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0年代后”、“70后”和“80后”代际比较看我国新闻工作者的现状_70后论文

全国新闻从业人员现状分析——以“60后”、“70后”、“80后”的代际比较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从业人员论文,视角论文,现状分析论文,全国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为何研究新闻工作者？

       在传—受泾渭分明的大众传播时代，新闻工作者曾经独掌传播权；随着互动特质浓郁的各种新媒体强势登场，传—受的角色界线被打破，甚至兴起了所谓“人人皆可当记者”的现象。

       以“网络社会三部曲”闻名的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认为，随着互联网、移动传播、数字媒体和一系列社会化软件的扩散，社会信息系统正在由工业社会以大众媒介为中心的、单向的“垂直传播”，向网络社会以多维度互动交换为基础的“全球水平传播”转移。①过去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成为今日有能力主动创造内容并向全世界传播的“用户”，一个“民享民治”的“草根新闻业”正在崛起。②

       面对这场技术推动的传播变局，新闻从业者中不乏悲观之论。诚然，从业者有必要保持高度敏感与警觉，但过度恐慌和悲观则没有道理。

       首先，草根新闻、公民记者的与专业媒体、新闻从业者之间并不是零和关系，且后者仍有诸多不可取代之处。比如，普通民众可以传播基本事实(如在突发事件现场拍摄)，但无法进行深入的访问、调查、分析；由于缺乏人、财、物的支持，他们的报道往往具有偶发性(如恰在某事件现场)。③这些壁垒的存在，证明了持续的、高品质的新闻生产仍然有赖于专业新闻工作者。而近年来兴起的数据新闻等新的内容呈现方式，对专业知识、技能与训练的要求更是不减反增。同时，新闻从业者还可以反过来利用社会化媒体上用户生产的内容，帮助自己更快捷、更全面、也更便宜地获取新闻素材。④近期一项针对上海市民的调查也证实，超过85％的人认为“新闻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而对于“在今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的说法，认同者不到两成。⑤

       其次，尽管新技术已经从生产流程、呈现方式、分发渠道、消费模式等多维度重构了新闻业，但新闻的“内核”仍然稳定，按照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技术变迁与教育策略委员会的说法： “在新闻与大众传播领域，不管技术如何变迁，有些东西应该是不变的：包括定义什么是好报道、核实事实、询问重要的问题、行为上符合伦理、在报道事实时遵循平衡公正”等。⑥从价值的判断、视角的选取、素材的剪裁、平衡的维持，无不仰赖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素养。

       再者，传播主体越是多元、信息环境越是芜杂，新闻从业者的任务就越加艰巨、使命也越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互联网媒体属性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客、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⑦面对虚假失实信息，只有及时澄清，才能维护传播秩序；面对众声喧哗的舆论场，只有凝聚共识，才能推动社会进步；面对大是大非的较量，更要主动出击，划清是与非的黑白界线。这些工作，都需要以专业新闻工作者来主力来承担。

       刘云山同志指出，队伍是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新闻工作者的素养能力直接决定着新闻事业的成败。⑧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专业的新闻从业者仍然是新闻事业的中坚力量。为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当前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状况。

       一、基本情况

       2012年11月至2013年3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与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研究》子课题《“走转改”与新闻队伍建设》课题组，进行了一次“全国新闻从业人员现状与‘走转改’”的问卷调查。按通讯社、报社、广播、电视、网络、新闻类杂志社等业态及中央级、省市级、地市级与地域分布随机调查，课题组共发出问卷1760份，回收有效问卷1325份。

       本次调查覆盖了各种媒介组织，其中通讯社占2.2％，报纸占55.3％，电视占19.8％，广播占9.0％，新闻类杂志占4.4％，网站占9.1％，其他占0.2％。受访者中，记者岗位占49.5％，编辑岗位占34.7％，管理岗位占11.2％，其他占4.5％；男性占47.5％，女性占52.5％。此外，在被调查对象中，党团员较多，其中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占58.9％，民主党派占1.0％，共青团员占14.0％，群众占26.2％。从学历来看，新闻采编队伍73.8％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27.5％。

       调查结果显示，新闻从业者队伍日趋年轻化，从事新闻工作不满10年的“80后”已成为新闻队伍的主力部队。从年龄层次来看：“80后”成主力，占56.8％，“70后”占30.1％，“60后”占8.2％，“50后”占2.0％，还有2.9％是“90后”。“60后”、“70后”、“80后”三组人群占当前新闻队伍的九成五。

       从工作年限来看，从事新闻工作5年以内的占35.8％，5至10年的占32.9％，10至20年的占24.3％，20年以上的占6.9％。由于队伍年轻，除了9.6％的副高与2.7％的正高职称外，中级职称及以下的占87.7％，而其中中级职称也仅占31.3％。

       本文以1260名“60后”、“70后”、“80后”受访者的数据为样本，从总体情况和代际比较两个维度，透视新媒介强劲冲击下全国新闻从业人员的现状。

       二、工作满意度、职业忠诚度与职业培训现状

       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事关组织发展大局，对于高度依赖人才的传媒组织尤其如此。2002年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发现，他们对工作的综合满意度介于“一般”和“比较满意”之间，最满意的三项为：同事关系、领导能力、社会影响，最不满意的三项为：报酬收入、福利待遇和提升机会；年龄越大，综合满意度越高，而26—30、31—35岁从业者的满意度最低。⑨2002—2003年杭州新闻从业者调查也得出类似的结论。⑩

       十年后，本次调查发现，新闻从业者综合满意度仍介于“一般”和“比较满意”之间，他们最满意新闻工作的社会影响、时间弹性和成就感，最不满意压力水平、升职机会和报酬收入。

       随着传媒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压力越来越受关注。有研究者总结，从业者面临经济收入、个人归属、单位经营、单位政治、身份等五重压力，其中经济收入是最大压力。(11)本次调查显示，46.9％的受访者年收入为6万至12万元，而选择3万至6万元的占28.5％，甚至还有6.9％的受访者低于3万元。当然，也有16.9％的受访者年收入在12万至25万元，年收入超过25万的仅占0.8％。数据同时表明，各新闻单位的薪酬制度有待改革。在调查中，60.8％的受访者表示所在单位的薪酬制度为“基本工资＋奖金，奖金由工作量决定”，而在47.2％的受访者看来，理想中的薪酬制度应是“根据综合考核结果浮动薪酬制”，而选择“根据工作量浮动薪酬制”与“岗位或职务级别定薪制”分别占35.0％、12.9％。而“工作日的实际工作时长”的数据显示，78.6％的受访者实际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其中8—10小时的占51.8％，10—12小时的占20.5％，12小时以上的占6.4％。

       代际比较显示(见表1)，三个群体的总体满意度有显著差异，呈“两头高、中间低”的状态。与十年前上海、杭州调查的结论相反，本研究发现，“80后”(23—32岁)从业者的总体满意度反而最高。

      

       从具体内容看，压力大、报酬低、升职机会少是三者共同的痛点，但其最满意的内容则不尽相同。作为职场新人，“80后”对学习机会最为满意，而“70后”、“60后”则并不看重。

       此外，受访者对新闻行业的总体判断也显示(见表2)，无论是“60后”、“70后”还是“80后”，他们眼中当下媒体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新闻管控过严，而是直接关乎个人切身利益的“行业整体收入偏低，生存压力巨大”。

      

       与工作满意度一样，员工的职业忠诚度同样牵动组织的发展大计。2002年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发现，75.30％的从业者打算五年内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即使比例最低的20—25岁人群中，也有64.70％表示五年内无改行意愿。(12)2002—2003年杭州新闻从业者调查的数据与此近似。(13)

       本次调查显示(见表3)，仅有63.30％的受访者表示五年内继续从事新闻工作，超过三成五大受访者有改行打算。代际比较显示，职业忠诚度呈递减结构，年纪越小、转行意愿越高，其中“80后”从业者中打算五年内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的己不到六成。

       从新闻从业人员的履历来分析，同样可以印证新闻队伍的“跳槽风”：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36.4％的人在2家及以上媒体(含现工作单位)工作过，即在现有新闻队伍中，三分之一强的人已有过跳槽经历，有的还不止一次两次。数据显示：8.5％的人已在3家媒体工作过，更有2.6％的人工作过媒体超过3家。

       被问及如果在新闻业内跳槽的去向时(见表4)，有接近三成的受访者选择互联网单位为中意的下家，与选择报纸的比例相当。考虑到受访者中报纸从业者过半而互联网从业者不到10％，可知有相当比例的传统媒体从业者选择转会新媒体，这与2002年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恰逢互联网泡沫破灭而无人选择互联网，形成鲜明对比。

      

      

       代际比较显示，“70”后、“80后”对电视台的兴趣显著低于“60后”，而其对互联网单位的兴趣要显著高于“60后”。

       职业培训是组织对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知名企业不但设有专门的内部培训部门，世界500强企业中的大多数更已在此基础上创立“企业大学”，以服务企业的长期战略，营造“持续性的学习文化”。(14)

       本调查显示，43.8％的新闻单位一年组织1次以上培训，36.3％的单位一年1次，还有16％的单位不到一年1次。至少从数量上看，新闻单位的职业培训工作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调查发现(见表5)，新闻从业人员的求知欲旺盛。超过八成五的受访者认为职业培训“很迫切”或“比较需要”。代际比较显示，“80后”的态度最为积极，但不同年龄段对培训内容各有偏好(见表6)。“80后”最渴望经济法律知识、新闻业务技能、新媒体技术培训：“70后”最需要新媒体技术、经济法律知识、新闻业务技能培训；而“60后”最期待新媒体技术、时政形势分析、经济法律知识培训。

      

       三、新闻职业观、新闻价值观与整体价值观

       新闻从业者如何看待自己的职业，“一方面反映了现实的体制限制，另一方面也间接地预示了改革可能或应该发生的方向”。(15)这种观念将会影响从业者的新闻实践，比如对新闻框架的选择。(16)

       随着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深化，新闻从业者在价值观上受到政治、资本、专业主义三股力量的交织影响。有研究者从记者的职业功能、受众观和报道特征的差异入手，将当下我国记者的状态归纳为宣传者、参与者、营利者、观察者四个共存并融的角色。(17)2006年北京新闻从业者调查发现，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认同为：雇员取向>专业主义取向>喉舌取向。(18)2010年五大城市新闻从业者调查得到类似的结果，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认同为：营利者>传播者>宣传者。同时，在“应该成为”和“实际成为”的角色间存在背反。(19)

       本研究考察了受访者对职业观念的认知(“在我们国家，媒体从业人员的定位应该是什么”)与实践(“在日常工作中，您本人实际上是什么”)。设置的选项，分别对应“宣传者”(“党和人民的喉舌，工作要从大局出发，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服从党的领导”)、“传播者”(“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秉持专业精神，服务公众利益，不从属任何一个群体”)、“推动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监督和批评强者，为弱势群体说话，推动社会改革”)和“营利者”(“信息产品生产者，向媒体的投资者负责，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其中“推动者”概念，尤指近年来活跃于突发事件中、具有行动主义倾向的新闻从业者。(20)

       本研究发现，对于职业观念的应然状态(见表7)，三者的认同状况均为：传播者、推动者〉营利者〉宣传者，排序近乎一致；而对于职业观念的实际状态(见表8)，三者的排序也均为：宣传者〉传播者〉推动者〉营利者。这说明，就新闻职业观而言，无论是应然认同还是实然状态，从“60后”到“80后”高度一致，也都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另可佐证的数据是，关于“薪酬以外最在乎的评价方式”(见表9)，三组人群都首选“社会影响力、关注度(如微博转发)”，对“70后”、“80后”，选此答案的比例要两倍于代表官方认可的新闻奖。

       进一步分析显示，年纪越轻的从业者，在日常工作中对宣传者角色的执行度越低，但各年龄段在其他角色上则无显著差异。

      

       新闻观深刻影响并渗透在从业者的日常新闻操作中。尽管“60后”、“70后”、“80后”的新闻观基本一致，但从他们对新闻事件操作方式的判断看，代际之间仍有差别(见表10)。

       比如，就群体性事件中的媒体责任，对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通过各种手段及方式向公众报道事实真相”，“80后”与“60后”看法较接近，比“70后”高出近10％；但对“既满足公众知情权，又担当起社会责任”，“70后”认同度过半，比“80后”高出逾13％，也比“60后”高出逾7％。

       又如，对于涉日游行中出现“打砸抢”情况的报道，认为要注重“把握个别与整体的关系”的，“80后”高出“ 70后”、“60后”逾10％；但对强调“‘打砸抢’是违法而非爱国”的做法，“80后”则比“70后”、“60后”低逾10％。

       再如，对于个别报纸炒作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制造者周克华的星座、三角恋等情况，认定其为“低俗炒作”的“80后”从业者尽管也过半，但比例比“70后”、“60后”低逾10％，可见青年从业者对“三俗”的容忍度乃至接纳度渐高。

       整体而言，以代际视角观察，我们并未看到清晰的趋势性信息。而这些差别，也无法以宣传者、传播者、营利者等概念标签来概括。

      

       新闻职业观和新闻价值观，均受制于从业者的整体价值观。为此，本研究还考察了受访者对国家认同、发展道路等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看法。

       结果显示(见表11)，除了在“普世价值”、“群众史观”上无显著差异外，三类人群在其他说法上均呈显著差异，年纪越轻者，对这些说法就越不认同。

      

       四、媒介使用与内容生产

       新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但深刻变革着传播生态和舆论格局，也在全面影响着新闻工作者的新闻生产实践。

       本调查显示(见表12)，新闻从业者的媒介接触格局为：电脑上网〉手机上网〉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是新闻工作者最常接触的媒介。代际比较显示，除听广播、电脑上网在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外，其他均有显著差异。互联网使用上，尽管三组之间在电脑上网方面没有差别，但手机上网的接触频次则明显随年龄上升而递减。

       2010年以来，经历爆发式增长的微博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网络舆论场不可忽视的重要阵地。本调查显示，86.6％的新闻工作者开通了微博，其中33.5％为实名认证，61.6％每天多次登录。使用方式上，他们多以阅读浏览(44.8％)为主，其次是转发评论(36.8％)为主，以发表原创内容为主的不到两成(18.2％)。代际比较显示(见表13)，尽管在原创比例上相差不大，但“80后”更多地转发、评论，而“60后”中有近七成选择潜水观察。

       新媒介的崛起也影响了从业者的新闻线索来源。本调查发现(见表14)，互联网已经取代条线资源，成为从业者最常使用的线索来源。代际比较显示，除条线资源和读者报料外，三组从业者从其他途径获得新闻线索来源的频率均呈显著差异，且均为“80后”频率最高，反映其注重从各种渠道广纳线索。

      

      

      

       五、职业素养与职业伦理

       新闻工作之所以成为职业与专业，盖因“从事新闻工作必需特定的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而这些又必需通过专门的训练才能获取，并为新闻从业者所共用。”(21)

       我们考察了受访者对所在媒体从业人员职业素质的自我判断。结果显示(见表15)，从业者对队伍素质的自我评价总体较高，但也存在结构性短板。具体而言，对道德素质、业务能力(新闻敏感性、采写编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评价较高，但在政治思想素质上(认识国情和观察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群众感情)相对薄弱，且对新媒体的熟悉程度自感不足。代际比较显示，在所有九项指标中，三组人群均呈显著差异， “80后”的评价最显自信。

      

       从业者对自身道德素养的评价较高，那么，具体到对有偿新闻的看法，他们又有怎样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部门多次下发文件治理有偿新闻的顽症。本调查从个人看法与行业状况判断两个角度，考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伦理表现。

       与1997年全国新闻工作者调查和2002年上海新闻工作者调查的结果比对发现(22)(见表16、表17)，除了对“接受现金”的看法差别不大外，其他几项均有较明显的下降，已基本低于5点量表的中值，反映新闻工作者整体职业道德的提升。而在“接受现金”上久治不愈，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车马费已在部分条线成为惯例的现实。

       代际比较显示，就个人看法上，除接受礼品外，三组从业者对其他五项行为的看法均呈显著差异，而且均为“80后”的接受度最高；而在行业状况判断上，除联系赞助或广告外，三组从业者对其他五项行为的看法均无显著差异。

      

       六、结论与讨论

       1、年轻化的新闻从业者队伍是媒介转型的有利条件。

       本次调查发现，新闻从业者队伍中比例最高的是“80后”，已经过半；其次为“70后”，约占三成五。两者合计，40岁以下的青年占比逾八成五，成为当前新闻从业者队伍的主力军。

       这支年轻化的新闻队伍，尽管存在政治思想素质相对薄弱、经验较为缺乏等问题，但是也正因为年轻，他们受传统观念束缚较少、可塑性更强、学习兴趣更高、对新媒介技术和环境也更熟悉，成为当前媒介组织推动转型的有利条件。

       2、薪资水平成为制约新闻队伍发展的不利因素。

       本次调查显示，收入低既是从业者职业满意度的“短板”，也是他们眼中当前新闻业最严重的问题。这也是20世纪末以来的历次新闻从业者调查的共同结论。

       与以往研究中从业时间较长、职称较高者的工作满意度较高的结论不同，我们发现，从业者的工作满意度为“80后”〉“60后”〉“70后”。部分资深从业者反映，新闻行业的整体收入水平已经从1990年代的“高级白领”(高白)滑落为目前的“低端白领”(低白)，这种薪资水平的相对降低，可能是“70后”、“60后”从业者满意度较低的原因之一。

       职业满意度的低落，不但降低从业者对工作的投入度和职业忠诚度，也会削弱组织凝聚力。而“80后”从业者工作满意度高、职业忠诚度低的反差，可能反映出从业者对新闻业、尤其是传统媒体前景的不乐观。

       尽管本研究也发现，从业者在薪资水平之外亦很在乎新闻报道的社会影响等因素，但一个行业的长远发展不能仅仅寄托于从业者的理想信念。提供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对吸引优秀人才投身新闻业、提高队伍稳定性至关重要。

       3、更好地发挥职业培训的功能乃当务之急。

       媒介技术变革使得新闻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不仅呼唤新闻业发明新的商业模式，也要求新闻从业者重新思考自己的职责，更新自己的能力。 哥伦比亚大学塔尔数字新闻中心的报告称，后工业化时代记者应该具备九项技能：具有专业知识，成为专家型记者；熟悉数据和统计知识；了解用户分析工具，更好地理解受众；熟悉基本编码知识；会讲故事；懂项目管理；具备良好的心态和精神状态，成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记者；成为网络化的个体；培育具有正直和良好的判断力的公众形象。(24)

       本次调查显示，受访者具有充足的学习热情，且“80后”尤高，但至少从数量上看，目前媒体单位提供的培训项目是不够的。如何更好地发挥职业培训的功能，培养出更多适应新媒介环境的从业者，使其从组织的“成本”转化为“资产”，既是提高新闻队伍素质的必要之举，也是媒介组织成功转型的当务之急。

       4、“混合式”职业认同亟待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转化。

       同近几年的调查结果较为接近，本研究发现，从业者对职业观念的认同状况为：传播者、推动者〉营利者〉宣传者，而日常工作中的实际状态则为：宣传者〉传播者〉推动者〉营利者。这种理想与现实的交织纠葛，映射出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复杂的角色认同结构。他们既已不是传统的宣传者，也不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意义上的传播者，且由于代际之间几乎没有显著差别，我们也较难预测其发展方向。比如，假设“80后”更遵循新闻专业主义意识，其对有偿新闻的认同度理应更低，但本研究反而发现，他们的容忍度和认同度比“70后”、“60后”更高。

       我们需要全面解读从业者的新闻职业观数据。应该认识到，宣传者、传播者、推动者和营利者四个角色间不是完全互斥或对立的关系。从事新闻工作，当然要“遵循新闻规律办事”，当然要“匡扶正义、扶危助困”，当然要“满足受众各种信息需求”，但是不能走向片面和极端，否则就有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

       新闻从业者的“混合式”职业认同，折射出当前社会转型期复杂多元的社会思潮。身为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者，新闻从业者自己首先要成为主流价值观的认同者和信奉者。如何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观，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成为当前新闻队伍建设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

       注释：

       ①Castells.M.Communication,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the Network Socie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1 (1):238-266.

       ②Dan,G.We the Media: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CA:O'Reilly Media,Inc.2004.

       ③吴飞：《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新闻记者》2013年第3期，11－19页。

       ④邓建国：《速度与深度：Twitter对美国报业内容生产流程的重构》。《新闻记者》2011年第3期，48－53页。

       ⑤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新闻工作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上海市民眼中的新闻职业形象调查分析报告》。《新闻记者》2012年第12期，7－12页。

       ⑥李艳红：《重塑专业还是远离专业？——从认知维度解析网络新闻业的职业模式》。《新闻记者》2012年第12期，42－48页。

       ⑦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求是》2013年第22期，19－27页。

       ⑧刘云山：《扎实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党建》2011年第9期，4－6页。

       ⑨陆晔、俞卫东：《传媒人的职业理想——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二》。《新闻记者》2003年第2期，8－11页。

       ⑩吴飞、白林：《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满意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137－143页。

       (11)苏林森：《我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压力研究》。《新闻大学》2013年第1期，86－91页。

       (12)陆晔、俞卫东：《传媒人的职业理想——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二》。《新闻记者》2003年第2期，8－11页。

       (13)吴飞、白林：《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满意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137－143页。

       (14)陈立：《企业大学：背景、定义与模式》。《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年第2期，16－21页。

       (15)潘忠党、陈韬文：《中国改革过程中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评价和工作满意度》。《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1期，41－55页。

       (16)李贞芳、韦路：《影响新闻工作者新闻价值框架形成的因素》。《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41－44页。

       (17)陈阳：《当下中国记者职业角色的变迁轨迹》。《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1期，58－62页。

       (18)张洪忠、何艳、许航：《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新闻从业者的价值取向》。《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0期，5－9页。

       (19)苏林森：《宣传者、营利者和传播者——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角色认知》。《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8期，33－38页。

       (20)参见石扉客：《“社运型”记者的特征和行事边界》。《南方传媒研究》第30期。

       (21)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年总第71期，17－59页。

       (22)陆晔、俞卫东：《传媒人的媒介观与伦理观——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四》，《新闻记者》2003年第4期，46－49页；郑保卫、陈绚：《传媒人对“有偿新闻”的看法——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调查报告》，《新闻记者》2004年第5期，20－22页。

       (23)范·哈克、米歇尔·帕克斯、曼纽尔·卡斯特：《新闻业的未来：网络新闻》。《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期，53－66页。

       (24)祝建华：《大数据时代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专业设置、学生技能、师资来源》。《新闻大学》2013年第4期，129－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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