于令式。”[23]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如果所在地遭遇自然灾害，这些移民同汉人一样得到抚恤。唐太宗在打败西突厥后，就将其部落迁入塞内，安置定居，与内地居民同等待遇。对于少数民族的首领、贵族则提供优厚待遇，赐予高官田宅，从政治、经济上加以笼络。对党项人，在政治上，注意选派党项聚居诸州官吏和节度使。同时直接任命一些有功的党项部酋为州刺史或任其他官职，笼络上层。在经济方面，内徙党项人还享受免征赋税的待遇，如白居易在《代王泌答吐蕃北道节度论赞勃藏书》中说：“且如党项久居汉界，曾无征税，既感恩德，未尝动摇。”[24]这无疑对促使少数民族迁徙内地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二）迁入地良好的生活、生产条件。
迁入地先进的物质、精神文化，或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更是少数民族迁徙重要的拉力因素。
汉族居住的中原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其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可能不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自然吸引力。“东亚的黄河流域……这些富裕的文明中心对欧亚中部大草原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一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25]特别是唐朝时期，政治统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这无疑对周边民族有巨大的吸引力。
从地理位置上看，在北有大漠、西有高山、东有浩海的地形条件下，中国北边的少数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又很自然地南倾于中原内地，由此产生了一种地理向心力。“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周边地区向内地发展这种向心力与上述凝聚力相结合，造成了中原农耕民族感染和吸引北边游牧民族的重要因素，成为维系中原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相互联系的纽带”。“由于汉族的形成，包容了原中原与边疆各族，其文化原含有各族的共性之处，又因汉帝国的强大而具有威望，对边疆民族产生了磁石般的吸引力。”[26]一旦中原地区出现有利于生产生活的条件，游牧民族就会乘虚迁入内地。
安定的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也是重要的拉力因素。如西晋末年，朝政腐败，相继发生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而凉州偏居一偶，地广民稀，土地肥沃，宜农宜牧，社会又相对安定，因而鲜卑等族纷纷迁往青海、河陇一带游牧。当时曾有一歌谣唱道：“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27]就是真实的写照。
（三）民族认同意识。
主要是指迁徙民族与迁入地的居民在历史上有渊源联系，或姻亲关系，或者历史上本来出自一个部族，后来因各种原因分出而迁徙各地，但仍有相同的语言或风俗习惯，有民族认同感。“在迁入地，宗族的因素却会起很大的作用，成为吸引外来同族人口就此定居的重要原因，完全是一种拉力。”[28]为什么有的民族迁往某地而不迁到其他地方，这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早在840年回纥大规模迁徙到河西地区之前，已有铁勒之契苾部迁往甘、凉界。[29]这批回鹘人对以后回鹘的大批迁移有很大影响。
另外，一些少数民族内迁与他们认同华夏民族也有关系。汉民族说自己的祖先是黄帝，或称炎黄子孙。而在中原地区以外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有传说其祖先出自中原，有的甚至不承认他们就是中原以外的异族。《史记·匈奴传》说，匈奴祖先出自夏后氏之苗裔，夏后氏也是黄帝之后。鲜卑族，他们认为：“魏之先出自皇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30]羌族出自塞苗缙云氏之后，缙云为黄帝官，其源也追溯到黄帝那里。至于远古的这些传说是否真实，暂且不论，正是各民族在心理上所拥有的共同民族渊源的认同，成为民族迁徙的拉力因素之一。
收稿日期：2003-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