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函授教育理论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函授教育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函授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函授教育事业的发展较快，出现了我国教育史上未曾见过的可喜局面，但与之不相称的是，函授教育理论研究则显得不够理想。还有比较多的薄弱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函授教育理论研究广度和深度不够。据了解，我国目前拥有各种函授学术刊物寥寥无几，发表相关的论著很少。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还停留在对函授教育办学实践局部的、较低层面的归整上，缺乏对函授教育论、教学论、学习论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角度的深层次理性思考，使我国函授教育理论研究从总体看还停留在既浅且狭的体会型、经验型、总结型的较低档次上。
第二，函授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尚难建立。据了解。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正式出版的函授教育理论研究专著屈指可数，而且层次比较低。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变“参考”为“参照”，程度不同地成为普教理论的“翻版”；二是变“借鉴”为“移植”成了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函授教育理论的“套用”。从基本理论架构、运作模式与过程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联等角度审视，真正立足我国社会及国民函授教育基础的，在建立函授教育学科理论体系上欠缺较多，这使得这门学科的建立似乎还要走很长的路。
第三，函授教育理论指导函授教育实践比较吃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函授教育适应我国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培训了大批社会在职或不在职的人员，为社会的发展做了很好的工作。然而，就其发展看，也始终伴随着一股非理性潮流，逐“利”而动，随“热”而涨。各地函授教育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办学目的商业化、办学方向随机化、办学行为短期化、办学模式雷同化等问题。这些问题至今未能很好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函授教育理论研究对快速发展的函授教育实践指导乏力，对我国国情决定的函授教育特殊规律揭示宣传不够，追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超前预测规划不足，因而对函授教育实践的理性引导不足。
二、函授教育理论研究薄弱探因
函授教育理论研究的薄弱是有其主观、客观诸方面原因的。
第一、函授教育理论研究自身实力不足。一是函授教育科研队伍数量不足。作为一门教育学科，函授教育科研队伍数量与其他学科相比明显不足。其表现有三：一是专门研究机构很少。从中央到地方各层次的专门性函授教育科研机构不多见，有的话也是残缺不全，研究人员寥寥可数。多则二、三人，少则一个、半个（兼职）。甚至唱“空城计”。二是函授教育科研团体有名无实。不少地区的函授教育“研究会”、“协会”等，开会来的人似乎还可观，但科研上笔头寥寥。三是函授教育办学主体很少有人潜心函授教育理论研究。据了解，地方一所函授教育专职管理队伍一般只有十个八个人。少的只有三、五人，却拥有数百上千人的办学规格，整年仅计划招生、组织教学、学员管理、结业办证等就忙得晕头转向，哪有余力从事函授教育理论研究呢？
二是函授教学科研人员素质欠佳。据一项调查，函授教学科研人员研究能力欠佳，在设计的十几项调查项目中，函授教育研究能力倒数第一。函授教育是开放的系统，内涵丰富、外延广阔，又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保持密切联系，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我国函授教学科研人员大多来自相对封闭的普教系统，知识结构、研究领域、学术视野自然不能满足函授教育理论研究的需要；函授教育实际工作者大多来自普教管理人员，教师理论水平、科研素质差距较大。
三是函授教育科研组织分散乏力。从国家看，虽然从“六五”期间就开设了函授教育科研课题，但数量极少又偏重于经验性总结。直到1997年，才启动了国家级重点社科课题“面向21世纪的中国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研究”；地方政府除少数（北京、上海等）能以相对明确的目标、思路组织函授教育理论研究外，大多数省、区并没有给函授教育理论研究以应有的重视。所以我国函授教育理论研究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第二，函授教育理论研究外部环境欠佳。（一）函授教育办学实践缺乏理论需求。迄今为止，我国函授教育实践并没有对函授教育理论产生强劲的需求。这也有三方面表现：一是办学方向受经济利益驱动而“跟着感觉走”，出现市场化、商业化、随机性甚至投机性，靠经验办学的惯性导致了对理论指导的忽视；另外面对激烈竞争，争生源、创经济效益成了函授教育的主要活动，办学行为的扭曲导致忽视理论指导；还有函授教育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大多办学主体走的函授教育路，迈的普教步，普教教材照搬、教法照用、驾轻就熟、不费气力，办学方式的守旧导致轻视理论指导。（二）函授教育理论价值缺乏公正评价。近些年，虽然函授教育的独特性质、多种功能与社会全面进步的互动关系已很少有人否认，人们也意识到普通教育已远远不能包含函授教育，但函授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地位仍然未得到普遍承认。即使在教育界，对函授教育及其理论研究的轻视、偏见也并不鲜见。
三、加强函授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思路
一是增大投入，加强函授教育理论研究队伍建设。一方面，各级政府、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从具体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角度入手，重视函授教育及其理论研究。要增大投入、设置机构、组织队伍、改变机制、明确任务，让函授教育科研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函授教育办学主体也不能“只认钱不认理”，要给编制、经费、时间、资料，组织教职工专职、兼职从事函授教育理论研究，并以正确理论指导办学实践，增强自身办学理性。
二是科学组织，提高函授教育理论研究整体水平。各级政府、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从促进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长远目标着眼，确定函授教育科研课题，统筹规划、科学组织，为国家、为本地区提供通过函授教育开发的人力资源，进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具体而切实可行的决策依据。同时，各函授教育办学主体甚至函授教育教学人员个人，也应该充分发挥能动性，进行纵向、横向联合，或跨地区、跨行业、跨专业的互补协作，就函授教育学科基本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联合攻关，发挥群体优势，争取使我国函授教育理论研究早日跃上“出思想、出理论、出学说”的档次。
三是政策倾斜，给函授教育理论研究以有力支持。各级政府、各有关主管部门、各级教育部门除了思想重视、增大投入之外，还要从政策上给函授教育理论研究以适当倾斜。笔者认为，当前最急需的政策支持应该是：首先，要确立函授教育的学科地位，确立函授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地位，公正评价函授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价值。在评奖、晋升职称等工作中给予公平对待；其次，在教育调整过程中，制定规章制度来确定函授教育理论研究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财政投入，以保证它的研究条件；再次，创办一定数量的函授教育理论刊物，对一些档次较高、侧重于基础研究的纯理论刊物，还应该提供适当的财政补助、这也是教育投入的合理部分。
四是立足于“大函授教育”观来开展函授教育理论研究。树立“大函授教育”观，在“大函授教育”观的指导下进行函授教育理论研究是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函授教育处于社会重要地位的客观要求，是函授教育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立足于“大函授教育”观，就要从根本上破除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打破过去人们研究视野的限制和束缚，全方位地研究函授教育及与之相关的活动。既要研究当今的函授教育活动，还要研究未来函授教育的趋势。国外有学者认为，未来的函授教育将出现十个新的动向，即新的对象、新的课程、新的教学形式、新的评定方法、新的招收学员制度、新的学习方法、新的管理方法、新的标准、新的学校、新的争论等，要扩展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另外，要从主要对函授教育领域内小范围、小问题进行局部研究扩展到对函授教育领域内的大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尤其是要对全国性、国际性的函授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实行集体的联合攻关。
五是扩大对函授教育发展中新问题的研究。扩大对函授教育发展中新问题的研究，既是函授教育实践的呼唤，也是函授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在要求，是函授教育理论研究的生命力之所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信息技术的新成就，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全面推进，函授教育发展中出现了很多以往函授教育理论研究没有涉及或者很少涉及的新问题。如函授教育的质量观、产业化、市场化、规范化、多样化、社会化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函授教育的影响等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应组织力量，增加投入，尽快形成一批操作性强、现实性好的函授教育应用理论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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