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美国黑幕揭发运动衰落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黑幕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712.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3—0079—11
20世纪初美国一批以杂志新闻记者、文学家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发起了一场揭露社会黑暗、唤醒社会良知、促进社会改革的黑幕揭发运动。这场运动使广大民众对美国社会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为此而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基础。某种程度上，与黑幕揭发运动同步进行的进步主义改革就是在这些舆论的支持下运作起来的。 然而， 这场运动在1906年左右登峰造极之后开始走下坡路，除塔夫托总统执政最后几年有所回光返照外，至一战爆发时已经衰落，事实上“在大众杂志上几乎难以找到黑幕揭发文章了”。20世纪初黑幕揭发杂志有12家，但到一战前夕几乎已经没有了。最坚决的《麦克卢尔氏》、《美国杂志》到1912年先后被保守的企业集团购买，事实上已停止刊发黑幕揭发文章。
一
轰动一时的黑幕揭发运动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其中因素很多，但黑幕揭发者们本人仍然从“揭露黑暗”角度把运动夭折的原因归因于两个字：阴谋。他们认为那些曾遭到他们揭露的利益集团总是在蓄意扼杀这场运动。当代美国研究黑幕揭发运动的权威路易斯·菲勒教授断言：揭发运动的结束是那些感到无法再容忍的人的系统安排。如果说没有专门的执行委员会来认真讨论贿赂或结束黑幕揭发杂志，那是因为利益集团中还有少部分人反对这样明目张胆。但仍然不能否认，所有黑幕揭发杂志均在几个月时间里停刊或易手，这不能不说是蓄意策划的结果（注：Louis Filler,The Muckrakers,California,1993,p.359.）。
本来，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非常活跃。但相比之下，资本家更怕黑幕揭发运动。因为前者只追求一些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政治主张，此时的资本家是作为一个整体与之对抗。更何况美国共和党或民主党政府往往通过改革来消化社会主义某些主张，从而削弱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但黑幕揭发运动却不同，黑幕揭发者揭露的是具体的某家公司某位资本家，而且是指名道姓、有实有据的披露，这往往会让某位资本家难堪、某家公司遭受损失。所以，他们设计阴谋压制黑幕揭发运动就是预料之中的事了。曾当过斯蒂芬斯的助手、后来成为著名的专栏记者和政治哲学家的沃尔特·李普曼“不是一次而是二十次”被告知“金融家们正在计划一个全国性的阴谋，旨在压制每一家激进的进步期刊”（注：Walter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an attempt to diagnosethe current unrest,New York,1917,p.3.）。所以， 笔者不敢苟同有的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黑幕揭发运动结束过程中不存在企业阴谋（注：麦克尔·D.马卡西奥在《企业阴谋终止了黑幕揭发吗？再评价》一文中认为，虽然有企业压力，但不存在任何阴谋。 另外， 埃德文·H.伦德伯格在其硕士论文《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的衰落：一种新的解释》、巴里在《黑幕揭发的衰落》中都论述了该运动衰落的原因，两者均反对存在阴谋这一说。转引自 Robert
Miraldi, MuckrakingandObjectivity,pp.76—77.）。
查尔斯·E.拉萨尔在1914年回忆道：“几位绅士曾在纽约会面，决定终止继续揭露事实的行为。”“这些利益集团坚决要控制那家毫不驯服的黑幕揭发杂志（指《汉普顿》杂志——引者注），并牢牢把它拴系在公司的‘围栏’里。”（注：Robert Miraldi,Op.Cit.,p.58.）虽然拉萨尔对此没作任何评论，也没有具体说出这些绅士的名字，但他所说的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存在的。
1910年，拉萨尔正在为《汉普顿》杂志撰写各铁路公司经营史的系列报道。他选择纽约—新哈芬—哈特福德公司作为调查对象，展示该公司是如何垄断整个新英格兰交通，其中还包括轮船航线和城市街道铁轨（注：数年后，国会对该公司进行了专门调查，确证拉萨尔所揭露的事实。）。但是，当文章还是清样的时候（很明显，只有作者本人和编辑知晓文章内容），就有一位自称代表新英格兰铁路董事长查尔斯·S.梅龙的人登门拜访杂志主编本·汉普顿。他说，梅龙了解到，有一篇“充满谎言”的文章将刊登在《汉普顿》上以攻击他。在谈话中，来访者表现对文章内容了如指掌，这令汉普顿非常震惊。汉普顿最后拿出文章与来访者逐行逐行核对，拉萨尔的描述句句是实，来访者无言以驳。然而，汉普顿被威胁说如果他敢刊登这篇文章，他的杂志将破产。对此，汉普顿大义凛然，并于1910年12月这一期上刊出《新英格兰的屈服》一文。但这毕竟是汉普顿书生气的豪言壮语，铁路公司并未就此“屈服”。从此以后，汉普顿时刻受到监视。甚至有人潜入其办公室，把所有股东名单抄了一份，然后一一拜访，挑拨离间，诬陷汉普顿如何滥用公司基金。铁路公司还与华尔街勾结，致使杂志股票下跌，汉普顿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注：铁路公司驻华尔街代办故意乱叫汉普顿公司股票的价格以表明购买该股票毫无价值。结果已欠造纸商30万美元的汉普顿一时无法筹集3万美元结现账，而仲裁机构命令他必须把所有钱预先支付。 为此，汉普顿召集股东会，其中12名股东合起来财富超过200万美元， 为他背签了3张各1万美元的支票。本来汉普顿已把钱取出，但第二天，银行居然命令他把钱交回并把支票退回给他。银行这种行为明显违法，但经理说他也无能为力，“市里”有人指示，他只好照办。），最后不得不易手他人。曾经是黑幕揭发运动最伟大、最坚定的阵地就这样活活地被“阴谋”扼杀了。这种结局对其他黑幕揭发杂志是一个不祥之兆。汉普顿预料到这种结局，故在他所编辑的最后一期封面上印上一对硕大的铰链，上面挂上“新闻检查”的标签，边上一个问号，两个问句：“杂志将能继续自由吗？”“它们能忍受华尔街和大政治的夹击吗？”（注：Louis Filler,Op.Cit.,pp.366—399.）这是一位真正的正义之士最后所发出的无奈的呐喊，对所谓的美国新闻自由无疑也是一莫大的讽刺。
《麦克卢尔氏》黑幕揭发写作班子的解体也是利益集团合谋压制黑幕揭发活动的典型实例。大约在1905年左右，为吸引新的投资，同时受这些新投资者的胁迫，麦克卢尔向股东们宣布他将暂时停止“黑幕揭发”。塔贝尔、斯蒂芬斯、贝克等黑幕揭发记者们因容忍不了老板的突然变故，忿而集体退出，创办自己的杂志《美国杂志》。同样是在1905年，当揭露专利医药诈骗正如火如荼之时，《柯利尔氏》杂志向它50万读者披露：想刊登各种各样假药广告的公司如何支付100 万美元给那些答应不再登载有损企业形象文章的报纸，以此“合谋干涉新闻自由”。《柯利尔氏》杂志宣称，这笔钱实际上就是一份“沉默合同”，是一个“要第四等级（指新闻界记者——引者注）保持沉默的阴谋”。另一家名声稍逊也专事黑幕揭发的杂志《年代》主编也有同样感触。他说，J.P.摩根曾决定要摧毁他的杂志， 因为该杂志曾揭露保险业的欺诈行为。1904年后，该杂志主编写道：他的“新闻记者受到威胁，印刷工遭到恫吓，订户被警告，广告商也被恐吓，雇员受到盯梢，而贿赂却是明目张胆地送上来”（注：Robert Miraldi,Op.Cit.,p.59.）。马克·萨利文在其自传中也写道，当他调查假药现象时医药专利系统就派了侦探跟踪他（注：Mark Sullivan,The Education of an American.New York,1938,pp.186—187.）。
黑幕揭发杂志时刻揭露政客和公司合谋以腐败或垄断来剥夺市场，自然就可相信这些被揭发者会忿然还击，要求终止类似揭发行为，那么政客与公司巨头相互勾结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所以，在当时，最流行的看法即认为黑幕揭发运动衰落最直接也是最合乎情理的理由就是利益集团的蓄意扼杀。然而，任何事件的消长因素不可能如此单一。我们看问题必须尽量全面客观。对黑幕揭发运动衰落的原因考察也是如此，我们既要尊重当事人的观点，但更多地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纵横交错地宏观考察其经纬。既如此，我们可以看出，导致黑幕揭发运动衰落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既有黑幕揭发者自身的原因也有工业巨头和政客的合谋压制。除上述“公司阴谋”一大原因外，还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
二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报刊不仅内容风格发生很大变化，实现了政党报刊向独立报刊的转变，往通俗化、大众化迈出了一大步，而且在经营管理上也在积极向市场化转变。可以说，现代报刊的风格特点、经营方式在当时就已全部具备。对杂志而言，其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趋于极端”，“面向更广大然而又不太苛求的读者，表现出一种更灵活的社会意识或一种更加机敏的折衷态度，默认专业化和分散主义，日益依赖广告，并使自己适应作为广告对象的那些读者”（注：H.S.康马杰：《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广告是当时各家报刊杂志的主要业务来源。每家编辑部之外势必还要有一个营业部，专门经营广告业务。到19世纪90年代，报纸的广告收入每年大约九千万美元，到1915年已上升到近三亿美元，而到1920年就超过六亿美元了（注：H.S.康马杰：《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于杂志而言，到世纪之交， 广告事实上已影响杂志业的方方面面。从1890年至1904年，杂志的广告收入翻了一番，从每年3.6 亿美元增至8.21亿美元。到1908年，平均每本杂志有一半以上篇幅都是刊登广告（注：Robert Miraldi,Op.Cit.,pp.63.）。
从上述可以看出，随着美国经济的市场化，报刊杂志也已走向市场化。广泛刊登广告即是其市场化的外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广告业的兴起是现代报刊杂志大众化、通俗化的主要途径。广告收益多寡对一份报纸或杂志能否顺利发展、壮大实力、扩大影响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扶持作用。而广告客户无疑是以各企业公司为主。广告自然就成了公司遏制、要挟报刊杂志的杀手锏。“这些大公司通过广告媒体来打击那些黑幕揭发杂志。这些杂志的编辑政策因此而改变。作者们也纷纷从各个企业调查现场被召回……大多数作者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态度，附和新的编辑要求，其他一些作者不服但往往也是保持沉默。”一派为美国工业歌功颂德的文章又充斥各家杂志。“……广大人民因无法从出版物上了解这些不愉快的真相，最后很容易地变得盲目乐观。”所以，后来当一批记者再发动黑幕揭发运动时，他们发现身边的读者都变得漠不关心。“人们对此类事情不再有兴趣了。”（注：Floyd Dell,Upton Sinclair,A Study in Social Protest.California,1927,p.110.）因杂志屈服公司的广告遏制最后导致没有相应的读者，这是黑幕揭发运动衰落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广告与报刊杂志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成功的报刊杂志才能吸引众多的广告客户。广告的收入取决于报刊杂志的发行量，而报刊杂志的发行量纯粹取决于它们的内容和风格能否迎合广大读者的口味。赫斯特运用广泛的煽情报道帮助挑起一场对西班牙的战争，使自己报纸的销售量超过50万。黑幕揭发杂志迎合读者兴趣，专门揭露社会黑暗，配合政府改革，其发行量均在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所以，严格来讲，广告客户并不能左右主编们办报办杂志的方针。普利策曾告诉他的一位雇员，如果哪位广告客户要求更改新闻报道的内容，就把他踹出报社大楼（注：Robert Miraldi,Op.Cit.,pp.62—63.）。当然，作为报业巨头、社会名流，普利策有足够的资本不买广告客户的账，但对那些根基不牢的黑幕揭发杂志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它们特别容易受到广告客户的压制。西奥多·皮特森在《20世纪的杂志》一书中写道：总的来说，到20 世纪初， 广告业最终已“主宰媒介”（注：Theodore Peterson,Magazin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llinois,1964,p.18.）。至此，黑幕揭发杂志面临这样一种两难抉择： 如果要生存，就没有理由攻击那些广告客户；但是黑幕揭发杂志存在的意义本身就在于“揭露黑幕”，这也正是它们受欢迎的原因，如此无疑要得罪那些广告客户。曾当过《纽约人》、《财富》等杂志编辑的拉尔夫·英格索尔在20世纪40年代解释了广告对杂志的影响并喟叹办杂志是一种不易的“共处（coexistence）”，本身作为企业经营管理， 同时又要批判企业的管理方法和政策。杂志的管理阶层不能忘记“黄油应该涂在面包的哪一面”（注：Roy Hoopes,Ralph Ingersoll: A Biography.New York,1985,p.398.Cited from Robert Miraldi,Muckraking and Objectivity.p.62.）。 英格索尔这一番感叹特别适合进步主义时代的这些黑幕揭发杂志。
为对付黑幕揭发杂志，工业巨头们曾试图创办自己的杂志与之对抗。美孚石油公司曾资助《冈顿杂志》作为其公司喉舌，但该杂志最终缺少毅力与那些全国性的杂志抗争而不得不在1904年停刊。后来的《莱斯利周刊》也获得类似资助，虽然该杂志拥有更多的读者，但最终还是因没能如资助者所愿而作罢（注：Louis Filler,Op.Cit.,pp.359 —360.）。工业巨头们认识到黑幕揭发杂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拥有一批最好的最有影响的作者，并感觉到只有通过广告贿赂或联合抵制才能收买这些杂志或迫使它们停刊。
1910年以前，企业界或广告客户钳制黑幕揭发运动的行为效果不太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这一运动拥有广大读者，运动本身已得到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企业界一时不敢忘乎所以；再者，对待黑幕揭发运动的态度，这些广告客户自身就不一致，受到揭露的公司企业对黑幕揭发运动肯定是恨之入骨，而未受到批评的企业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黑幕揭发运动尚能进一步展开。但是，虽然一些黑幕揭发者对前景很乐观，认为“美好时期”即将来临，广告客户防止“揭发”的热情丝毫没有消减。黑幕揭发者不可能通过几篇文章就可以唤醒这些大企业公司老板的社会良知。他们有他们的游戏规则。可以说，随着进步主义改革的深化，企业阶层对黑幕揭发杂志的反扑也将越来越激烈。
譬如，1906年4月，正是罗斯福总统公开批评黑幕揭发者的时候，由于雷·S.贝克揭露铁路公司对肉类加工企业的非法回扣惹恼了肉类工业巨头F.J.阿默尔，他取消了在《麦克卢尔氏》杂志上的六个月广告。伯顿·J.亨德里克关于人寿保险公司如何骗取客户的文章也导致人寿保险公司与人身保险合股公司两家公司同时取消在《麦克卢尔氏》杂志上的广告， 而当时杂志内部正是矛盾多多之时（注：Peter Lyon,Success Story:The Life and Times of S.S.McClure.New
York,1963,pp.300—301.）。
生产专利药的厂商也是大的广告商。在19 世纪末， 美国人口只有8000万，但专利药的销售额达1亿美元，且假药盛行。 它们之所以如此繁荣主要是靠大量的广告宣传蒙骗消费者。该行业利用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等出版物来宣传他们的产品，并凭借自身雄厚的广告佣金来左右许多刊物的编辑内容。如果哪家刊物胆敢对专利药稍有微辞，他们立马就会撤走自己的广告。1906年11月10日，《柯利尔氏》报道说：“我们因对专利药颇有看法， 一年里我们的收入下降了八万多美元。 ”（注：Arthur and Lila Weinberg,The Muckrakers.New York,1961,p.176.）
通过取消广告来左右编辑实际上是比较愚蠢的做法，因为企业做广告、杂志登广告，两方利益相长。撤销广告对杂志来讲其损失是直接的，但无形中也会削减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其损失往往无法估量。所以，阿默尔对《麦克卢尔氏》中止广告时间只有半年，之后阿默尔联合公司居然每月在《麦克卢尔氏》杂志上刊登四页广告。而后两家保险公司中断的时间就更短（注：Peter Lyon,Success Story:The Life and Times of S.S.McClure.New York,1963,pp.301.）。其实，被揭露的这些公司或巨头控制杂志最巧妙、最阴险的报复手段是扩大杂志的广告版面，挤压揭露文章的篇幅；另外就是靠他们雄厚的资本直接买断杂志的经营权，把它们变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工具。
1906年，当参议员约翰·F.德里登了解到大卫·G.菲利普斯攻击参议院、其中有有损他形象的文章即将刊登在《世界主义者》杂志上时，就使用了扩大广告版面这一招。德里登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参议员。他是人寿咨询保险公司总裁，并在新泽西州办了一家公用事业公司，负责该州的公用事业，结果两家公司的钱混用，咨询公司的钱被用来资助公用事业。为此，菲利普斯要求国会调查这两家公司的财务关系。他的文章涉及到六位参议员，且言辞激烈。本来已经付印，将于10月面世。但在发表前数星期，杂志的业务经理说有关德里登丑闻的材料要删掉，同时人寿咨询保险公司又新增加5000美元的广告版面。比这更可恨的是新增加的广告版面刊登的居然都是对德里登的溢美言辞，看起来好像是记者写的一篇非虚构性颂扬文章，只有从精美的印刷上才能看出这实际上是一版广告。其实以新闻报道形式做广告宣传在当时新闻界是司空见惯的（注：Robert Miraldi,Op.Cit.,p.64.）。 关键是购买一块广告版面就意味着枪毙了一篇有社会价值的批评报道。
本来，一篇新闻报道能引起某家企业或某位巨头如此兴师动众，对记者本人来讲是一个荣誉，至少他们的第一感觉是这样，因为这本身就体现了该报道的新闻意义和社会反响。然而，当杂志方一意识到身兼二职，即首先是出版商，然后才是新闻记者，编辑和记者大多就开始犹豫不决，谨慎从事了。发文章之前实行自我检查成为迫不得已，往往是“广告商检查他们一次，编辑和作者自检100次”。
其实，黑幕揭发杂志的编辑和记者们最担心的是当时流行的企业吞并行为也开始进入杂志界，因为有能力吞并杂志的都是一些大出版商或资本家。这样一来，杂志的独立风格也就难以维系和保持了。
1911年，行业刊物《编辑与出版商》（E＆P）表达了杂志界这一忧虑，它问道：“这一可怕的东西（指托拉斯垄断组织——引者注）会侵犯杂志社吗？”E＆P杂志和其他新闻界人士一样，很想知道是否会产生一个“杂志托拉斯”。像现代报业集团一样，它不仅把杂志的所有权买断，而且还操纵杂志的编辑内容。当1911年克罗韦尔出版公司宣布买下《美国杂志》时，黑幕揭发杂志开始不得不面对这一残酷的事实。《美国杂志》曾经是由著名的黑幕揭发者斯蒂芬斯、塔贝尔和贝克等创办的专门的黑幕揭发杂志，因经营不善且内部不和，最终陷入财务危机。主编约翰·S.菲利普斯在四处告急拉赞助无望的情况下不得不决定把杂志卖给“飞速成长并繁荣起来的”克罗韦尔出版公司。作为专业出版公司，《美国杂志》卖给克罗韦尔公司算是比较理想的归宿。刚易手之时，出版公司并未考虑改变杂志的既定编辑方针以及编辑的人事变动。外加《妇女家庭指南》、《农场与炉边》，克罗韦尔出版公司已经是一家比较大的联合公司了，是一家名副其实的“杂志托拉斯”。根据克罗韦尔公司和杂志编辑们的想法，这次“联合”将会提高《美国杂志》的效益和影响。
然而，这次联合广为人们注意的是，J.P.摩根联合公司的高级官员托马斯·W.拉蒙特居然进了克罗韦尔出版公司董事会。而身为金融寡头的摩根以从事银行业为主，总是积极参与幕后企业交易。所以，这次《美国杂志》被克罗韦尔出版公司吞并，就被时人普遍怀疑为是被摩根财团吞并。E＆P杂志问道：这家银行托拉斯会“终止它所认为的黑幕揭发吗”（注：John E.Semonche,"The 'American Magazine' of 1906 —15:Principle vs.Profit", Journalism Quarterly40(
Winter1963):40—41; Robert Miraldi,Op.Cit.,p.65.）？
事实是，《美国杂志》被合并到克罗韦尔出版公司之后相安无事的局面仅维持一年，1912年3月，杂志内部的利益冲突开始公开化。 贝克刚从麻萨诸塞州劳伦斯回来，他在那里调查了一场大的纺织工人罢工运动，并写了一篇同情工人及其工会的激进文章。这篇文章仍然以黑幕揭发的写作手法来唤醒社会大众，要他们认识到工业生产中潜在的危险。但就是这篇文章引发了贝克与当时仍为杂志主编的菲利普斯的激烈争吵。最后在菲利普斯的强迫下，贝克很不情愿地作了删减，但贝克坚信，这并非菲利普斯个人意愿，因为这有悖于他优秀的一以贯之的编辑作风，而是克罗韦尔公司官员乔治·H.黑曾和哈里·J.费歇施压的结果。文章删减还不仅于此（注：虽然有些删减属于正常的编辑删减，但有两处改动是强迫的。在原文里，贝克称“保护性关税维持较高的工资水准”这一说法简直是“胡闹”，改动后变成“保护本身不会抬高工资”。另一处把作者对所谓的波士顿慈善家的讽刺挖苦改成了对他们的赞扬。此外，有关对警察士兵粗暴行为的批评以及对罢工者的同情等言语也都删掉了。），最后在1912年4月上旬，费歇亲自写信给贝克， 要求他“不假思索地”把一句提到股东及其收入的附加语删掉。但遭到贝克坚决拒绝。贝克认为这句话非常关键，因为它显示了工人和股东们之间的差异。对贝克的不从态度，塔贝尔非常赞赏。她给贝克写信言道，你的态度“已经把（我们的）反对态度明确化了”，菲利普斯确实一直很“聪明也有勇气”，他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种利益冲突，但他决定，只有在某些“明显的、公开的、毫无错误的”事情出现时才能决裂。“如果我们要退出，我们必须……迫使他们让我们这样做”；否则，将无助于“新闻自由事业”。最后，塔贝尔小姐呼吁她的朋友来帮助维护“《美国杂志》的自由精神”（注：John E.Semonche,Op.Cit.,pp.41—42.）
当1915年5月文章出来之后， 贝克发现他所反对的删改仍然是按费歇的要求进行了删改，他气愤至极。他给塔贝尔写信说道：“……难道我们现在不应该问问到底谁是《美国杂志》的真正编辑吗？整篇文章都已征得J.S.P.（指菲利普斯——引者注）同意，后来却受到费歇反对！总之，今后你或我写文章要符合编辑意图，但最终符合的并非J.S.菲利普斯公平、冷静、有思想的编辑风格，而是受到费歇和黑曾的左右……一旦他们闻到一点火药味，他们就要把文章删得一点作者立场也没有，整个软弱无力。所有内容必须平和、充满赞歌，不能有攻击性言辞。关键是不能有任何人真正受伤害。只能在不伤害费歇之流的前提下才能说真话。我认为，干那种事，无论是你或菲利普斯还是我都无乐趣可言。（至少）我不喜欢那样。”正因为这类不愉快的事情，贝克开始萌生去意。虽然塔贝尔和菲利普斯等同事或朋友再三挽留，但在1914年底他去意已决。他认为《美国杂志》已变得面目全非，它已把早期追求的理想主义和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崇高思想抛弃得一干二净，而一味地追求铜钱。“若把赚钱作为一家刊物是否成功的惟一衡量标准，那还有什么希望来长久维系（我们）现在的关系呢？”（注：John E.Semonche, Op.Cit.,pp.43—44.）贝克之退出《美国杂志》，另一个原因是，随着一战爆发，美国大大小小的杂志都在刊登有关欧洲战况的报道文章，并为美国随时准备参战造舆论。这也是读者新的兴趣之所在。而贝克仍在痴痴以求他的黑幕揭发事业，并一味反对参战。文章没有读者，这使他意识到必须急流勇退。他毕竟是一位有个性有追求的黑幕揭发者。但他终究认为与塔贝尔、菲利普斯等共事时期是他人生最愉快的时期。
《美国杂志》被企业界吞并只是当时个案之一。除此之外，《麦克卢尔氏》杂志也于1911年被美国烟草公司接管；《柯利尔氏》杂志是黑幕揭发杂志中坚持最久的，但在1919年同样被克罗韦尔出版公司兼并。
三
批评性报道容易吃官司，这是现代新闻走向市场之后常见的现象之一。为避免这一现象，作为新闻记者，在报道采访中务必做到公正客观，同时还要考虑如何灵活掌握新闻报道手法，防止授人以柄。然而，即使如此，黑幕揭发杂志及其黑幕揭发记者们总是一直为怕惹上官司而忐忑不安，某种程度上大大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或与不法势力作斗争的勇气。从世纪之交到一战， 黑幕揭发记者们总是“畏惧诽谤诉讼”。 早在1901年黑幕揭发刚露端倪之时，这种恐惧担心就无所不在无时不在。难怪查尔斯·爱德华·拉萨尔在评价一篇黑幕揭发文章时说道：“每一段都含有引发诽谤诉讼的素材。”曾任《麦克卢尔氏》高级编辑的约翰·S.菲利普斯在解释杂志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核实文章内容时说道：“我们一直在处理那些容易引发诽谤诉讼的文章内容。”（注： RobertMiraldi,Op.Cit.,pp.67—68.）动不动即以诽谤罪起诉黑幕揭发杂志或黑幕揭发记者，是那些不法资本家或政客甚至可以说官商勾结（法院与公司）摧毁黑幕揭发运动的另一手段。相比较而言，这一手段更残酷更狡猾，在对有关杂志进行严厉处罚之后居然还冠之以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美名”。
威廉·艾伦·怀特曾针对来自纽约的老参议员托马斯·普拉特为《麦克卢尔氏》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文章断言，普拉特曾通过向企业拉竞选经费并以有利于他们的立法作为回报。同时，怀特还对普拉特进行了人身攻击，说他“无论道德抑或智力都很狭隘”。就这一句话激怒了普拉特，他威胁说要以人格诽谤罪起诉麦克卢尔和怀特。仅仅是威胁就已经掀起轩然大波，开始使怀特感到胆战心惊。怀特写道，普拉特要起诉，“把我吓得要死”。怀特后来回忆说，在文章发表后一个月，“我整个紧张不已，心力憔悴”。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无法工作，只好逃离堪萨斯躲到加利福尼亚去调整心态。麦克卢尔请了著名的共和党人托马斯·B.里德为杂志辩护，才使普拉特主动撤诉，事情才算了结。但从中可以看出。以诽谤罪起诉黑幕揭发者是被揭露者反扑的手段之一，而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威力最大。
林肯·斯蒂芬斯写的《明尼阿波利斯之羞》一文于1903年1 月登在《麦克卢尔氏》杂志上，激怒了一位前任县检察官，该检察官威胁要起诉斯蒂芬斯和麦克卢尔，理由是斯蒂芬斯不应该在文章里把他称为“政客”。麦克卢尔担心这位政客“在我们与他了结之前会迫使我们付2000美元（名誉损失费）”。然而，处理这种事情，斯蒂芬斯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方法高明。他曾告诉一位新闻记者：“第一次进攻千万别把所有子弹射出去，你得把一些他逃避不了、会让他身败名裂的事实保留在手。”这样，无论你攻击的是谁，“当他发现你并没有把最糟糕的事实抖搂出来，他也会松口气。”在其自传里，斯蒂芬斯写道：“我的读者认为我对考克斯（辛辛拉提市的党魁）很严酷，但考克斯本人却认为我对他很宽容，饶了他一把。他可能怕一旦要与我对簿公堂，我会把我掌握的其他证据全给兜底，但我认为他也知道我给他面子已经到了极限，大家心里都有数。 ”（注：Lincoln Steffens,Autobiography
ofLincoln Steffens.New York,1931,p.486.）斯蒂芬斯这一番苦心足见当时黑幕揭发容易引发官司的可能性，这才是黑幕揭发者们真正害怕出现的事情。
当麦克卢尔及黑幕揭发者们“一直生活在法律诉讼威胁之中”的时候，1906年终于变成了现实。而1906年正是罗斯福总统给运动冠名、属于黑幕揭发运动高潮之时，这暗示着黑幕揭发者与不法势力斗争之激烈，同时也为运动之结局埋下了不祥的伏笔。不幸的命运同样降落在贝克身上。在《受审中的铁路》一文里，贝克指责密尔沃基一位实业家接受了非法回扣。贝克是从威斯康星州州长罗伯特·拉福莱特那里听说这件事的，而拉福莱特又是从铁路督察递交的报告中了解到该实业家有这一违法行为的。但贝克在把这一情况写进文章之前并未亲自去进一步核实。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绝对不应该仅凭道听途说的素材来发议论，更何况是指名道姓的批评报道。所以，这位实业家极力否定贝克的指责，同时还提供了许多与贝克素材截然相反的证据，他要求贝克马上把文章撤回。但贝克光听不改，反而在接下来的文章里重申他以前的指控。他认为，文中材料可能有错误，但他指控的基本出发点是对的，并且他错误地认为这位实业家不敢起诉。他没想到这位实业家竟然还是起诉了他，并于1908年把他和麦克卢尔一起推上设在纽约的一家联邦法院。经过一番激烈辩论之后，大陪审团判杂志方败诉，麦克卢尔被判罚1.5 万美元名誉损失费并承担4万美元的法庭诉讼费。经过这场官司之后， 麦克卢尔决定再也不“黑幕揭发”了（注：Robert Miraldi,Op.Cit.,pp.68—69.）。麦克卢尔曾经是黑幕揭发运动最伟大的旗手，现在仅仅因为一场官司就作出如此决定，可见他对诽谤诉讼官司的恐惧程度。此外，他本人一直在形而上、形而下之间徘徊：一方面，想继续保持《麦克卢尔氏》在黑幕揭发运动中的领头雁地位；但另一方面，又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一心想通过办杂志发财，企图某一天也办成一个类似于托拉斯性质的杂志集团公司（注：1906年初，麦克卢尔制定了一个宏伟蓝图，计划建立一家大的实业公司，其中包括一家规模更大的各种内容都登的杂志；一家出版公司，规模也扩大，甚至印教材及参考书；一家麦克卢尔寿险公司，通过融资也向其他企业贷款；一家麦克卢尔银行；最后的盈利用来办一些慈善基金会等。）。当有人指出他一直与托拉斯组织及富人阶层作对，故不利于办公司时，他说这已成为过去，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培养与大公司的竞争能力（注：Frank Luther Mott,History ofAmerican Magazines (1885—1905).Massachusetts,1957,pp.599—600.）。所以，实际上在吃官司前麦克卢尔就已滋生终止黑幕揭发的念头，正因为这样，云集在麦克卢尔麾下的黑幕揭发精英群体解散，斯蒂芬斯、塔贝尔和贝克等退出《麦克卢尔氏》，另立山头，更使得麦克卢尔对黑幕揭发事业心灰意冷。
四
时至一战前夕，几乎15年，许多美国杂志一直热心于黑幕揭发，这是因为有一批忠实而有兴趣的读者之故。但是随着一战的爆发，读者对黑幕揭发的兴趣越来越少。虽然仍有一些杂志如《柯利尔氏》、《汉普顿》等死死坚守黑幕揭发阵地，但一切均是“徒劳”，有一种“大势已去”的征兆。为了随大流，各家杂志开始讨论战争局势以及美国是否参战等问题，有时几乎成了“政府宣传的喉舌”。
其实，早在1906年，林肯·斯蒂芬斯就预言：“我预料人们会厌倦‘揭露’而寻求一更‘乐观的’前景。”《人人》杂志编辑厄明·J.里奇伟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当一个人多年来一直阅读同样的犯罪报道，他肯定会开始厌倦……它们变得如此乏味。”1908年，本杰明·汉普顿在创办杂志《新百老汇》时说道，这个国家可能已经受够了“黑幕揭发”。即使美国社会主义者，他们总是运用黑幕揭发者们的材料来论证“资本主义有致命的缺点”，这时也感觉到黑幕揭发者对企业的攻击已经达到目的了。1911年，社会主义杂志《威尔什尔氏》就说：“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黑幕揭发（运动）已到了强弩之末了。”（注：RobertMiraldi,Op.Cit.pp.73—74.）
公众对黑幕揭发开始逐渐感到厌倦甚至有点讨厌，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其中主要原因是运动持续的时间太长，且商业味过浓。如前所述，不少黑幕揭发作品是应那些廉价的通俗杂志老板的要求而写的，为了吸引读者、增加杂志发行量，黑幕揭发者们在行文中难免刻意夸张渲染，以煽情性新闻报道为主，掺入水分，刺激读者的感官，损害了作品的真实性。为此，许多揭露作品仅仅停留在对腐败现象的描述上，而没有深入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根源。再者，当时社会学刚刚兴起，相关的社会调查与研究的方法还不够成熟，大多数黑幕揭发者只能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现场采访所得甚至仅凭道听途说来写作，故其材料的代表性真实性就打了折扣，对材料的处理也存在局限（注：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这使得公众对黑幕揭发运动的社会责任产生了怀疑，由此而演变为“厌烦”。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经对黑幕揭发运动大加吹捧，并经常召见黑幕揭发者讨论社会问题，但到后来对该运动也颇有微辞。他说道，黑幕揭发者们“用如此粗俗和以偏概全的方式来攻击我们政治与工业生活中的重大而昭彰的弊端，以致于使那些正派的人也难逃谴责，这意味着公众良心的泯灭”。1906年，罗斯福说那些专事揭露的记者们为“耙粪者”，这本身就是在公开场合表示对黑幕揭发者们的“奚落”。他斥责道，通过他们“粗俗而草率的结论”以及“对知名人士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这些煽情家们正在误导公众，他们已经是良莠不分，并且“如果他们越来越感觉整个世界只是一团糟的话，那他们有用的权力自然就会消失”（注：G.Wallace Chessman,Theodore Roosevelt andthe Politics of Power.Boston,1969,p.140.）。然而，谴责他们并不意味着要他们去“美化”社会，掩盖事实真相。罗斯福承认，“地上确实有污秽，必须要用钉耙把它们铲除”。他并不反对记者们对不法商人和政客毫不留情的揭露。但他不希望这场反腐败的战斗最终演变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因为这一考虑，罗斯福总统顺应潮流，积极主动地通过一系列改良措施进行社会改革。正是这些改革方案才真正体现出黑幕揭发运动的社会价值，从中也可看出黑幕揭发运动与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互动关系。这一关系既可断言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位伟大、英明而灵活的总统，同时也说明了“黑幕揭发者毕竟有别于以文换钱的三流文人，他们有自己的社会良心和政治立场，他们将社会的阴暗之处暴露给人们看，不仅仅是为刺激大众的阅读兴趣，而是出于‘补天’的责任感。他们都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崇奉者，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使美国制度、美国社会摆脱黑幕的困扰，走上光明的大路。所以说，黑幕揭发者乃是改革者，黑幕揭发运动乃是改革的催化剂。”
然而，恰恰是进步主义改革预示着黑幕揭发运动的衰落，因为改革使得人们相信“黑幕揭发者们一直在揭露的问题大多已被解决”。当时蓬勃兴起的政府调查更使人们相信，即使问题还没解决，但至少在解决当中。仅1912年就有11个有关的国会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相关的“黑幕揭发听证会”（muckraking hearings）。通过进步主义改革， 政府的权力毕竟已大大扩大，对企业的控制也已大大加强，同时，罢免权和直选制度的实施增加了政府的透明度。总之，到1910年，公众的推论很简单：问题已被揭露，而政府辅之以各种解决方案，所以黑幕揭发者们为什么不停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攻击呢？人们认为，如果把资本主义制度比喻为一匹死马的话，那么黑幕揭发者应该停止抽打这匹死马，除非他们只对煽情主义感兴趣，或者说“拨开肥皂泡沫”（buckraking）变得比“耙粪”（muckraking）更重要了。负责《人类生活》黑幕揭发版的阿尔弗列德·亨利·路易斯下断语道：有些杂志“转向黑幕揭发……纯粹是为了图私利”（注：Robert Miraldi Op.Cit.,pp.74.）， 追求煽情色彩与谋利目的为当时新闻界一大特色。对此，社会舆论反映如何呢？整个黑幕揭发文章都被煽情风格笼罩，读者会作何感想？可以肯定，一开始，黑幕揭发运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譬如，1904年《时代》杂志曾声称，其关于人寿保险欺骗的文章是该月刊曾登载的所有文章中“最深刻、最有趣、最重要和关键的……是杂志创办史上的一伟大时期”。赫斯特在1905年引诱菲利普斯揭露参议院的腐败，其《世界主义者》杂志即刊登那些言过其实的广告，说什么该杂志将会刊登本世纪大曝光。其他杂志在发表黑幕揭发文章的同时也都是运用这样的技巧来扩大发行量或吸引广告。由此可以看出，黑幕揭发者实际上被那些杂志利用来赚钱。如此一来，许多黑幕揭发者为满足杂志的要求，难免在写文章时过分追求感官刺激。这样或许短时间里可以引起读者兴趣，扩大杂志发行量。但时间一长，读者就会感到乏味。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黑幕揭发运动本身最坏的敌人就是黑幕揭发”。多年后《人人》杂志编辑约翰·奥哈拉·科斯格罗夫说道：“当揭露成为一家杂志开办发行所必需的‘处方’时，黑幕揭发也就寿终正寝了。”（注：RobertMiraldi Op.Cit.,pp.75.）因为过分追求揭露的效果，运动早期以事实为基础的揭露风格现在变得面目全非。《国家》杂志在1911年刊文指控说，有些杂志“在很大程度上追求恐怖……而为了追求这一点，这些编辑变得不顾后果、铤而走险，最后变得荒唐可笑”。贝克再三希望读者能区别忠实的与煽情的揭露。但也不能否认，随着黑幕揭发运动的展开，黑幕揭发者自己有时也把握不住方向。譬如，斯蒂芬斯本来一直坚持忠于事实。他曾对贝克说道：“做编辑工作要细心。编辑看起来容易但如果没有事实其文章也就不足信、毫无价值。”但当他于1906年加入《美国杂志》编辑部之后，他就开始换调了。为了杂志的发行量，增加杂志的效益，其黑幕揭发之初衷也不要了。他认为这对他“是个痛苦、耻辱，对自己的否定”（注：Lincoln Steffens,Op.Cit.,pp.575— 576.）。1908年他离开杂志，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只看结论而其他人仍在追求事实由此而导致内部不和。随着一战的爆发，这种混乱更加明显，读者们也就不知所从，一窝蜂地去关注欧洲战事。
若说企业的压制、诽谤罪的威胁以及读者之冷漠还不足以终止黑幕揭发运动的话，那么，一战的爆发即给予黑幕揭发运动以最后一击，也是最沉重的打击。此时，不仅读者关心战争，且黑幕揭发记者们自己也开始全身心地报道战争近况了。威廉·艾伦·怀特感叹“欧洲战争吞没了进步主义”。与进步主义血脉相关的黑幕揭发运动自然也是被欧洲战争吞没。举国上下一致关心战争中谁赢谁负、美国是否应该参战，而乌七八糟的社会问题一时无人问晓。黑幕揭发运动就此告一段落。
【收稿日期】1999—10—10
标签：菲利普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