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思潮勃兴与近代海防论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论文,海防论文,思潮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近代海防论萌发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其倡导者为林则徐和魏源。后因时局变化，海防运动趋于式微，议海防者遂亦渐销声匿迹。迄于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思潮勃兴，议海防者渐出。然而，在此后的20余年中，近代海防论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时断时续，在艰难的探求中前进。迄于中法战争爆发，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试分别加以论述。
关键词 洋务思潮 海防论
一
第一时期，从1861年到1873年，历时13年，是近代海防论的重兴时期。
近代海防论在19世纪60年代初重兴，是与洋务思潮的勃兴相联系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有志之士莫不义愤填膺，亟思救国之策。冯桂芬即曾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写道：“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找到一些原因，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船坚炮利不如夷”。并强调指出：“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因此，他特别赞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认为：“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夫九州之大，亿万众之心思材力，殚精竭虑于一器，而谓竟无能之者，吾谁欺？”[（1）]此书成于1861年。此前不久，曾国藩鉴于列强“恃其船坚炮大，横行海上”的严峻局面，也产生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2）]的想法。并于同年8月23日奏称：“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3）]其后，左宗棠也多次提出“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4）]李鸿章还进一步指出：“惟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5）]可见，“师夷长技”说已得到人们比较广泛的认同，成为近代海防论得以重兴的思想基础和前提。
但是，冯桂芬也好，曾国藩等人也好，都不是简单地接过了“师夷长技”说。应该说，他们对西洋“长技”的认识比林则徐、魏源要深刻得多。如冯桂芬专门写了一篇《采西学议》，认为学习外国不能只限于坚船利炮，还应包括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统称之曰西学。建议在广东、上海设翻译公所，选择西方著作，“由是而长
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外，正非一端。”[（6）]李鸿章则提出，一面派人出洋学习制造，“宽以岁月，董之劝之，所学既成，或载其机器，或译其图说而归”；一面“仿照外国语言文字馆之例，在于京城或通商海口，设立外国机器局，购买外洋人铁厂现有机器，延请洋匠，教习制造，而别选中国精于算术之士，分充教习，以洋匠指示制造之法，以中士探明作法之原。”[（7）]他们不仅将西洋“长技”的内容由“船坚炮利”扩展到西学，而且在“师夷”的方法上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步骤，这表明洋务派不是简单地重复“师夷长技”说，而是在重倡林则徐、魏源未能实现的主张的同时，更为注重以培植海防的物质基础为入手功夫。
重倡海防论的中心问题是仿造轮船。曾国藩、左宗棠等都一致认为，仿造轮船乃海疆长久之计。针对当时盛行的雇用外国轮船主张，左宗棠坚决反对，指出：“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8）]关于自造轮船的必要性，冯桂芬作了深入的论述：“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目前固无隙，故可暂也。日后岂能必无隙，故不可常也。终以自造、自修、自用之为无弊也。夫而后内可以荡乎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长瀛寰，夫而后可以复本有之强，夫而后可以雪从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正本清源之治，久安长治之规，可从容议也。”并以日本为例，建议切莫错过建立海上防御的历史机遇，他说：“前年两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大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今者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间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也。不于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9）]应该说，洋务派还是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江南制造总局开始造船和福州船政局的创设，便是这次重倡海防论的最大成就。
不仅如此，洋务派还为引进西学而提出一个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基本准则。冯桂芬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10）]他的“中本西辅”说，便成为尔后洋务派“中本西末”论之滥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无一不是“中本西末”论者。[（11）]如李鸿章对此做过清楚的表述：“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如水大至，不得不缮防，非谓浚川浍、经田畴之策可不讲也。”[（12）]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不可动摇，是本；西学犹如急病不得不用治标之方，是末。尽管洋务派的本末观颇有可訾议之处，但却成为洋务派反对封建顽固派的思想武器，从而为近代海防论的重倡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由于此，近代海防论重倡之后，创建海军的问题很快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丁日昌是晚清创设海军的最早设计者。先是1867年，他还在江苏布政使任上，便草拟了《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建议制造轮船30艘，派一位提督统之，分为北洋、中洋、南洋三路，“有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飞驰援应，如常山蛇首尾交至，则藩篱之事成，主客之形异，而海氛不能纵横驰突矣”[（13）]。1868年，他升任江苏巡抚后，在《创建轮船水师条款》的基础上又前进一大步，重拟了《海洋水师章程》6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创设外洋海军的具体方案。其主要内容有四：
一、购置兵轮、特别是大兵轮，以创设外洋海军。“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船，尤以大兵轮船为第一利器。……拟先在花旗（美国）购买此种兵轮船约二、三号，即以提督所演之陆兵赴船学习，由粗而精。一面招募中国能驾驶之人，优其廪饩，盖宁波、漳、泉、香山、新会一带，能驾驶轮船之人甚多。兹拟重价招募，分别等第，设法抚驭。使全船皆无须资助外人，方可指挥如意，其次，则购买根驳轮船，以资浅水之用。以上两种轮船，初则购买，继则由厂自制。”
二、在中国沿海择要改筑西式炮台。“推原中国炮台之所以无用，非炮台之无用，乃台之式不合其宜，炮之制不得其法，演炮不得其准，守台不得其人。查西人重城池，不如重炮台，凡海口及要隘之地，无不炮台森列，严为防御。……拟仿照其式，沿海仍择要修筑炮台。其炮之制，亦如西国。演炮必求其准，守台必求其人。与沿海水师轮船，相为表里，奇正互用，则海滨有长城之势，而寇盗不为窥视矣。”
三、创立三洋海军，分区设防：北洋提督驻天津；东洋提督驻吴淞；南洋提督驻南澳。“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驳轮船十号。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有事则相互呼应，“联为一气”。
四、精设机器局，不但制造轮船、枪炮，还要发展民用工业。“水师与制造相为表里，偏废则不能精。拟三洋各设一大制造局。每一制造局，分为三厂：一厂造轮船，选通算学、熟舆地沙线能外国语言文字之人，董理其事；一厂造枪炮、火箭、火药及各军器，选谙兵法、优武艺、有胆略之人，董理其事；一厂造耕织机器，选谙农务、通水利之人，董理其事。是今日督造轮船之人，即他日驾驶轮船、出使外国之人；今日督造枪炮之人，即他日办理军务之人；今日督造耕器之人，即他日尽心民事之人也。”[（14）]
在此时期中，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重新受到重视。并且在洋务派的大力倡导下，将“师夷长技”发展为采西学，进一步将“师夷”思想付诸实践，创办了造船工业。特别是第一个创设外洋海军的具体方案的提出，不仅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防论的出现，而且表明近代海防论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
第二时期，从1874年到1878年，历时5年，是近代海防论的发展时期。
1874年冬，因日军侵台事件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其中，涉及到的重要问题主要有三：
第一，是关于购买铁甲船的问题。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与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会奏，根据对侵台日军实力的了解，极力主张购买铁甲船，称：“该国尚有铁甲船二号，虽非完璧，而以摧寻常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则两号铁甲船，不容不购也。”[（15）]尽管官员们对购买铁甲船一事意见不一，有反对者，也有主张缓办者，但主张购买者还是占了上风。如署山东巡抚文彬认为，“用火轮船，必须铁甲船以卫之”，建议“每水军一营先购一二只以为根本”[（16）]。湖广总督李瀚章奏称：“铁甲船为屏蔽全军、冲击敌军之具，亦属万不可少，应由南北洋大臣酌量购买，择海口最深之处驻泊。”[（17）]浙江巡抚杨昌浚说得最为恳切，指出：“虽沿海各省本有额设战舰，然以御外洋兵船，胜负不待智者而决，是必须扩充轮船，置备铁甲船，俾各练习驾驶，方有实际。明知其费甚巨，其效难速，而不能不如此也。日本以贫小之国，方且不惜重赀，力师西法，岂堂堂中夏，当此外患方殷之际，顾犹不发愤为雄，因循坐误，以受制于人哉？”[（18）]大学士文祥正患重病，也扶病上疏，亟陈购买铁甲船之必要。其奏有云：“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并建议：“将前议欲购未成之铁甲船、水炮台及应用军械等件，赶紧筹款购买，无论如何为难，务须设法办妥，不得以倭兵已回，稍涉松劲。”[（19）]丁日昌先将《海洋水师章程》请广东巡抚张兆栋代奏朝廷后，又写了一份《海防条议》，请李鸿章代为转奏，其中甚至提出：“中国洋面，延袤最宽，目前大小铁甲船，极少须十号，将来自能制造，极少须三十号，方敷防守海口，以及游历五大洲，保护中国商人。”[（20）]清廷对这些意见不能说不重视，但考虑到“铁甲船需费过巨，购买甚难”，决定命李鸿章、沈葆桢“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只，再行续办”[（21）]。
第二，是关于沿海分区设防与统一指挥问题。自丁日昌提出三洋分区设防的方案后，多数官员对此表示赞同，只是对分区名称的叫法不尽相同，或对提督的驻地有不同的建议。如下表所示：
但是，也有些官员对三洋分区设防的方案并不满意，甚至反对。如左宗棠指出：“洋防一水可通，有轮船则有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只须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势。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分设专阃，三提督共办一事，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以相同。七省督抚不能置海防于不问，又不能强三提督以同心，则督抚亦成虚设。议论纷纭，难言实效，必由乎此，不可不慎也。”[（22）]后来的实践证明，左宗棠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湖南巡抚王文韶又对三洋分区设防办法提出补充建议，即：“简任知兵重望之大臣，督办海防军务，驻节天津，以固根据。即由该大臣慎选熟海洋情形之提镇等，不拘实任候补，作为分统，分布沿海各洋面，以资防御。其战守机宜，仍听海疆各督抚随时节制调度，庶几事权各有攸属，而经制亦无庸纷更矣。”[（23）]
如何解决分区设防与统一指挥的矛盾确实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李鸿章虽然同意丁日昌三洋分区设防的方案，但又倾向于划分为最要、次要两区。他说：“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24）]由此可见，他的真实意见是主张南北两洋分区设防，自然要由南北洋大臣分别督办，只是没有明白地说出来罢了。不过，李鸿章没说完的话，却由闽浙总督李鹤年替他说了：“今海防紧要，沿海疆臣，均属责无旁贷。第无统帅专任此事，讲求实际，仍恐意见分歧，临事毫无把握。……请饬下南北洋大臣，督办海防，以重事权，南洋北洋分设轮船统领，由该大臣节制调度，先尽现有轮船，配齐弁兵炮械，归两统领训练，以后陆续添造，分隶两洋。每年春秋二季会哨，春至北洋，秋至南洋，由该大臣校阅，分别功过赏罚，据实具奏。”[（25）]事实上，这种办法仍然解决不了分区设防与统一指挥的矛盾问题。
总署章京周家楣提出的“另立海军”的建议，最应受到重视。他奏称：“各海口固须设防，然非有海洋屹然重兵可迎堵，可截剿，可尾击，则防务难于得力。应就外海水师及各营洋枪队中，挑选精壮曾经战阵之兵勇，另立海军，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率，简派知兵大员师之，就中分五军，每军二千五百人，各以得力提督大员分统之。每军需铁甲船二只，为冲击卫蔽之资，其余酌量人数，配具兵船若干，先立一军，随立随练。其余以依增办，日加训练，务期律严志合，胆壮技精，详悉沙线，神明驾驶，狎习风情，娴熟演放枪炮，以成劲旅。……创设之初，如须雇募外国善于驾驶演放之人为之教习，亦酌量雇募，由任事者悉心经理。其无事之日，分驻何口；遇有征剿，若何调度，由统师大量酌量布置。”[（26）]此建议若被采纳，可能早就解决了海军的统一编制和指挥问题，不至于象后来那样发生“畛域攸分”的情况了。周家楣之疏，本是为总理衙门拟稿，然在总理衙门大臣中未能通过，竟被弃置一边，真是令人惋惜！
第三，是如何对待海防与陆防、战与守的关系问题。当时议海防者虽多赞同购舰设防，然却又主张以陆守为主。当时，普鲁士人希理哈于1868年所著之《防海新论》18卷，业已经英人傅兰雅与华蘅芳翻译出来，于1874年由江南制造局刊行。国人之留意海防者，每置诸案头，时时披览，增长了不少海防知识，而对其要义之理解则不免有歧异之处。如李鸿章奏称：“查布国《防海新论》有云：‘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全力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局失势，故必聚积精税，止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等语。所论极为精切。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至于固守之法，他认为，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卸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那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27）]其基本思想是，大力加强重点海口防御，以陆防为主，兵船与陆军相互配合，随时游击，防敌兵登岸为上策。王文韶亦有同见，如称：“水师固不可废，而所重尤在陆防；防亦不必遍设，而所重专在扼要。”并提出：“水师不必迎战，但令游弋海上，伺其来攻陆防，即从后袭其轮船，以分兵势。”[（28）]两江总督李宗羲甚至建议：“以陆兵为御敌之资，以轮船为调兵之用。”[（29）]可见，当时议海防者尚未认识到水师是一支能够独立作战和机动性能强的军种，因此主张以陆守为基本防御方针，将水师视为陆师的附属之物，也就很自然了。
以上所述，主要概括了当时一般在事封疆大吏们对海防问题的观点，应当说，他们的认识，特别是对于陆防与海防、战与守问题的主张，还是相当滞后的，仍未从根本上摆脱中国传统的陆防主义的束缚。同他们相比，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的见解则具有较多的积极内容。他在1875年编成的《易言》一书，其36篇本有《论水师》一文，20篇本有《水师》一文，可为他在此时期论述海防问题的代表作。郑观应的海防观也可主要归纳为三点：
其一，是炮台与外海水师相表里，并特别重视铁甲船的作用。“筑台必照西式之坚，制炮必如西法之精，守台必求其人，演炮必求其准。使与外洋之水师轮船，表里相资，奇正互用，庶海滨有长城之固，敌人泯觊觎之心。”因此，“为今计，宜合直、奉、东三省之力，以铁甲船四艘为师，以蚊子船四艘、轮船十艘为辅，与炮台相表里，立营于威海卫之中，使敌先不敢屯兵于登郡各岛。而我则北连津郡，东接牛庄，水程易通，首尾相应。彼不能赴此而北，又不便舍此而东。就令一朝变起，水陆夹击，先以陆兵挫其前锋，后以舟师捣其归路。即幸而胜我，彼亦不敢久留；败则只轮片帆不返，则北洋之防固矣。”[（30）]
其二，是水师编分四镇，派水师大臣统之。“综计天下海防，莫如分设重镇，势成犄角，以静待动，以逸待劳。拟合直、奉、东三口为一镇，江、浙、长江为一镇，福建、台湾为一镇，粤省自为一镇。编分四镇，各设水师，处常则声势相联，缉私捕盗；遇变则指臂相助，扼险环攻。”“四镇水师提督外，另派一谙练水战阵势者，为统理海防水师大臣，专一事权，遥为节制，时其黜陟，察其才能，事不兼摄乎地方，权不牵掣于督抚。优其爵赏，重其责成。取西法之所长，补营规之所短。除弊宜急，立志宜坚，用贤期专，收功期缓，行之以渐，持之以恒。十年之后，有不能争雄于外域者，无是理也。”[（31）]
其三，是外洋与海口并重，以战为守。针对“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之说”，指出：“今若置外洋、海口于不问，则设有师其故智，疲挠我师者，既难节节设防，人将处处抵隙。前明倭寇，殷鉴不远，固未容偏执一说耳。”因此强调：“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不能战即不能守”。即必须发挥大队水师在外海的“冲击控驭”作用。[（32）]
在当时说来，郑观应的海防观确有其独到之处。与同时代的洋务派代表人物丁日昌、李鸿章等相比，其见解要更胜一筹，也先进得多。惜乎曲高和寡，知音者少，响应者也就寥寥无几了。
三
第三时期，从1879年到1883年，为近代海防论的高潮时期。
1879年，日本悍然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再次引起朝野对日本侵略野心的警惕。于是，日军侵台事件所引起的“海防议”刚沉寂下来，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又唤起人们对海防问题的极大关心。
是年，翰林院侍读王先谦上疏条陈洋务，其中对海防问题颇有建言。他反对“以守为战”之说，而认为海军应采取攻势战略，以战为守。指出：“夫目下筹经费备船械，原以先固海防，非遽轻言海战。然通南北九千里之洋面，必在在筹防，毫无渗漏。我不敢出洋一步，坐待敌人来攻，而竭力以御之，虽愚者亦知守之不尽可恃也。故必能战而后能防。即能战矣，焉有值可乘之隙而不乘，坐待他人之我侮乎？”[（33）]
继王先谦之后，内阁学士梅启照亦于1880年12月3日密陈海防十条。认为：“大轮者水师之利器，而铁甲者又利器中之利器也。”泰西各国之所以狡焉思逞，心怀叵测，“究其所以轻视者，皆因中国水师不尚轮船，且无铁甲也。”梅启照特别重视铁甲船，是同他的战守观相联系的。他说：“臣愚以为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也。何也？自古及今，断未有不能战而能守，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但是，他又不赞成无备而战，强调“战则必须大铁甲船。”铁甲船既备，“以铁甲御铁甲，势既均矣，力亦敌矣，然后以逸待劳，以主待客，以静代动，敌且望而生畏，斯能战能守而且能和，长治久安之道得矣。”[（34）]并力请严防东洋、设立外海水师提督和饬下海疆练习水战。
大约在此前后，候补道王之春撰成《蠡测卮言》十三篇，其第六篇《修船政》即谈海防之作。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南洋大臣沈葆桢曾派他渡日探查情况。他往返月余，亲历长崎、横滨等地，颇有所得，感触良深，因于归国后写成此篇。他认为：“方今要务，全在战守，兵船为急，商船为辅，其事须并行而不悖。”“将来出洋征剿，必须铁甲船十数号，以备战攻。”主张中国外海水师应分为北洋、中洋、东洋、南洋四镇；重点经营北洋之防。指出：“若以直、东、奉为一镇，以铁甲船或碰船数号，以蚊子船、转轮船十余号，立营于旅顺口并威海卫之中，添筑炮台，相为表里，又设分防于大连湾，据奉、直之要隘，则北可以联津郡，东可以接牛庄，则北洋之防固。”[（35）]所论多深中肯綮。
此时，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陆防为主、水陆为配合，发展到海陆并重，“水陆相依”，[（36）]是其海防战略思想的一大进步。虽然他并不同意王先谦的攻势战略思想，暗讽其为“空谈无实”[（37）]，但终于认识到铁甲船在水师中的核心地位和在外海的机动作战能力了。如早在1879年12月11日，他即奏称：“夫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38）]又谓：“北洋为京畿门户，处处空虚，无论何国有事，敌之全力必注在北，若无铁甲坐镇，仅恃已购之碰快、蚊船数只，实不足自成一队，阻扼大洋，则门户之绸缪未周，即根本之动摇可虑。……盖有铁甲而各船运用皆灵，无铁甲则各船仅能守口，未足以言海战也。”[（39）]
李鸿章之所以屡次恳奏购置铁甲船，是因为日本吞并琉球之后，他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必为中国永远之大患，因此决定以赶超日本为目标。他于1880年3月29日奏称：“中国购办铁甲船之举，中外倡议，已阅七年。沈葆桢、丁日昌等龂龂持论，以为必不可缓。臣深韪其说，只以经费支诎，迄未就绪。近来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中国，耀武海滨，至有台湾之役，琉球之废。彼既挟所有以相陵侮，我亦当觅所无以求自强。前李凤苞来函，谓：‘无铁甲以为坐镇，无快船以为迎敌，专恃蚊船，一击不中，束手受困，是直孤注而己。’洋监督日意格条议，亦谓：‘能与铁甲船敌者，惟铁甲船；与巡海快船敌者，惟快船。故邻有铁甲，我不可无。若仅恃数号蚊船，东洋铁甲往来驶扰，无可驰援，必至误事’等语。日意格由法国水师出身，现带艺徒在洋学习制驶，闻见既确，多阅历有得之言。……土耳其八角船吃水十九尺九寸，用之中国海面，抵卸日本及西洋来华之铁甲，最为相宜；且甲厚样新，似出日本铁甲之上。日本闻我有利器，当亦稍戢狡谋。”并谓：“若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40）]
对于内阁学士梅启照的条陈，李鸿章持基本赞同的态度，在1881年1月10日《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称其“诚思预防绸缪未雨之至针”。他赞成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的观点，称：“从来御外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预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指出严防东洋之论与己意正合：“查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李鸿章似特别欣赏梅启照请设外海水师提督和令海疆提镇练习水战之议，提出：“北洋俟铁甲二船购到，海上可自成一军，拟请设水师提督额缺，其体制应照长江水师提督之例，节制北洋沿海各镇，按期巡洋会哨，以专责成。”并认为：“令海疆提镇练习水战，大致即是设立外海水师之说。梅启照谓水能兼陆，陆不能兼水，敌船可以到处窥伺，我挫则彼乘势直前，彼败则我望洋而叹，洵系确论。”还进一步指出：“夫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也。今募陆勇万人，岁饷约需百万两，然仅能专顾一路耳。若北洋水师成军，核计岁饷亦不过百余万两，如用以扼守旅顺、烟台海面较狭之处，岛屿深隐之间，出没不测，即不遽与敌船交仗，彼虑我断其接济，截其归路，未必无徘徊瞻顾之心。是此项水师果能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其布势之远，奚啻十倍陆军？”[（41）]“化呆著为活著”、“扼远岛为藩篱”等论，表明李鸿章认识到海军既具有机动作战的作用可以将防御领域由海口拓展到外海，这是他的海防战略思想的一大发展。
此后，有关海防的议论渐趋实际，所论内容较为注重实践。薛福成时在李鸿章幕中，是李鸿章办理洋务的重要助手，对海防问题时时参加意见。是年夏，翰林院侍讲张
纶至天津，薛福成与之讨论北洋水师事宜后，草成《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14条。认为拟议中的北洋水师，应包括大小兵船39艘，其中铁甲船二艘，碰快船3艘，新式木壳大兵轮船4艘，二等兵轮船4艘，师丹式蚊船8艘，根钵小轮船8艘，水雷船10艘，“以津沽为大营，酌量分布辽海旅顺、大连湾、东海烟台、威海卫等第一重要口，不时巡哨操练。……每岁春秋二季调集各船大操一次。一旦有事，则铁甲、碰快及大兵轮可战可守，可以驰援追击；蚊船可以守港；根钵船可备浅水巡剿之用；二等兵轮可以运兵送信，壮威助战；水雷船依附铁甲等大船，亦为战守所必用。”[（42）]添设外海水师提督，建阃津沽，受北洋大臣节制。
此外，北洋可以将防御区域拓至渤海海峡。“一旦有警，则以铁甲及大兵轮船分排横于旅顺、北隍城岛之间，扼截敌船，不使北上；即有一二闯越者，彼接济既断，又惧我师袭其后，必孤意怯，必且速退。如此，则大沽、北塘不守自固，燕齐辽碣之间，周围洋面数千里，竟成内海，化门户为堂奥，莫善于此。”北洋水师建成之后，南洋如法办理，闽、粤两省再合力创成一军，“正符原议化一为三之说”。果真如此，即实施以攻为守之上策，又有何难？“万一强敌凭陵，则合南北洋之力，可以一战；若东人不靖，应将蚊船各守其口，由三军抽简精锐，分道趋长崎、横滨、神户三口，彼当自救之不暇，安敢来扰？此以攻为守之妙术也。”[（43）]
《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将“以攻为守”确定为创设水师的指导思想，并多着眼于水师制度的改革，对北洋海军的建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888年所订《北洋海军章程》，虽已在7年之后，局势又渐有异同，然仍有多采择，可见其所论之精当了。
1882年10月31日，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亦就海防问题向朝廷建言，提出整顿水师事宜六条，即立营制、编舰队、办船等、勤训练、谋并省、精选拔。所论多系整顿水师应办事项。他强调创设外海水师，将防御领域扩大到外海。并特别重视水师的分防与指挥统一的问题，建议：“请旨特设水师衙门，以知兵重臣领之，统理七省海防，并一切应办之事，分门别类，次第经营。并将现有之兵船调齐，定为等差，编成舰队，分布合操以资练习，按年责效，不效则治其罪。固海防，张国威，计无逾于此者。”[（44）]
当时，马建忠已从法国获博士学位回国，正为李鸿章办理洋务，披览何如璋之奏章，对其所陈六事颇有同识，因就其所论加以引申和诠释，并附以己见，上之李鸿章。他以其渊博的西学知识和对西方海军的深切了解，在书中对水师的领导体制、水师的教育和训练、水师人才的选拔、水师营制的建立、水师规章制度的制订、舰队的编成等等，都做了具体而深入的说明。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有四点：
一、强调水师的统一领导。“酌设水师事宜分条为六，尤以设立水师衙门为重，诚深得整顿中国水师之要领。”否则，“徒以分省设防，划疆而守，遇有事变，拨调他省师舰以为接济，而号令不齐，衣械不一，平日既无统属之分，临时难收臂指之效。”[（45）]
二、水师厘定制度借鉴外国，以垂永远。“我中堂殚精竭虑，整备水师，立有机器、支应、船坞各局，规模亦已略具。然问途必于已经，立法贵求至善。英、法创立水师，百有余年至于今，举数十万水师之将士，而人皆自爱，事尽称职，举数万万之帑金而无丝缕之虚縻，无分毫之浮报者，岂以外洋之人贤于中国哉？亦法制使然也。……中国水师创制伊始，非得一大有力者，将一切制度为之厘定，俾得张弛因革，翻协机宜，以垂百世令典，将继起者何以为萧规曹随哉？”[（46）]
三、船的功用不同，配用得当，始可应变。何谓应变？足以战于外海也。“攻远之船，以铁甲为最，而仍宜配用快舰、防舰、雷艇，方足应变。西国水师公会尝论之曰：‘近有谓甲舰、快舰、防舰三种宜分用，无须配用者，不知三种之船功用虽异，而以之应变，缺一不可。’凡海洋巡哨，当有头、二号甲舰数艘外，有快舰十余艘，携带雷艇数十只，更有水炮台式之防舰数舰尾之。海洋迎敌，则甲舰居中，其快舰、雷艇进则冲锋陷阵，退则左右甲舰并力攻击，水炮台常随甲舰远发巨炮，以补快舰之不逮。夫水师之有快舰、甲舰、防舰，犹陆军之有步队、马队、炮队，互有功用，其名虽异，其效实同。此应变之说也。”因此，中国水师欲具备应变之力，必须将各类战舰添置齐全。“统计中国海疆绵亘之长，四倍于英，六倍于法，十倍于德，几埒于美，而弱于俄，至少约需铁甲六艘，大、中、小三号快舰各十二艘，一切船身、机器、炮式前议。除已订铁甲二艘、已购中号快舰二艘，以及闽厂制成铁胁船三艘外，尚须铁甲四艘，价约六百万；大号快舰十二艘，价约一千二百万；中号快舰七艘，价约四百二十万；小号快舰十二艘，价约三百六十万。统计二千五百八十万两，以九年分计，每岁制造经费二百八十六万有奇，尚不及英、法、德、俄各国每年续添新船经费四分之一。”[（47）]
四、设防宜有次第，“查西国水师建阃择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一也；山立屏幛，以避风飓，二也；路连腹地，以运糗粮，三也；土无积淤，可建坞澳，四也；口滨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一扼要害，六也。……细考滨海各口海势，与六要相合者，北惟旅顺，南惟北馆，可以设营，可以建澳，可以造坞，足为水师之重镇。他如澎湖，可以扼守闽、广、台湾；定海、胶州澳，足可顾及江、浙；庙岛、威海卫，可为旅顺犄角；海洋岛，东可控制朝鲜，西可屏蔽辽海。至朝鲜全罗道之巨文岛，尤当仿照英国据有地中海玛尔岛之意，设防驻泊，以为防御俄、倭往来之路。比皆天造地设以卫我东南数万里海疆要害之区。”“然而设防有次第焉，兴工有先后焉。辰下开办水师以北洋为最要，而北洋水师以旅顺为归宿，是宜竭力经营。九年之间，先使旅顺屹然成一重镇，则北洋之门户可固；海洋岛、庙岛、威海卫三处，亦宜及时布置；继及北馆、澎湖；终及定海、胶州。至洋人垂涎之巨文岛，尤当早为之计。此设防之次第也。……至长江吴淞、虎门、南澳等处，经由水师衙门按季轮派兵舶梭巡；以其余力，则分年拨派甲舰、快舰先往邻近岛国，继往欧美各国，环游东西大洋，以彰国威，以练将士，计无有逾于此者。”[（48）]
马建忠构想的是一项宏伟的发展海军的蓝图，其九年规划，目光远大，目标明确，就是要把中国的海防第一线推向外海，不仅能化门户为堂奥，甚且化外海为门户。然发展海军需筹巨款，否则仍是空谈。据他统计，大小金川之战前后5年，用款7000万两；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筹款逾一亿两；平定回民起义和收复新疆之役，用银计3300万两；与太平军、捻军作战长达十余年，耗项近数万万两。而且自道光二十二年（1844年）以来，历次对外赔款亦积至5000万两。所以，他认为，筹此巨款并非不能解决，关键在于当局是否有此决心。“今日承平，反不能筹此巨款乎？抑曩时患气已成，故应力为罗掘；今日患犹未见，不妨姑事因循乎？然则曰不能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苟欲有为，则中国何事不可筹款，亦何在不可筹款！”马建忠披肝沥胆，大声疾呼，惟恐中国失去这一百年难逢的发展海军的最后历史机遇也。同时，他也十分乐观地预计，若真能决心发奋图之，行之9年，中国的海防建设必定全然改观。“窃计九年之中，以之训将可得三百人，以之练兵可得万余人，以之制造可得四十余号，以之设防可得要害五六处，本三年求之深心，为十年教训之远略，未有不能称雄海上者。”[（49）]
至此，中国近代海防论的发展似已达到登峰造极，难以再前进一步了。后之议海防者虽颇不乏人，然皆不出上述诸家的范围，或重复议论，或改变提法，甚至在海防战略思想上有所倒退，再也提不出多少有价值的新见了。其后，经过中法战争，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北洋海军也终于成军。但是，海防战略思想发展的停滞固然是由于清朝最高决策者对发展海军的犹豫不决和决心不足，但反过来必然要严重地影响海军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日两国海军未来海上角逐的结果，似已不问而知了。
注释：
（1）（6）（9）（10）冯桂芬：《校人邠庐抗议》卷下，第70-72页；第68页；第73-74页；第69页。
（2）《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330-332页。
（3）《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1603页。
（4）（8）（2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第25页；卷八，第46-47页；卷一四，第56页。
（5）（7）《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3页；第18-19页。
（11）参看拙作：《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12）（24）（27）（36）（37）（38）（39）（40）（4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第35页；卷二四，第16页；卷二四，第16-17页；卷三五，第27页；卷三五，第47页；卷三五，第28页；卷三七，第33-34页；卷三六，第3-4页；卷三九，第30、33-34页。
（13）（15）（21）（26）（34）《清末海军史料》，第1-2页；第3页；第12页；第7-8页；第15-20页。
（14）丁日昌：《海洋水师章程六条》，《筹办夷务始末》（周治朝）卷九八，第24-27页。按：此章程拟于1868年江苏巡抚任内，而于1874年11月19日又由广东巡抚张兆栋代奏，始引起较大影响。
（16）（17）（18）（19）（23）（25）（28）（2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第32页；卷一00，第15页；第一00，第36页；卷九八，第41页；卷一00，第29页；卷一00，第19页；卷九九，第60页；卷一00，第3页。
（20）丁日昌：《海防条议》，见朱克敬辑《边事续钞》卷三，第10页。
（30）（31）（32）《郑观应集》上册，第128-129页；第129、216页；第128-129，215页。
（33）王先谦：《条陈洋务事宜疏》，见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0二，第12页。
（35）王之春《蠡测卮言·修船政》，见《清朝柔远记》（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第376-378页。按：或谓《蠡测卮言》作于光绪四、五年间，即1878或1879年（见点校者赵春晨先生为该书所写之前言）。所定时间似乎早了一些。因《修船政》一篇中曾引用沈葆桢以未办铁甲船为憾事的遗折，据知沈卒于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六日（1879年12月18日），故《蠡测卮言》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光绪五年冬，定为光绪五、六年间（1879或1880年）较妥，而定稿于1880年的可能性最大。
（42）（43）《清朝续文献通考》（四）卷二二七，《兵考》二六，《海军》第9729；第9730-9731页。
（44）《洋务运动》（丛刊二），第532-534页。
（45）马建忠：《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三，第1页。按：原书是篇题下注曰“辛已冬”，一似作于光绪七年冬者。然窃有疑焉。盖何如璋奏设水师书乃光绪八年壬午九月事，马建忠怎能早在辛已冬即复方何书？？故“辛已冬、当为“壬午冬”之误。
（46）（47）（48）（49）《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三，第2-3页；第16-19页；第19-20页；第23-26页。