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分配倾向决定框架模型及经验验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框架论文,倾向论文,模型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再分配与社会群体行为倾向
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开始进入初步的中等发达水平。这一时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结构转换和体制改革任务，其中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和战略转换是一个关键步骤。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了明确的思路，认为我国在收入分配体制和政策的改革与调整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大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任务，比如再分配方面如何改革再分配体制，提高再分配政策的指向力度，就需要进行认真研究①。为此，本文拟就再分配倾向的行为制约因素做进一步研究。再分配的实质是将财富从富裕的人群(或地区、行业、部门、阶层等)转向贫穷的人群(或地区、行业、部门、阶层等)，以减小由于各种因素带来的收入差别。然而，人们为什么支持和需要再分配，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人们的再分配倾向。这是收入再分配的逻辑起点，因为再分配体制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其基础就是依据人们的意愿；换言之，弄明白社会再分配倾向的决定因素，对于确定一个经济体中人们的再分配倾向状况和政治决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再分配倾向可以从国家层面或政府行为的角度研究，涉及国家的性质、意识形态、政府职能、可支配财力等；本文则侧重社会民众的行为倾向，即民意倾向对再分配的关注、支持和接受程度。
有关再分配倾向制约因素的研究，通常的情形是，人们将其视为“菜筐子”或者“黑匣子”，不断添加更多的影响因素，而所增添的因素间的内在联系及整体模型却不清楚。在我国学术界马明德和陈福平(2010)对此进行了探索性实证研究，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但也有重要疏漏，比如，风险规避的相关指标就未体现。本文试在建立明确的理论框架模型的前提下进行实证研究，并认为这一再分配倾向决定框架模型，能够为实证研究中确定恰当的因素提供更好指导。本文建立的再分配倾向决定框架模型，使用我国这个转型中快速发展的大国的调查数据进行验证，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关于中国再分配制度改革的建议。
二、再分配倾向制约因素模型框架
再分配倾向制约因素模型框架，是在梳理既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的②，这一框架将人们有关再分配倾向的选择归因为社会群体的四类动机，即经济利益、风险规避、公平信念和声誉理想动机。这一模型框架使得进一步选取构建实证指标变得简单、系统且不容易遗漏。
首先是人们的经济利益动机。经济利益包括现期的经济利益和未来预期的经济利益。现期经济利益的动机实际上是所谓“经济人”考虑再分配倾向决定的基本出发点：支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再分配，取决于能否给相关群体带来收入和消费上的好处。这起始于梅尔泽和理查兹的基本静态模型。加入预期因素(通常称为流动性预期)后的基本逻辑是，是否支持及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再分配不仅取决于其现在的收入等级，还取决于他们预期未来的收入等级；人们从现在到未来的流动性预期对现在的再分配倾向产生重要影响(Meltzer & Richards，1981)。著名的POUM(Prospects Of Upward Mobility)假说是典型代表，该假说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穷人也可能不支持以较高的税率进行再分配，因为他们还期望着自己及后代未来的经济地位上升，如果现在税率过高，可能伤害到他们未来的发展地位。另有学者认为，这种流动性预期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快速发展的国家里，人们对不平等程度的容忍度较高的现象。实证研究中采取的指标有现期收入、社会经济地位、流动性预期等，一般认为，穷人比富人更支持再分配，流动性预期对再分配倾向影响明显③。
其次是风险规避动机。人们对再分配的支持及支持程度，反映的是通过社会保障实现风险规避的偏好，即愿意放弃一部分自身权益来换取更为确定的保障。一种风险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对这种风险可能比负向流动性预期还“恐惧”(Moln'ar & Kapit'any，2006a，b)，再分配实质上是提供了风险缓冲，使得人们即使在坏的时间里也能够获得最低的生活保障(Varian，1980；Rehm，2005)。另一种风险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负外部性。社会不平等除了具有“激励效应”的正向外部性外，在教育、犯罪行为等方面有着很强的负外部性，从而影响人们的再分配倾向：某种条件下富裕群体也愿意采用再分配形式来规避这样的负向外部性风险。实证研究中，衡量风险规避动机的指标主要有人们的流动性预期(确定还是不确定)、特殊经历(影响人们的风险意识)、就业状况(是否有各种保险，是否容易失业等)、健康状况等。总体上，人们的风险规避动机对再分配倾向的影响表现明显④。
第三类动机涉及人们的公平信念。人们对整体社会体系及周边收入来源的公平与否的感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再分配倾向。这里公平与否取决于机会是否均等，即人们对依靠运气(luck)还是依靠努力(effort)导致成功的看法。机会均等时(通过社会流动性大小来表现)，人们对公平的认同度较高，其再分配倾向也就较小。如果机会不均等，一个人的收入更多的是靠“运气”(诸如出生地点、父母的经济社会地位、关系等不可控的因素)决定的，而不是努力奋斗的结果，则人们对再分配的支持倾向也就较大。当然，人们对公平与否的敏感程度也是不同的，大致可分为彻底的平均主义观点、罗尔斯观点、效用最大化观点和市场观点四种(Alesina & Giuliano，2009)。不同的公平认知程度显然会影响到人们的再分配倾向，而持不同观点的人在国家间和人群间的分配比例，又会进一步影响整体的再分配倾向，进而再分配政策。在关于公平信念的实证研究中，除了直接采用调查中所获得的人们对公平的看法外，还包括可能影响到人们的公平信念的因素，如流动性经历和特殊经历(年少时的苦难等)⑤，体现文化和社会规范差异的指标等⑥。通常地，负面的流动性经历会让人们在更大程度上支持再分配；特殊经历的影响较为复杂，是个经验问题，比如朱里安诺和斯普林柏格认为，对于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人与在经济繁荣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讲，对未来预期和公平与否的观念有很大不同(Giuliano & Spilimbergo，2009)⑦。
第四类动机为声誉理想动机。声誉动机是通过组织中产生的代表着非正式制度的“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作为激励之一，维持着公共价值观的遵守，鼓励人们去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不只是经济利益，鼓励人们对组织忠诚，考虑所在团体或自己种族的利益，继而影响人们对再分配的态度。这对于较小团体(group)来讲更是如此(Luttmer，2001)。理想动机主要是指影响人们再分配倾向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理想动机的发挥在于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并不仅仅停留在观点和看法上，也表现在行动上。社会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强互惠人”(strong reciprocity)，他们不惜花费比自身收益更大的成本去惩罚那些破坏群体规范的人，即使这些成本并不能被预期收益所补偿(Gintis，2000)。从再分配倾向的角度，这类人们为了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愿意不惜代价。因此，不同人群的“强互惠人”程度当然会影响到其再分配倾向，而社会中“强互惠人”的比例也自然会影响到整体的再分配倾向。通常，对声誉理想因素的衡量采用党派或组织身份、宗教信仰等体现文化社会规范差异的指标，有社会政治理想的人会权衡自我利益最大化与自己社会组织身份及理想，之后做出再分配倾向的决策⑧。
三、样本数据及指标选取的说明与描述
依照支配人们行为的四类动机的模型框架，本文使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合作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项目的2006年数据(CGSS，2006)做检验。此项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区(县)、街道(镇)、居委会、住户和居民，其中区(县)、街道(镇)、居委会/村三级是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的抽样。数据涵盖28个省市的城镇和农村样本，共计10151个样本。该调查详细考察了受访者个人基本情况，工作经历，当前工作情况，企业改制与经济改革，社会经济活动，态度、意识、认同与评价，还包括了有关家庭情况的相关信息。
本文选取指标的几点规则是：(1)遵循提炼出的动机框架模型，建立能够反映各类动机的实质的指标；(2)参照既往研究所使用的指标的有效性，比如与本文最为接近的马明德、陈福平(2010)的研究，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去掉某些具有强烈共线性而又非必要的变量，比如居住社区类型等；(3)注重中国的实际情况，如加入代表中国转型特征的户籍变量，如采用“宗教信仰有无”来代替具体的宗教信仰，采用是否是党员(包括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党员)来使“党派”指标具体化；(4)因为使用一个国家的数据，所以不包含跨国性指标；为了覆盖城市农村整个群体，要专门选择问卷中对城市和农村群体都适用的题目。从再分配倾向的指标来看，约77％的人们是同意或非常同意进行这样的再分配的，只有2.65％是非常不同意。这正是再分配普遍存在的社会群体基础：多数人们倾向于通过再分配手段来减小收入不平等。各指标的具体含义见表1中所阐述的变量内涵及构建规则⑨。
四、计量模型测度结果的分析解释
沿用艾莱斯那和朱里安诺的做法，本文依次考察身份特征对再分配倾向的影响、各类动机分别的影响和综合因素的影响(Alesina & Giuliano，2009)⑩。其中，在对各类行为动机的分别考察时控制身份特征变量，同时也给出逐步加入变量的回归结果以利于比较。被解释变量为等级程度性质的变量，本文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汇总在表2。
(一)身份特征制约再分配倾向
身份特征是搜集数据做实证研究中必须考察的，这些变量多是用作控制变量进入实证研究的。依照中国实际情况并参照我国学术界已往的研究(马明德、陈福平，2010)，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指标主要有性别、年龄、是否汉族、婚姻情况、户籍、受教育水平、所处区域、社会经济地位和是否党员(各种党派均包括)。其中，设置“是否汉族”的指标是考虑到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检验一下这一因素是否影响人们的再分配倾向；“户籍”限制了人们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对居民福利影响较大，无论是经济利益、风险规避，还是公平信念、声誉理想，户籍不同对社会群体的行为动机的影响强弱关系重大；“所处区域”是考虑到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党派”指标则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分为左翼和右翼，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成员。
身份特征影响再分配倾向通常是综合性的，即混合着各类行为动机的作用机制。同以往研究中经常发现的结果类似(11)，女性相对更支持再分配。这一结果在(1)～(8)中全部是统计上显著的(12)，说明了结果的稳健。有关性别差异对再分配倾向的影响有这样几种解释：首先是观念上的差异：男性有更大的可能追求纯粹的利己或纯粹的利他，而女性则较平均化一些(Andreoni & Vesterlund，2001)。其次，从劳动力市场角度，女性肩负着更多育儿和照顾家庭的角色，从而更易于频繁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失业风险更高，规避意愿也强烈。另外，女性的预期寿命比男性长，也可能成为他们更支持再分配的原因(Rehm，2005)。
相对于少数民族，汉族人群并没有那么支持再分配，这可能与中国的民族政策中对少数民族历来的政策恩惠有关，也与少数民族经济状况相对欠发达等特征关联。教育程度这一综合性指标的结果是，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人们，对再分配的相对支持程度要低，教育程度低的更支持再分配。与教育水平密切相关的收入水平变量的结果也显示了一个通常的结论：穷人更支持再分配。国外研究和马明德、陈福平(2010)所得的结果也相同。
户籍变量对再分配倾向的影响较为特殊，非农户籍要比农业户籍的群体更倾向于支持再分配，且所列回归系数多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可能是风险规避动机占据了主导作用，非农户籍的群体没有了土地作为最低生活保障，就更偏向于较为完善的再分配体系支持。
党员身份对再分配倾向的影响是负向的。区域控制变量也呈现了较为奇异的结果：中部区域与东西部区域相比，支持再分配的程度较低。本文的解释是，这与中国在区域间的再分配政策相关：与东西部区域相比，中部地区一直受到“忽视”，这种长期“忽视”造成人们并不认为区域再分配的结果会落在中部区域，即难以从再分配中受惠，反倒使得其他区域得到利益，间接降低了公平性，所以他们相对不支持再分配。
年龄与再分配倾向的关系较为复杂，本文的结果虽然反映出了“倒U型”特征，却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年龄因素对再分配倾向的影响是一个经验问题，因为正反两方面的力量都是存在的(13)。婚姻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为负，但不显著。这与不少研究是一致的(Alesina & Giuliano，2009；马明德、陈福平，2010)。
(二)行为动机模型与再分配倾向
表2的第(2)列保留了身份特征的变量，加入经济利益动机的两个层面变量，即人们对现期收益的权衡和人们对未来预期的衡量。可以看出，其他身份特征与再分配的关系在符号和数值上都未发生较大改变。在控制其他身份特征后，现期收入越高的，支持再分配的程度越低，这与其在身份特征中的表现一样：穷人更支持再分配。这是一个流行的结果，而流行的解释就是他们在再分配中获益更大，或者是他们更期待着再分配措施来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向上的流动性预期显然会降低人们的再分配支持程度(1％水平下的显著，且十分稳健)，这支持了POUM假说，向上流动性预期较大的人们相对不愿意支持再分配，因为在不久的未来，他们正是进行再分配所需税收的来源。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当对未来的预期并不确定时，人们的再分配倾向会受到更大程度的负向影响，影响程度比向上流动性预期还要大。首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理解是，口头上称为不确定，实质上并非是各50％的等几率分别向上或向下，而通常意味着不会向下流动。其次，对于经济腾飞中的中国来讲，这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经济发展预期的信心，即，未来虽不确定，但强大的经济活力促使人们仍然愿意“冒险”去实现向上的流动。基于这种考虑，上述结果也不足为奇。第(8)列的综合结果中，向上的流动性变量的系数变得不显著，这和加入收入预期流动性的变量有关。这正是本文之所以采用分别检验的结果来阐释分析的原因。
风险规避动机可使用职业技能的专门性、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是否下降和是否不确定)等指标来衡量。职业技能专门性采用的是掌握该技能需要一年以上(为1)的虚拟变量，这是衡量人们的失业就业风险。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按照技能专用性本身的定义，越是专门性技能，越难在失业后找到新的工作。但同时，这类人也不太容易失业，风险的影响是两方面的；未来预期的下降和不确定通常会促使人们寻求消除风险的方式。其中，“需要专门技能”的指标对再分配倾向是负向影响。这在中国也是易于理解的。首先是一个进入门槛问题，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进入门槛较高，工作较稳定，失业的风险是相对较小的；其次，具有专门技能的人们通常收入相对较高，于是就夹杂着经济利益动机的影响。因此，整体上看来，技能专门性的刚性风险体现出的正向作用也就不明显了。“向下的收入预期”显著地正向影响人们的再分配倾向，与经济利益动机中的向上流动的结果实质一致，但在这里应当解释为人们对“向下流动风险”的规避。“不确定的收入预期”的风险规避不明显，甚至符号为负(统计上不显著)，这与前面讨论的经济利益动机中的解释类似。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人们倾向于呈现“口非心是”的“谦虚”状态，加上中国的经济活力所造成的宏观良好预期，使其对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意愿并不强烈。综合各种因素的影响结果考察，“专门技能”指标与“不确定风险规避”指标都变得不显著，这些依然与共线性特征有关。
影响人们公平信念的因素中，由人们对贫富差别能否调动工作积极性的看法、与过往相比社会经济地位是否向下流动或不清楚、是否有军队经历等指标来衡量。人们对贫富差别的看法通常代表了其对公平的认知，如果认为贫富差别是形成市场激励所必要的，这类人群通常支持市场经济中公平形成的差别；过往的经历(14)对人们的公平信念有着深远的修正作用，其中，军队经历并不显著，说明军队经历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到人们的“公平”观念。“对贫富差别的看法”和“过往向下的流动历史”，都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影响程度较为强烈。认为“贫富差别有助于调动人们工作积极性”的人们相对不太支持再分配。本文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们，通常是相信市场激励力量的，他们通常更注重个人奋斗而不是靠财富转移获得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艾莱斯那和朱里安诺总结的几种观念中的一种，即市场观点(Alesina & Giuliano，2009)。有“过往向下流动的历史”会修正人们的公平信念，也许是因为受到不公平待遇，致使付出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合理的回报，从而逐步调整对运气和努力的权重大小。这里的结果显示，有“过往向下的流动”经历会促使人们更支持再分配。
关于声誉理想动机，适用于三个指标：是否是某一党派党员、是否有宗教信仰、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党员身份既作为身份特征，又作为声誉理想动机的变量，承载内容较多，这是个经验问题。宗教信仰变量在中国较为特殊，调查样本中，无信仰的人占了86.7％；本文并不区分信仰内容的差异，只考察有无宗教信仰的差异。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体现了人们对组织的忠诚度，从而影响其再分配倾向。其中的“党员身份”指标，之前在单独的身份特征回归结果中，对再分配倾向呈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这里却变得不显著。“宗教信仰”则始终显著地负向影响人们的再分配倾向。这与通常的“直觉”似乎不符：人们通常预期有宗教信仰的人更支持再分配，以减小社会不平等。如何解释这种变化或者不一致？关于党员身份和宗教信仰指标的影响结果，与预期的不一致，可能应归于这两类信仰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再分配倾向的导向(15)也可能还受到其他身份特征的影响。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含义是显然的：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便越倾向于支持进行再分配，因为再分配的施行主体是政府。这一结果在人们对腐败的感性认知越来越负面的情况下，显得更为重要。这种对组织的忠诚度的作用，验证了声誉理想动机的影响作用。
(三)各变量边际变化对再分配倾向的影响
以下考察各自变量的边际变化引起社会群体再分配倾向变化的概率，即，在保持其他变量固定不变(通常是固定在均值)的情况下，每个自变量在不同的再分配倾向等级上的影响作用。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对应于再分配倾向的不同状态等级，各个自变量的边际变化所引起的再分配倾向的变化概率是不同的，甚至经常是相反方向的(符号相反)。在通常情况下，自变量的边际变化对再分配倾向从“同意”到“非常同意”的跨越的概率，决定其对再分配倾向整体上的影响方向。其次，从影响程度来看，有三个变量最为明显，分别是对收入差别影响工作积极性的看法(equality)、对政府信任度(government trust)和社会经济地位(status)。当从“非常同意”向“不同意”关于“贫富差别有助于提高工作积极性”的认知状态转变时，再分配倾向从“同意”到“非常同意”的概率变化为正向13.68％；“对政府信任度”的变化引起再分配倾向从“同意”到“非常同意”的变化概率为15.46％；“社会经济地位”的变迁相应引致13.30％的概率变化。其他的边际变化数据详情均在图1中显示出。
注：(1)Y轴的1～4对应的是人们的再分配倾向的四个等级，分别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2)X轴表示再分配倾向的变动，正值表示支持再分配的概率增大，负值则表示减小；(3)每个变量的变化时，控制其他变量保持在均值，也可控制在具体某个值，但组合过多，此处省略。
图1：再分配倾向的边际变化概率图示
从各种行为动机指标的实证结果看(16)，各类动机对人们的再分配倾向的影响都较明显，人们对再分配的认知状态，是基于各类行为动机基础上的综合考虑，而非单一动机划一地支配着所有社会群体。这体现在变量边际变化概率的影响结果上。就整体加总的结果来看，中国的社会群体再分配倾向，受人们对收入差别影响工作积极性看法(equality)、对政府信任度(government trust)和社会经济地位(status)的影响最大。这证明了行为动机框架模型中基本行为动机变量的可靠性，只是其中风险规避动机的影响程度表现不十分明显。
五、简单结论与再分配政策建议
本文在之前提出的社会群体行为动机框架模型基础上进行了验证(17)发现与以往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有所差异。这里的主要研究结果是：(1)在社会群体身份特征的变量中，女性更支持再分配；相对于少数民族，汉族人群并没有那么支持再分配；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对再分配的相对支持程度要低，大专以下教育水平的群体更支持再分配；非农户籍要比农业户籍的群体更倾向于支持再分配；党员身份对再分配倾向的影响是负向的，或者说非党员身份更支持再分配；中部区域与东西部区域相比，支持再分配的程度较低；年龄和婚姻状况对再分配倾向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2)关于经济利益动机的各个变量，其中穷人更支持再分配；向上和不确定的流动性预期都会显著地降低人们的再分配支持意向，且不确定预期的影响更大。(3)关于风险规避动机的各类变量，其中“需要专门技能”的指标对再分配倾向是负向影响；向下的收入预期显著地正向影响人们的再分配倾向，而“不确定的收入预期”的风险规避作用不明显。(4)在公平信念动机各变量中，军队经历的影响不显著；认为贫富差别有助于工作积极性的人们，对再分配的支持程度相对较低；有“过往向下的流动历史”则让人们更倾向于支持再分配。(5)声誉理想动机中，党员身份对再分配倾向的影响变得不显著；有宗教信仰则显著地负向影响人们的再分配倾向；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便越倾向于支持再分配。(6)人们对贫富差别是否调动工作积极性的认知(equality)，对政府信任度(government trust)和社会经济地位(status)三个因素，对再分配倾向的边际影响程度最为突出。
本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对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一，我国收入分配体制与政策设计中的再分配力度应该加强。如果单纯考虑整体上人们的再分配倾向，77％的支持率使得施行较大力度的再分配有着足够的民意。加入其他因素考虑，虽然再分配可能有不少的效率损失，但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已经累积了不少社会问题，这会影响到人们的诸多预期，比如生活工作中更多的不确定性，进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效率；更何况，效率显然不是制定政策时考虑的唯一因素，收入差别大小还涉及公平问题。同时，本文发现，我国经验数据中“社会经济地位”对再分配倾向的影响较大，这一指标反映的实际上是相对收入水平，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中低收入者仍旧占据较大比例，这就使得再分配的呼声很高。这些发现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公平信念动机起的边际作用日益增强，因而，在我国今后发展中应当更注重公平和差别减小的问题。实际也是近几年的政策动向，中央和地方的“十二五规划”中，追求多元指标而不是单纯的“GDP”增长。要改进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再分配力度必须加强。
第二，应当确定出一个可行的再分配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顺序。这是基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类再分配政策也应当有重点和先后次序的安排。哪些方面的再分配问题最多、更紧急？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基于民意的决策依据应该是，那些影响人们再分配倾向最大的制约因素，应该最早制定相关再分配政策来解决。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比如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即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公信力的增强首先在于信息的公开透明化，具体在再分配倾向的问题上，某些再分配措施(比如保障房)总让人“猜想”是否落在了真正需要的人群手中。这种状况将进一步“正向”影响人们的再分配倾向，即扩大人们的再分配倾向。当然，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应当逐步推行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政策顺序还应考虑时机、难易程度、关键程度等其他诸多因素。
第三，依照不同特征因素的机制和影响程度，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再分配政策，并通过“提高激励力度”来提高政策实施效率。比如，本文上述分析表明，户籍对人们再分配倾向的影响很重要，非农户籍居民更加支持再分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风险规避动机的制约结果。这提醒我们，人们亟待社会保障，应当尽快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保体系。再如，中部地区相对不支持再分配，而东西部较支持，这种针对性在于一方面区域间再分配政策应当因地制宜，要多元化，另一方面应当深入研究中部地区相对不支持再分配的原因，并解决之。具体再分配政策的实施中应该提升执行效率。这是本文研究的题中之意，我们的行为模型框架的根基就是人们的“动机”，在制定和执行再分配政策时，应该植根于各类动机的土壤；再分配政策的执行效率与其是否符合于政策指向的社会群体的行为动机密切相关。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应该保障民意的下情上达。上述政策建议的前提就在于“掌握民意”。再分配制度改革和机制设计体系，应当切实体现民意，要通过严肃调查掌握这种“民意”，作为国家政策的依据，这也有利于研究工作者，有助于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创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是依据问卷调查基础上，人们对再分配倾向的主观认知数据，人们在各种动机制约下的观点看法虽然有着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主观表达的看法可能存在偏差，不同于人们实际行为的调查数据。对于这一局限性的最新解决办法，是采用实验经济学手段进行合理的规则设计，来进一步考察人们的再分配倾向(18)。另外，本文使用的是我国的数据，对于涉及跨国差异之类的指标并未检验，譬如不同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影响，不同国家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等。总体上，这些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作者感谢布朗大学的路易斯·帕特曼(Louis Putterman)教授的有益建议和李路路、边燕杰教授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提供数据。
注释：
①再分配有着较为广义的内涵，如具备再分配功能的税收体系、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区域间转移支付，甚至行业间的再分配，如工业和农业之间。本文强调其“转移”的实质，而再分配倾向正是人们在对再分配实质的总体认知基础上对“财富转移”的意愿表达或行为选择。
②有关再分配倾向决定的相关研究的回顾，见李清彬(2011)：“再分配倾向的决定：对既有文献的考察”，即将发表于《经济评论》。
③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富，可参见Ravallion & Lokshin，2000；Alesina & La Ferrara，2005；Rehm，2005；Feri，2008；Rainer & Siedler，2008；Alesina & Giuliano，2009；Benabou & Ok，2001；马明德、陈福平，2010。
④参见Galor & Zeira，1993；Benabou，1996；Perotti，1999；Lizzeri & Persico，2004；Rehm，2005。
⑤皮克特指出，人们过往的社会流动经历(social mobility experience)让他们逐步评估、调整他们对公平的信念认知，衡量自身努力和各种不可控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这是一种学习机制。过往的特殊经历，尤其是年少时期所经受的诸多苦难，会对一个人的信念形成带来长期的影响(Piketty，1995)。贫困的历史更容易让人们形成风险规避、对未来的流动性不乐观的心态，从而更希望去平均化每个人的收入来规避风险(Giuliano & Spilimbergo，2009)。
⑥实证中采用移民的相关数据来衡量文化差异是较为普遍的做法(Carroll et al.，1994；Carroll et al.，1999；Antecol，2000；Alesina & Giuliano，2007；Fernandez & Fogli，2009；Alesina & Giuliano，2009)
⑦可参见Piketty，1998；Fong，2001；Alesina & Angeletos，2005；Krawczyk，2010；Fong，2001；Alesina & Glaeser，2004；马明德、陈福平，2010。
⑧参见Corneo & Gruner，2000；Corneo & Gruner，2002；Alesina & Giuliano，2009；Klor & Shayo，2010。
⑨限于篇幅，此处略去各变量的具体选取考虑以及稳健性检验的指标的说明，可向作者索要。
⑩这是因为各动机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并不相同，且某些指标在好几个动机中都可能出现，并非具有完全独立性。综合在一起检验可能使得本来显著的因素也变得不显著，而个别的结果可以在理论框架内提供更明显的效果。当然在分析的时候要与各种结果进行对比。
(11)见Ravallion & Lokshin，2000；Rehm，2005；Alesina & Giuliano，2009。马明德、陈福平(2010)得到了相反的结论，本文对其持怀疑态度。
(12)由于Ordered Logit模型的回归系数反映的是，保持其他变量不变，一单位的某自变量变化所引起的被解释变量的log-odds值的变化，本文的实证检验侧重于分析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而在后文进行边际概率的分析。
(13)本文认为倒U型特征并不是确定的，只是表示出一种经验规律，因为各动机在不同年龄段的作用方向和大小并不一致。比如，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年轻人可能会认为预期收入会很高而不愿支持再分配，中年人也有充足的理由去规避“失业”这种风险，老年人也可能更依赖健康保险和社会保障，从而更支持再分配(Rehm，2005)。另外，年龄还可能影响到公平信念和理想信仰，不同年龄段在这两个动机上也许呈现群体性特征。
(14)这里选用军队经历意在检验这一特殊经历是否对人们的公平观念产生影响，比如，军队经历可能让人更倾向于服从而不是表达个人意愿等。
(15)注意此处的因变量指标所体现的是对政府的再分配行为的意见，不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慈善类再分配。
(16)限于篇幅，对稳健性的相关回归结果略去，感兴趣者可向作者所要。
(17)本文工作是以往综述论文中提出的四大动机框架的继续，见李清彬(2011)。
(18)如Durante & Putterman(2007)，Neustadt & Zweifel(2009)和Krawczyk(2010)等，这是再分配倾向决定领域进一步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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