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时代图景下的作坊电影——达内兄弟的影像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景论文,作坊论文,影像论文,兄弟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6年的影片《一诺千金》(Promesse，1996)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并开始受到国际影坛的关注以后，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创作的每部影片都无一例外地参加了这个国际电影节正式竞赛单元的角逐，并且凭借《罗塞塔》(Rosetta，1999)和《孩子》(L'enfant，2005)两度斩获金棕榈大奖。算上他们在戛纳电影节所获取的其他奖项，包括《罗尔娜的沉默》(Le silence de Lorna，2008)获得最佳编剧奖，《单车少年》(Le gamin au v é lo，2011)夺得评审团大奖，以及凭借《儿子》(Le fils，2002)和《罗塞塔》获得的最佳男、女主角奖，作为至今只有9部剧情长片作品问世的导演兄弟，在这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电影节上获得如此荣誉，几乎创造了世界电影史上的奇迹，也使他们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世界最重要导演行列。 如果说来自世界影坛的各种肯定已经足够证明达内兄弟电影的价值的话，那么对于达内兄弟自己来说，他们把电影作为载体来实现对世界的表达以及对电影本体的思考似乎更具野心。纵观达内兄弟的作品，他们的影片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始终把自己故乡——比利时列日省的瑟兰作为创作基地，锁定了这个欧洲后工业时代背景下犹如废墟般的城市，围绕着时刻受到生存威胁和压迫的底层人民为原型进行人物塑造。通过大量的现场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出演、自然光照、肩扛式摄影机、极简的电影配乐或干脆没有配乐、电影长镜头的运用等手段创造出纪录片式的真实影像。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反思，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构成了达内兄弟作品的显著特征，使他们成为当今世界恪守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中坚力量。 达内兄弟的成长背景及早期职业生涯 1951年，达内兄弟中的哥哥——让-皮埃尔·达内(Jean-Pierre Dardenne)出生于比利时南部瓦隆大区列日省小城昂日。西欧著名的默兹河流经此地。1954年，弟弟吕克·达内(Luc Dardenne)出生于昂日旁的阿维尔镇。同时他们还有一对姐妹。瓦隆大区是比利时的法语区，作为与比利时德语区和荷兰语区并列的语区之一，他们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达内兄弟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吕西安·达内是一个有着殷实收入的机械制图员，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抵抗运动，后来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并经常参加宗教活动。母亲是一名歌唱演员，后来随着家中的孩子逐渐增多，她开始专职照顾家庭。达内的父母对人十分慷慨和友善，据哥哥让-皮埃尔回忆，父亲经常会留一些上门推销的人在家中做客，母亲也总是做一些小点心与人们分享。①基督教的一些规则和观念很早就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部分，影响着达内兄弟童年的成长。 青少年时期的达内兄弟大多时光都是在默兹河对岸的瑟兰市度过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有着往日的辉煌。19世纪初，出生在英国的比利时人约翰·科克里尔(John Cockerill)就在此开办了钢铁厂，随着其事业的发展，结合这里先天具备的运输便捷的地理环境，使之逐渐发展成比利时钢铁和冶金业的中心。大量的产业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工作、居住在这里，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工业不仅造就了这个城市，同时也给它带来了巨大的污染和社会问题。作为当时欧洲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经发生过工业废气毒死多人的事件。②这里的人们一致在为改善生存条件而抗争着，并且从来不乏抗争的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日—瑟兰地区是比利时反抗纳粹统治的抵抗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战后，这里又成为比利时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剥削、争取工人权益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虽然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但成长于这样一个环境，使得达内兄弟自然融汇了这座城市一定的精神内涵。 达内兄弟从小就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上学期间，有一位他们都很喜欢的老师使他们爱上了文学和电影，但是吕克·达内回忆：“生活在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城，并没有很多机会看到电影，时常有一种孤独感笼罩着我们。”③直到哥哥高中毕业，才使得两人的爱好产生了些许的差别。1969年，让-皮埃尔迷上了戏剧，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戏剧演员。他只身前往首都布鲁塞尔去追求他的戏剧梦想，考入了比利时艺术传播学院的戏剧表演专业。而弟弟吕克则继续着他对文学的爱好。在完成列日大学的学业之后，吕克很快奔赴布鲁塞尔去投奔哥哥。此时的让-皮埃尔已经与前往比利时进行戏剧活动的法国剧作家阿尔芒·加蒂(Armand Gatti)相识，并成为了他的助理。记者出身的阿尔芒是一名具有传奇经历的艺术家。他出生于摩纳哥的贫寒家庭，作为犹太人曾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并侥幸逃生。他一生辗转世界各地从事艺术创作，除了排演戏剧，还写诗、编剧，并且在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执导电影。作为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戏剧家，他极为反感那些充满陈词滥调的带有资产阶级趣味的戏剧。同时也拒绝创作那些单纯为了娱乐观众以获得上座率为目的的戏剧。1959年，他在重新修缮的巴黎人民剧院排演的首部戏剧《海蟾蜍》(Le Crapaud-Buffle)便引来评论界的轩然大波。毫无观赏性而言的整出剧目让人们认为这根本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1972年，饱受争议的阿尔芒受到比利时艺术传播学院的邀请来到比利时进行戏剧创作，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重新汇合的达内兄弟开始共同为阿尔芒·加蒂工作。他们首先参与了阿尔芒的一部反映西班牙内战期间由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战士布维那文图拉·杜鲁提(Buenaventura Durruti)领导的反抗独裁运动的戏剧《杜鲁提特遣队》(La Colonne Durruti)。之后又参与了一部由艺术与传播学院的学生集体参与创作的戏剧《艾德琳门》(L'Arched'Adelin)。这部戏剧融入了一定的实验元素，工作人员们耗时9个月在比利时的瓦隆—布拉班特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深入到人们的家庭，走访了包括学生、农民等不同群体，在戏剧舞台上除了传统的戏剧方式，还加入了影像和木偶等形式进行呈现，其中的一些影像正是由年轻的达内兄弟摄制的。阿尔芒当时要求他们用录像设备对一位来自东欧的移民和一位曾经离开比利时去西班牙参加战斗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拍摄，这也是兄弟两人第一次接触到影像拍摄设备，并利用这些工具去介入到人民的生活当中去。阿尔芒对于达内兄弟的影响，正如他们所说：“正是他打开了我们关于艺术、政治和生活的视野，并让我们开始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④ 1974年，阿尔芒·加蒂离开比利时动身前往德国柏林排演新的话剧，达内兄弟则留在了比利时。弟弟吕克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习，他在鲁汶天主教大学注册了哲学和社会学专业，开始接触到包括法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é vinas)的一些思想。课余时间则跟着哥哥让-皮埃尔在蒂汉格核电厂的建造工地上进行体力劳动。兄弟俩此时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尽快挣钱来购买拍摄设备。几个月后他们购买了人生中第一台属于自己的设备——一台廉价的索尼Portapak便携式摄像机。带着这台机器，达内兄弟回到了故乡。在列日，哥哥让-皮埃尔扛起了摄像机，弟弟吕克则负责录音。他们把镜头对准了工人、农民、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战士……按照当时为阿尔芒的戏剧工作时所掌握的拍摄方式制作了一些人物的肖像片段，并在节假日找一些诸如教堂、咖啡馆、学校这样的公共空间进行放映。他们不仅邀请被拍摄者，还会让他们招呼他们的朋友、邻居、工友等一起观看和讨论。通过这些影像，人们看到了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的彼此。尤其对于工人群体来说，他们很少有一些公共空间来观察和讨论自己的境遇，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放映活动，激发了他们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反抗。 起初达内兄弟并未曾想过成为专业的影像从业者。没有经过专业的科班训练，只是靠着单纯的热隋和仅有的一些拍摄经验来制作影像，手中的摄像机对于他们只是介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他们更希望的是成为参与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随着拍摄主题的深入和经验的累积，他们逐渐认识到影像作为影响社会工具的力量，从此他们也就从一些简单的人物肖像片段的拍摄开始转向制作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作品。 1975年，受益于列日省文化厅的一些资助，达内兄弟在默兹河畔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偏航制片公司”(la maison de production dérives)，这是一家专门制作纪录片的公司。作为回报，他们要定期为当地电视台制作一些节目。此时的兄弟两人已经逐渐从“爱好者”转变为专业制作人。“偏航制片公司”阶段是达内兄弟纪录片制作的高产期，在这家公司一共出品的60多部纪录片中，绝大部分都是由达内兄弟制作的，其中所涉及题材也比之前的创作有了极大的延展：既有反映在纳粹统治时期抵抗运动的纪录片《夜莺之歌》(Le chant du rossignol，1978)，也有涉及比利时1960年大罢工的ww《当雷昂的船在默兹河首航时》(Lorsque le bateau de Léon M.descendit la Meuse pour la première fois，1979)，还有关于1960年代工人创办地下刊物的纪录片《战争已经结束，墙壁必须倒塌》(Pour que la guerre s' achève，les mursdevaients' é crouler(1980)。1981年，阿尔芒·加蒂再次来到比利时。此次归来，他只是做短暂停留，并准备前往爱尔兰拍摄一部反映爱尔兰绝食抗议的故事片《我们曾经都有树的名字》(Nous etionstous des nomsd'arbres，1981)。他提议达内兄弟参与这个项目，于是，弟弟吕克作为此片的导演助理，哥哥让-皮埃尔则担任摄影助理义无反顾地再次加入了阿尔芒的团队。在阿尔芒这部结构复杂、充满野心又带有集体创作意味的影片中，达内兄弟初次接触到了剧情片的制作。长时间的纪录片拍摄已经让达内兄弟些许感到了现实的局限。让-皮埃尔回忆：“参加这部‘真正的’电影拍摄，使得剧情片创作进入到我们的视野。”⑤回到比利时不久，达内兄弟首先把“偏航制片公司”升级为旨在拍摄纪录长片的“偏航电影制片公司”(Films Dérives Production)，之后又拍摄了有关比利时自由电台运动的纪录片《R…不再作答》(R…ne répond plus，1981)，波兰移民和流放主题的影片《一个飞翔大学的课程》(
uneuniversit é volante)，以及关于比利时作家让-卢韦(Jean Louvet)的《凝视乔纳森/让-卢韦和他的作品》(Regarde Jonathan/Jean Louvet，son
，1983)等6部纪录长片。同时，创作剧情电影的种子也开始在他们心中酝酿。达内兄弟的纪录片创作时期，其创作题材始终围绕着发生在当下或已经逝去的“抵抗运动”“工人运动”作品中对于现实的呈现要大于艺术的处理，并以一种抗争的姿态站在受欺凌、受压迫的一方。 《法尔什》(Falsch，1986)是达内兄弟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这是根据比利时剧作家雷内·凯利斯基(René Kalisky)生前最后一部未完成的戏剧剧本改编的影片。影片讲述了在犹太人大屠杀的浩劫过去40年之后，一名犹太人在一个夜晚与他所有死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家人见面的故事。这部影片与后来达内兄弟的电影作品风格迥异，片中通过大量的自白式画外音和固定场景，构建了一种典型的布莱希特式的戏剧效果，使整部影片看起来十分像一部被拍摄的戏剧。影片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反响，也让达内兄弟对电影与戏剧的关系产生了反思。不久之后，达内兄弟又受当地电视台委托，拍摄了一部讽刺意味较强的剧情短片《他奔跑……他周游世界》(Il court…il court le monde，1987)。与此同时，他们一直在筹备一部名为《失业者伏尔甘》(Vulcain
)的影片。这是一个关于上世纪80年代钢铁业的危机给当地社会带来巨大破坏影响的纪录片项目。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兄弟两人越来越觉得应该把这个项目转为剧情片进行创作。于是，他们从法国邀请了曾经与弗朗索瓦·特吕弗和阿伦-雷乃合作过的著名编剧让·格鲁沃尔(Jean Gruault)共同完成了剧本，并由此制作了了他们的第二部剧情长片《我想起你》(Je penseà vous，1992)。影片描述了一个在街上游荡的女子寻夫的故事，她所寻找的丈夫正是由于钢铁危机到来时失去工作而出走的。相比以前的作品，这部影片邀请了一些知名的演员，投资规模也扩大了很多。在制作过程中，拍摄经验不足和诸多的制片限制让达内兄弟遇到了很多问题：“从剧本、演员的选择、道具、剧组人员的构成，没有一件事我们能够下得了决定……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摆放摄影机，于是一个演员走过来说‘为什么不放在这儿呢？’摄影指导过来说：‘放在那边吧。’导演助理这时也凑上来表达他的意见。我们不能说这是一部我们讨厌的电影，但这确实是一部没有我们存在的影片。”⑥最终，这部混合了社会题材和隋节剧类型的影片推出之后遭遇了票房的惨败，口碑方面也是恶评如潮。正是通过这次经历，让达内兄弟认识到自身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剧情片创作方面的经验不足，同时也使达内兄弟意识到在剧情电影制片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像这样一部具备一定投资规模并且有票房要求的影片。这次经历促使他们在1994年成立了自己能够完全掌控并且侧重剧情长片制作的“河流电影公司”(Les Films du fleuve)。对于达内兄弟来说，虽然这次拍摄留下来的尽是一些不愉快的回忆，但是与编剧格鲁沃尔的合作，却使达内兄弟受益匪浅。他带给达内兄弟很多关于剧情片创作的经验，尤其在剧本创作方面给了他们很多的帮助和启示，并从他的电影观念中传递一些法国电影新浪潮的气息。 在他们获得世界关注的作品《一诺千金》问世之前，达内兄弟在剧情片方面的尝试几乎都是失败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达内兄弟汲取各方面教训，带着多年积累的纪录片制作经验和对剧情片创作的思考，开始走向风格成熟的创作之路。 作坊电影与拍摄方式 比利时电影业的发展存在着先天的局限。由于总体人口数量很少，又被不同语言区域分化，其中的电影观众的数量就更可想而知了。他们能为比利时国内电影市场贡献的票房十分有限，其中大部分又被美国的好莱坞，以及周边的电影强国法国瓜分。能循环到本国电影制作的资金不到每年总票房的5％⑦，这也决定了比利时无法形成一个自给自足、运转正常的国家电影工业体系。比利时大多数的电影制作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的资助系统和一些优惠政策鼓励下的个人或机构投资，比如在瓦隆大区，就设置了名为Wallimage的机构对电影等相关产品进行资助。与此同时，政府颁布了税收庇护政策(Tax Shelter)来鼓励民间电影投资行为。这些举措在近些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有效地保护了本国的电影及相关影像产品的制作和生产。如果没有这些宽松的扶持政策，以达内兄弟制作的两部遭遇失败的剧情长片的经历，很难再有机会拍摄电影《一诺千金》，我们可能也就永远无法看到如今的电影巨匠达内兄弟。 如此的制片环境使很多比利时电影人习惯了一种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这种作坊式电影生产，游离于工业生产体系之外；借助于公共资助体系却仍保持很大的创作自由；借助于影片本身所带来的回报维持再创作，又不以追求回报为目的；它以一种留有个人痕迹的工匠式的严谨创作态度和相对固定的生产方式来制作影片，且不改初衷。以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影片我们可以称为“作坊电影”。这种电影与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出的“流水线”电影相对应；同时，也和那些几乎完全与市场割裂的独立电影和民间影像相区别。达内兄弟的影片创作方式即是如此。在电影创作过程中，他们兄弟两人就像手艺高超的工匠，用自己固执的、特有的方式来精心雕琢、打磨影片。在获得世界范围的盛誉之后，他们没有选择去制作投资规模较大的影片，而是不改初衷地继续着自己作坊式的生产。弟弟吕克·达内在一次访谈上曾经说过：“比利时是一个小国家，只有1000多万人口，这其中也许只包含两三百万电影观众，我们很难建立自己的电影工业，只能出产一些手艺人，也许只有15到20个人吧，我们就是其中一员……”⑧ 从戏剧入行、带着20多年的纪录片制作经验和3部剧情片制作的糟糕记忆，达内兄弟开始制作“河流电影公司”成立之后拍摄的第一部剧情片《一诺千金》。也正是由此开始，他们的电影创作趋向成熟，形成了稳定的拍摄手法和鲜明的作者风格。回望达内兄弟的电影，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作品具有一种高度的同质性和完整性。这种持续稳定的创作与他们的工作方式紧密关联。对达内兄弟的制片方式和拍摄手法进行研究，是了解达内兄弟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入口。 达内兄弟影片的制片规模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从最初投资160万欧元(约合1116.93万元人民币)、拍摄了40天的《一诺千金》开始，到拍摄了56天、投资190万欧元(约合1326.35万元人民币)的《罗塞塔》，投资260万欧元(约合1815万元人民币)、拍摄周期60天的《儿子》，再到投资360万欧元(约合2513.09万元人民币)、拍摄周期61天的《孩子》和投资400万欧元(约合2792.32万元人民币)、拍摄60天的《罗尔娜的沉默》，以及投资580万欧元(约合4048.86万元人民币)、开始启用电影明星西西莉·迪·法兰斯(Cecile de France)拍摄的影片《单车少年》，直到最近一部投资700万欧元(约合4586.56万元人民币)、启用奥斯卡影后玛丽昂·歌迪亚(Marion Cotillard)拍摄的《两天一夜》(Deuxjours，unenuit)⑨也都只是中等投资规模的影片。虽然他们影片的制作资金总体呈递增的态势，但是作为如此级别的导演，影片制作仍能保持在中、小成本的规模，这也实属难得。成名之后的达内兄弟出于发行考虑，开始和一些海外投资方进行联合制片，但是“河流电影公司”始终作为其中的主力制片公司，这样确保了他们不会受到其他投资方的干扰而影响创作的自由。 世界影坛从来不缺兄弟导演组合。从电影最早的发明者卢米埃尔兄弟、蜚声国际的意大利导演塔维亚尼兄弟、美国独立电影界旗手级导演科恩兄弟、到近些年以《黑客帝国》三部曲确立影坛地位的美国导演组合沃卓斯基兄弟(由于哥哥已经变性，现在已为姐弟)……但是，在这些导演兄弟中，能够真正像达内兄弟一样，集编剧、导演、制片人于一身，从制作履历上高度一致的组合并不多见。根据国际电影数据库(IMDB)的数据显示，哥哥让-皮埃尔·达内和弟弟吕克·达内担任制片人、导演和编剧的作品不仅从数量上一致，而且从片目上也完全相同，分别是制片人36部、编剧17部和导演18部，⑩他们已然成为了高度一致的整体。在一次访谈中，吕克说：“我拍电影不能没有他(让-皮埃尔)，他也不能没有我，我们有一种不可能产生相互埋怨的依赖关系，有人说我们是双头电影人。他们的联合制片人丹尼斯·弗洛伊德(Denis Freyd)补充道：“他们的感觉相互升华，形成了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共同点的重合，而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相互辩证的结果，一种增强的能量和智慧的结晶。(11) 达内兄弟两人在电影制作过程中既高度默契，又分工明晰。对于一部影片的制作，他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彼此都有兴趣的话题，然后对此进行讨论、延展、深化，继而形成剧本的架构。影片《一诺千金》中，起初达内兄弟只是想做一部关于孩子的影片。当时两人都已经有了孩子，在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他们切实地感觉到这是人生中可塑性最强的阶段，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后来他们决定把这个人物角色设定为14岁的男孩，并把他置入一个只有父亲的单亲家庭。在不断的讨论过程中，他们又开始思考，如果把情节设置成让这位父亲失去了应有的尊严，比如一个失业的父亲或是以不光彩的勾当为生的父亲，那么儿子眼中的父亲该会怎样。在对这个线索进行构思的同时，他们又听说了一件有关非法移民的事情：一对从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偷渡来比利时瑟兰的黑人兄弟，想转道比利时进入意大利打工，后来这对兄弟中的哥哥如愿前往了意大利，而弟弟却长期留在了比利时。兄弟两人决定把这两件看似无关的事情结合，因为移民问题同样也是他们关注的问题。经过不断地对故事进行打磨，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诺千金》。(12)达内兄弟时刻关注着现实社会的各种问题，并且经常从一些社会的特殊角落和新闻中寻找创作动机，比如通过在当地的青少年管教中心的采访，获得了拍摄《孩子》的灵感；受到英国詹姆斯·巴杰尔谋杀案启发，产生了拍摄影片《儿子》的动机；长时间接触城市周围一些露营地中的穷苦家庭而形成了《罗塞塔》的思路。当情节构思的轮廓大体出现之后，他们就开始动笔编写剧本。弟弟吕克·达内回忆：“我总是写第一版剧本然后发给让-皮埃尔，他做出一定的修改和建议之后，我们就开始共同投入真正的剧本写作。”在达内兄弟拍摄过程中的分工，往往是一个人负责场面调度，而另一个人盯着监视器。(13)经过戏剧表演训练的让-皮埃尔通常把精力放在指导演员方面，而弟弟吕克则更多地投入到镜头设计方面的工作。
《一诺千金》 达内兄弟影片的制作团队十分封闭，而且成员之间相处融洽，仿佛家人一般。除了导演兄弟外，技术团队中的主创人员都是与他们有过多年合作经历的固定合作者，比如摄影指导阿兰·马科恩(Alain Marcoen)、录音指导让-皮埃尔·杜雷(Jean-Pierre Dure)、剪辑指导玛丽·爱莲·多佐(Marie-Hélène Dozo)，他们都是从《一诺千金》开始与达内兄弟合作了近20年的搭档。剧组中其他的“元老级”成员也比比皆是：导演助理、制片主任、混音师……都有7部以上的合作经历。剩下的成员中大多也参与了4部以上达内兄弟影片的制作。这样一个经过了多年磨合的家庭式团队，成员之间相互了解、信任、相处融洽，对导演和其他主创的工作方法和习惯具备了很强的适应力，并且能够即时领会导演的创作意图。这些因素是达内兄弟影片高水准稳定表现的关键，也为他们作坊式的精心打磨影片创造了条件。 同样，与世界上很多受“作者论”影响的电影导演一样，达内兄弟影片中出现的演员阵容也非常固定。塑造了《儿子》中“父亲”形象而一举获得了戛纳最佳男主角奖的演员奥利弗·古尔迈(Olivier Gourmet)参加了他们7部影片的拍摄，成为达内兄弟名副其实的御用演员。《一诺千金》中扮演“儿子”的演员杰瑞米·雷尼耶(Jérémie Renier)以及在《罗塞塔》中“好心青年”扮演者法布里齐奥·罗吉恩(Fabrizio Rongione)均参演了4部达内兄弟的影片。从《儿子》开始加入达内兄弟阵营的演员摩甘·马林纳(Morgan Marinne)如今也与他们合作了3次。这些时常出现在达内影像世界中的人物已然成为达内兄弟作品的标签，成为其影像风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达内兄弟的固定演员阵容中，除了奥利弗·古尔迈在与达内兄弟合作前做过戏剧演员、接受过表演的学习和训练外，其他演员则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非职业演员。杰瑞米·雷尼耶就是在拍摄《一诺千金》时，从报纸和广播上刊登启示后应聘而来的：“在很多应征而来的演员中，最后就剩下了他和另外一个棕发少年，但是我们发现杰瑞米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这使得我们最终选择了他。”(14) 如今，当人们评论达内兄弟的影片时，总是会说起他们的电影仿佛是简单截取的现实片段——犹如纪录片式影像风格。可是，这种纪录片式的“粗糙影像”从来都是他们精雕细琢的结果。虽然他们的影片拍摄周期看起来者很短，但是影片的准备阶段却是漫长的。也许因为达内兄弟早期是从戏剧进入影像领域，戏剧的排演手法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会对演员进行长时间的戏剧排练，为他们设置情境，达到要求后才会把他们置入到拍摄场地。演员又会长时间地身处拍摄场地，自然地融入空间。摄制团队此时才会慢慢地介入，与演员的状态和动作进行配合。当演职员团队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之后，影片才会真正开始实拍。实拍过程中，达内兄弟很少打断演员的表演，让他们按照意图自然地做出动作。每一场景的系列动作完成后，还要尝试不同节奏的表演，在后期剪辑时找到场景衔接中最适合的节奏片段来构建影片。此外，他们的影片一直采用顺序拍摄的方式，从来不使用场景套拍的方法，保留演员情绪的连贯和自然的反应。可以看出，达内兄弟的拍摄方法，是以真实性为首要原则进行的，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尽量抹去“人造”的痕迹，还原生活本身。 由于达内兄弟在影片中对角色的背景、性格和人物关系的铺垫采取了极简化方式处理，所以，服装、道具、美工等方面的工作在达内兄弟的拍摄过程中极为重要。拍摄《罗塞塔》时，他们就不停地让扮演罗塞塔的演员试穿不同的服装。弟弟吕克曾经表示：“我们在不同的场景让她试着穿或不穿裙子，换不换上夹克衫，这点对我们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亲自参加演员的试镜。”演员奥利弗·古尔迈在访谈中透露：“我从来没有在其他电影剧组中试过像达内兄弟他们拍摄时那么多衣服。”“达内兄弟对每一个场景的构建都是巨细无遗，一件一件地来尝试摆设在场景中的物件。”他们的摄影师伯努阿·德尔沃(
Dervaux)也如是说。(15)这些影片中的“物质化”因素不仅能够事半功倍地达到角色的塑造，同时也能使演员对导演的意图和角色的理解产生十分有效的帮助。 后工业时代的现实主义创作 达内兄弟曾经与被誉为“比利时电影之父”的安德烈·德尔沃(André Delvaux)进行过一次论战。在当时这场关于比利时电影该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德尔沃认为比利时电影已经在日耳曼文化和拉丁文化的桎梏下动弹不得，需要寻找突破口来突显比利时电影的特性。他主张把比利时电影引向一种带有梦幻感的方向中去。对于这个观点，达内兄弟极力反对，他们认为比利时电影不能在造梦中寻找出路，而应该在虚构的剧情片中尽量靠近现实。在看完《一诺千金》之后，德尔沃给他们写了一封长信诚恳地表示收回他之前的观点。(16)如今，达内兄弟不仅为比利时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他们的作品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英国电影新浪潮一脉相承，成为欧洲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一面旗帜。 同样，达内兄弟影片的现实主义创作也秉承了以这两场电影运动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在影像风格上，大量的实景拍摄、自然光照明、非职业演员的使用、现场同期声录音等手法所形成的粗砺的影像感仿佛是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截取。更重要的是，达内兄弟作品的主题和内容，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以后工业时代的欧洲工业城市瑟兰为样本，深刻地切入了当下的社会现实，突显了时代特征。 20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陆续进入了后工业时代。按照最先提出这个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观点，他把人类社会划分为3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不同的社会是依据不同的中轴建立起来的。地主和军人拥有统治权的前工业社会，其中轴是与自然界竞争；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工业社会来临，人类的意图则是同人类加工后的自然界竞争，此时的企业主跻身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渐进入后工业时代，人与人之间知识的竞争成为此时的社会中轴，受过专业教育并带有技术专长的科技精英则成为这个社会的统治人物。在后工业社会转型期，以蓝领工人为主要人口的传统工业城市，人们的社会生活势必会受到剧烈的冲击。 达内兄弟电影创作的灵感，几乎都来自他们的故乡列日—瑟兰，这是一个由工人阶级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城市。曾经在工业时代所创造的辉煌，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被击得粉碎。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本地居民在适应新的社会形态过程中忍受着巨大的生活改变和心灵创痛。作为出道即是以反映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导演兄弟，他们没有为新兴事物的到来而欢呼喝彩，而是选择了既有的立场，观察底层人民命运的波动，对社会发展中被遗忘和忽略的弱势群体给予应有的人文关怀，去反映他们的困扰与挣扎、失落与反抗。在达内兄弟的影片中，工业城市瑟兰俨然成为了一个经过新的社会形态到来之后被“洗劫”的环境样本。我们时常看到影片中的人物形单影只地穿梭在城市中的街头巷尾，而很少看到直接交代城市环境的空镜头，这样的处理方式更加突出了人物的命运与环境的息息相关。这点尤其在他们的早期作品(从《一诺千金》到《孩子》)中体现无遗——灰色基调的城市里，不时地出现两旁布满工业管线的街道，路面上仿佛能看到重型卡车的印痕和某时散落的煤渣；远处一排排废弃的厂房之间零星遗落着几个已经凋零的巨大烟囱，一栋栋人去楼空的临街住宅，上面的窗户已被木板封起……我们依稀能感觉到这个环境中曾有过的生机，如今却在社会转型期犹如废墟般的存在。
《两天一夜》 工人失业问题是达内兄弟影片中的重要命题。在《罗塞塔》《两天一夜》，包括早期的《我想起你》(18)中都是直接涉及了工人的失业并由此产生了影片的叙事动力。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工人阶级在这场大潮中势必成为最受冲击的群体，首先伴随的就是大量工人的失业。影片《罗塞塔》中，开篇镜头直接呈现了被辞退的女工罗塞塔——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女孩，在厂房中拼命地逃离警卫的追赶，只是为了能继续在工厂工作。晃动的镜头呈现着罗塞塔的挣扎，把我们带入了她动荡不安的生活。罗塞塔的喘息声伴随着工厂机器的轰鸣声、忙乱的脚步声，加上人们追上她之后的奋力挣脱。它在向我们展示，工作对于她是何等重要。为了这份对生活的卑微请求，无辜的罗塞塔在整部影片里像一名斗士一样，与冷酷的现实进行着无力的抗争，并最终为了保住工作而背叛了朋友，直至影片最后的一场罗塞塔未遂的自杀场景。达内兄弟在影片中对罗塞塔命运展现的背后直指社会现实问题，导致影片在公映后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并且催生了比利时政府旨在保障青少年工作权益的国家法案“罗塞塔计划”(Régime des premiers emplois——Plan Rosetta)。 15年之后，达内兄弟同样以失业问题为叙事动机拍摄了《两天一夜》。影片的开场，呈现了一个刚刚走出抑郁症治疗的、神情憔悴的女人桑德拉。她在家中接到了工厂裁员、自己或许被辞退的电话，影片随后呈现了她的哭泣和大量服药的场面，我们可以感到工作对于眼前这个几乎崩溃的女人的重要。这和影片《罗塞塔》开场镜头中主角的遭遇如出一辙。这部影片仿佛一幅全景画，以桑德拉的奔走为线索，带出了比利时当下工人群体的生存状况，尤其是在权益(失业)和利益(奖金)面前他们所呈现的不同选择，揭示出与其关联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两天一夜》比《罗塞塔》多了一些温暖，桑德拉有一个爱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家庭能够起到支撑作用，孤身奋战的女孩罗塞塔的处境远比桑德拉来得绝望，这点不由地契合了上世纪90年代的罗塞塔到21世纪前十年的桑德拉所体现的时代变迁的现卖性。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比利时的工人们面临着新的威胁，就像《两天一夜》中工厂的老板对桑德拉所解释的那样，让他做出裁员决定是由于来自亚洲太阳能面板竞争的压力。 《罗塞塔》和《两天一夜》是达内兄弟创作风格形成之后直接涉及工人阶级境况的影片。在这两部影片中，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它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电影史上同类影片中塑造的既有的工人形象。但是，她们身上依然保留了工人形象中既有的尊严和坚定。在人类社会男女平权的趋势下，达内兄弟如此处理具有一定的现代意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与先前表现工人群体的很多影片不同，达内兄弟的电影中，作为主角的工人形象仿佛都是孤独的、无助的，都是在单打独斗或最多与家人一起与社会的不公平作抗争，工人群体中既有的团结和工会组织的力量在影片表现中几乎缺失，这似乎也与后工业时代对工人阶级的日趋瓦解的现实产生了呼应。 达内兄弟的影片对现实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命题是移民问题。作为生活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比利时同很多富裕的西欧国家一样，涌入了非洲和东欧等国的大量移民，而瑟兰这样的地方则成为移民们中转或定居的主要地区。实际上，与其说瑟兰作为一个城市，不如说他是比利时列日省省会列日的一个郊区地带，就像很多欧洲发达国家重要城市的郊区一样，相对于大城市中较高的消费水平和高昂的房租，移民们大多会选择向这些生活成本低廉的郊区地带聚集。他们之中不论是通过合法程序还是非法手段入境，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阻力和问题。近些年来，这些问题在欧洲很多国家日趋恶化，逐渐演化成严峻的社会矛盾。 《一诺千金》和《罗尔娜的沉默》是达内兄弟直接涉及移民问题的影片。同为反映郊区移民问题的影片，达内兄弟与很多“郊区电影”(19)的导演出身不同，他们是作为本地原住居民的身份切入到这一主题的。他们也没有像普遍的郊区电影那样，站在移民的立场来突出表现移民群体与融入主流社会阻力之间的抗争，而是带有超越性地回归到人性这一基点，来探讨移民群体的困境和问题，给予弱者以应有的人文关怀。 在他们的早期作品《一诺千金》中，影片的主人公是瑟兰本地的15岁少年伊戈，他本应作为唯利是图的父亲的帮凶来一起压榨那些来自非洲和东欧等国家的外来移民。然而，一次突发的事故导致他们的房客——来自西非布基纳法索的非法移民阿米杜身亡，使得这位少年必须要面临他对濒死的阿米杜的许诺照顾刚从西非来到瑟兰与他团聚的妻子和他们年幼的儿子。伊戈一方面继续对父亲的作恶言听计从；另一方面，对于阿米杜的许诺也使他逐渐唤起了人性的良善之心。这种人性的回归同样体现在《罗尔娜的沉默》中。罗尔娜是一名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年轻女孩，她通过黑市的移民经办人法比奥与比利时当地的一个瘾君子科罗迪通过假结婚的方式获得了比利时国籍，并且准备在法比奥的计划下合法脱离这段婚姻，再与一名愿意付出高额报酬的俄罗斯富商假结婚，让这名俄国人也顺利移民比利时。罗尔娜的生活中，充斥着受到身份和利益驱动的人们——法比奥、俄罗斯商人、甚至她的阿尔巴尼亚真正男友，她自己也心甘情愿地沦为这条身份生产线中的一个部件。影片不停地呈现有关钱和交易的场景，人们之间本应有的真情在这个逐利为先的环境下变得虚假和物化。相比之下，反倒是像废人一样的瘾君子科罗迪活得最为单纯。在与科罗迪共居的日子中，罗尔娜的同情心逐渐被时常毒瘾发作的科罗迪唤醒，科罗迪此时也是真正地希望能够戒毒，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科罗迪死后，面对即将实现的计划和唾手可得的酬劳，罗尔娜最终选择了背叛他的“同伙们”，偏离了逐利轨道，回归了人性的良善。此时的达内兄弟在影片中罕见地使用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象征手法来突显了这种人性的回归——影片的最后场景，身怀科罗迪骨肉(只是来自罗尔娜的幻觉)的罗尔娜逃离至一片仿佛史前的黑森林中，并进入了一座古老神秘的木屋。她要为孩子点火取暖，在森林中捡柴时，抬头听到了天空传来美妙的鸟叫声，一切都显得如此的宁静和美好。她回到木屋点燃了火炉，关紧了窗子，安心地躺在木椅上，准备迎接孩子的诞生。此时浮现出达内兄弟很少使用的电影配乐——一首贝多芬创作晚期的奏鸣曲旋律，这段音乐的出现带给影片一种庄严的宗教感。不论是《一诺千金》中的本地少年伊戈，还是外来移民罗尔娜，他们在影片中所表现的行为虽然都是某种“背叛”，但这种“背叛”却恰恰是超越了种族、文化、信仰、国别等牵绊，而回归到了人类的本初的良善。 在达内兄弟营造的影像世界中，对青少年群体的关注似乎成为了他们一贯的主题。青少年时期是人生阶段中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在价值观念形成的过程中，家庭和社会环境对他们影响至深。达内兄弟影片中所塑造的青少年形象几乎都是一种悲惨的存在，他们或者活在有问题的单亲家庭，比如《一诺千金》中的男孩伊戈和他不择手段地从非法移民身上捞钱的父亲、《罗塞塔》中的女孩罗塞塔和她整日酗酒、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的母亲，或者更为不幸地被家庭抛弃，成为没有家庭的“浪荡儿”，比如在街上流浪的“未婚爸爸”布鲁诺和被父亲送到福利院的男孩西里尔，以及《儿子》中从少年管教所刚刚放出来的弗朗西斯。 破碎或缺失的家庭给这些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了巨大的阴影，也引出了一系列青少年问题。《儿子》讲述了关于青少年暴力带给一个本该幸福的家庭以毁灭性打击的故事。影片并没有像很多同类影片那样直接反映青少年暴力问题的进行时态，而是对暴力之后带给受害者家庭灾难的呈现，并且向观众提出了一个难以选择的命题——经历了丧子之痛并导致家庭破碎的木匠奥利维耶在多年后该如何面对刚从少年管教所放出的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弗朗西斯，是报仇还是宽恕？影片中多处情节表现出弗朗西斯也只是一个悲惨的孩子。在达内兄弟的影片中，导演从不简单地只表现这些问题青少年的作恶或犯罪的过程，而是把侧重点转移到他们生活现状的呈现、他们的不幸遭遇，把问题引向更深的层面，激起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思。达内兄弟在近期的影片《单车少年》中，同样反映了青少年问题，但是与前两部作品相比多了一些暖色。影片中罕见地出现了一位带着爱和温暖进入达内兄弟影像世界中的监护人形象萨曼莎。西里尔在社会中变坏的潜在危机和萨曼莎代表的“爱”的力量之间进行了一次次较量，突显了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爱和家庭的作用。 不管是反映失业或移民问题，还是达内兄弟一贯的青少年主题，他们的影片从来都不会固化在同一个主题上进行影片的建构，这些主题往往盘根错节、相互勾连地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主要反映移民问题的影片《一诺千金》中，同时也会带出有关青少年成长和父子关系的子题；以失业为线索进行叙事的《两天一夜》也会借机呈现移民的现状，就像失业的罗塞塔，无形中就会反映出青少年的状况……这种主题与子题在达内兄弟不同影片中的交相呼应，构建了一个丰富的、充满现实感的达内兄弟的影像世界。与此同时，在达内兄弟所营造的影像世界中，人物几乎都是无辜的，无论是他们直接给予关怀的失业工人、移民或青少年形象，还是情节表面所展现的“作恶”的一方，比如《两天一夜》中投反对票的工友们或要辞退桑德拉的工厂老板；《单车少年》中抛弃了西里尔的父亲和阿拉伯裔的毒贩……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绝非简单的善、恶可以概述的复杂性。他们的行为都是在社会运转机制中被逼迫的个体选择，他们是社会发展中的失意者，是被遗忘和忽略的“他”者。深受法国思想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道德伦理学影响的达内兄弟，正是用他们手中的电影作为工具，对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和反思，同时表达了对“他”者的深切关注。 注释： ①Frédéric STRAUSS,DARDENNE JEAN-PIERRE(1951- ) et LUC(1954- ),Encyclopedia Universali:http://www.universalis.fr/encyclopedie/dardenne-jean-pierre-et-luc/. ②https://fr.wikipedia.org/wiki/Frères_Dardenne.2015年6月26日引用。 ③本节部分内容整理自吕克·达内所著《影像背后》一书。Luc Dardenne,Au Dos de Nos Images 1991-2005,Seuil,Paris,2005. ④(11)Jean-Luc Douin,Les Dardenne,cinéaste
deuxtêtes,LE MONDE,14.07.2008. ⑤Les frères Dardenne,Entre quat'z-yeux,LEXPRESS.fr,22.09.1999.http://www.lexpress.fr/culture/cinema/les-freres-dardenne-entre-quat-z-yeux_816417.html. ⑥Talking to Palme d'Or Winners Luc and Jean-Pierre Dardenne,Guardian/nft Interview,11 February 2006.http://www.theguardian.com/film/2006/feb/11/features. ⑦比利时电影年产12部，《光明日报》，2010年12月8日，本文引用其中部分数据。 ⑧(12)(14)PLa Master class de Jean-Pierre et Luc Dardenne par Forum des image.(100 min) ⑨hilip Mosley,The Cinema of the Dardenne Brothers:Responsible Re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5. ⑩这个数字中，除了九部剧情长片，还包括他们之前的纪录片和他们的制片公司投资的其他影片。 (13)Le frères Dardenne,artisans d'un cinéma social,AFP Publié le dimanche 22 mai 2011. (15)Il était une fois Rosetta-ARTE mercredi 20 mai 2015
22h25(53 min),Réalisation:Auberi Edler. (16)Rebichon,Michel,Les frères Dardenne,Entre quat'zyeux,Studio(Paris),149,octobre 1999,pp.92-95. (17)丹尼尔·贝尔.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彭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14-17. (18)《我想起你》虽然也是达内兄弟以工人阶级群体和失业问题进行的创作，但属于达内兄弟早期作品，此时的达内兄弟的作品风格还未成熟，所以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 (19)王佳音.介入现实的电影宠儿——马修·卡索维茨的电影之路.当代电影，2014(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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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时代的工作坊电影--丹麦兄弟的形象世界_达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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